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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在财富和债务上的双重性显而易见,而处于危机前列的国家当属尼日利亚——该国是非洲经济的领跑者,同时也是地区第一大石油生产国。那么,关于它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近期的报告警告称,非洲国家的债务状况不断恶化,据国际机构估计,其债务总额约达2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在本世纪头20年内积累的,尽管其根源可追溯至这些国家独立后不久。
在偿债价值翻倍和经济衰退的背景之下,非洲大陆近半数的国家都承受着累积的债务危机及其后果,并且这些危机和后果还对非洲人的生活及其未来产生了影响。
非洲经济的领跑者、主要的石油生产国之一尼日利亚,目前正处于面临债务危机的国家的前列。那么,它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也是非洲大陆上的第一人口大国。
尼日利亚经济属于混合型经济,一般由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组成,并被国际经济机构视为新兴经济体。尼日利亚属于中低收入国家:
联合国经济委员会非洲办事处发布的报告证实,尼日利亚的债务危机并非新生事物,而是可以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该国经济大幅下滑,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产生了负面影响。
布鲁金斯学会将尼日利亚偿债危机的起始时间追溯至1985年——当时,该国政府欠所有债权人的外债总额达到了190亿美元。自那时以来,该国政府已向债权人支付了超过350亿美元,而借款却不到150亿美元。
尽管如此,到2004年底,该国的未偿还外债已增至近360亿美元。
在2023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尼日利亚经济遭受的危机及其影响发出了警告,并在一份评估该国经济状况的报告中指出,高通胀、汇率危机、经济疲弱、企业倒闭影响了该国的人均增长和贫困率,并且加剧了该国的粮食不安全状态,导致其持续的生活成本危机进一步恶化。
尽管尼日利亚的债权人在2005年免除了该国60%的债务,但是许多研究和分析对其债务积累的原因达成了以下共识:
1.对石油的过度依赖:石油已经成为该国唯一的收入来源,占其国民总收入的90%,而且随着石油价格的下降,其贡献比例也随之下降。此外,在几内亚湾和尼日尔三角洲出现的大量石油盗窃团伙,也给该国的石油产量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2.腐败:根据分析人士的描述,腐败是尼日利亚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且几乎是历届政府中唯一不变的现象。报告显示,该国自独立以来,已经因此损失了近4000亿美元的资金,而且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合同也推动了腐败影响的进一步上升。
该国政客拥有各大石油公司的股份,并将石油和天然气收入不平等地分配给各州,还将合同授予他们的公司或者与之存在幕后联系的利益集团。
3.经济管理不善:经济管理不善导致了经济失衡,并对国家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尽管尼日利亚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富裕国家,但是行政腐败却导致了政治抗议运动的出现,以反对阶层之间的巨大差距——部分人极其富有,而另一些人则处于贫困线的最低端。该国历届政府都未能遏制腐败或公平分配财富,从而导致该国63%的人口都陷入了贫困。
4.基础设施薄弱:尼日利亚经济疲软,其电力基础设施严重失衡,并且存在严重的燃料危机,尽管它被视为非洲第一产油国,但是根据统计数据,该国40%的人口都生活在没有电力供应的状态下。
5.安全挑战:长期以来,尼日利亚一直面临着严重的安全混乱,但在最近,其状况大幅恶化,尤其是在“博科圣地”等非官方行为体出现之后——它们能做政府所做的一切,但却只为自身利益,这也是政府一直以来都无法解决的一个棘手问题,如果该问题继续蔓延或再现,那么它必将对该国经济造成重大的影响。
相比之下:
尼日利亚的公共债务主要由联邦政府、36个州以及首都地区的内债和外债组成,该国债务管理办公室表示,其中超过58%的外债存量来自多边贷款机构和双边贷款机构提供的优惠和半优惠贷款。其详情如下:
国内借款来源:债券、尼日利亚国库券、尼日利亚国债、储蓄债券、伊斯兰债券、绿色债券。
分析人士指出,尼日利亚人是该国政府最大的债权人,因为该国的内债占比最大。
尼日利亚于2000年成立了债务管理办公室,以集中协调其债务管理工作,此前,这项工作由多个机构共同负责,机构之间缺乏协调且效率低下。
对尼日利亚不断增加的债务及其对非洲经济增长的影响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大量研究表明,这些债务给公共预算带来了负担,并且耗尽了各国用于偿还债务的资源。债务危机对尼日利亚经济各个层面的影响可概括如下:
当地时间3月22日晚上8点左右,莫斯科的克洛库斯市政厅(Crocus City Hall,又译番红花市政厅)发生恐袭,4名枪手闯入音乐会扫射人群、对建筑纵火,造成至少137人死亡、超过154人受伤。
毫无疑问,这次事件不只是2022年俄乌战争后,俄罗斯本土遭遇的最严重袭击,也是2002年莫斯科剧院人质危机(132人死亡)、2004年别斯兰人质危机(334人死亡)以来,俄罗斯遭遇的最严重恐袭。只是从舆论博弈来看,各方似乎对「真凶是谁」各执一词。
首先是「伊斯兰国呼罗珊省(IS-KP、ISIS-K或IS-K,伊斯兰国中亚及南亚分支)犯案说」。恐袭发生不久后,隶属伊斯兰国(IS)的阿马克通讯社(Amaq News Agency)便在Telegram上发布消息,表示ISIS-K承认犯案,同时释出各种现场第一视角影片,展现受害者被枪杀、音乐厅陷入火海的恐怖经过。
这个认领并没有引发太多质疑。毕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也曾在3月7日表示,挫败了伊斯兰国相关组织对俄罗斯犹太会堂的恐袭;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更曾在同日公开示警,称「恐怖组织即将对莫斯科的大型集会施袭,包括音乐会」、「建议美国公民48小时内避免大型集会」等。如果把这些事件与ISIS-K的认领相连结,确实可以理解为「恐袭早就有迹可循」。
问题是俄罗斯又提出了「乌克兰策划说」,也就是不直接否认ISIS-K犯案,但强调背后主谋是乌克兰,证据就是普京(Vladimir Putin)与FSB所说,「4名嫌犯企图逃往乌克兰」 、「乌克兰一侧有人接应」等。
而乌克兰本身当然否认犯案,乌克兰激进组织俄罗斯志愿军(Russian Volunteer Corps)、俄罗斯自由军团(Freedom of Russia Legion)也都否认参与袭击,但包括普京在内的大小俄罗斯官员,都明示暗示着乌克兰就是真凶。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更是公开威吓,如果这次袭击的责任人最终被证明与乌克兰有关,「必须将他们所有人都作为恐怖分子找到并予以无情消灭」、「犯下此类罪行的国家官方代表也将受到惩罚」。
整体来说,前述舆论博弈暴露了一个现实:乌克兰不愿与这次恐袭产生联系、俄罗斯官方则不接受这次恐袭与乌克兰无关。而不论事实真相为何,这次事件都揭示俄罗斯面临来自境外的安全威胁,且总统大选刚结束就发生严重恐袭,普京必然要给国内舆论一个交代。
首先探讨「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犯案说」,基本上这个说法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支撑,包括ISIS-K的事后认领,以及俄罗斯与伊斯兰国围绕北高加索、叙利亚的漫长冲突。
回顾1990年代两次车臣战争,结果虽都是血流成河,动员脉络却有所不同。 1994年第一次战争爆发时,车臣更多是从「反对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情境出发,希望争取民族独立,同时扩大车臣在北高加索的话语权,让整个区域脱离俄罗斯掌控;到了1999年第二次战争,车臣的动员脉络已经转为「伊斯兰圣战」,其内部年轻战士多受瓦哈比主义、萨拉菲主义影响,要建立属于自己的伊斯兰国家,车臣歌手穆楚拉耶夫(Timur Mutsurayev)的名曲《耶路撒冷》(Иерусалим)便是这场冲突的结构象征:俄罗斯就是「高加索以色列」,车臣首府格罗兹尼(Grozny)则是「高加索耶路撒冷」。
而「圣战化」的车臣战争,不只吸引到中东极端武装前来响应,也让北高加索沦为极端伊斯兰温床,并牵引出2002年莫斯科剧院人质危机、2004年别斯兰人质危机等悲剧。即便俄军已在2000年占领格罗兹尼,车臣极端武装仍在进行游击攻势,并且持续发动恐袭、从中东中亚招募人员,所以俄罗斯一直到2009年才正式宣告车臣反恐行动结束,但这不代表极端伊斯兰已从北高加索绝迹。
与此同时,伊斯兰国正趁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混乱,在中东发展壮大:先是在2004年加入盖达(Al-Qaeda),又于2006年在伊拉克宣布成立「伊斯兰国」,接着逐步扩张到叙利亚,并在2013年对黎凡特地区(Levant)宣布主权,随后又在2014年宣布脱离盖达、成立「哈里发国」,开始向全球招兵买马。
而正是这一动作,被莫斯科视作「驱逐」北高加索极端伊斯兰的好机会,尤其俄方刚好要在2014年举办索契冬奥,自然不想恐袭风险干扰赛事。因此2014年前后明显可见,俄罗斯对境内少数民族穆斯林申请前往中东的审批极度宽松,甚至可说几乎没有。曾经的敌对双方似乎心照不宣,都把伊斯兰国当成了最佳归宿,差别只在一方期盼极端势力留在中东战场,一方希望投身一场真正圣战、生活在伊斯兰教法的管辖下。
根据国际激进化研究中心(ICSR)2018年报告显示,该年盘据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成员约有41,000名,其中来自俄罗斯的比例极高,共有超过5,000人,且主要来自车臣与达吉斯坦,并有多达1,000名女性、1,000名未成年人。但据该份报告统计,被允许返回俄罗斯的只有73名未成年人、24名女性,绝大多数人除了设法偷渡回俄外,便只能滞留中东战场,下场不是死亡、就是被监禁与沦落难民营,或是持续战斗直至下落不明。
但俄罗斯的操作也不是万无一失、毫无风险。伊斯兰国确实成功吸走了大量「北高加索圣战士」,却也因此与北高加索建立联系,并通过网路社群、清真寺系统、亲族血脉与招募平台,不断对北高加索进行反渗透,陆续吸引大量达吉斯坦青年前往,甚至远端指导其成立在地组织,直接招募成员;而留在中东的「北高加索圣战士」则因通晓俄语,成了伊斯兰国反俄宣传的主力,经营《ИСТОК》等伊斯兰国俄语电子刊,并吸引到同样通晓俄语的「中亚圣战士」加入。
而2015年俄罗斯开始介入叙利亚内战后,莫斯科与伊斯兰国的冲突便愈演愈烈,原因也很现实:出于地缘利益考量,俄罗斯与伊朗共同支持阿萨德(Bashar al-Assad),盘据叙利亚的伊斯兰国自然成了打击对象。而从结果来看,俄罗斯的大军压境、密集轰炸,确实也是后者在叙利亚溃败的主因。从2015年到2017年,阿萨德政权控制的领土面积从19,000平方公里增加到了78,000平方公里,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是原叛军占领地;但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叙利亚的占领地则从90,800平方公里下降到了2017年1月的60,400平方公里,并在之后持续溃败,最终失去在伊叙两国的根基,只能集中力量转往非洲、阿富汗等地发展续命。
而也就是在2015年,伊斯兰国开始了对俄罗斯的袭击。首先是2015年10月的美捷9268航班(Metrojet Flight 9268)空难,该机在从埃及飞往俄罗斯圣彼得堡时发生爆炸,机上224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数罹难,其中有212人是俄罗斯人,伊斯兰国西奈半岛分支宣布犯案;接着是2018年的基兹利亚尔教堂枪击事件,一共造成5人身亡,枪手则是22岁的达吉斯坦人,宣布要代表伊斯兰国「为叙利亚复仇」;再来是2019年,2名战斗人员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被FSB击毙、莫斯科发生爆炸所幸无人伤亡、车臣发生一起针对警察的恐袭,也全是伊斯兰国所为;之后便是2024年的番红花市政厅恐袭。
当然,还有许多事先被挫败的袭击。例如2016年2月,俄罗斯就逮捕7名策划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发动攻击的伊斯兰国成员,主要是中亚人与土耳其人;2017年,俄罗斯又成功挫败伊斯兰国对圣彼得堡喀山大教堂的袭击,普京还为此公开感谢美国分享情报。这些场景似乎颇有2024年事件的既视感,只是结局不同:这次俄罗斯也在番红花市政厅恐袭前的3月7日,成功挫败了伊斯兰国对俄罗斯犹太会堂的恐袭,但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同日示警,普京便不怎么领情,更在19日公开回呛「这是美国的公然勒索,要恐吓和破坏我们的社会稳定」。
整体来说,伊斯兰国与俄罗斯的冲突并非始于今日,而是早在北高加索局势「圣战化」、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后,便一直持续至今,只是冲突样态及参与人员已有所不同:如今车臣局势大致稳定,达吉斯坦的极端化趋势则日渐严重;伊斯兰国所能动员的涉俄人员,一开始集中在北高加索少数民族,现在则逐步扩增到来自中亚的俄语人口;过去ISIS- K在阿富汗时面临塔利班竞争、美军压制,如今就像虎兕出柙,在美军撤退后的阿富汗与周遭发展壮大。
在这个基础上,俄罗斯的安全情势其实没有比2014年之前更好。
首先,在叙利亚历练过的「圣战士」不只积累战斗经验,还学到了跨国招募、动员的各种新技能。这在网路不普及的车臣战争时代,或许还看不出危害;但在手机、个人电脑、社群媒体随处可见的现在,就成了无孔不入的燎原星火。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成长于「后车臣战争」时代的达吉斯坦青年,还会前仆后继前往中东、加入伊斯兰国。
再来,FSB与其他执法机构只将北高加索地区当成反恐重点,却长期忽视遍布俄罗斯的中亚移工与移民,其实也有接触恐怖主义的潜在风险。如前所述,因为通晓俄语,来自北高加索、中亚的「圣战士」大多担任伊斯兰国的反俄宣传与招募主力;而在俄中亚移工与移民又普遍面临资方剥削、宗教与种族歧视,不满情绪长期积累,一旦有加入伊斯兰国的同乡招募,其实非常容易为恐怖主义所驱使,成为伊斯兰国的在俄成员。如前所述,2016年俄方就逮捕了7名策划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发动攻击的伊斯兰国成员,族裔多是中亚人与土耳其人;2017年的圣彼得堡地铁爆炸事件更是一大警讯,虽说这次活动由盖达宣称负责,但执行者也是生于吉尔吉斯的乌兹别克裔俄罗斯公民。
此外,因为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一路下行,克里姆林宫这几年更多是把重点放在了应对「颜色革命」上,而不是相对虚无缥缈的恐怖主义威胁,毕竟车臣战争时代已经远去,俄罗斯这几年虽不断被盖达、伊斯兰国发动恐袭,其规模毕竟没有2002年莫斯科剧院人质危机、2004年别斯兰人质危机严重,戒心难免松懈。再加上俄乌战争爆发后,俄罗斯的各种安全维稳机制都用在压制国内自由派、反战示威上,或许更容易被恐怖组织趁虚而入。
因此从前述脉络来看,ISIS-K不只有发动恐袭的动机、可用资源,现在或许也是所谓「最佳时机」;而部分网上舆论言之凿凿称「伊斯兰国只是烟雾弹」,其实大多有待商榷。
例如有分析称「伊斯兰国是美国御用恐怖分子,受CIA训练资助」。平心而论,这种说法确实在反美舆论场很有市场,美国过往也曾在冷战时资助阿富汗圣战组织,俄乌战争下的俄罗斯媒体也不时有这种指控,只是这种论述经不起一个事实检验:伊斯兰国不只曾在美国发动恐袭、在美军撤出阿富汗时发动袭击炸死美军,也会对亲美国家发动恐袭,近期的就有2022年3月的以色列枪击事件、2024年1月的土耳其伊斯坦堡教堂枪击事件。
再来是有分析称,「伊斯兰国只会自杀袭击,不会逃跑」、「伊斯兰国行事一向粗糙,不可能有这种缜密作业」。首先,伊斯兰国绝非只有自杀式袭击一种模式,在2015年11月的巴黎恐袭中,伊斯兰国成员便在造成伤亡后逃离现场,且一度躲过法国安全部队追捕;另外伊斯兰国过去在欧洲恐袭时,曾多次造成百人以上死亡,2024年1月的伊朗克尔曼爆炸事件(Kerman bombings),同样造成了96人死亡,可见只要有时间策划、有当地人脉接应,伊斯兰国不是没有能力缜密作业、造成大规模死伤。
接着是「美国指使说」。确实,有鉴于当下美俄关系极度恶劣,华盛顿当然不能排除嫌疑,问题是美方才刚在袭击前示警,内容甚至具体到莫斯科与音乐会,公开程度还引发普京回呛「扰乱人心」。如果美国真的有意制造「人为恐袭」,再推给伊斯兰国顶罪,又何必多此一举公开警告,让俄罗斯有提前预防、取消活动甚至主动侦破的机会?
再来是俄罗斯坚称的「乌克兰策划说」。当然,乌克兰看似最有犯案动机,其实却也最没有必要这么做,原因很直接:乌克兰正与俄罗斯交战。如果乌克兰真的有意袭击俄罗斯平民,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借伊斯兰国之手,因为俄罗斯志愿军、俄罗斯自由军团之前已进行过不少次,乌方无人机还曾飞入俄罗斯境内进行攻击。
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乌克兰选择与伊斯兰国进行合作,将恐袭「外包」。先不论乌克兰政府究竟要如何与伊斯兰国「搭上线」,如果双方真的采取这种模式,也应该挑选更有价值的战略目标,例如电厂或水坝、政要或知名亲政府媒体人,因为乌克兰没必要浪费资金,伊斯兰国也绝不可能公开承认做「异教徒打手」,所以双方一旦同意进行「恐袭外包」,那必然是面子给伊斯兰国、里子给乌克兰,也就是让伊斯兰国收取资金在俄罗斯发动恐袭,但造成实质有利乌克兰的结果。
只是如今这种情况,明显是伊斯兰国面子里子都有了:成功杀害大量俄罗斯平民泄愤,又以超过2002年莫斯科剧院人质危机的死亡规模树立「战绩」、获取「威名」,可想而知,这将更有助于招募来自北高加索、中亚的「圣战士」。如果乌克兰真的参与这场恐袭,结果显然除了激怒俄罗斯人外,什么实质好处、战略利益都没得到。至于凶手之所以选择驱车逃往乌克兰,也可能只是直观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不可能将自己逮捕、引渡回俄的国家,毕竟双方正处于交战状态。
而这个结论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不论恐袭有无其他主使者、乌克兰究竟有无参与,俄罗斯都会坚持「乌克兰策划说」。其背后关键,还是普京的战时政治考量。
站在普京的立场,承认事件是伊斯兰国发动的恐袭,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在于,这与外界的普遍认知相同,俄罗斯不会面临「睁眼说瞎话」的批评;但坏处在于,因为美国不久前才公开示警过恐袭,如果普京直接承认这确是伊斯兰国所为,等于间接承认自己反恐不力,更会引发诸如「前线吃紧导致后院失火」的质疑。
况且由俄罗斯「誓言报复」的政治惯性来看,将恐袭归咎于伊斯兰国,或许能为俄军在叙利亚、甚至阿富汗发动空袭与攻地面势进行政治铺垫,问题是目前俄军主力都在乌克兰战场,贸然在中东中亚用兵不只没有必要、还徒增风险,但什么都不做,似乎又无法给内部舆论交代、平息民怨。整体来说,承认事件是伊斯兰国的恐袭,似乎除了成全普京的诚实外,没有任何实质的政治好处,还将衍生各种后续风险。
而如果将恐袭归罪于乌克兰,同样是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就与承认事件是伊斯兰国所为的好处相反:俄罗斯会被外界认为「睁眼说瞎话」。当然,反美舆论场有不少人接受了俄罗斯叙事,认为恐袭的幕后主使就是乌克兰、甚至美国,但这种舆论分布样态就与定义俄乌战争的斗争本质类似:反美舆论场认为这场冲突是俄罗斯的「反纳粹」斗争、俄罗斯正为解放被乌克兰「新纳粹」压迫的民众而努力;非反美舆论场则不会全盘接受这种说法。而从双方阵地大小来看,后者就算不能代表全部,前者却也不是主流。
再来是把恐袭归罪于乌克兰的好处。显然,普京将能最大程度免于反恐不力的指责,同时借俄乌战争的背景,以及此前乌克兰策动过俄罗斯自由军团发动袭击、涉嫌谋杀杜金(Aleksandr Dugin)女儿的脉络,将车臣战争之后的最大恐袭事件,定调为战争下的「敌方渗透」,借此凝聚内部舆论支持,甚至将事件与「特别军事行动」以来,普京便一直强调的「新伟大卫国战争」叙事相连结,再次重复乌克兰「新纳粹政权」泯灭人性、这场战争非打不可,厚实普京作为「当代叶卡捷琳娜」的伟大形象、历史使命。
整体来说,把恐袭归罪于乌克兰,除了引发外界质疑普京「睁眼说瞎话」外,其实对内没有任何政治坏处,还能最大程度巩固普京的威望。因此3月22日恐袭后,俄罗斯内部所有媒体、大小官员、甚至普京等人,都将矛头指向了乌克兰,完全回避伊斯兰国已经承认犯案的现实。
例如俄罗斯报纸《生意人报》(Коммерсантъ)便在第一时间报道,称从政府消息来源获悉,凶手是乌克兰的俄罗斯志愿军,「年轻人、斯拉夫人、身高高于平均水平、可能使用假胡子」 ,但从如今俄方释出的各种消息来看,凶手来自塔吉克的可能较大;俄罗斯电视频道《NTV》甚至播出一段Deepfake影片,显示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奥莱克西·丹尼洛夫(Oleksiy Danilov)证实乌克兰参与恐袭,「今天的莫斯科很有趣,我认为这非常有趣。我相信我们会更频繁地为他们安排这样的乐趣」,但这个片段其实是根据之前《乌克兰1+ 1》频道的新闻拼凑剪辑而成,之后也迅速被识破。
平心而论,如果俄罗斯没有这么急于定调凶手、甚至不惜动用Deepfake技术,外界的质疑或许还不会这么强烈。不过如前所述,归罪乌克兰虽在外界看来诡异,却是普京与克里姆林宫眼下的最佳选择,兼具了转移质疑、平息民愤、促进战时团结的多重功能。当然,伊斯兰国与俄罗斯的漫长斗争还将继续,只是其性质排序或许就像恐袭之所以成功的背后结构:战争时期,来自乌克兰的威胁才是主要目标。
即将过去的3月见证了日本资本市场的诸多重要时刻。
3月19日,日本央行宣布取消负利率政策,将基准利率从-0.1%上调至0-0.1%。这是日本央行自2007年来首次加息,长达8年的负利率时代宣告终结。日本央行也是全球范围内最后一个放弃负利率的央行。此外,日本央行还宣布取消收益率曲线控制(YCC)政策,并取消购买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取消购买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但将继续购买日本国债,规模与此前基本持平。
与此同时,3月初日经225指数在突破40000点关口后,还在不断刷新高。
股市新高、央行又作出了史无前例的政策调整,在这一背景下,有调查显示,3月日本大型企业信心反弹至三个月高点,服务业的信心也升至七个月来最高,这表明企业对日本这个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的复苏越来越乐观。
当前已走进“后负利率时代”的日本经济是否会如预期般乐观?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雷告诉我们,“日本经济基本面是不是彻底全面转好,现在很难判断。毕竟此次日本央行的政策调整处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尴尬氛围中。决议当时公布后日元在汇市继续走弱、股市也反应平静。从日本的股市和汇市的表现来看,日本国内机构、投资者对政策调整的未来还是有些许担忧情绪。”
在陈子雷看来,日本央行此次的政策调整实属意料之中,“此次,整个舆论、政策、民意各方面都给日本央行造成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氛围。就连大企业是否加薪也与央行的决定相捆绑,导致最终大企业不得不表态要大幅加薪、日本央行的政策也不得不改变。”
17年来首次加息,标志着日本维持了约11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开始走向正常化。不过,陈子雷认为,日本央行此次政策调整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就是后续日本实际经济增速能不能持续保持正增长。
日本内阁府的数据显示,2023年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1.9%,反映物价上涨的GDP名义增长率为5.7%。但是去年第三季度,剔除物价变动因素后的实际GDP比二季度下降0.5%,换算成年率为减少2.1%。这也是2022年四季度以来日本GDP增幅近3个季度首次出现负增长。当时,各方都在观望(去年)四季度GDP的走势,一旦再度为负值,意味着日本经济将步入技术性衰退。但好在经过修正后,去年四季度日本GDP环比增长0.1%,按年率计算增幅为0.4%,勉强避免了技术性衰退。
陈子雷告诉我们,日本去年经济数据的一系列变化就给市场留下非常不安的因素,“当前最大的疑问是今年一季度能否继续保持正增长。比如,能登半岛地震的影响,中国游客赴日也未全面复苏等这些变数都将最终体现在GDP数据中。过去日本央行政策大幅调整的背景下,曾经出现过经济衰退的现象。”
此前,标普全球市场情报对于今年一季度日本经济情况的研判也不乐观,“在一些汽车制造商生产线长期停产的负面影响下,日本今年第一季度实际GDP可能会萎缩,进而会继续抑制私人消费、固定投资和出口。”
至于日本央行后续是否会继续加息,甚至何时再加息,陈子雷表示,还要看有没有加息的空间,“如果一季度GDP数据最终是下跌的话,那日本央行是不是要倒退回负利率的情况呢?而且从日本央行对YCC调整的表态可见,日本央行对长期利率的调控还是存在一定的担忧。日本央行现在处境很微妙,只能进不能退,有些‘骑虎难下’。”
目前,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在7月或10月加息,但10月加息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这将给该央行大约半年的时间来评估结束负利率对物价和经济的影响。但也有经济学家持不同意见,比如汇丰银行环球研究首席亚洲经济学家范力民(Frederic Neumann)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日本央行很可能会发现自己正卡在‘零利率水平’,无法在未来几个季度进一步大幅提高短期利率。”
此次日本央行的政策调整前,日本最大工会Rengo对今年“春斗”的初步统计显示,包括基本工资和定期涨薪在内的平均加薪率为5.28%,高于前一年的3.8%,创下30年来最大涨幅。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此前曾多次表示,表示如果确认工资和通胀实现良性循环,将考虑改变包括负利率在内的宽松政策,因为更高的工资水平能带来服务业通胀和实际消费增长。
对此,陈子雷告诉我们,日本政府寄希望良性的经济循环,即输入性通胀传导到企业加薪,企业加薪传导到家庭收入增加,再配合政府4万日元的减税政策,家庭收入增加可以带动消费的增加。“显然政府希望按这个政策逻辑去推动经济的增长,但家庭最终消费是否会增加,有待观察。”陈子雷分析道,“而且,最终企业加薪的幅度还有待观望,毕竟问卷调查中企业的表态一般比较积极,但并不意味着最终会按照政府的想法实施加薪。尤其是夏季中小企业加薪幅度更值得关注。中小企业也要观望经济大环境、今年预期去年营收等因素,再决定实际的加薪情况。”
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情报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田口春美(Harumi Taguchi)认为,日本的通胀率可能会开始降至2%以下,“如果民众最终选择储蓄而不是消费,工资增长可能不一定会带来强劲的消费支出。”标普全球市场情报的分析称,“虽然央行的决定将有助于改善金融市场的运作,但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可能有限。”
陈子雷还强调,鉴于日本央行利率上调的幅度较为微弱,因此对存款的激励机制等影响程度有限。
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日本首席经济学家长井滋人(Nagai Shigeto)此前也认为,日本央行政策调整对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影响将相对有限,此外,短期利率和银行贷款的变化不会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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