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跨大西洋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德国担忧其在美黄金储备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关税”称为“英语中最美丽的词”，但高级政府官员警告称，他重塑全球贸易的决心远不止于关税。

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是特朗普在贸易和制造业方面的资深顾问，他在周二表示，在上周宣布全球关税后，白宫正瞄准一系列“非关税武器”，以应对贸易伙伴寻求谈判的努力。

“对于那些在数十年来通过不公平手段获利的世界领导者们，如今突然提出降低关税——请明白：这仅仅是个开始，”纳瓦罗写道，并列举了一系列他认为的不公平做法，包括货币操纵、“不透明”的许可制度、“歧视性”的产品标准、“繁琐”的海关程序、数据本地化以及针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所谓“法律战”（通过税收和监管）。

这份清单之广为寻求与特朗普达成协议的贸易代表团带来了巨大挑战，贸易专家警告称，各国政府在避免触犯本国选民敏感领域的过程中需要极其谨慎，例如食品标准或对全球科技巨头的税收问题。

虽然本周全球关税的前景已经颠覆了市场，但现就职于安永的前英国财政部顾问马茨·佩尔松（Mats Persson）表示华盛顿试图重塑这些领域可能带来更深远的影响。“关税对企业来说成本高昂，但也相对简单易懂。然而，针对非关税壁垒——如监管、标准、货币、禁令——可能会比关税本身对全球供应链的改变产生更大的影响。”

韩国是被特朗普施加26%关税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展开全面谈判的国家。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本部长郑仁教（Cheong In-kyo）周二启程前往华盛顿，承诺将提出一套“措施组合”以削减与美国之间55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盛赞来自首尔的“顶级团队”，称谈判前景“看起来不错”，但补充道，“我们正在讨论一些不在贸易和关税范围内的其他议题”。

美国长期以来对韩国的不满包括其汽车排放法规、不透明的药品定价政策、拒绝进口部分美国牛肉，以及对Netflix等美国内容提供商征收的网络费用。然而，专家警告称，像所有国家一样，韩国必须在安抚特朗普与维护本国国内利益之间走一条微妙的路线。首尔国立大学贸易专家李在民（Jaemin Lee）表示，韩国可以“大幅”放宽海关清关和汽车排放规则，“使其与国际标准接轨”。

但他指出，在农产品方面放宽规则将面临“强烈的公众反对”，例如韩国禁止进口超过30个月的牛肉，以及为保护国内大米生产而征收高额关税。而在数字平台领域放宽监管或执法则将伤害韩国本土的在线平台。

日本也因非关税壁垒成为特朗普政府的目标，涉及产品测试、不透明的监管以及对海外大米、乳制品和水果的限制，尽管两国在2020年达成了贸易协议。贸易分析师表示，移除这些壁垒将异常困难，但建议谈判可能会聚焦于纳瓦罗对亚洲贸易伙伴提出的另一项关键投诉：“货币操纵”。他们指出，选择财政部长贝森特领导美方谈判，可能是特朗普希望谈判聚焦于日元兑美元长期疲软的一个信号。

在另一个体现各国政府在与特朗普打交道时面临的政策平衡的例子中，允许日元升值可能需要日本央行继续加息，尽管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正在上升。Astris Advisory策略师尼尔·纽曼（Neil Newman）表示：“日本央行虽然是独立的，但最终有责任保护日本经济，它可能会决定采取措施以缓解关税的影响。”

在其他领域，一些政府可能会选择划下红线。其中一个领域是食品安全标准，这是美国政府特别关注的问题：包括英国、欧盟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市场禁止使用激素处理的牛肉和添加生长促进剂莱克多巴胺（最常见的“瘦肉精”）喂养的猪肉，从而阻止从美国进口此类产品。

特朗普在上周的玫瑰园贸易演讲中特别提到了澳大利亚牛肉，但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内塞紧随欧盟和英国之后，排除了任何放松食品标准的可能性。

同样具有挑战性的是美国要求放宽某些监管和税收，例如欧盟的《数字市场法》和数字服务税，这些法规对科技公司施加了监管和税收负担，而美国巨头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欧盟贸易发言人奥洛夫·吉尔（Olof Gill）周二表示，欧盟不愿讨论纳瓦罗列出的许多投诉，包括美国认为“歧视性”的增值税和产品标准等领域。但他指出，谈判桌上还有其他让步措施，例如购买更多美国天然气。

TechUK游说团体国际贸易政策负责人萨宾娜·乔富（Sabina Ciofu）表示，许多美国要求撤销欧盟科技监管的要求需要欧盟重写或废除已经生效的立法，而这“永远不会发生”。她补充道：“与华盛顿的对话重点不是废除已生效的法规，而是如何在实施过程中进行调整，重点关注竞争力和简化。”

印度虽然仅面临相对较低的27%关税，但也承受着压力。近年来，美国抱怨印度在化学品、医疗器械、电池、电子产品、食品和纺织品等领域强制实施标准。这些规则现在已成为贸易谈判的主题。

较小且影响力较弱的国家，如南非，正在考虑调整投资规则以安抚特朗普政府，后者对其旨在纠正种族隔离的平权行动政策提出了强烈批评。这些政策包括要求外国公司向当地黑人合作伙伴出售高达30%的股权，以获得电信许可证，这一政策导致马斯克的卫星通信运营商Starlink拒绝进入南非，并指责该国拥有“公然种族主义”的所有权法律。

南非政府可能提供的一项让步，且部分官员支持的是允许“股权等价”计划，即外国公司可以通过投资其他“社会效益”项目代替出售股权。尽管如此，专家们仍对美国针对“非关税壁垒”的广泛攻击能否真正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持怀疑态度，因为特朗普政府的攻势是单方面的。

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全球经济部门负责人克里昂·巴特勒（Creon Butler）表示，美国自身也对海外公司施加了壁垒。他引用了1920年的《琼斯法案》，该法案仍要求在美国港口间运输的所有货物必须由美国人拥有和运营的船只运输。

他补充道：“非关税壁垒并不罕见。问题在于，纳瓦罗和特朗普政府没有认识到美国也在这样做。关于非关税壁垒的谈判可能存在空间，但起点不能是一方强加于另一方。”

来源: 金十数据

自4月2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对等关税”政策以来，日本国内不安感强烈。

4日，日本首相石破茂在众议院内阁委员会上，回答有关美国政府宣布“对等关税”相关提问时称，首次作出“这是一个应被称为‘国难’事态”的表态。短短3天后，在7日的参议院决算委员会上，石破茂再次提及对等关税对日本的影响犹如“国难”。对此，石破茂呼吁日本国内不仅执政党，所有在野党也有必要以跨党派方式对此进行研究和应对，“将举全政府之力应对”。

汽车关税恐抹去日本一年经济增幅

进入2025年以来，作为美国盟友的日本，曾因美国时任总统拜登下令阻止美钢收购案“很受伤”。在此前汽车及零部件被征高达25%关税的基础上，特朗普政府“对等关税”的落地，意味着对日本而言，除汽车及零部件以外的其他输美商品也被加征24%的“对等关税”。

上周以来，日本东京股市连续遭遇重挫。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7.83%，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7.79%。尤其在7日，东京股市早盘大幅跳空低开，日经股指一度下跌近3000点，并击穿31000点心理点位。

9日，截至第一财经发稿时，日本股市依旧延续颓势。而在野村证券分析师看来，目前的关税风险尚未完全反映在日本市场估值上，“对等关税”政策落地后日股仍有下跌空间。按本币计算，日本市场目前已成为今年以来亚洲表现最差的市场之一。

众所周知，汽车制造业是日本经济的支柱之一。汽车工业的产值占到了日本整个制造业的50%，总产值占到了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左右，为日本提供了超过500万个就业岗位，占日本就业总人口的8%以上。对于当前的汽车关税，野村综合研究所（NRI）执行经济学家高畑和久预计，美国汽车关税上涨25%将使日本国内生产总值至少下降0.2%。而去年日本实际GDP增长率为0.1%，对比来看，特朗普政府的汽车关税对日本的影响足以抵消日本一年的经济增长。

高畑表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将造成日本国内生产的收缩和就业机会的减少，并促使经济出现空心化，有可能立即使日本经济陷入恶化。”

高盛分析师汤泽康太（Kota Yuzawa）的模型显示，若日本车企选择涨价以抵消关税，销量将下滑8%~26%，利润的缩水幅度将达到6%~59%。如果日本对美国的汽车出口量完全降为零、日本国内汽车产量减少，将给日本造成高达13万亿日元的损失，还会影响钢铁和物流等相关产业。

批驳美国“滥用关税大棒”

当前，日本国内出现不少声音，呼吁政府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应对美国的关税政策。其中，在在野党看来，缺乏强有力的回应对石破茂而言是又一次政治挫折，甚至，一些在野党呼吁通过对石破茂的不信任案。日本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党首野田佳彦表示，石破茂应先充分调动本党的力量，之后可采取全国性对抗美国的举措。

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分析师熊野英生批评美国关税政策“倒行逆施”，认为其无助于经济合理性，反而推高全球贸易风险。

日本媒体也在近期批评美国“滥用关税大棒”。比如，认为美国征收的高额关税将不可避免地对日本国内产业造成重大打击。中小企业尤其将面临严重后果。公共和私营部门必须共同努力，提供救济措施，支持中小企业，“特朗普政府的高关税是无视经济原则的愚蠢措施，难以持久。日本政府必须要求美方撤销关税。”

东京商工研究所（TSR）8日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2024财年（2024年3月~2025年3月）的破产申请总数为10144件，为11年来最多。

也有日方观点认为，日本政府应明确表示“对等关税”是不正当的措施，绝对不能容忍，并且应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与坚持自由贸易的国家联合行动，制定应对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石破茂在7日当晚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约25分钟的电话会谈，但收效甚微。通话后，特朗普再次表达了对美日贸易的不满，直言日美在汽车、农业等贸易领域的不平衡。

日本企业（中国）研究院院长陈言告诉第一财经，纵观今年2月石破茂访美以及当前美国对日本施加的高汽车关税，对于日本经济最大的启示便是，不宜过分期待别人给予“例外”，“美国关税风暴不仅暴露日本对美外交的认知错位，更凸显其经济结构的深层脆弱性。当不切实际的期待褪去，如何平衡对美依赖与区域合作，将成为日本政经界的长期命题。”

来源: 第一财经

来源：财经五月花

USDA两份报告预期偏离有限

美贸易政策施压美玉米市场

国内玉米供应呈现收紧预期

玉米饲用消费维持弱稳预期

玉米期价重心预期缓慢上移

来源：粮油市场报

标普500指数周二一度上涨4.1%，但最终却收跌1.6%。但与此同时更令市场担忧的是，美债市场遭到大幅抛售，收益率大幅飙升。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两天大幅上涨30个基点

美股下跌时，美债却暴跌，这是非常罕见的情况，这是否代表着市场正在重演五年前的“鬼故事”？对冲基金正在大规模清仓基差交易，重现2020年3月危机时情景。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认为，目前基差交易的清算尚未对美债市场造成重大干扰。但是这一潜藏的脆弱点最终会演变成系统性危机吗？这次，也要靠美联储出手相救？

美债市场上演罕见异常波动

周一，美国政府债券大幅抛售，基准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跳涨19个基点至4.18%，创下自2022年9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则飙升21个基点，为2020年3月以来的最大涨幅。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债抛售在周二继续，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攀升至4.29%，单日上涨13个基点，自4月4日低点以来已累计上涨42个基点。

Bespoke Investment Group的George Pearkes在报告中指出，在股市下跌的同时美债收益率却大幅飙升，这在近几十年内都实属罕见：

• “尽管今天股市的历史性反转令人担忧——市场一度上涨逾4%，最终却下跌超过1.5%，但固定收益市场的震荡似乎更加令人不安。

• 在过去两天里，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上涨了惊人的35个基点。虽然这不是历史最大涨幅，但在所有两天期变动中排名前0.4%，极其罕见。

• 更为不寻常的是，在股市下跌的同时，长期债券收益率却出现如此大幅上升。事实上，这是自1982年以来，首次在股市两天下跌至少1.5%的同时，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如此之多。

基差交易：美债市场稳定的隐形炸弹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认为，虽然导致美国国债抛售的因素可能有多种，例如三年期国债拍卖疲软和国债掉期利差交易的平仓，但"基差交易"的大规模平仓似乎是美国政府债券市场裂缝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什么是基差交易？简而言之，这是一种高度杠杆化的对冲基金策略，通过捕捉国债现货和期货之间的微小价差来获利。国债期货合约通常以溢价交易，高于可用来履行衍生品合约交割的政府债券。这主要是因为期货是投资者获得杠杆化国债敞口的便捷方式（对于名义敞口，只需支付初始保证金）。因此，资产管理公司通常是国债期货的净多头。

然而，这种溢价为对冲基金创造了从另一方获利的机会。他们做空国债期货并买入国债进行对冲，获取几个基点的几乎无风险利差。通常，对冲基金经理不会为几个微不足道的基点大动干戈，但由于国债极其稳健，你可以对这笔交易进行多次杠杆操作。

对冲基金基差交易的典型杠杆水平难以确定，但据《金融时报》报道，50倍杠杆是正常的，高达100倍也时有发生。换句话说，仅1000万美元的资本就可能支持高达10亿美元的国债购买。

这类交易的整体规模到底有多大？虽然很难精确衡量，但目前最靠谱的近似指标是：对冲基金在美国国债期货市场上的净空头头寸，已经超过了8000亿美元。与之对应的，是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相应的多头头寸。

问题在于，当国债市场出现异常波动时，国债期货和回购市场都会要求更多的抵押品。如果对冲基金无法提供足够抵押品，贷款人可能会扣押抵押品（国债债券）并将其在市场上出售，进一步加剧市场波动。

2020年的前车之鉴

阿波罗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Torsten Sløk强调了这种交易的危险性：

• 为什么这是个问题？因为‘现货-期货基差交易’是潜在的不稳定来源。

• 一旦遇到外部冲击，这些高度杠杆的现券头寸将被迅速平仓，而这必须由资本受限的券商来短期承接。这可能严重扰乱券商在二级市场提供流动性、以及在回购市场撮合借贷的功能。

2020年3月，这一潜藏的脆弱点曾突然爆发，演变成一场系统性风险。

当时，外国央行和面临投资人赎回潮的债券基金陷入“抢现钞”模式，被迫抛售最容易出手的资产——美国国债，结果打击了持有巨额杠杆基差交易仓位的对冲基金，整个国债市场一度接近失控。是美联储采取了“海量干预”才阻止事态恶化——当月资产负债表暴增了1.6万亿美元。

重大困扰尚未显现，但需警惕美债收益率“反常上升”

自那以后，许多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一直担心国债基差交易，尤其因为当年美联储的出手，相当于对这种交易策略的“事实性救助”。而如今基差交易的规模已远超2020年3月，令人更加担忧。

不幸的是，要强力干预这类交易并不容易，原因正是它已成为支撑美国国债市场的一个重要支柱——而此时美国政府的借贷成本已经水涨船高。

正如Citadel的Ken Griffin在2023年指出的——当时美国证监会主席Gary Gensler已盯上这一策略——如果一刀切地打击基差交易，会“显著提高美国政府发新债的成本，由纳税人承担，每年可能增加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开支”。

目前来看，基差交易的清算尚未对国债市场造成重大干扰。2020年最可怕的是，在“避险”情绪高涨时，国债收益率却反常地上升，而且交易完全陷入停滞，这在如今经常每天交易约1万亿美元的资产类别中是不可想象的。

虽然目前似乎还未重演类似情景，但在“避险日”里国债收益率却逆势上行已经开始引发市场担忧，而彭博的国债市场流动性指数（虽有争议）最近也有些反常波动——这是一个值得继续关注的风险点。

来源: 华尔街见闻

来源：路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