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偏好变化决定利率趋势变化。时间偏好的分析不仅是经济周期阶段演绎的分析，更多的是基于时代变化的社会学分析。

抛开借贷的表现形式和具体表象，利率的本质是时间的报酬。利率跟时间相关，现实世界中利率期限曲线的各种表现形式（上升、倒挂、扭曲等），都是其它因素（风险、经济等）叠加到时间轴上的结果。

只有基于人的行动的经济学分析，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奥派经济学认为，利率的基础是人的时间偏好，即人普遍偏好即期财货，西方谚云“一鸟在手甚于二鸟在望”，就是说人类普遍是偏好当期消费甚于未来的。要想人们克制当期消费，以现在财交换未来财，就需要给予补偿，这个补偿在现实中以利息形式呈现，以利率衡量相对高低。简言之，利息是时间市场上交换的产物，行为人的时间偏好决定了利率的高低。

传统经济学——无论是古典还是新古典，通常认为利率是基于生产力的，具体而言就是由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和边际回报率比较决定，而这个生产率高低是和经济周期相关的，更受借贷货币供给变化的影响，这种分析方法将借贷市场当作了时间市场，完全脱离了交换的本源，主要分析转移到了生产之上，因而利率的变化就成了周期性的了，就变成了经济周期的阶段变化标志和特征；在这个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的，就是政策决定论了，这种观点认为利率受宏调当局的政策左右，当然这种观点对利率走势的短期波动解释力也是有的。

我们知道，价格由交换体系决定。虽然我们把利率当作货币的价格，却不能认为利率是货币市场上的交换体系决定的，因为货币是同质的，我不会拿我的货币和你的货币交换，我只会拿我现在的货币交换你未来某个时段的货币，因此利率是时间市场上的交换行为决定的，决定人的交换行为的价值反映了人们的时间偏好。时间市场上的交换载体不一定是货币，任何财货和服务都可以充当跨期消费交换的载体。实际上，现实中常见的金融租赁行为，就是一个标准的非货币借贷形式表现的时间市场；均衡体系下金融租赁利率也会和同为均衡状态下的货币借贷利率不一致，这是以具体资本为载体的时间交换市场上，不同资产间存在着专用性溢价。抛开这个资产的专用性溢价，时间偏好决定的基础利率和货币借贷市场上决定基础利率相同。

利率是时间市场上的价格，人的时间偏好变化决定时间市场上的交换行为，因此时间偏好变化决定利率趋势变化。分析利率的长期变化方向，离不开对人的时间偏好的分析，而时间偏好的分析不仅是经济周期阶段演绎的分析，更多的是基于时代变化的社会学分析。

人的时间偏好影响因素众多，经济、文化、历史等等在不同阶段、不同群体中，产生着不同的影响。从经济的角度，越是贫穷越是时间偏好率越好，即因为贫穷思维和对未来稀缺的忧虑下，人会更偏好于当期消费，所谓人穷志短，就是眼前小利益就足以改变人的行为，改变的方向是忽视长远利益。因此，不发达国家虽然储蓄率较高，但由高时间偏好率决定的利率也较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高储蓄率和高利率的组合即源于此。可见，彼时一些“砖家”提出降低银行储蓄利率，以压低中国高储蓄态势的建议，纯属无稽之谈。

随着经济增长至经济发展阶段实现“进阶”提升，当期消费丰富程度提高自然会降低人的时间偏好率，人们在衣食无忧情况下自然会考虑其它事务，思考长远未来之事自然是应有之义。此时因为时间偏好率下降了，即使市场利率下降，高储蓄也必然得以维持。面对这种现象，一些经济学家会说这是该社会的高储蓄倾向所致；这种解释笔者认为是没有基于人的行为，没有看到经济发展带来社会时间偏好率下降。进入新世纪后，中国银行储蓄率虽然经历了大幅下降，整存整取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从1996年时的10.98%，下降到了2002年的1.98%，并低位维持，但彼时中国高储蓄局面并没有改变。

并非经济越发展，人的时间偏好率越低。是人的欲望改变了人的时间偏好率，因此，促使时间偏好率低至趋于零的极限，并维持低位运行的，是低欲望社会。笔者在此不去讨论低欲望社会如何形成，仅就低欲望将导致时间偏好率降低这一人的行为特性，分析其对利率的影响。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被认为进入了一个低欲望社会，超低时间偏好率使得即使银行存款利率接近于零，人们也愿意储蓄。可见，低欲望社会下，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刺激消费是用错了方向，宏调着力点应该是投资。低时间偏好率并没有影响人们对未来的投资欲望，相反，人们更能接受为长远投资。

总的来说，经济发达程度的提高，会造成社会的时间偏好率下降，这是人性使然，中外皆如此，忽略了生活认识差异后更是全人类适用。时间偏好率决定的利率是基础性的自然利率，基于人性和人的行为分析经济的真正经济学，奥派经济学对基础利率的界定是“纯利率”，这和古典经济学中“自然利率”比较接近。实际中表现的市场真实利率，受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会有波动，但从长期趋势上看，自然利率走势决定了真实市场利率的走势。过去70年，美国自然利率从上世纪70年代的接近于6%（年化），下降到了当前的0.7%，尽管同期美国市场利率受“滞涨”、金融危机、经济周期等因素影响，与自然利率走势差异较大——不同步、波动大，但长期趋势一致，即市场利率总体演绎方向也趋于下降。

中国经济进入小康阶段后，时间偏好程度显然已有较大下降；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受经济形势和社会时代特征变化的影响，社会欲望程度也趋于下降，一些社会现象如“三不青年”（不恋爱、不结婚、不生子）等，喻示低欲望社会的一些特征也有出现迹象。这说明，中国的基础利率、自然利率、纯利率，正在显著降低，很可能还未下降到位。

现实中的借贷是基于资产的交换，因此现实中的市场利率是体现纯时间偏好的基础利率，叠加资产专用性溢价和为企业家才能影响的不确定性溢价。资产专用性溢价和不确定性溢价都受经济周期，特别是宏调货币政策的影响。在经济低迷时期，资产专用性溢价自然是趋于下降甚至为负的；国内外政经形势的变化，信心不足使得企业家才能的不确定性溢价也趋于降低。三个因素皆是趋势性的持久因素，中国低利率时代来临。

1月1日，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古巴、玻利维亚、乌干达等多个国家成为金砖伙伴国；1月6日，印度尼西亚成为金砖正式成员，金砖国家首次扩展至东南亚。1月16日，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表示，印度尼西亚非常荣幸成为金砖正式成员，感谢中方为印度尼西亚实现此夙愿给予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国际和地区事务合作。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金砖国家首次扩展到东南亚不仅是区域的延展，更是开放主义的诠释，还是推进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创新。金砖国家经济合作前景广阔，这些国家资源禀赋强、发展潜力大、参与全球治理意愿足，在经济合作方面会有更多成效，包括但不限于金融合作、数字经济合作、绿色发展合作、投资合作、产业合作等。

印度尼西亚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首倡之地。近年来，中印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日益走深走实，两国贸易投资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亮点纷呈。两国在基础设施、制造业、产业园区、能源矿业、农渔业、金融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一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相继落地，绿色发展、数字经济、蓝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方兴未艾。

在印度尼西亚加入金砖大家庭背后，新兴经济体对加入金砖合作机制的兴趣日益浓厚。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吸引“全球南方”加入，全球力量格局正发生更广泛的转变。

金砖国家是一个由新兴市场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创始国为巴西、俄罗斯、印度及中国，2011年，南非正式加入金砖国家机制。2023年，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阿联酋四国获接纳成为金砖国家成员，于2024年1月1日生效。2024年11月，在俄罗斯喀山金砖峰会之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白俄罗斯、玻利维亚、古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乌干达成为金砖伙伴国。

今年1月1日，金砖大家庭迎来9个伙伴国。除了已正式加入金砖合作机制的印度尼西亚，9个伙伴国中还有马来西亚、泰国两个东南亚国家。1月6日，巴西外交部发布公报称，金砖国家按照2023年8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商定的扩员进程指导原则、标准和程序，一致同意印度尼西亚加入金砖合作机制。

金砖“朋友圈”为何越扩越大？刘英分析称，首先，金砖合作机制的吸引力强、影响力大，这个金字招牌如同一块磁铁，吸引力、向心力强大，吸引大量国家加入。其次，这是世界多极化的体现，当前发展中国家完善全球治理的意愿在增强，很多国家希望通过加入金砖合作机制来施展抱负。再者，金砖国家展现出来的开放主义、多边主义、人文主义都吸引全球各国的加入，并正在形成不同于其他国际组织的新风尚。最后，“全球南方”团结一致，希望通过金砖国家来凝聚力量。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国、东南亚最大的国家，也是二十国集团中唯一的东南亚成员，印度尼西亚加入金砖合作机制意义重大。

中国银行研究院章凯莉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印度尼西亚与其他金砖国家合作具备良好基础。2023年，印度尼西亚与金砖国家的双边贸易规模达到1732.9亿美元，覆盖了印度尼西亚对外贸易的36.1%。其中，中国自2011年以来始终保持印度尼西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两国经济结构高度互补。印度尼西亚国内资源丰富，在木材及木制品、矿产品、纤维素浆和纸浆行业，印度尼西亚出口与中国进口高度互补。受印度尼西亚国内需求驱动，在纺织品及原料、皮革制品及箱包以及塑料、橡胶行业，中国出口与印度尼西亚进口高度互补。

此外，印度尼西亚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与金砖合作机制能有效对接。印度尼西亚新任总统普拉博沃承诺延续佐科时代政策方向，能源、绿色经济、蓝色经济、数字经济发展等重点领域都与“大金砖合作”领域契合，能够为印度尼西亚企业拓展发展空间，推动印度尼西亚与其他金砖成员互利互惠。作为东盟最大的经济体，印度尼西亚成为金砖成员国，有利于金砖合作机制进一步夯实经济合作基础，更好辐射东南亚地区，增强“大金砖”代表性。金砖扩员反映了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希望融入新兴经济体“经济内循环”体系，在国际政经格局变动中谋求主动权。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之际，金砖合作机制成为多边主义的一抹亮色。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表示，金砖合作机制诞生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历史大潮中，符合国际社会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完善全球治理的期待。成立近20年来，金砖国家人口已占全球近一半，经济总量占比超三成，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金砖合作机制代表性、感召力、影响力不断提升，已经成为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重要平台、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力量。

章凯莉分析称，当前，国际政经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发达经济体积极推动“产业链回流”和再工业化，在主要高科技领域对中国、俄罗斯等国家采取限制措施，对金砖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安全带来较大影响。金砖各国命运与共，为实现共同发展和长治久安，进一步深化经济协作体系建设势在必行。

具体来看，在矿产、能源、农业、基建、汽车、纺织等传统领域，金砖国家基础禀赋条件不同，经济结构各有侧重，在市场活力、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和资源优势等方面体现出非均衡特征，满足产能合作的先决条件，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大空间。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绿色经济、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领域，金砖国家对低碳经济发展和环保问题都比较重视，各国有望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力度，推动新兴产业实现技术突破。

“全球南方”的崛起已经势不可当。章凯莉表示，近年来，全球经济重心加速由发达经济体向“全球南方”转移。2000年至2023年，“全球南方”国内生产总值合计由5.6万亿美元增长至40.0万亿美元，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度达到56.4%，超过发达经济体46.6%的贡献度。

“全球南方”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等方面展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章凯莉强调，这些差异性为“全球南方”国家打破现有的“中心－外围”国际分工模式、深化区域内经济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资源密集型经济体与工业生产国之间、工业起飞国家与成熟的工业生产国之间、经济转型国家与其他类型的“全球南方”国家之间都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基于禀赋优势深度开展经贸合作，在贸易、投资、科技、金融等多个领域构建互利共赢的经济协作体系。

在这一过程中，章凯莉认为金砖合作机制应充分发挥引领“全球南方”、塑造全球格局的效能，应进一步推动金砖国家关系深化，寻求金砖机制与关键地区的利益汇合点。

在巴西担任2025年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期间，将围绕加强“全球南方”合作和推进全球治理改革两大主线开展工作。今年“大金砖合作”有望进一步深化。

据巴西总统府公报，巴西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期间的优先工作议题包括：发展更高效的支付体系以促进金砖国家贸易与投资；鼓励包容性和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治理促进发展；与在巴西举办的2025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相关方协作，改善应对气候变化的融资结构；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合作项目，着重改善公共卫生系统等。

接下来“大金砖合作”有诸多看点。刘英分析称，巴西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对“大金砖合作”具有巨大支持作用，这可能会让更多拉美国家加入，会大幅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大力量。“大金砖合作”的看点一是深化经济合作与多边贸易体系，金砖国家在推动自由贸易、投资流动、能源合作等方面取得新进展。

二是在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经济上的合作，随着气候变化议题日益重要，金砖国家可能会加大合作力度，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加强绿色投资和技术合作，促进低碳经济和清洁能源领域的创新，也可能成为“大金砖合作”的重点议题之一。

三是金融体系改革与创新。金砖国家近年来在推动全球金融体系的多元化、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投票权结构方面有着持续的努力。未来还可在推动金砖国家自有金融机构（如新开发银行）发展、扩大对外援助和合作项目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四是加强技术创新与数字经济合作，数字经济正在全球范围内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数字货币和数据流动等领域，金砖国家可以开展更广泛的合作，加强技术共享与创新，推动新兴市场国家的科技发展，减少全球技术鸿沟。

五是加强社会发展与扶贫合作，“全球南方”普遍面临贫困、不平等和社会发展挑战。未来金砖国家通过经验共享、资金支持和技术援助，可共同致力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包容性增长。

展望未来，刘英对金砖国家的本币结算和货币合作有更多期待，希望“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国际机构的改革，推动实现更加公平、包容和可持续的全球发展。“全球南方”可以在更多领域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加强在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绿色发展、科技创新、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合作，推动“全球南方”经济、社会和文化进步。

周五欧洲时段前半段，黄金价格(XAU/USD) 保持下跌趋势，但缺乏后续抛售，且仍接近前一天触及的一个月高点。美元(USD) 恢复上涨势头，目前似乎已结束连续三天的下跌趋势，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美联储( Fed) 将于本月晚些时候暂停降息周期。再加上股市普遍呈现积极基调，美元成为打压贵金属的关键因素。

与此同时，市场预期美国通胀率下降将使美联储 (Fed) 今年进一步降息，这应能抑制美元进一步升值，并为无收益的黄金价格提供支撑。此外，围绕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和关税计划的不确定性应有助于限制避险黄金的损失。尽管如此，黄金/美元仍有望连续第三天上涨，因为交易员现在将目光投向美国宏观数据，以寻求新的动力。

本周公布的美国数据显示通胀出现缓解迹象，并引发美联储今年将两次降息的猜测，这反过来又使无收益的黄金价格受益。

此外，美联储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周四表示，如果美国经济数据进一步走弱，通胀可能继续缓解，今年仍有可能降息三到四次。

美联储今年降息前景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进一步下降，美元维持在一周低点附近，为黄金/美元提供额外支撑。

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报告显示，12月份零售额增长0.4％，上个月的数据也被上调至增长0.8％。

此外，费城联储制造业指数甚至超出了最乐观的预期，从12月修正后的-10.9飙升至本月的44.3，创下2021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另外，美国劳工部报告称，截至 1 月 10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衡量美国劳动力市场健康状况的关键指标）从之前的 20.3 万上升至 21.7 万。

由于担心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政策将引发通胀，这些数据再次证实了美联储将在本月晚些时候暂停利率周期的预期。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周五宣布，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将暂停与哈马斯长达 15 个月的战争并释放被关押在加沙的人质。

周五的美国经济数据包括建筑许可、新屋开工和工业生产数据，这些数据可能会影响美元和贵金属。

从技术角度来看，日线图上的正向震荡指标有利于看涨交易者，并支持进一步上涨的前景。话虽如此，在进行新的看涨押注之前，等待持续的强势和 2,715-2,720 美元供应区上方的接受度仍然是明智之举。随后，金价可能会攀升至 2,745 美元的中级障碍，然后进入 2,760-2,762 美元区域，然后瞄准挑战历史高点，即 2024 年 10 月触及的 2,790 美元区域左右。

另一方面，任何修正性回调现在似乎都在 2,700-2,690 美元区域附近找到不错的支撑。进一步下跌可视为买入机会，并且仍限制在 2,662-2,660 美元区域附近。后者应充当关键点，跌破该点，金价可能跌至 2,635 美元区域，然后跌至 2,650 美元汇合点——包括 100 日指数移动平均线 (EMA) 和从 11 月波动低点延伸的短期上升趋势线。

周五欧洲时段，欧元/美元在关键水平 1.0300 附近窄幅波动，谨慎交易。主要货币对在周四的交易区间内波动，投资者关注周一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就职典礼。

投资者等待特朗普宣布新的经济政策，以了解美国经济前景和全球贸易环境的新线索。市场专家认为，特朗普的政策将推高通胀和经济增长，并引发全球贸易战。

特朗普的财政部长人选斯科特·贝森特周三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作证时表示，迫切需要结束当前的税收制度，以避免中产阶级承担 4 万亿美元的税收负担。贝森特说：“如果我们不更新和延长，那么我们将面临经济灾难。”他还支持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因为它们将有助于打击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并提高美国的谈判能力。

与此同时，追踪美元兑六种主要货币汇率的美元指数(DXY) 走高并守住 109.00 的关键支撑位。尽管交易员开始预期美联储( Fed) 今年至少会降息一次，但美元总体仍保持坚挺。交易员提高了对美联储鸽派的押注，因为核心CPI（不包括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在 12 月放缓至 3.2%，为四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欧元/美元继续承压，因为在欧洲央行 (ECB) 坚定押注下，欧元 (EUR) 前景依然疲软。由于对欧元区经济前景和价格压力仍受控的担忧日益加剧，交易员预计欧洲央行将在接下来的四次政策会议上每次降息 25 个基点 (bps)。欧洲央行官员也对进一步降息感到放心。欧洲央行周四公布的 12 月会议纪要显示，决策者们更多地讨论了今年的政策宽松步伐，而不是暂停或继续降息周期。纪要还显示，官员们激烈争论是否宣布降息幅度大于平常 50 个基点，以防范经济增长下行风险，而全球和国内政治不确定性加剧了这种风险。不过，欧洲央行最终将利率下调了 25 个基点。沟通方式明显从“通胀回归欧洲央行 2% 的目标”转变为“将通胀率持续保持在目标水平”。欧洲央行会议纪要还显示，官员们担心通胀率低于央行 2% 目标的风险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欧元/美元汇率跌至平价的担忧加剧。预计特朗普将很快决定提高进口关税，这将不利于欧盟出口部门。

欧元/美元周五在 1.0300 附近横盘整理，此前该货币对从周一触及的两年多低点 1.0175 回升。该主要货币对因动量和价格走势出现分歧而反弹。14 天相对强弱指数 (RSI) 在 35.00 附近形成较高的低点，而该货币对则创下较低的低点。

然而，由于所有短期至长期指数移动平均线 (EMA) 均呈下降趋势，因此该货币对的前景仍然看跌。

向下看，周一低点 1.0175 将成为该货币对的关键支撑区域。相反，1 月 6 日高点 1.0437 将成为欧元多头的关键障碍。

英镑兑主要货币周五大幅下跌，因英国国家统计局 (ONS) 报告称，12 月零售销售意外萎缩，这一数据进一步加剧了疲软的经济前景。零售销售数据是衡量消费者支出的关键指标，环比下降 0.3%。经济学家预计，消费者支出指标将以 0.4% 的速度增长，高于 11 月 0.2% 的增长速度。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零售销售报告，当月食品店销售量下降 1.9%，指数水平降至 2013 年 4 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超市的月度跌幅最大，但专业食品店（如肉店和面包店）以及烟酒商店（包括电子烟​​商店）的销售量也有所下降。

个人支出减少加剧了人们对英国央行(BoE) 将被迫在 2 月份政策会议上将利率下调 25 个基点至 4.5% 的预期。由于通胀压力降温和政府借贷成本上升，市场对英国央行下个月将降低借贷利率的猜测已经加剧。

12 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报告显示，总体通胀意外放缓，核心通胀数据增长速度低于预期。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债券收益率飙升仍然是需要放松政策的关键因素。30 年期英国政府债券收益率飙升至 5.48%，创下 26 年来的最高水平。英国政府债券收益率上涨，因为投资者对经济前景持谨慎态度，原因是通胀持续高企，且在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的领导下，美国可能爆发贸易战，投资者认为特朗普将大幅提高进口关税，而这种情况将打击出口部门。

展望未来，英镑走势的主要触发因素将是周二公布的截至 11 月的三个月劳动力市场数据。投资者将密切关注就业数据，以确定财政大臣 Rachel Reeves 在其首个秋季预算中宣布增加雇主对国民保险 (NI) 的缴款将产生何种影响。

周五英镑兑美元 (USD) 跌至 1.2160 附近。英镑/美元汇率因英国零售销售数据疲软和美元走强等多重不利因素而大幅下跌。衡量美元兑六种主要货币价值的美元指数 (DXY) 大幅上涨至 109.20 以上。尽管投资者消化了美联储鸽派押注的小幅加速，但美元总体仍保持坚挺，这得益于12 月核心 CPI)数据增长低于预期。

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 FedWatch 工具，交易员预计今年降息幅度将超过一次，首次降息将在 6 月份会议上。美联储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周四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如果我们继续看到疲软的通胀数据，就像我们在 12 月份看到的那样，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今年上半年可能会降息。”沃勒还表示，如果美联储继续推动通胀，且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健，那么 3 月份降息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展望未来，投资者将关注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周一宣誓就职后将宣布的经济政策。市场参与者预计特朗普上任后将尽快公布新的进口关税计划并削减个人所得税。特朗普的财政部长人选斯科特·贝森特周三表示，迫切需要降低个人所得税，以防止经济面临经济灾难。

2024年12月30日，在日本新年长假前夕，首相石破茂决定放弃2025年1月中旬访美的计划，改为争取在特朗普正式就任总统后尽快访问华盛顿。这意味着，石破茂持续近两个月的在特朗普就职前就面见他的努力失败了。事实是，石破茂急于求见，特朗普百般推脱，这折射出当前日本内政外交的深层问题，以及美日之间即将展开的微妙博弈。

2024年11月6日，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获胜，石破茂立刻就给他打去祝贺电话，事后对记者介绍说，两人就早日会面和加强美日同盟等达成一致，并互祝执政顺利。这场通话作为日本首相与美国新当选总统的首次沟通看上去非常顺畅，但实际上只进行了五分钟，而且采用的是交叉传译，真正的说话时间不过三分钟。而最近的两次日美首脑通话，2016年安倍晋三与特朗普交谈约20分钟，2020年菅义伟与拜登交谈约15分钟。就算作横向比较，韩国的尹锡悦在特朗普当选后打去的祝贺电话也持续了12分钟。对于石破茂经历的仓促敷衍，日本政府上下深感不安。

11月中旬，202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峰会相继在秘鲁利马和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石破茂开启上任后的首次外访。在筹备过程中，日方紧锣密鼓地与特朗普团队接洽，希望能在石破茂结束参会返日途中，经停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与特朗普会面。在没有得到特朗普方面确认的情况下，石破茂政府先行做了周密准备，带着庞大的记者团和最顶尖的英文翻译出发了，而且事先制订了前往佛罗里达和纽约两套行程方案。

很明显，这些准备工作是比照2016年11月安倍晋三首相在特朗普候任期内就与他实现会面的标准进行的，被日本媒体揶揄为“照虎画猫”。然而，特朗普方面最终搬出《洛根法案》，表示正式就任前不便会见“任何”国家首脑，轻飘飘地拒绝了石破茂的请求。这个托词如同儿戏，因为就在11月14日，特朗普在海湖庄园接待了阿根廷总统米莱。

直接“请见”失败后，石破茂政府请出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赴美拜见特朗普。特朗普顾念与安倍的交情，于12月15日在海湖庄园与安倍昭惠共进晚餐，当面再次接收了她帮石破茂转达的就任前实现会面请求。对此，特朗普巧舌如簧作出公开反应，在16日的记者会上表示自己“很想见石破首相”，而对于这场会见到底会不会在他正式就职前发生，又暧昧地说：“也许会吧，如果他们想见的话，那就见。”实际上，石破茂亲口确认，双方并没有就具体安排进行对接，只是笼统约定“选择从现在起最合适的时间”。石破茂政府终于认清，即便勉强在特朗普宣誓就职前实现会面，也难取得理想效果。同时，若因此推迟通常在1月20日前后召开的例行国会，可能会影响7月的参议院选举和东京都议会选举等事关自公联盟命运的重大安排。最终，石破茂不得不决定把与特朗普的会面推迟到2月之后。

石破茂千方百计急着见到特朗普，无论从外交、内政还是个人层面看，都有其紧迫考虑和深层原因。

外交层面，日方急于和特朗普确认日美关系的地位。日美同盟一直被日本视为外交政策的基石，近年更是如此。安倍政府操作下的特朗普第一任期日美关系被媒体称作“蜜月期”，岸田文雄政府与拜登政府更是通力合作将日美同盟密切度提升到“史无前例的程度”。石破茂继承了将日美关系置于首位的外交政策，但并无充分把握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就可以确保日美关系必会坚固无忧。当年，特朗普首次上任后，双管齐下，以增加防务费用和贸易谈判为筹码对日施压，给美日关系带来巨大冲击，日本政界至今心有余悸。如今特朗普“梅开二度”，权势更加熏天，决策更加“奔放”，很有可能故技重施，向日本索要更多“保护费”和关税。为应对可能再次袭来的“特朗普冲击波”，日本政府希望未雨绸缪，赶在他正式就任前尽快进行直接沟通。

内政层面，自民党亟需美国背书来稳定执政地位。自民党正面临着2009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持续发酵的“黑金”丑闻成为压垮民众忍耐力的最后一根稻草。在2024年10月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失去了多年稳固的“一党独大”地位，还连累了老搭档公明党，自公联盟未获半数席位，最终只能选择成立少数派政府。临危受命挑起自民党“革新”重任的石破茂政府迄今并未拿出令民众改变看法的政策，反而因对处理“黑金”丑闻的态度暧昧遭受质疑，支持率在40%以下低位徘徊。至此，自民党迫切需要用外交成绩来提振自己的执政形象，以免在2025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和颇有可能的再一次众议院选举中更加惨淡。

个人层面，石破茂在政界被边缘化多年，“上位”后迫切需要树立威望，积累政治资本。在内政焦头烂额的情况下，外交是获取政绩的更便捷途径，如能像安倍当年那样抢先与特朗普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进而促进日美合作，对石破茂自是好事一桩。

然而，石破茂的设想纯属刻舟求剑，全然不顾各种条件已时过境迁的现实。首先，石破茂不是安倍晋三。安倍外交经验丰富，灵活务实，以低姿态接近特朗普，用打高尔夫球等多样方式投其所好，获得了特朗普的好感和信任。相比之下，石破茂相对谨慎，身段灵活度就没那么高了，日本舆论普遍认为这两人相互并不投缘。其次，特朗普已今非昔比。2016年特朗普首次当选，世人一片哗然，很多人嗤之以鼻，安倍最先反应过来，主动提出见面请求，被特朗普视为“雪中送炭”，最终给了安倍“第一个面见特朗普的外国领导人”的“殊荣”。此次特朗普再次当选后，求见者排起长队，大部分不得其门而入。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自民党政权地位大不如前。2016年前后，自民党独大之势正盛，安倍的党内地位更是无敌，如今的石破茂及其政府，在交易思维只多不少的特朗普2.0团队眼中，自然无法与当年的安倍政府同日而语。

当然，与日本的关系在美国对外特别是“印太”政策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并不以特朗普个人喜好为转移。石破茂与特朗普的会晤终会实现，桌面上的议题少不了美方酝酿向主要贸易伙伴普遍加征10%关税、日方力图修改《日美地位协定》等双方各自关切，彼此之间恐难避免新一轮复杂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