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镑美跌破支撑，空头启动下行
摘要:
横盘调整结束，空头继续启动走弱...
镑美周图，上周行情最终收出一根阴线，幅度虽然不大但也还是跌破了低点支撑，空头走势持续走弱，本周继续关注所有的合理的空头机会。
镑美天图，市场经过几日的调整后于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晚盘展开坚决走弱，目前跌破了前期低点支撑，空头调整结束要开始新一轮的下跌走势。
镑美4小时图，行情在水平支撑位置附近横盘调整结束后坚决走弱，空头启动新的波动走势，密切关注短期充分调整后的合理空头就可以了。交易思路
横盘调整结束，空头继续启动走弱，密切关注小时级别回抽1.2388压制以及15EMA压制，关注高概率的空头机会。
压力位置：1.2388 1.2405
支撑位置：1.2366 1.2335
风险提示
目前在欧系品种当中镑美的走势方向尤为明显，上周五的坚决阴线很有利于空头发展，也是典型的调整结束的形态，所以需要投资者开始密切关注合理的交易机会，等待短期级别的高概率的空头机会。
风险提示及免责条款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文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未考虑到某些用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其他需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
中国的银行资产负债两端承压渐缓解
摘要:
在银行业营收和盈利下行预期已较充分、估值隐含不良率处于高位的前提下，未来随着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出台，带动经济预期不断改善，银行基本面和估值均有望得到修复，尤其是稳健国有大行的高股息配置价值和优质区域小行高成长逻辑下的估值溢价提升可期。
从已经披露2023年完整年度业绩报告的中国21家银行数据看，行业整体经营继续承压，营收增速放缓至-0.89%，环比三季度下滑0.04个百分点；归母净利润增速为1.6%，环比三季度下降1个百分点。
从收入端来看，2023年，对银行业收入端正向贡献的主要因素是较高的规模扩张，净息差和中间业务收入仍在走弱。数据显示，21家上市银行2023年生息资产增速为11.9%，环比三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平均净息差降至1.62%，环比三季度下降0.04个百分点，较2022年年末下降0.25个百分点。
息差下行压力减负
以业绩稳健性最强的国有大行为例，2023年，国有大行营收、净利润增速环比下降，息差收窄是最大负向影响因素；规模扩张、其他非息增长和拨备计提减少是盈利正增长的主要支撑。息差继续成为收入增长的主要拖累，导致盈利进一步承压。
在净利息收入方面，整体降幅有所扩大，主要是受2023年第四季度存量按揭贷款重定价影响，息差环比收窄、量难补价。中国银行、邮储银行实现净利息收入同比正增长，主要得益于息差收窄幅度相对较小。
在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方面，由于2023年资本市场震荡，且行业面临降费压力，国有大行手续费收入继续承压。仅中国银行实现中间业务收入正增长，主要是托管、顾问和咨询业务有所发力。
在其他非息收入方面，在2022年债市波动导致低基数的基础上，其他非息收入普遍实现高增长，从而对营收形成正向贡献。
此外，资产质量的变化对业绩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从账面指标来看，截至2023年年末，国有六大行不良贷款率为1.3%，环比三季度末持平，同比下降3BP；关注及逾期贷款率较年中略有上升，但整体维持低位。2023年，国有六大行加回核销不良贷款净生成率为0.87%，同比下降7BP，不良生成总体平稳。
从细分贷款资产质量来看，零售不良率同比有所上升，主要是居民收入承压、还款能力受影响。拨备覆盖率同比整体提升，拨备安全垫较为厚实，盈利释放仍有空间。整体来看，银行不良边际有所抬升但整体表现平稳，这是银行业绩保持平稳的基础条件。
展望未来，从规模来看，最新数据显示，银行业信贷新增结构凸显“对公强、零售弱”的部门融资特点。在房地产销售持续低迷的背景下，2024年各类银行规模增长延续分化趋势的概率较高，预计国有大行规模增速继续保持行业领先。
从息差角度看，在规模增速领先的情况下，资产端存量和增量定价继续下行，负债端存款到期重定价红利亦会逐步释放，银行整体息差收窄压力或好于2023年，且2024年下半年收窄压力好于上半年。
从国有六大行存款到期结构来看，一年内到期存款平均占比为36.5%（这部分存款在年内到期重定价，将有助于存款付息率下降，对冲一部分息差收窄压力）。假设存款利率平均下调30BP，静态测算下，2024年存款重定价有望支撑国有大行息差8BP左右。邮储银行一年内到期存款占比高达60.9%，相对更加受益，可支撑息差约17BP。
从资产质量角度看，房地产领域不良风险暴露或行至中期，且上市银行不良贷款拨备计提已较为充分，整体风险可控；地方政府平台风险或逐步体现为相关资产利率下调，以时间换空间缓释压力。不过，年报显示个人消费类贷款、经营性贷款不良生成压力有所上行，喜中有忧需持续观察。
业绩压力最大时期已过
从基本面角度分析，预计2024年一季度是银行业绩压力的最大时期。由于一季度银行业贷款重定价压力较大，1年期LPR下降20BP，5年期LPR下降10BP，银行业净息差同比降幅压力大，预计营收会出现行业性负增长。
同时，由于经济复苏缓慢，新发放贷款利率也大幅下降，2023年12月金融机构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83%，同比下降31BP，预计2024年一季度新发放贷款利率继续小幅下行。
在负债端，2023年存款定期化趋势加剧，从部分已披露2023年年报的上市银行来看，绝大部分上市全国性银行存款成本均有所上行。2024年“开门红”考核任务重，尤其是在一季度新增存款同比少增的情况下，各家银行不断加大揽储力度，预计实际存款成本继续面临一定的压力。
总体来看，在资产负债两端承压的情况下，预计一季度银行业净息差同比收窄幅度较大，营收大概率会是负增长。
根据国信证券的判断，2024年一季度之后，净息差同比降幅收窄，银行业绩压力将有所缓解。2023年四季度银行业净息差降至1.69%，其中，大型商业银行降至1.62%，而保持一定的净息差是银行业持续稳健经营的基础。
由此可见，未来呵护净息差是政策考量的重要因素，预计贷款利率继续下行空间有限，同时会继续引导降低负债端成本。目前，居民个人定期存款比重已超过70%，处在高位，继续上行的空间不大。同时，在资产荒的背景下，银行高息揽储的意愿持续下降，会不断强化存款负债管理。因此，一季度之后，随着银行业资产负债两端压力均有所缓解，预计净息差降幅会有所收窄。
从宏观政策面来看，虽然宏观经济不会是强复苏的环境，但随着市场对政策和经济的预期朝着有利方向变化，低风险偏好格局难以完全扭转。3月制造业PMI录得50.8，表现较为强劲；PPI降幅有所收窄，2月CPI实现正增长；一季度财政力度较弱，预计二季度财政积极发力——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可能好于此前预期。
另外，美国通胀有回落迹象，市场对于6月份降息预期较高，海外流动性改善有利于中国宏观经济的边际回暖，虽然市场对于内需难以形成一致乐观预期且会呈现阶段性反复，宏观经济也难以形成强复苏的环境，但银行基本面逐步向好的大势已定。
2023年以来市场风险偏好持续下降，加上银行业净息差和资产质量都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业绩不断下探，前期高成长性银行估值都迎来了比较大的调整，甚至降至历史低位。在银行业基本面寻底后，伴随着政策利好的不断出现，银行业基本面和盈利修复将从国有大行逐渐向中小银行蔓延。
2024年年初以来，利好政策频出，央行降准、再贴现利率下调、降息，监管强调金融满足房地产融资、支持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3月PMI明显改善。
在银行业营收和盈利下行预期已较充分、估值隐含不良率处于高位的前提下，未来随着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出台，带动经济预期不断改善，银行基本面和估值均有望得到修复，尤其是稳健国有大行的高股息配置价值和优质区域小行高成长逻辑下的估值溢价提升可期。
文章来源：证券市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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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对伊朗的反应及其影响因素
摘要:
关于以色列将如何应对伊朗周末袭击的猜测越来越多，这本身就是对以色列 4 月 1 日袭击伊朗驻大马士革大使馆的回应，此次袭击造成一名伊朗高级将军和其他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被杀。
尽管紧张局势长达数十年，但这两个地区敌人之间的直接攻击却闻所未闻，通常，通过伊朗在该地区的代理部队或以色列情报机构进行交流。
国际社会多次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保持克制，不要对伊朗的报复行动做出反应，并警告冲突将升级，这种做法与西方关于以色列袭击加沙的信息形成鲜明对比。
伊朗使用 300 多架无人机和导弹发动的袭击是提前发出的电报，并且几乎被国际战斗机阵列和以色列铁穹防御系统完全拦截。
以色列的直接反击可能会引发一场更广泛地区战争，这可能会吸引许多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
为了回应英国外交大臣戴维·卡梅伦的压力，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自己做出决定。
但分析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公众对内塔尼亚胡及其内阁施加了几乎决定性的影响，情况可能会更加微妙，要审查的问题是以色列公众中哪一部分将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以色列的气氛
以色列已将加沙战争的管理权移交给了一个三人内阁，该内阁在冲突发生几天后成立，由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和内塔尼亚胡的竞争对手、前国防部长本尼·甘茨组成。
据了解，加兰特和甘茨都倾向于对伊朗的袭击采取更加谨慎的反应，优先考虑结盟而不是复仇，然而，在更广泛的安全内阁中，几乎看不到战时内阁内部的任何团结。
在那里，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2007年因煽动“恐怖主义”而被定罪——和财政部长贝扎雷尔·斯莫特里奇等极右翼人物尽管在国际和军事舞台上缺乏经验，却鼓动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报复。
中东研究所的埃亚尔·卢里-帕雷德斯表示：“鉴于公众信任度较低，两个内阁都必须关注国民情绪。”
“在战时内阁中，甘茨和加兰特都得到了相当多的公众支持。 内塔尼亚胡不同意，他不太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公开反对他们。”
埃亚尔·卢里-帕雷德斯补充说，“在安全内阁中，斯莫特里奇和本-格维尔等右翼人物知道他们在军事上几乎没有信誉，所以即使他们可以公开主张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他们不太可能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本来反对甘茨和加兰特提出的建议。”
尽管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并不羞于攻击敌方领土，袭击黎巴嫩和叙利亚等地的目标，但人们似乎确实对伊朗可能遭受的袭击感到担忧。
公众情绪
希伯来大学本周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以色列的国际和地区联盟高于打击伊朗的任何好处。
公众对加沙战争的支持也依然强劲，《Israel Hayom》报纸和以色列民主研究所的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的战争目标得到了广泛支持，而以色列军事预备队应征入伍的人数并没有真正下降。
尽管公众支持战争，但对军事领导人的愤世嫉俗以及针对政府、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政治方向的抗议活动也在增加，尤其是加沙地带仍关押着数量不详的俘虏，内塔尼亚胡被指控不努力遣返他们。
以色列危机组织高级分析师迈拉夫·宗泽因表示：“人们感到疲倦，并且越来越害怕。”
“他们不信任没有预见到 10 月 7 日到来的政治领导层，也不信任军事领导层，他们显然误判了对 4 月 1 日袭击的反应。”
宗泽因表示，“虽然（以色列）对加沙战争达成了共识，但伊朗却是另一回事，公众对战线会是什么样子非常警惕，他们当然不相信领导层会采取这一步。”
态度
双方对以色列政治领导人的善意至少是最低限度的。
以色列定居者抗议内塔尼亚胡，因为他们认为内塔尼亚胡并未全力支持他们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领土野心。俘虏的家人指责他在与敌人作战时却将他们的亲属囚禁起来，其他人希望看到俘虏在加沙发动“全面战争”时全部牺牲，他们怀疑内塔尼亚胡有所保留。
但与伊朗全面接触则是另一回事，因为这会危及伊朗人的生命，并可能导致该地区局势升级，且没有可能结束。
特拉维夫分析师尼姆罗德·弗兰伯格表示：“美国和其他国家已经非常清楚，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条红线，”并补充说，“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以色列内阁最终会做什么，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愿望——尤其是在这个时候——是很大的限制。”
至于以色列何时做出回应，“可能需要几天时间。 这可能需要几周的时间，”卢里-帕雷德斯表示，“等待期可能会让以色列政府有更多回旋余地来采取更广泛的应对措施。”
那么以色列有哪些选择以及它采取每一种选择的可能性有多大？
选项 1：通过代理人进行报复
被视为伊朗代理人的各方向以色列发射了几枚导弹，这增加了以色列瞄准其中一个以避免直接对抗的可能性。
由于代理位于多个国家并拥有自己的联盟，因此，对其中一个代理的攻击可能会引发个别反应，这也可能引发地区危机。
与伊朗结盟的最强大的地区组织是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安萨尔安拉组织（俗称胡塞武装）。
真主党此前曾与以色列发生过对抗，最严重的是2006年的一场战争，那场战争严重损害了以色列的军事声誉，自 10 月 8 日以来，它几乎每天都与以色列进行跨境袭击。
胡塞武装还对他们声称与以色列有联系的船只进行了多次拦截和攻击，这些船只在往返苏伊士运河的途中途经曼德海峡。
这些袭击对国际航运和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引发了西方国家对胡塞武装的愤怒警告。
选项2：暗杀
以色列长期以来一直被指控对其视为对手的人物进行暗杀，据犹太虚拟图书馆称，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以色列已发生至少 274 起暗杀事件，但以色列特勤局摩萨德从未承认对此事负责。
其中包括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萨利赫·阿鲁里一月份在黎巴嫩被无人机暗杀。2022 年 5 月，哈桑·赛亚德·霍代伊上校在伊朗境内在家门口遭到枪击。
以色列的暗杀行动也超出了该地区。2016年，据信属于摩萨德的特工在突尼斯教授穆罕默德·扎瓦利的家乡斯法克斯刺杀了他。
以色列报纸《国土报》也报道称，以色列处理这些杀戮的方式已导致数名无关人员死亡。
选项 3：网络攻击
在日益数字化和互联的世界中，网络攻击可能对任何国家产生毁灭性影响。
过去，网络攻击的目标是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例如电网、医院和交通系统，扰乱运营，造成数百万人损失并危及生命。
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多次网络攻击，2010年，以色列网络武器Stuxnet被认为对伊朗核计划造成了重大损害。最近，以色列的网络攻击阻碍了伊朗港口的运营，并给全国各地的加油站造成了严重破坏。
英国《金融时报》还报道称，以色列可能已经具备了在敌对国家造成停电的能力。
选项4：直接攻击
以色列可以采取的最具对抗性的方向是向伊朗发射自己的导弹和无人机，这可能会造成平民伤亡，并使局势进一步升级。
伊朗境内的目标也可能有所不同，因为以色列的射弹可能会击中无辜平民、军事设施或重要基础设施。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盟友警告称，他们只会在防御行动中支持以色列，但这一警告意义不大，因为以色列将不可避免地迫使伊朗做出回应，从而引发更广泛的地区战争。
随着西方主要大国在中东陷入冲突，世界和平的前景也可能面临重大风险。
文章来源： 半岛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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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量宽具备可行性
摘要:
中国式量宽，实际是中国央行在协助财政部推销国债。“国债融资＋公开市场操作”的基本原则是：在增发国债的同时尽可能压低国债收益率，确保国债收益率低于名义利率。
图：如果中国央行实施中国式量宽，在二级市场上购入长期限国债，就可以压低长端收益率，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购债再次成为市场与学界的热点。这种讨论是十分必要。虽然中国可能还未到需要实行货币融资或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程度，但不应该从一开始就排除在非常时期采用非常之策的可能性。
货币融资（财政赤字化）不是绝对不可能触碰的红线，财政赤字也不是绝对不可以货币化。我们不应出于理论的洁癖而过于信任教科书说辞。同样，也不能仅仅因为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搞了货币融资和财政赤字货币化，而主张中国如法炮制。一切应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一切政策考虑都应该建立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基础上。
中国政府和学界对于货币融资主要有两个担忧，一是担心赤字货币化之后丧失财政纪律，最终导致中国政府和央行信用的丧失；二是担心货币融资可能导致通胀压力加大，以及资产价格泡沫进一步膨胀。
上述担心是合理的。在经济正常运行的时候，遵守财政纪律，有利于维护政府和央行的信用，维持民众对法币的信心。但在经济收缩阶段，如果是由于未能采取逆周期调整政策抑制经济快速下滑，政府和央行的信用也就无从谈起。“当前总需求不足是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政府有必要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增长，而不必过于担心未来通胀率的上升。
国债发行势必增加
根据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预算内赤字4.06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广义财政赤字11.1万亿元。中央政府已计划发行4.06万亿元一般国债、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则计划发行3.9万亿元专项债。对于如此规模的财政赤字，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债务融资。事实上，从目前情况来看，公众对购买国债还是相当踊跃的。但根据我们的初步估算，如果消费增长不理想，房地产投资增速继续大幅度下跌，淨出口增长难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明显支持，则除非政府调低5%的经济增速目标，政府就必须明显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持力度。
在此背景下，政府就需要明显增加国债发行量，财政部和央行就需要加强配合，尝试实行中国式量宽。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政府支出的增加，弥补有效需求不足。而财政支出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基础设施投资，其次也可以用于改善和增加公共服务的提供，并促进居民消费。
在财政政策带头发力的同时，央行也必须加大货币政策的扩张力度。扩张性货币政策意味着减息、增加对企业和居民发放的信贷。通过减息和增发信贷，货币当局可以直接刺激消费与投资需求。这样，也就减轻了财政部为实现5%增速目标扩大国债发行规模的压力。
由于激励机制的问题，商业银行吸纳存款的动机强烈，存款利率可能难以真正进一步降低。当前银行淨息差已经降到1.7%左右的盈亏均衡水平下，叠加美联储减息的不确定性，尽管中国有必要进一步减息，甚至大幅度减息，但由于国内外的种种条件的制约，央行进一步降低政策利率的空间已经被压缩。
与此同时，由于缺乏高质量的贷款项目，商业银行还存在贷款难的问题。由于信心不足，即便进一步降低贷款利率，企业也不愿贸然借款。例如，尽管已经多次降准，中国商业银行在央行的超额准备金依然维持在较高水平。这些现象说明，在准通缩和存在流动性陷阱情况下，货币政策很难单独发挥刺激有效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重任。
为实现5%的GDP增速目标，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度，更大规模增发国债为更大规模财政赤字进行融资，可能成为今年晚些时候的不二选择。
发行高达9万亿元的已经纳入计划的国债和专项债，是否会导致国债收益率的上升值得高度关注。由于对收入前景的担忧，居民可能会维持较高储蓄率，而国债应该是居民储蓄的最为安全的载体。如果央行能够积极配合国债的发行，同时或事先降低各项基准利率、降低准备金率、改变银行“拉存款”的激励机制，居民对国债的旺盛需求就可使国债收益率能够维持在足够低的水平，政府就不必对国债的可持续性过于担心。
应该看到，即便不谈支持财政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央行也应该进一步降低各项基准利率和准备金率；进一步扩大信贷的发放。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不仅本身鼓励居民增加消费、企业增加投资，而且有助于防止房地产市场流动性转化债务危机，防止房地产开发商的局部债务危机转化为全面债务危机；也有助于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
过去由于资产负债的结构不同，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并非像美联储那样主要是买卖国债。在相当一段时间央行主要是买卖央行票据，以对冲外汇储备的变化；在2015年之后则主要通过逆回购、再贴现、信用放贷、提供结构性贷款等方式进行公开市场操作，调节货币市场流动性，或进行现券买断或买断一次性投放和收缩基础货币。如果中国需要实行量宽，在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式必然同美国有所不同，其对货币和资本市场也必然有所不同。
如果国债发行量过大，出现供过于求的迹象，政府应该鼓励商业银行购买和持有国债。在通常情况下，在满足信贷业务需求之后，商业银行会按照淨收益率高低配置资金。银行持有的债券包括企业债、一般金融债、政策金融债、地方政府债和国债。相对于其他债券，国债收益率不高，但流动性好，随时可以充当质押品从央行融入短期资金。
如果还需进一步增发国债，国债收益率的上升就可能更难以避免。尽管有宽松货币政策的配合，面对急剧增加的新增量国债，如果商业银行不愿购买更多国债，国债收益率曲线必然会上移，并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此时，财政部可以考虑“定向发行”或其他办法把国债卖给商业银行。其后，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把在商业银行完成了“一日游”国债买走。
避免楼市二次探底
中国式量宽，实际是中国央行在协助财政部推销国债。“国债融资＋公开市场操作”的基本原则是：在增发国债的同时尽可能压低国债收益率，确保国债收益率低于名义利率。有人可能会担心这种操作实质上是财政赤字化的融资方式，会催生资产价格泡沫。问题是，当前我们需要担心的是房地产市场的二次探底。如果货币融资能够带来市场情绪好转，能够为房企提供必要流动性，遏制房企资产价格超跌和充实房企资本金，则货币融资就是最不坏的选择。
为避免房企由流动性危机转化为债务危机，进而导致系统性金融危机，正如近期的一系列政策所导向的，政府确实需要在房企的资产、负债和资本金三个方向发力。地方政府的化债也是如此。这些危机防范和化解措施都需要财政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式量宽就可能成为不应回避的选择。
总之，在非常时期，宏观政策的逆周期调整可以考虑采用一些非常规的政策，包括表现为量宽的货币融资。同时也应该看到，货币融资并非没有代价。美国2021年3月之后通货膨胀的不断恶化就是一个证明。到目前为止，中国首先考虑的应该还是常规性的增发国债，以及旨在增加货币市场流动性和降低利率的公开市场操作，但同时也要为一旦需要就推出中国式量宽做好思想上和技术上的准备。由于我们过去并没有实行量宽的经验，这些准备工作目前看也是十分必要的。
今年以来，在多次降准和调整货币市场利率之后，市场的短端利率水平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但是长端利率降幅相对较少，且在2.3%左右的区间维持稳定。综合前期货币政策操作实践，在政策利率不调整的情况下，短期流动性放松很难迅速压低长端债券的收益率水平。如果中国央行实施中国式量宽，在二级市场上购入长期限国债，就可以压低长端收益率，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实行量宽操作，从商业银行购入国债甚至其他资产，将增加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超额准备金，并扩大基础货币规模。但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基础货币增加的作用一时还难以传导到实体经济。因而，我们暂时不必过于担心增加通胀压力。当然也要做好随时退出量宽的准备。
文章来源：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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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文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未考虑到某些用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其他需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
美国对华发起新301调查，对中国造船业影响有多少？
摘要:
美国时间4月17日，美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宣布发起针对中国海事、物流和造船业的301调查。此次301调查的政治性和经济性特点明显大于法律性，并可能改变全球造船业的生态环境和竞争条件。
美国时间4月17日，美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宣布发起针对中国海事、物流和造船业的301调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我们正在研究，总体反应平淡。”长三角一家造船厂负责人表示，不管是对船厂还是船东而言，关键还是要看301调查后美国最终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如果是加征关税方面的措施，也只会对美国船东在国内船厂的订单有影响，但目前“本来就没什么美国订单，占比为个位数”。
根据公开资料，美方此次的诉求包括要求对每艘在美国港口停靠的中国制造船舶征收港口费，要求建立美国造船产业复兴基金，在国内增加对美国制造船只的需求等。
一名在国际贸易争端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律师表示，此次301调查的政治性和经济性特点明显大于法律性，并可能改变全球造船业的生态环境和竞争条件。
选情可能决定调查方向
上述律师表示，美方的此次调查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不仅出于中美博弈的目的，也是国内政治的手段，与今年的美国大选有关。按照法律规定，这类调查需要在12个月内完成。参考2018年美国启动的“301调查”，从2017年8月发起调查，到2018年3月发布调查报告，历时仅7个月。这也意味着，调查报告可能会在美国大选前后发布，选情大概率会决定调查的方向和措施的强度。
2018年美国对华301调查可以作为参考。在调查报告发布4个月后，即2018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开始对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
根据美媒17日报道，拜登当天在美国钢铁公司位于匹兹堡的总部发表讲话时称，考虑将中国钢铝的现有7.5%关税税率“提高两倍”。上调关税的信号可能会威胁美中修复紧张关系的努力，也无疑是争取选民的重要工具。
上述律师提出，“法律的工具该用还是要用，该走的程序要走，该说的话要说”。根据美方公告，2024年5月22日提交书面评论意见的截止日期，5月29日将举行听证会。
将影响国际造船业竞争条件
除了政治性，此次调查也具有很强的经济性特点。
不过上述律师认为，其经济性并非美方在申请书中提出的“恢复美国造船业”，更大的可能是影响和改变国际造船业及航运业的竞争条件，给中国造船业增加壁垒和不利的竞争条件。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任何保护主义措施都是有成本的，只有国内产业利用保护主义措施获得时间增强其市场竞争力，才有可能对冲这些成本，否则只会反噬自己。也就是说，全球造船业竞争格局的重塑，最终还是要看各自的市场竞争力。
4月17日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申请书中充斥大量不实指责，将正常贸易投资活动曲解为损害美国家安全和企业利益，将自身产业问题归咎于中国，既缺乏事实依据，也有悖经济常识。美多份研究报告显示，美造船业因过度保护在多年前就已失去竞争优势。美方为本国产业提供数以千亿计美元的歧视性补贴，却指责中方采取所谓“非市场做法”。事实上，中国产业的发展是企业技术创新和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的结果，美方指责根本站不住脚。
克拉克森研究统计，美国造船业在全球市场占比不足0.1%。当前，美国船厂手持订单（不含军船）仅25艘，合23.2万总吨。克拉克森船舶估值系统显示，不同船型的美国船厂新造船价格为亚洲船厂的1～5倍。
目前，全球船舶制造整体呈现出中日韩“三足鼎立”的竞争格局。随着近年来日本份额的下滑，“中韩两强争霸”趋势日益明显。根据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的数据，今年前2个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6.5%、69.5%和56.1%。截至2月底，中国手持船舶订单量14919万载重吨，同比增长31.3%，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1.8%。
美国给中国造船业增加壁垒的情况下，日韩可能受益。就美国船东而言，韩国船厂依然为主要合作伙伴。克拉克森研究统计，美国船东手持订单共计127艘，合660万总吨。以总吨计，韩国船厂是最主要的合作下单船厂，占比为30%。
如果美国对靠泊美国港口的中国建造的船舶征收港口费，毫无疑问将给船东带来额外的运输成本，从而影响未来采购的方向。
克拉克森研究统计了2023年初至今所有停靠美国港口的船舶，其中中国建造的船舶数量位列第四。具体看各个细分船型在美国港口的停靠，在散货船、化学品船和汽车运输船板块，日本建造的船舶数量大幅领先。美国作为最近几年发展最快的能源出口国，停靠美国港口的能源类船舶大多为韩国船厂建造。其中包括LNG运输船、LPG运输船，这些能源类商品主要消费地为中国。当前日本船厂产能持续收缩，韩国船厂通胀压力增加。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建造国，在商船建造上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克拉克森港口数据还显示，中大型集装箱船、汽车运输船和VLGC运输船潜在影响较大。美国是主要的集装箱化货物消费地，近一半的新巴拿马型集装箱船被部署到跨太平洋航线上，最终目的港为美国港口。美国为全球最大汽车进口国，2023年至今，6000车位以上的汽车运输船总计全球靠港3万次，其中14%发生在美国港口。另一方面，近几年LPG（液化石油气）贸易的最大亮点为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需求，全球VLGC（超大型液化气船）中约13%靠泊美国港口。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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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4000亿韩元，韩国要做第四军火出口大国？
摘要:
近日，韩国产业部长官安德根在访问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总部时表示，“希望国防部门成为支持经济的新的重要出口领域”。
据参考消息网援引外媒报道，韩国官员4月17日说，韩国计划今年投资4000亿韩元（约合2.88亿美元），研发用于国防产品的先进材料和零部件，以加强本国军工产业竞争力。
据报道，韩国的目标是，到2027年在全球武器出口市场中占据5%的份额，成为第四大防务产品出口国。其在2022年创下了173亿美元的武器出口纪录。
密集发布的豪言壮语
近日，韩国产业部长官安德根在访问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总部时表示，“希望国防部门成为支持经济的新的重要出口领域”。他补充称，韩国政府将积极与相关机构合作，以增强国防工业竞争力，包括注入至少10万亿韩元（约合72.3亿美元）贸易融资。
由于上述讲话系在生产军用飞机的企业发布，安德根着重提及推动FA-50战斗/教练机出口的重要意义。这并非韩国政府高官首次在军售领域发出如此豪言壮语。
去年10月17日至10月23日，韩国高调举办号称亚洲最大的航空航天与国防展览会，被称为“美中俄以外第一种五代机”的韩国本土战斗机KF-2首次高调公开飞行表演。亲临现场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发表了将国防工业作为“韩国未来增长关键部门”的豪言壮语，承诺到2027年让韩国成为世界排名第四的武器出口国。
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2018年至2022年间排名前10的军火出口国为美、俄、法、中、德、意、英、西、韩、以色列，韩国希望届时超越中、德、意、英、西。
去年11月下旬，韩国生产火炮的主力企业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执行副总裁金升源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实现政府既定目标信心十足”。
去年12月，尹锡悦视察韩华总部办公室，同时出席由政府、军方和私营企业参加的国防出口战略会议，在留言簿题写了“我支持韩国国防工业的大胆挑战”。
图：韩国总统尹锡悦
豪言背后的底气与算计
韩国政要敢于密集发布关于军火出口的豪言壮语，底气当然是有一些的。
有媒体分析指出，由于朝鲜半岛南北方长期处于“不战不和”的对峙状态，韩国军工企业业绩一直高速稳定增长，生产火炮的韩华、生产坦克的现代Rotem（韩国现代汽车集团的下属企业）和生产军用飞机的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均有一定市场竞争力。
金升源总结了韩国军火出口的“四大优势”，即快速的交付时间，制造效率和实力，政府支持国防承包商意愿强烈，地缘局势紧张对国防产品需求很大。各国评论家至少在“交付快速”方面高度认同。而且韩国政府对军火出口补贴十分慷慨，国家出口信贷机构以有吸引力的条件提供全面的融资方案。
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显示，2018-2022年韩国虽仅占全球武器出口市场份额2.4%，但较此前5年同比增长74%，是全球前10大武器出口国中最高的。
许多分析家都指出所谓“乌克兰效应”，即由于俄乌冲突，促使许多“前线国家”因担心自身安全而急欲军购“补仓”，而西方传统军工强国又因产业升级、环保、社会观念转变等种种原因产能大幅萎缩，采用西方“军标”又能快速供货的韩国产品恰可填补这一空白。
2023年12月，韩华和波兰签署价值逾26亿美元的协议，将于2027年前向波兰出口152门K9式155毫米自行榴弹炮，而这项协议本身又是另一项更庞大协议的一部分，后者价值220亿美元，内容系向欧洲国家累计供应总数达672门的K9榴弹炮，和288门K239“天舞”多口径多管火箭炮，这是韩国国防工业系统有史以来最大的军火出口合同。
此外，波兰此前还曾表示，“意向购买”多达308门K9榴弹炮和820辆K2“黑豹”坦克……这些都被认为是“乌克兰效应”带给韩国的丰硕收获。可以说，只要这笔大单顺利落实，再加上沙特等中东国家的订单（2022年沙特一次订购价值32亿美元的防空导弹），韩国高官就军火出口放出的种种豪言壮语就已有相当一部分“落袋为安”了。
底气之外，还有执政党和政府的算计。韩国国防工业研究协会会长徐尚宇指出，韩国长期依赖贸易顺差，但芯片等传统拳头产业陷入低迷，令韩国经济陷入赤字状态，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武器出口可以在填补缺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由于朝野党争激烈，而军火出口利益又被亲右翼的寡头、财阀高度垄断，在国会占据多数席位的左翼在野党尽管表面上也泛泛而谈“支持军工出口以利就业和民生”，实际却采取了“不合作”的消极态度。
路透社曾有分析指出，韩国军火之所以能打开一些国家的市场，其自身羞于启齿的关键因素，是能向这些意愿强烈却囊中羞涩的国家提供出口方巨额贷款。但根据现行法律，韩国进出口银行给任何借款人的单笔贷款不得超过其总股本（约15万亿韩元）的40%，即约6万亿韩元（约合43.38亿美元）。
而确保韩国政府和右翼执政党“交作业”的最大底气——欧洲国家、尤其是波兰订单和意向订单，单笔价值都在220亿美元以上，韩国在与波兰的第一阶段协议履行过程中已向对方提供约6万亿韩元贷款，按照现行法律再无追加贷款余地。
鉴于此，年初韩国部分议员曾专门提出法案，试图将韩国进出口银行股本增加至25万亿至35万亿韩元（190亿至260亿美元），以此提高贷款限额，这项法案被认为试图为“波兰大单”专门开一盏“绿灯”。
政府和执政党原本希望，借“大局为重”压制反对党掣肘，但在4月10日举行的国会选举最终以执政党惨败并丧失更多议席告终，执政党的许多政要引咎辞职。此时再提“第四大军火出口国”的豪言壮语，显有稳定军心，并反将势头正盛的反对党一军之意。
军火出口恐是雷声大雨点小
然而要实现“执政党的小目标”也并非那么容易。
许多分析家指出，韩华所谓“四大优势”其实真正可靠的只有“量足、交货快”和“西方军标、东方售价”两条，“政府支持”受制于贷款额度并不靠谱，“制造实力”也更多属“卖家秀”的广告词。
由于自身军工科研能力有限，韩国军火很大程度上属于利用欧美“货架组件”拼装的，综合性能尚待考验不说，许多关键子系统和技术来自美国。而后者又是出名爱用“长臂管辖”，一旦发作，买家高价进口的武器系统将因美方作梗变成无法派上用场的豪华玩具，而韩国这个卖家却并无多少提供“售后保障”的能力。
一些分析家指出，韩国近年来军火出口的“爆发”，和美国及北约的扶持和“补缺”息息相关。尤其俄乌冲突爆发后，北约急需向军火库补充北约制式的武器弹药，但自身产能又早已萎缩，给了韩国同类产品填补缺口的良机。“但这种需求终究不会是永恒的，即便战争不停止，传统武器出口国的军火商见有利可图也仍会设法恢复产能”。
而在这些“特殊大单”以外，韩国军火出口实际上雷声大雨点小。尽管将军机当作推销重点，但近年来韩国军火主要出口业绩都系火炮等地面武器创造。早在2010年即首飞的KUH-1直升机传说中的海外订户越南、伊拉克均不见下文，至于炒得震天动地的KF-21，甚至韩国自己是否订购都尚有悬念。
在这种情况下，剔除“乌克兰效应”等特殊因素刺激下的“激情订单”，韩国军火出口形势未必像其想象中那般乐观。
更何况，韩国军火扩大出口也需看美国脸色。未来KF-21将直面美国主力出口军工产品F35，而韩国自己就是F35的用户，“戴着脚镣跳舞”，实在是个难度不小的技术活儿。
此外，韩国将欧美当作出口主要市场，“乌克兰效应”淡化后还可能引发“反倾销”之类壁垒，而第三世界国家的购买力又相对有限。
也不应忽视韩国社会、尤其左翼对军火出口的抵制和不满。尽管由于经济和就业等考量，迄今除了贷款限额法案的波折，朝野政治势力尚未因分歧掣肘军火出口的发展，但不少有识之士已开始担心这种势头能否持续。
因此，韩国若想成为第四大防务产品出口国，未来之路恐怕并不好走。
文章来源：新京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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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走势与市场混乱有何关系？
摘要:
随着美元持续升值，新兴市场货币在今年大幅下跌。在彭博指数今年追踪的23个国家的货币之间，有22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兑美元汇率出现下跌。
随着美元持续升值，新兴市场货币在今年大幅下跌，其中，新台币本周跌至近8年来的最低水平，印度卢比跌至历史新低，马来西亚林吉特逼近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彭博指数今年追踪的23个国家的货币之间，有22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兑美元汇率出现下跌。
各国货币的强势程度取决于美元（全球贸易货币及大部分外汇储备）向其经济的注入，无论是通过出口商品和服务、购买债务工具还是直接外国投资。
美元在今年上涨的秘密是什么？
彭博社表示，推动美元走强的主要因素是美国享有的“特殊性”，尽管全球大部分经济体都在经历温和的增长，但是美国从就业、零售销售到通胀等方面的数据往往超出分析师预期，从而推动交易员降低了他们对美联储(美国央行)降息的预期，并帮助提振了美元的涨幅。
市场预计美国利率会有所下降，但是许多观察人士对此表示怀疑，因为美国就业率的提高意味着工人工资的上涨，进而将拉升消费，从而提高物价水平（通货膨胀），而这表现为零售业的增长销量超出预期。
自过去两年至今，美国通过加息措施来应对通胀，以吸引资金流向投资回报而非消费，因为消费会推高物价水平。这种做法导致美元走强，资金纷纷流向对美国的债务工具投资（美元出口）。
新兴市场货币为何下跌？
其中主要的推动因素是美元的走强，以及美国利率在更长时间内保持高位的可能性。美国目前的利率上限为5.5%，从而意味着投资者无需承担在向新兴市场输送资金时可能产生的汇率风险，就能够通过持有美元而获得具有吸引力的回报。
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利率高于美国，但是这种优势在很多情况下正在缩小。在去年年初，巴西的利率达到了13.75%，智利为11.25%，匈牙利为13%，但在此后，上述三个经济体的央行已将关键利率下调了12个百分点以上。
为什么亚洲货币尤其脆弱？
这是因为该地区央行的利率低于大多数其他新兴市场的利率，例如，马来西亚的利率比美国的利率低2.5%，这对于该东南亚国家来说，是一项创纪录的差距。同样，泰国、韩国、中国大陆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利率均低于美国的利率。
投资者们追求更高的投资回报，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对美国债务工具（美国国债）的需求有所上升。
在过去两年内，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不断提高借贷成本（利息），而中国央行则不断降低借贷成本，以支持其国内经济，从而使人民币持续面临压力，并渗透至其他亚洲货币，尤其是与大陆存在密切经济关系的台湾地区的新台币以及韩国的韩元。
亚洲各国央行正在采取哪些措施来支持本国货币？
人们对美国利率将保持在高位的预期不断增强，从而使得亚洲各国央行因担心本币贬值而不愿采取降息措施。
该地区的货币政策制定者推出了多款货币升值工具，其中，中国利用每日汇率来支撑人民币，与此同时，各大国有银行通过抛售美元来加强人民币的力量，而印度尼西行央行则诉诸使用其外币储备来购买卢比，马来西亚中央银行则鼓励国有企业汇回外国投资并将其兑换成该国货币林吉特。
在市场上美元供应充足的情况下，通过中央银行将美元注入当地市场可以加强本地货币的价值。
但是这些国家的央行知道，如果过快耗尽其外汇储备，就可能会引发市场对其长期金融稳定的担忧，即使是拥有强大捍卫日元价值实力的日本央行，在2022年也只采取了3次直接干预以支持其货币的行动。
来源 : 半岛电视台、彭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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