第一资本完成对发现金融服务公司的收购：历经 15 个月的并购之旅落幕

　　法国民航监管机构表示，在巴黎奥利机场（Paris-Orly）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发生故障后，已要求航空公司在周日结束前将该机场航班计划削减 40%。

　　法国民航总局（DGAC）在一份声明中称，技术团队正在加速修复受影响系统，以恢复正常运营。

　　民航总局透露，故障发生在当天下午早些时候。

　　奥利机场是法国首都第二大机场，是法航 - 荷航集团（Air France-KLM）、易捷航空（EasyJet Plc）、维兹航空（Wizz Air Holdings Plc）和伏林航空（Vueling Airlines SA）等航空公司的枢纽。

　　彭家得宝公司（Home Depot Inc．）的收入预期远超与其销售高度相关的关键行业数据。

　　分析师预计，该公司最新季度营收同比增长 7.9%，而同期美国建筑材料及园艺设备用品经销商名义零售销售额仅微增 0.1%。

　　彭博汇编的数据，过去六年里，家得宝的营收与该指数的相关性高达 0.9。

　　这份月度报告或可反映彭博分类中 “家居装修商店” 行业的企业表现。家得宝全部收入均来自该行业，其中 92% 销售额来自美国市场。

　　自 2 月 2 日第四财季结束以来，家得宝股价已下跌 7.6%。该公司定于 5 月 20 日公布财报。

　　以下表格显示了该经济指数在公司当前报告期内的最新及累计表现：

　　受加沙地带临时停火（该停火于 3 月中旬结束并随后升级为新一轮冲突）推动，以色列经济今年一季度呈现复苏态势。

　　以色列中央统计局周日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化增长率为 3.4%，略低于彭博社对九名经济学家调查得出的 3.5% 预期中值。

　　以色列央行预测全年经济增长 3.5%。若要实现这一目标，未来三个季度需维持类似增长水平。但目前停火谈判若未成功，且以色列再次征召预备役部队，经济表现可能面临挑战。

　　商业部门 GDP 增长 4.4%： likely 得益于短暂停火期间劳动力流失减少（较少民众被征召入伍参与预备役）。

　　固定投资激增 8.7%：由建筑业温和复苏带动 —— 该行业产值增长 44.8%，但统计局指出，这一水平仍接近 2021 年四季度的低位，反映出战后重建进程缓慢。

　　私人消费下滑 5%：主要因去年底为规避 1 月生效的新税而提前爆发的耐用及半耐用品需求消退，属于政策预期导致的短期数据波动。

　　抵消因素：剔除一次性税收波动后，人均经常性消费支出增长 4.1%，显示剔除短期扰动后商业活动实际有所回暖。

　　货物和服务出口下降 1.8%：初创企业并购交易减少是主因（与以色列科技行业 “退出潮” 相关），但以技术为主导的整体服务出口仍增长 10.5%，凸显经济韧性。

　　周四公布的 4 月 CPI 同比上涨 3.6%，超出央行 1%-3% 的目标区间，叠加一季度增长数据，可能使央行在 5 月 26 日的利率决策上面临 “抗通胀” 与 “稳增长” 的艰难权衡。

　　尽管停火期间经济短暂回血，但加沙冲突随时可能重启。若军事行动扩大，国防开支（一季度已下降 15.6%）可能再次激增，挤压民用经济资源，并导致劳动力进一步短缺（预备役征召将抽离约 30 万劳动力）。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淡化了对美国政府债务及关税对沃尔玛（Walmart Inc．）等企业通胀影响的担忧，称特朗普政府决心削减联邦开支并推动经济增长。

　　在 NBC《与克里斯汀・韦尔克面对面》（Meet the Press with Kristen Welker）节目采访中，当被问及穆迪评级（Moody’s Ratings）周五下调美国信用评级一事时，贝森特表示：“穆迪是一个滞后指标 —— 这是所有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看法。”

　　“我们不是在过去 100 天里陷入这种状况的，” 他周日称，“这是拜登政府及过去四年我们继承的支出所致”，“我们决心削减开支并推动经济增长。”

　　贝森特还透露，他周六与沃尔玛首席执行官道格・麦克米伦（Doug McMillon）通电话，讨论了这家全球最大零售商因进口税上升而计划涨价的最新动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周六曾表示，沃尔玛应停止将涨价归咎于关税，而应 “消化关税成本”。

　　“事实上，沃尔玛将如你所说，消化部分关税成本，就像他们在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所做的那样，” 贝森特称，“总体而言，我们看到服务通胀正在下降，且通胀四年来首次出现回落。”

　　贝森特强调未向沃尔玛施加压力：“道格和我关系很好，所以我只想直接听他说，而不是通过媒体的二手、三手消息。这些都来自他们的财报电话会议，而在财报会上，企业必须给出最坏的假设。”

　　关于美联储的立场，贝森特表示：“美联储并未断言关税会导致通胀，他们只是说不确定，目前处于观望模式。”

　　贝森特称 “我们现已建立继续谈判的机制”。

　　但对于其他国家，美国可能单方面征关税。他就特朗普上周的言论进一步解释称：

　　“这意味着，如果他们没有诚意谈判，就会收到一封信，告知具体关税税率。因此，我预计所有国家都会前来诚意谈判。” 他指出，收到信函的国家将面临白宫 4 月 2 日宣布的关税税率。

　　当被问及对俄罗斯的制裁时，贝森特拒绝预测下一步行动：

　　“我们将拭目以待双方坐到谈判桌后的进展。特朗普总统已明确表示，如果普京总统（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没有诚意谈判，美国将毫不犹豫地与欧洲盟友一道加大对俄制裁。”

　　针对卡塔尔提议向特朗普赠送一架波音 747 客机的争议，贝森特称这是对其成功中东之行的干扰：

　　“回到你关于穆迪降级的问题，谁在乎呢？卡塔尔不在乎，沙特不在乎，阿联酋也不在乎，” 他说，“他们都在加大投资，并制定了十年投资计划。”

　　美国政府债务已然是一头灰犀牛，让全球金融市场如鲠在喉。

　　16日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宣布，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1，同时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负面”调整为“稳定”。至此，国际三大信用评级公司已悉数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拉下最高级别，警示美国国债或将不再被当作无风险资产。

　　上两次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降级，分别发生于2011年8月和2023年8月，标普全球评级、惠誉评级将美国评级从AAA下调至AA+，都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激烈反应。这次由于穆迪的公告时间在美股收盘后，市场反应时间有限，但19日美国金融市场如何反应，对投资者来说将充满变数。

　　这三次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降级，都离美国债务触及上限的“X date”不远，都与美国政府债务的不可持续直接相关。穆迪在公告中指出，此次下调反映出美国政府债务与利息支付比例在过去十多年中持续攀升，赤字将从2024年占GDP的6.4%扩大至2035年的9%；并预计到2035年，包括利息支出在内的强制性支出将占美国政府总支出的78%，高于2024年的73%。

　　不同于2011年8月首次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降级的影响，因为如今合格抵押品的条件已放宽到3A以下，当前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被调降，大致不会如2011年触发市场瞬间的恐慌，但其给市场带来的风险敞口确是实实在在的。

　　针对美国赤字财政的不可持续，不同于民主党政府倾向于通过向富人征税，平衡赤字，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的对外增加关税、对内减税、通过DOGE削减财政支出、去监管等降低经济社会运行成本，及开创“特朗普金卡”筹资、对非公民海外汇款征税等，都在不同程度围绕着可持续美国财政预算和赤字经济展开。

　　历届美国政府都重视美国财政赤字问题，缘于美国国债在美国乃至全球政经领域的极端重要性，即若美国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问题无法获得系统性解决，那么失去最高主权信用评级后，美国国债将很难在金融实务中被看作完全安全资产，这会极速提升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抬高全球金融市场风险资产的风险溢价，提高全球经贸体系的运行成本和融资成本等，导致市场需更多额外资本吸附美国国债收益率陡峭带来的敞口风险。

　　这不利于全球经济增长，并加剧新兴经济体美元流动性成本，增加新兴经济体的风险压力。毕竟，若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完全无缘最高信用评级，即便美联储采取降息举措，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也不一定会随之回调，反而相比3A的公司债，市场需要为美国国债计提与其信用评级匹配的风险溢价。

　　当然，市场最大的担心是一旦美国国债无法被看作无风险资产，那么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之锚就会丧失稳定性，加剧全球金融市场乃至国际经贸体系的波动性。正因为如此，穆迪调降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不仅发布的是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病重通知单，更是美国国会两党缝合分歧的警示函，进而在美国引发新的博弈。

　　显然，美国要保持赤字财政可持续性，让美国主权信用重返最高级别，需跨党派缝合分歧，需政府机构重构，及美国财政结构重塑。一旦美国版减税、简政放权等获得实质性推进，税收-公债替代效应将获得突破，即通过公债筹集资金，将在整个经济形成跨期递延税款，减税等带来的即期储蓄，在去监管场景下，成为私人部门财富创造的资本，将为未来创造更大税基平抑现时赤字财政风险。

　　流落知无憾，危机实饱经。美国赤字财政如同一头灰犀牛，长期以来让投资者饱经风霜，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厄运一百日、危机九十遭”的确定性风险，评级机构对美国主权信用的降级，警示美国政府需承担起大国责任，将赤字财政摆渡到可持续轨道上来，同时这也警示持有大量美元资产头寸的投资者，做好自身风险压力测试，做好风险资产配置，平衡好风险敞口，正视美国主权信用降级事件，基于风险的相对价格来配置资产。

　　（本文来自第一财经）

　　中方有意愿也有能力与美方加强合作，帮助美国解决贸易失衡和制造业回流的关切。但这涉及美方对中国商品和服务出口管制政策，以及美国对中国投资审查政策的检讨和调整。

　　5月12日（均指当地时间，下同），中美发布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双方承诺取消对对方进口商品加征的91%的关税，修改加征的34%的对等关税（或反制关税），其中24%的关税暂停90天，保留剩余的10%。中方还相应暂停或取消对美非关税反制措施。双方一致同意建立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就经贸领域各自关切保持密切沟通，开展进一步磋商。5月14日起，双方承诺取消或暂停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正式生效。

　　尽管中方多次强调将取消所有加征的关税作为启动中美经贸磋商的前提条件，但最终双方削减累计115%的关税，主动权应在美方。这或与美方迫于应对畸高关税造成的与中国的断链危机有关。短期内，美国政府又难以协调其他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对中国施压。但中美经贸磋商前景高度不确定，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依然任重道远。

　　贸易依存度视角的美国对中国供应链依赖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所长珀森4月份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撰文指出，由于美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远大于中国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中国在这场国际政治角力中才真正占有主动性。一旦白宫把贸易停了，由于白宫没有给美国留出调整供应链的时间，做好失去中国供应链的准备，那美国将失去自己生产不了也替换不了的商品和服务。

　　通过梳理细项贸易数据，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如高盛4月13日发布研究报告，使用详细的HTS-10产品级贸易数据分析显示，美国对中国进口的依赖远大于中国对美国进口的依赖。2024年，美国自中国进口占比70%以上的产品约为1580亿美元，占到美国从中国进口的36%。这表明即使在巨大的关税压力下，美国进口商寻找替代来源的短期灵活性也有限。相比之下，中国自美国进口占比70%以上的总额仅为140亿美元，而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一半以上属于美国供应类别的，占中国总需求不到30%的类别。

　　运用贸易依存度分析，也可以反映美国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程度。以“美国自中国进口额/美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美国对中国进口依存度，2024年为1.5%，较2017年低了1.07个百分点，但较同期中国对美国进口依存度高出0.64个百分点。鉴于货物贸易主要与第一二产业有关，以“美国自中国进口额/第一二产业美国名义GDP”衡量的美国对中国（狭义）进口依存度，2024年为8.27%，较2017年下降5.35个百分点，但较同期中国对美国（狭义）进口依存度依然高出6.27个百分点。这显示，虽然自特朗普上个任期推动中美经济脱钩以来，美国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程度降幅较大，但仍明显超出中国对美国供应链的依赖。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依存度变动也是类似的情况。以“中国对美国出口额/中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中国对美国出口依存度，2024年为2.77%，较2017年低了0.7个百分点，但较同期美国对中国出口依存度高出2.27个百分点。以“中国对美国出口额/第一二产业中国名义GDP”衡量的中国对美国（狭义）出口依存度，2024年为6.39%，较2017年下降1.07个百分点，但较同期美国对中国（狭义）出口依存度依然高出3.69个百分点。所以，中方一再强调，贸易战没有赢家。

　　胁迫其他国家构筑对华经贸壁垒说易行难

　　“贸易赤字吃亏论”是特朗普贸易思想的根基。他国通过贸易顺差赚了美国的钱，美国吃了第一遍亏；顺差国拿着贸易赚的钱买美国资产，变成了美国债主，美国又吃了第二遍亏。所以在贸易领域让美国再次伟大，就是要大幅削减美国持续的巨额贸易赤字。而作为逆差国，美国可以凭借巨大的市场规模，用市场准入胁迫其他国家接受美国提出的任何条件。这正是特朗普关于“贸易战，美国容易赢”的思想根源。

　　中国是美国多年的第一大贸易顺差国，自然成为美国纠正贸易逆差的重点对象。然而，据美方统计，尽管2018~2024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下降21%，同期不含中国的美国贸易总逆差扩张1.2倍。2024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2954亿美元，较2017年减少798亿美元；剔除中国后，美国贸易逆差高达9168亿美元，增加4927亿美元。美方将其归咎为，近年来中国为规避关税壁垒，对外投资建厂，通过第三方对美国增加了出口。因此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期间不但威胁要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高关税，还威胁要遏制中国对美间接出口。

　　对对美贸易顺差较大的经济体加征较高的关税，是美国胁迫其他国家参与对中国打压遏制的重要筹码。如在对加拿大、墨西哥输美产品加征25%的关税后，美国财长和商务部长多次表示，希望与两国共同打造“北美堡垒”，联合抵御中国进口商品激增。同时，关于美国暗示越南对中国进口加征关税，以换取对越46%的差额对等关税减让的市场传闻也不胫而走。

　　但是，美国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特朗普关税欲壑难填。加拿大、墨西哥的遭遇殷鉴不远。特朗普第一个任期于2018年底签署了美加墨贸易协定，替换了1994年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因为后者加速了美国制造业的衰落。但特朗普重返白宫不久，就以移民和毒品问题为由，对加拿大、墨西哥加征了25%的进口关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近年来美国对加、墨贸易更加失衡，有违特朗普促进制造业回流的初衷。到2024年，美国对加拿大贸易逆差633亿美元，较2018年增加445亿美元；对墨西哥贸易逆差1718亿美元，是仅次于中国的、美国第二大单一贸易逆差来源地；逆差增加941亿美元，是同期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最大单一来源地。

　　根据墨方的统计，2024年，墨西哥整体贸易逆差82亿美元，较2018年减少27亿美元，逆差额仅相当于墨西哥名义GDP的-0.4%。其中，对美国贸易顺差2617亿美元，增加1294亿美元；对中国贸易逆差1199亿美元，增加524亿美元。这表明，从多边角度看，墨西哥贸易收支基本平衡，很难通过单独增加自美进口或减少对美出口，解决对美双边贸易失衡问题。同时，从2019~2024年的变化看，墨西哥对华贸易逆差增加额相当于同期对美贸易顺差扩张额的40.5%。鉴于美国占到墨西哥年出口额的80%以上，有理由相信，中国通过向墨西哥产能转移，增加了对美的间接出口。但即便如此，墨西哥对中国进口加征关税也是较为踌躇的，因为中国因素只贡献了四成，远不能完美解决美墨的双边失衡。

　　越南是另一个“替罪羊”。据美方统计，2024年，美国对越南贸易逆差1235亿美元，较2017年增加851亿美元，是美国第三大单一贸易逆差来源地，也是同期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第二大单一来源地。而据越方统计，同期，越南整体贸易顺差221亿美元，较2017年增加了192亿美元，顺差额相当于越南名义GDP的4.6%。其中，对美国贸易顺差1044亿美元，增加了722亿美元；对中国贸易逆差828亿美元，增加了597亿美元。从对美国和中国贸易差额的变动看，二者基本相当。由此，也有理由相信，中国通过越南对美国增加了间接出口。

　　然而，越南对中国进口加征关税也是较为困难的。一是越南的年出口额中，外资企业占比70%以上。对中国进口加征关税，有可能打击中国投资者甚至整个外国投资者的积极性，进而影响越南的出口能力。二是美国仅占到越南年出口额的30%左右，远低于越南出口中的外资成分。有理由相信，中国产能转移到越南后，即便美国是重要的出口目的地，但一定不是唯一目的地。三是中国占到越南年出口额的15%左右，虽然仅有美国份额的一半左右，但也是越南重要的出口目的地，对中国进口加税需评估中国反制的可能性。

　　更为重要的是，在短短90天的缓冲期内，美国要同数十个经济体达成贸易协定，本身就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况且，美方可能也没有想清楚，究竟要从谈判对手那里获得什么对价，以换取美国的关税减让。

　　谨防中美经贸磋商有可能出现“高开低走”

　　目前，美国保留了对中国20%的芬太尼关税和10%的对等关税，中国对美国保留了10%的对等关税的反制关税。这大大超出了市场预期，为中美经贸磋商开了一个好头。但是，未来依然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

　　美国政府关税政策立场的松动是迫于市场和政治压力的权宜之计，而非政策转向。特朗普并未放弃对关税武器的偏爱，近期继续频频发声，威胁要对非美国制作的电影进口征税，两周内公布药品进口征税计划等。尽管在对等关税方面，美国对中国恢复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等待遇，但是，如果没有中国按对等原则采取反制措施，以及美国金融市场巨震，特朗普不一定会于生效当天（4月9日）即宣布暂缓差额关税的执行。

　　有机构预期，若中美磋商达成协议，美国对中国的最终关税有可能在现行30%的基础上下调。这可能过于乐观。从5月8日披露的美英贸易协议框架看，尽管美国对英国是贸易顺差，却仍保留了10%的基准对等关税，只是英国用增加从美国50亿美元农产品进口换取了美国进口10万辆英国汽车的10%的关税配额。日前，穆迪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令美国失去了三大国际评级公司的最高主权信用评级。因此，保留10%的基准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促进美国财政收支平衡的努力。近日，美国国会还提出一项新法案，计划对非公民向海外汇款征收5%的税。

　　不排除中美磋商过程中，特朗普一言不合有可能重新提高关税。特朗普上个任期，就是在2018年5月起建立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情况下，两国边“打”边谈，美方不断扩大对中国加征进口关税的税基、提高进口关税的税率，最后陆续对37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了关税。直到2020年初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后，对之前2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的关税保持不变，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清单中的第一部分约1200亿美元加征关税由15%降至7.5%。

　　未来中美经贸磋商的难度不容低估。中方有意愿也有能力与美方加强合作，帮助美国解决贸易失衡和制造业回流的关切。但这涉及美方对中国商品和服务出口管制政策，以及美国对中国投资审查政策的检讨和调整。预计消除非关税壁垒、扩大市场准入等也将成为中美磋商的重要内容。这方面，双方既有共识也有分歧，打打谈谈在所难免。

　　中方评价联合声明时指出，这是双方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分歧迈出的重要一步，为进一步弥合分歧和深化合作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但是，对于中美博弈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清醒的认识。要认真贯彻落实4月政治局会议的统一部署，强化底线思维，充分备足预案。要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尤其对中国企业来讲，要用好90天的调整期，而不是维持旧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