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財經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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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要聞

摘要:

美國兩黨對通過債務上限協議表示樂觀；美國5月消費者信心降至六個月低點；俄羅斯石油產量在承諾減產三個月後仍保持高位......

【要聞速覽】

1、美國兩黨對通過債務上限協議表示樂觀

2、俄羅斯未充分履行石油減產承諾

3、美國5月消費者信心降至六個月低點

4、舊金山聯儲：薪資增長並非推高通膨的關鍵因素

5、聯準會6月加息25個基點的概率升至66.6%

【要聞詳情】

美國兩黨對通過債務上限協議表示樂觀

美國共和黨眾議員麥克亨利和民主黨眾議員Boyle都表示稱，將有足夠多的票數支持債務上限協議。此前，美國總統拜登和共和黨籍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在上週日達成了一項協議，將暫停實施美國債務上限，並對一些聯邦開支進行限制，以防止出現債務違約。據周二公佈的數據，美國財政部的現金餘額上週五升至545億美元，為政府在國會最終通過債務上限協議前提供了多一些喘息之機。

俄羅斯未充分履行石油減產承諾

俄羅斯運往國際市場的原油正在小幅下降，但仍沒有克里姆林宮堅稱該國正在減產的實質性跡象。數據顯示，截至5月28日的四周平均海運石油出口量為六週以來首次下降，降至364萬桶/日，但顯示流向國際市場的原油仍處於高位，比去年底高出逾140萬桶/日，比承諾減產的基準月份2月高出27萬桶/日。俄羅斯繼續強調其對歐佩克+的承諾，歐佩克+將於6月4日舉行會議，評估油市及該組織對需求的擔憂的應對措施。有跡象表明，俄羅斯沒有履行其減產承諾，這可能會讓其他成員國感到不滿。知情人士說，沙特對俄羅斯沒有充分履行其限產承諾表示憤怒，沙特官員已向俄羅斯高級官員投訴，並要求他們遵守商定的減產協議。

美國5月消費者信心降至六個月低點

因美國人對勞動力市場的看法軟化，美國5月消費者信心下滑至六個月低點102.3，但更多的家庭計劃在未來六個月購買機動車和其他大件物品，這可能會支持本季度的經濟增長。

舊金山聯儲：薪資增長並非推高通膨的關鍵因素

據美國舊金山聯儲發布的一份最新分析，薪資快速增長並非推動通膨的重要因素。舊金山聯儲經濟學家Adam Shapiro週二（5月30日）在該行網站發文稱，在核心通膨3個百分點的升幅中，只有0.1個百分點和近期僱傭成本指數上漲有關。這為勞動力成本增長與通膨之間的高度相關性打開了其他解釋空間。例如最近證據表明，薪資增速往往跟隨通膨以及對未來通膨的預期。總體而言，這個研究結果表明近期勞動力成本的增長可能無法很好地衡量通膨前景面臨的風險。僱傭成本指數和非住宅服務價格變化之間被發現只有微弱的傳導性。

聯準會6月加息25個基點的概率升至66.6%

據CME“聯準會觀察”：聯準會6月維持利率不變的概率為33.4%，加息25個基點的概率為66.6%；到7月維持利率在當前水平的概率為19.3%，累計加息25個基點的概率為52.6%，累計加息50個基點的概率為28.1%。

【今日關注】

9:30 中國5月官方製造業PMI

9:30 澳大利亞4月未季調CPI年率

14:30 瑞士4月實際零售銷售年率

14:45 法國4月CPI月率

15:55 德國5月季調後失業人數(萬人)

16:00 瑞士5月ZEW投資者信心指數

16:00 歐洲央行公佈金融穩定評估報告

20:00 德國5月CPI月率初值

20:30 加拿大3月GDP月率

20:30 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發表講話

20:50 聯準會理事鮑曼和2025年FOMC票委、波士頓聯儲主席柯林斯在“聯準會傾聽”活動上致開幕詞

21:45 美國5月芝加哥PMI

22:00 美國4月JOLTs職位空缺(萬人)

待定美國眾議院預計就債務上限協議進行投票

次日01:30 2023年FOMC票委、費城聯儲主席哈克參加有關全球宏觀經濟和貨幣環境的討論

次日01:30 聯準會理事杰斐遜就金融穩定和美國經濟發表講話

次日02:00 聯準會公佈經濟狀況褐皮書

次日04:00 美國至5月26日當週API原油庫存(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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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有風險，投資需謹慎。本文內容僅供參考，不構成個人投資建議，也未考慮到某些用戶特殊的投資目標、財務狀況或其他需要。據此投資，責任自負。

評論

Damon

儘管近期債務上限問題和此前銀行業危機都幸運地沒有成為系統性風險，但激進加息的“副作用”可能才剛剛顯現。

雖然美聯儲祭出了1980年代以來最激進的緊縮政策，但通脹問題仍然頑固，仍高達近5%。面對嚴峻的形勢，美聯儲或將繼續加息，在多家美國中型銀行意外爆雷後，風險大概率不會止步於此。

在5月發布的《金融穩定報告》中，美聯儲列出了幾個令人擔憂的領域，包括人壽保險和某些類型的債券和貸款基金。

例如，明尼亞波利斯聯儲主席卡什卡利警告稱，儘管許多專家預計風險有限，但私募市場缺乏透明度，意味著官員們並不完全了解由債務推動的市場押注情況，金融機構之間是如何相互關聯的，這些問題並不總是很清楚。

“有很多複雜的情況我們還不太了解。”卡什卡利警告稱：“不幸的是，在真正出現問題之前，這些情況可能不會暴露出來。”

清華大學全球私募股權研究院研究員孫長忠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表示，金融的核心問題本身就是風險與收益的關係問題。尤其是現代金融體系，風險幾乎無處不在，也無時不在，只是嚴重程度、具體表現、演變路徑不同而已。今年的銀行危機可以說是美聯儲本輪加息迄今最大的風險事件，現在看來已大體平息，但後續緊縮風險如何演變仍存在不確定性。

相對於已知的風險點，市場顯然更加擔憂系統性風險在某個無人注意的角落悄然醞釀。

美國抗通脹之戰進入“下半場”

近期的風險事件與高通脹及其引發的流動性收緊息息相關。 2022年6月，美國CPI同比漲幅高達9.1%，創下1981年以來最高。 2023年4月，CPI同比漲幅仍高達4.9%。

國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趙偉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分析稱，2022年中至今，美國經濟處於去通脹的“上半場”，有三個主要特徵。一是整體通脹下行斜率較陡，結構上以商品去通脹為主，服務去通脹為輔，前者已基本完成，後者還處於早期；二是以供給側修復為主，需求收縮的貢獻相對有限；三是非週期性通脹持續下行，週期性通脹持續創新高。這三個特徵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為什麼通脹率的持續下行和失業率維持低位可以並存。

儘管通脹率已經接近腰斬，但距離美聯儲的心理預期仍有距離，實現2%的目標並不容易，美國抗通脹之戰的“下半場”或將更加艱鉅，大概率將是一場硬仗。

在趙偉看來，“下半場”和“上半場”相比有一些不同的特徵。結構上從商品去通脹轉向服務去通脹，通脹下行的斜率趨於平坦化；從供給主導轉向需求主導，通脹下行的幅度更加依賴於需求收縮的程度；非週期性通脹下行空間不斷收窄，週期性通脹開始下行。未來通脹的下行將以勞動需求的收縮為前提，美聯儲更難平衡就業和通脹“雙重使命”。

更糟糕的是，美國全國商業經濟協會（NABE）5月發布的調查顯示，美國頂級經濟學家預計，今明兩年美國通脹率將居高不下。 59%的受訪者認為，通脹率要到2025年或更晚才能降至美聯儲的目標水平。

為了防止通脹問題變得根深蒂固，近期美聯儲官員再次加強了打擊通脹的決心，對利率前景持鷹派態度，而這也可能會在無意中為下一次真正的危機和美聯儲的干預埋下伏筆。

陣痛已現

在過去多年的低利率大環境下，企業整體估值“水漲船高”，一些財務上有壓力的公司也能籌集到資金維持生存。新冠疫情暴發後美國政府還向經濟注入了大筆資金，美聯儲祭出近零利率和“無限量化寬鬆”，眾多因素疊加導致債務違約率於2021年下降到1%左右。

但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標普全球預測投機級證券12個月的滾動違約率將從目前的2.5%躍升至2024年初的4.5%。此外，美國銀行美國高收益債券指數顯示，垃圾債的收益率已經較2021年中不到4%的水平增加了一倍多。

與此同時，美國企業申請破產的速度達到了13年來的最快水平。標普全球市場情報的數據顯示，今年前四個月有236起破產申請，是2022年的兩倍多，創下2010年以來的最快增速。

即使一些規模相對較大的企業也不能倖免於難，大型家居零售商3B家居、北美數字媒體公司Vice Media、私營航天企業維珍軌道公司、美國金融投資機構KKR集團支持的美國醫師服務提供商Envision Healthcare、消防系統製造商Kidde-Fenwal等公司已經申請破產保護。

事實上，面對越來越大的壓力，美聯儲緊縮之路也走得很艱難。在3月矽谷銀行遭遇擠兌之後，美聯儲不得不介入，向銀行體系提供了數百億美元的緊急支持，而這實際上部分抵消了美聯儲收緊政策的舉措。

經紀商South Street Securities首席執行官James Tabacchi表示：“市場對美聯儲是在緊縮還是在放鬆感到困惑，我們試圖追踪美聯儲將要做什麼。而現在，市場不知道該追踪哪個美聯儲。”

一個更加靈活的美聯儲形像已經躍然紙上。一方面，美聯儲仍會繼續保持緊縮政策，防止通脹失控。但一旦更大的危機出現，美聯儲將毫不猶豫地出手，祭出比銀行業迷你危機中更大的救助方案。

系統性風險正悄然醞釀？

在經歷了十多年的寬鬆環境後，過去一年的快速加息讓高風險押注和不良商業模式無所遁形。雖然下一場風暴將在何處衝擊市場不得而知，但從商業地產到貨幣市場基金，潛在的脆弱環節已經比比皆是。

如果後續美聯儲繼續加息，未來的風險也會更大。孫長忠表示，目前市場預計美聯儲還將再加息一次，依據是目前仍高企的通脹數據和穩健的經濟狀況。而美聯儲內部則存在分歧，既有人主張暫停加息，也有人主張繼續加息，但從會議紀要特別是鮑威爾的言論看，主流傾向是6月暫停加息，評估10次加息的滯後效應及信貸收緊的後續影響。

傳奇投資者吉姆·羅傑斯（Jim Rogers）警告稱，他正準備迎接有生之年見過的最糟糕的熊市。 “全球利率將會走高，我不知道這次要漲到多高才能抑制通脹。世界從未見過像過去幾年這樣的債務、支出和印鈔。因此，這次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採取非常具有破壞性的措施”。

在最糟糕的情況下，急劇的流動性收緊將引發系統性風險，全球市場也將迎來暴擊。羅傑斯警告稱：“所有的市場可能都會出現問題：房地產市場、股票市場、債券市場、貨幣市場等。你必須學會套現或賣空，才能在即將到來的危機中生存下來。”

需要警惕的是，系統性風險可能會在意想不到的領域突然爆發。孫長忠告訴記者，目前已經發現的風險，包括《金融穩定報告》和美聯儲官員強調的風險，可能都不會很嚴重，既然已經發現了，自然就會採取相應措施。最大的危險恰恰在於未知的風險。正如卡什卡利所說：總有些情況人們還不太了解，風險和問題往往在浮出水面之後才為人所知。

文章來源： 21經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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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邵悅華

大宗商品

原油天圖，昨天行情收出堅決陰線，跌破了回調支撐線，有繼續下行的機會，可以適當關註一次短線空頭機會，關注小時級別的合理的短空形態。

原油4小時圖，均線也開始轉為空頭排列，目前在前期低點支撐附近有調整需求，等待市場充分調整，關注可能的繼續空頭機會。

原油小時圖，行情一大波下跌後出現了觸底反彈走勢，這波下跌表現極端，需要等待充分調整，憑藉均線壓制和斐波那契回調位置關注遇阻表現。

交易思路

短期偏空頭思路，等待小時級別充分調整後的合理形態，關註一次短空機會。

壓力位置：70.04 70.67

支撐位置：69.01 67.50

風險提示

原油昨日突然收出堅決陰線，短期空頭快速發力走弱，雖然還不能說後市要走很大的空頭行情，但至少短期有望下行一段空間，目標位置先看67.47一帶，持續跌破的話則持有空單，如果在支撐附近出現大幅拉升表現則獲利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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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Kevin Du

經濟

當西方國家的跨國公司為了所謂的供應鏈安全尋找可替代中國世界工廠地位的“中國+1”時，中國的製造業民企卻悄悄地打造了融合數字技術與傳統智慧的“中國+”。那就是基於中國深厚的製造業底蘊結合最先進的數字技術在中國本土打造“全球母本工廠”，形成伸向世界各地的人才、技術和資本觸角，以更加柔性、韌性、人性化的姿勢再次融入全球產業鍊和供應鏈，打造更加開放的中國現代產業體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中國民營企業在各種圍追堵截和驚濤駭浪下努力衝出重圍自發推動的中國式再全球化。

去年以來，當美國的蘋果、TPI Composites，丹麥的維斯塔斯，芬蘭的Salcomp等西方公司在印度加大投入，企圖在中國之外再造一個“世界工廠”的時候，中國製造也在大型民企的帶領下加大投資、提高產能。比如聯想集團在深圳的南方智造基地今年正式規模化投產，逆勢加碼提高產能，助力整個集團繼續穩穩佔據全球PC出貨量第一的地位，利用大灣區獨有的人才、技術和國際物流優勢，面向全球打造“母本工廠”，以“中國+”的開放姿態應對西方公司的“中國+1”。不僅僅是聯想，越來越多的中國製造業民企，正在以這種模式和理念推動中國的產業升級走向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

這種模式，既是大型製造業民企的戰略舉措，更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必然選擇——在國際競爭不斷升級的局勢下，加快向產業鍊和價值鏈的中高端躍遷。步入後工業化時代後，中國製造業正面對前所未有的國內外壓力，可以說是圍追堵截、驚濤駭浪。在國內，一段時間一小部分人對民營企業的負面輿論沸沸揚揚（直到現在依然存在被社會誤解的現象），嚴重挫傷了民營製造業企業的干勁和信心。在全球範圍內，一個迅速崛起的中國，一個產業鏈與價值鏈不斷向上升級的“後起之秀”，如何與成熟的西方發達工業國家“爭奪蛋糕”，建立新的競合關係，減少非經濟意義的對抗和衝突，多一些良性的競爭和合作，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時代命題。

尤其是在海外，制裁、脫鉤、斷鍊、圍堵……自特朗普以來，打壓中國製造在全球的影響力，推翻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似乎成為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的政治正確。這種局勢，隨著特朗普下台拜登上任並沒有發生改變，反而在新冠大流行、俄烏衝突之後愈演愈烈。針對中國製造的“威脅”，美國先後出台了《芯片與科學法案》、《通脹削減法案》等意在加速與中國脫鉤的文件。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歐美企業跑到印度、東南亞，企圖尋找可以替代中國供應鏈地位的另一個世界工廠，他們稱之為“中國+1”戰略。海外媒體紛紛喊出“世界工廠遭遇勁敵”——中國製造正面臨一個內外施壓的極限生存狀態。

然而令人驚詫的是，除了剛開始與中國正式打貿易戰的2018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有所下降之外，之後幾年反而是繼續不斷攀升。尤其是疫情三年，全球出現了“全世界都在印鈔，只有中國在生產”的奇觀。中國對美國經常賬戶下的貿易順差屢創新高，每年竟然達到創紀錄的平均3500億美元。疫情三年，在一邊抗疫一邊生產的不利情況下，中國製造依然創造了近兩萬億美元的經常賬戶貿易順差，不得不說這是一個奇蹟。中國製造業就像一隻“打不死的小強”，不僅沒有被國內外的各種驚濤駭浪打倒，反而在不斷的逆勢加碼、逆境崛起、逆風前行。其中的原因是什麼？中國製造業究竟為何有如此大的韌性？中國製造業獨特優勢的密碼是什麼？後工業時代中國製造業究竟會是什麼樣的命運，會不會也出現美國那樣由於產業鏈外遷導致的“鐵鏽地帶”？

筆者認為，中國製造業的獨特優勢主要還是製度優勢，除了獨特經濟體制之外，在微觀層面主要就是獨特的充滿韌性和極限生存能力的中國製造業民營企業（企業也是一種組織製度）。他們一方面在改革開放中虛懷若谷地學習了西方企業的先進管理技術，更重要的方面是繼承發揚了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堅忍、勤勞、聰明、團結、百折不撓……在曾經受到不利的輿論打擊時，在全世界圍追堵截企圖尋找另一個可替代的“中國+1”時，他們將這種獨特的精神特質體現了出來。

可以說，打不死、壓不跨的中國民營企業，加上發展型、服務型政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種種配套舉措，不斷完善的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廣度和深度，構成中國最重要的獨特製度優勢。這也是最近兩次最重要的高層會議——4月政治局會議與5月中央財經委會議——接連再次發聲“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建設現代產業體系，並強調“呵護與培育優秀企業家”，提出“打造世界一流企業和先進製造業產業集群”等理念的根本原因。製造業民營企業是中國經濟韌性的根基。

從宏觀和歷史趨勢的方面，我們需要客觀冷靜認識當前的發展階段和主要矛盾。在工業化初期中國一窮二白的背景下，資本積累不足和產能供給短缺是主要矛盾。當前中國已經成為第一大製造業強國、第二大經濟體、工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人均收入已經達到世界平均水平，不再是前工業社會那種學習、依附和模仿的角色，而是已經成長為當代發達成熟國家強大的競爭對手。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中國已經走完了基本的工業化歷程，當前已經進入後工業社會。在後工業時代的中國，資本和產能結構性過剩，與發達國家的激烈競爭才是主要矛盾。如何找到或創造新需求、開拓新市場，與老牌工業國家建立正確的競合關係，成為新時代中國製造新的時代主題與任務。

在此期間，我們也需要客觀認識到中國製造業仍然存在大而不強、小而無序、創新不足、核心技術和材料依然在外等問題。我們過去解決這些問題主要依靠國家自上而下的產業政策，但是現在我們手中又多了一副牌，那就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成功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大型製造業民企。它們經歷了改革開放的全部歷程，經歷了一次次技術革命浪潮的洗禮，一次次全球驚濤駭浪的衝擊，經受住了歷史和時代的考驗，積累了深厚的海內外客戶資源，具有較強的國際化和跨國經營能力，響應國家號召積極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就像戰場上最寶貴的資源是“老兵”，這些成立幾十年、歷久彌新的民營企業，一直堅守中國本土大本營，是改革開放半個世紀最寶貴的財富之一。

今天，這些“民企老兵”已經成為各領域的產業領軍企業、供應鍊鍊主和產業龍頭企業，是中國製造業產業生態的“大樹”，可供諸多的中小企業“乘涼”。後工業化時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洪流中，現在迫切需要思考的是，中國製造業如何抵禦類似美國後工業化時代產業空心化的命運，如何與已成熟的發達工業國家良性競爭？在還沒有成為發達成熟的現代消費型、福利型國家之前，如何繼續引領以數字化、綠色化、高端化為主線的新一輪工業化浪潮？從美國、德國、日本等已經走過這個階段的成熟工業國家來看，大型領軍、跨國製造業民企，與政府的產業政策主導者一樣，在其中起著極為關鍵的作用。一方面，這些大型民企決定著產業鏈的位置，只要他們不動，產業鏈就不可能遷移。另一方面，這些大型民企具有充足的資源投入創新技術的研發，與政府的創新基金相比更加熟悉市場和產業化的規律，更加專業、敏感和高效率。

“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在中國製造面臨前所未有的圍追堵截的困難局面時，這些製造業民企老兵體現出了中國民企獨有的競爭力和產業生態優勢，繼續認真“做好自己的事情”，以更加開放的姿勢應對全球的去中國化、去全球化潮流。當西方公司忙著在全球尋找“中國+1”以逐漸替代中國世界工廠地位的時候，中國的大型製造業民企悄悄的打造更加開放“中國+”體系。其中一個典型的模式就是：基於中國深厚的製造業底蘊結合最先進的數字技術打造“全球母本工廠”，開啟中國製造的跨國生產、經營及技術和理念對外輸出時代，與世界各國尤其是金磚國家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同構建和分享新的產業鍊和供應鏈。

“中國+”意味著一個更加開放、更加現代的產業體系，意味著中國製造更加柔性、更加包容的發展理念。在當前全球經濟衰退風險越來越大，國際環境各種不確定性因素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大型製造業民企卻逆勢加碼，這些企業通過向世界各地的工廠輸出技術、人才和理念，根據各國不同的資源禀賦打造不同的產業鏈接口，當前已經形成了“中國+墨西哥”、“中國+匈牙利”、“中國+一帶一路沿線諸國”等以深度合作為主的新的產業鏈、供應鏈體系，以更加開放的姿勢再次融入全球製造業體系。

“競爭對手越封閉，我們就越開放；越去中國化，我們就越緊密地擁抱世界”。走向世界、經歷了國內外種種驚濤駭浪的中國民營企業正變得越來越成熟、越來越自信、越來越智慧。事實也證明，西方公司的“中國+”戰略實施的並不順利。在印度，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發現印度政府辦事效率低下、青年人不願背井離鄉、物流等基礎設施不完善、成熟的產業工人短缺等問題依然很嚴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去年12月份的一份評估報告指出，“印度融入全球價值鏈的進程已經停滯”。可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並不是那麼容易，也很難一蹴而就，因為很大程度上它是時間的函數，是依靠國家能力建設基礎設施結合市場經濟優勝劣汰日積月累演化的結果。就像一片茂密的森林，需要漫長的時間才能進化成一種穩定的生態系統。

世界在進步，中國製造也在進化。中國製造業民企的“中國+”模式，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國的大門不僅沒有關閉，而是在堅持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以一種更加開放包容的姿態應對西方國家的“圍追堵截”。用孔子的話來說，不是以怨報怨，也不是以德報怨，而是以直報怨——不卑不亢地堅持做好自己的事情，打造旨在推動再全球化的“中國+”。這也是後工業化時代，在國內外大變局和驚濤駭浪之下中國民營製造業企業的生存之道。

文章來源：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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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antha Luan

據排排網最新數據顯示，截至7月底，百億量化私募機構數量達到30家，創下歷史新高。這背後，是量化私募產品投資策略也發生著明顯變化。

近年來，金融科技的興起加速了傳統金融行業的轉型升級，同時也催生了包括互聯網金融、量化金融、大數據金融、數字貨幣和智能投顧在內的眾多新興行業和金融服務模式。

提及量化金融，人們首先離不開量化交易。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蘊含著“程序化”、“高科技”、“高穩收益”等光環的量化投資交易策略不斷映入人們的眼簾。國內量化投資近幾年可謂是“冰火兩重天”。在剛剛經歷行業大擴容後，就遭遇了牛熊交替、市場風格切換的行情，令量化基金備受考驗。

那麼，量化交易真的是完美無缺的麼？在量化交易中，人們要注意些什麼呢？

量化交易對我們並不陌生，它是指以數學模型替代人為的主觀判斷，利用計算機技術從龐大的歷史數據中海選能帶來超額收益的多種“大概率”事件以製定策略，其典型的例子就是高頻交易。在這裡，計算機在部分或全部程度上替代了人腦的思維。

顧名思義，量化是以數學模型做基礎，在這裡主要涉及的是數理統計模型結合交易策略。我們知道，數理統計是建立在數據基礎上的科學，因而量化金融離不開數據。我們簡單地說，量化金融所涉及的數理統計方法主要有貝葉斯統計學、時間序列分析、機器學習等。這些方法都離不開對數據的需求。而量化金融的過程是通過計算機編程來實現的，整個編程過程中也離不開數據的應用。如果數據質量、數量不理想，勢必會影響到量化金融的應用，因為它是建立在數據基礎上的。從交易的流程中，限價訂單系統，就是一個典型的應用範圍。

量化交易涉及了交易策略、風險模型、交易成本模型作為其基本的理論基礎，這三者構架了資產組合模型。生成的這個資產組合模型，通過量化的方法得以在金融市場上交易實施。這其中有幾個層面涉及到了數據。

量化交易中的數據問題不僅僅涵蓋數據本身，也包含數據的外部環境、其所在的技術平台等。因為所有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數據的大環境，決定了數據的質量與數量。

我們以股價為例，對於那些交易頻率低的股票，它們缺少數據的時間序列；對於交易頻率高的部分股票，它們的價格是間斷性的變化（缺乏連續性）。這些，都無疑是數據不理想的表現。無論是哪個環節，數據本身都存在問題。比如說，數據的計數點、數據的採集、如何從數據中得到價格，還有獲得的數據同真實時間的時間差等問題。

數學模型在量化金融的過程中是一種應用的方法，歸根結底，它要有交易策略做支撐。常用的量化策略有價值投資、全球宏觀策略、alpha策略等。在運用這些交易策略的時候，人們都需要有數據做支撐。

對於金融產品，我們熟悉的有股票、期貨、商品等，它們都存在不同特徵與維度的數據質量問題。我們再以股票為例：分股、斷層、分紅、異常值等，都影響了量化金融過程中數據的質量。因為這些情況的出現，使得股票價格的數據產生了不連續、跳躍、異常等現象，勢必加大了使用過程中的困難——是否使用這些數據、如何處理這些問題等。

再比如說商品交易，它的交易特徵為交易時間壽命很短，通常就為幾個月；而且交易的量相對小。如果量化金融過程中使用商品做量化的頭寸，使用它的價格數據，這些都是存在的問題——數據質量不佳。

提及數據在量化交易中的重要性，還離不開一個維度，那就是數據的外部環境是否可靠。因為量化交易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數據——從計算方法，到運用的基礎素材，都以數據為基礎，所以它的安全性與可信性也很重要。提到安全性，對數據的外部環境也要有足夠的要求：穩定的系統。在高頻交易中，這一點尤為重要。如果交易系統安全性與穩定性達不到要求，那麼一旦出現問題，勢必會對整個市場和交易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

在高頻交易中，大規模的交易量會使得系統的穩定性和市場的融合性受到威脅。因為大規模和高速的輸入、修正和刪除訂單信息都可能會對交易所的基礎設施產生極大的負面壓力。這是數據在量化交易流程中容易生成的問題。

在高頻交易中，交易的速度與復雜性獲得了提升。但其伴隨的也有相應的風險：它可以因一個突來的大訂單，使得整個的交易系統的負擔加重。還有一種可能，量化交易受到市場上發生的大事件的影響，並進而導致了更多系列的量化交易，也就是我們常提到的連鎖反應。這些都加大了市場的波動率。

我們上面闡述了由於數據本身存在質量、數量以及外部環境的穩定性對量化交易產生的難度。那麼人為的數據操縱，則從另一個層面影響了交易的真實性與可信度。這也屬於交易中操作風險領域的問題。在這裡，安全系統中的IT風險就是操作風險的一種。IT風險很難通過數學模型來進行控制。它更多地是依賴IT流程的穩定性與質量，以及投入的IT產品。為了保證整個流程與系統的質量，需要在技術與組織上採取一定的措施。

既然數據在量化交易中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上述這些問題的出現必須得到解決，從而保障量化交易的質量。目前，已有一些國家出台了相關的監管政策來應對量化金融中數據方面出現的問題。例如在德國，監管機構針對量化交易過程中有可能發生的系統穩定類操作風險，要求相關金融機構對新產品流程、自動性提前控制、持續監控過程以及危機應急方案等採取明確的管理措施。

更加詳細地說，德國金融監管機構針對量化交易的系統與控制措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其涉獵到：降低風險並且制止市場操作；機構系統與風險監控、明確標記量化交易、針對高速度高流量的量化交易的應急措施；對量化交易、交易系統和控制機制進行備案等。

量化交易中數據在各個層次的穩定性對整個金融市場的影響是很大的。當前，國際金融市場量化交易的規模很大，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現為一種大趨勢。如果數據系統大規模的發生問題，勢必會影響到整個金融交易系統的穩定性。所以我們建議，不僅要提高數據本身的質量，更要關注與數據有關的外部環境系統的穩定性，這才是真正的道理。

文章來源：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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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antha Luan

經濟

美國時間5月28日週日晚間，美國總統拜登在白宮記者會上表示，兩黨關於債務上限的協議已經達成，這對於美國人民來說是一個好消息。拜登稱，協議將災難性的債務違約的可能性徹底消除，保護了來之不易的歷史性的經濟復甦。

該協議仍需通過國會投票通過，一經生效將避免美國政府出現債務違約並由此引發對經濟的一系列負面影響。

圍繞債務上限的談判，一直以來都是美國國會兩黨將美國經濟作為籌碼的政治博弈，由於潛在的對經濟帶來的可能的災難性影響，兩黨都將其視作是自己爭取各自政治利益的機會，這也造成了債務上限的談判歷年來都無比艱難，直到最後時刻才化險為夷。

今年的美國債務上限問題恰逢美國經濟處在十分微妙的階段，高通脹成為其要應對的首要難題，但美聯儲在多輪緊縮貨幣政策下，加息已漸入尾聲成為市場目前的共識，此時，有著更中長期效應的財政政策取向就顯得尤為關鍵，而這正是美國兩黨在債務上限談判中的核心問題。

目前初步達成的協議包含了部分緊縮性財政政策措施，但僅是對接未來兩年的聯邦預算設定支出上限，保留了未來擴張性財政政策扶助經濟增長的可能性，相比2011年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與共和黨人所達成的債務上限協議更為寬鬆。

從市場角度來看，整個5月份雖然美國債務上限問題懸而未決，但並沒有成為實質上的影響市場的風險因素，以納斯達克指數總體拉動的美股依然突飛猛進。而一旦債務協議達成，債務上限得以提高，美國政府將向市場供應大量美國國債，預計到第三季度將有約1萬億美元的規模，這對於市場流動性的影響不容小覷——有機構預計這一輪國債發行規模的效應相當於美聯儲上調基準利率25個基點。

總體而言，債務上限協議的達成從短期來看有利於安撫市場情緒，消除不確定性，但中長期由於對資金面的影響，將有可能對市場造成壓力，同時，由於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一鬆一緊”，將會令美國經濟再度陷入更為複雜的局面。

學生貸款被要求重新開始償還

根據協議，拜登與眾議院議長麥卡錫達成的協議主要包含以下方面：

在2024年和2025年的前兩年為聯邦預算設定支出上限，然後在接下來的四年為撥款設定目標；

將食品券接受者工作報告時間限制的年齡上限從50歲提高到54歲，但僅持續到2030年；

為以下人群新設豁免規定，豁免工作要求：年滿18至24歲的即將離開寄養家庭的年輕成年人，以及所有退伍軍人和無家可歸者，但同樣僅持續到2030年；

對各州能夠豁免食品券接受者工作要求的頻率設置新限制；要求農業部發布一份批准和拒絕哪些州豁免的報告；

縮短環境影響聲明發布的時間表，適用於擬議項目；

改革聯邦機構進行環境影響聲明的方式；

收回對國內稅務局的資金；

在6月30日之後的60天內開始重新償還當前已經暫停的學生貸款。

此外，該法案還將收回未使用的新冠疫情資金，包括《美國復甦計劃》和《冠狀病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法案》（CARES法案）分配的資金，這兩項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COVID-19救援計劃。共和黨此前曾表示要從這些措施中收回數十億美元。

這些收回的資金包括最初分配給COVID-19測試、疫苗協調中心和疫苗分發以及心理健康意識和教育，以及不同行業的疫情響應，包括農業和鐵路的聯邦資金等。

此前美國兩黨在提高債務上限方面的主要分歧在於，總統拜登領導的民主黨方面堅持要求在不附加任何額外條件的情況下直接提高債務上限，而共和黨則提出削減開支來換取通過債務上限。在今年4月份，眾議院共和黨議員通過了一項法案，以削減開支作為提高債務上限的條件。隨後共和黨方面與民主黨在進行相關談判時，就以這份法案作為談判的框架。

一直以來，兩黨都在圍繞債務上限問題，達成各自目的，這也造成了債務上限屢次陷入僵局，而潛在的風險和代價則是美國經濟甚至是全球經濟。

對於拜登和麥卡錫初步達成的方案，有評論認為，民主黨方面做出了較大妥協，尤其是生效後60天內結束當前暫停的學生貸款償還和利息累計。共和黨方面將其視作是次輪談判最大的勝利，麥卡錫在協議達成當天接受采訪時表示，這是又一次勝利，因為這意味著每個月將會收回50億美元。

效用相當於美聯儲加息25個基點

儘管債務上限協議達成為最終債務上限的提高奠定了基礎，有助於避免債務違約對經濟帶來更為嚴重的影響，但協議本身的財政緊縮的相關方案，對於經濟仍會產生潛在影響。

一個可供參考的例子是2011年，當年美國經濟剛剛從2008年金融危機的陰霾中走出，但仍步履蹣跚，當時全美的失業率高達9%，而美聯儲貨幣政策刺激手段基本已經用盡，基準利率已經降至零附近，此時許多經濟學家呼籲應該用擴張性財政政策來扶助經濟復甦，但事與願違。當時美國眾議院由共和黨佔據多數席位，作為民主黨人的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迫於壓力與共和黨達成了削減聯邦政府開支的協議，事後被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這些削減以及衰退初期的刺激支出不足是造成美國經濟復甦遲緩的原因。

目前的美國經濟也處於比較微妙的境地，美國經濟仍在應對高通脹，美聯儲已經從去年開始實施了緊縮性貨幣政策，但這一輪加息已經漸進尾聲，美聯儲接下來的貨幣政策主基調將逐步從控制通脹轉向避免經濟硬著陸，此時如果進入一輪財政緊縮政策，將與貨幣政策的方向背道而馳，進一步增加經濟下行的風險。

但也有經濟學家認為，目前美國經濟可以承受適度的財政緊縮，因為目前經濟最大的問題是持續高企的通脹，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消費支出推動的。如果從經濟中減少部分聯邦支出，可能有助於美聯儲控制價格持續增長。

摩根大通的分析師邁克爾·費羅利（Michael Feroli）上週表示，評估即將達成的協議的正確方式，是從“由於財政緊縮而美聯儲需要做出的抑制總需求的努力減少了多少”來評估。他估計，該協議在幫助抑制通脹方面相當於利率上升0.25個百分點。

共和黨方面堅持認為，初步達成的協議不僅不會損害經濟，反而會有利於經濟增長。共和黨人認為，減少債務積累將有助於經濟。

“我們正在試圖為美國人民降低政府的成本曲線，”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理查德·伯爾（Richard Burr）上週對騰訊新聞《潛望》表示。他說，“我們希望它對經濟的影響是減少債務積累，從而保持利率水平，這將使得那些在購買大型資產時向債務市場借貸的美國家庭的成本降低。”

主導與共和黨進行債務上限談判的美國總統拜登也在之前多次強調了任何協議的達成都不會引髮美國經濟衰退的觀點，他的表態是基於過去兩年，隨著對新冠疫情的聯邦支出下降，去年美國政府赤字減少了1.7萬億美元，但經濟卻沒有出現顯著下滑。但也有分析人士認為，拜登此前的表態，是在為接下來可能對共和黨做出讓步提前做出鋪墊。

在美國債務上限問題面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評級機構惠譽上週已經將美國信用評級列入負面觀察名單，意味著有可能下調評級。

對此，紐約的外匯交易公司Oanda高級市場分析師Edward Moya認為，下調評級的風險並不會因為雙方達成協議就徹底消除，還需要國會投票通過，但在這個過程中，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也將伴隨著投資者信心的下降而進一步被削弱。

資金面變化影響美股中長期走勢

儘管債務上限問題是在整個5月份縈繞於美股的最大風險因素之一，但5月份以來美股卻出人意料地走牛，尤其是以科技股為主的納斯達克指數，更是在1個月的時間內上漲超過8%，絲毫未受債務上限問題不確定性的影響。

美股持續在5月份走牛主要有幾方面的原因，首先對於債務上限，儘管有潛在的不確定性，但從投資者角度來說，幾乎形成了美國政府不可能出現債務違約這樣的共識。摩根大通首席執行官傑米•戴蒙不久前接受采訪也表示，債務違約是不可能發生的選項。因此從本質上來看，債務上限的談判並不會成為實質風險因素。

第二是這一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爆發，帶動了微軟、谷歌、英偉達等美股權重股上揚，由此帶動了整個美股大盤走高。

第三則是對美聯儲貨幣政策的預期，目前市場普遍預計美聯儲次輪加息週期已經漸進尾聲，最多在6月份再進行最後一輪加息就將停止加息步伐。更為樂觀的預計認為美聯儲在今年末就將開啟新一輪的降息週期，對貨幣政策未來預期的轉好，也推高了美股市場中的風險偏好情緒。

儘管關於債務上限的談判在事前並沒有真正成為影響美股市場走勢的風險因素，但在協議達成以及債務上限實質上被提高後，短期對於美股市場可能仍將產生影響，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從市場心理層面來看，不確定性的消除有利於短期市場信心的進一步鞏固。由於距離下一次美聯儲貨幣政策會議仍有一段時間，可以說短期內美股市場基本沒有任何短期不確定性因素，在前期市場漲勢如虹的利好推動下，投資者情緒可能被再度點燃。

其次，從市場資金面的變化來看，債務上限的提高意味著短期將有大量的美國國債發行，預計到今年第三季度末，將有總額約1萬億的美國國債發行，這意味著大量的資金可能從權益市場抽走。美國銀行分析師估計，債務上限的效應提高相當於美聯儲25個基點利率的上調。

花旗銀行首席股票策略分析師Stuart Kaiser認為，債務上限協議消除了對經濟增長的一個尾部風險，但並沒有實質性地改變基本情況。因此，在指數水平上，它對股票市場來說是一個溫和的正面因素，但對於那些負債水平較弱的股票、小市值股票和可能是周期性股票來說，它具有更多的正面影響。這些股票最近表現較差，對增長和信貸風險有較高的敞口。

文章來源：騰訊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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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俄烏衝突

2022年烏克蘭危機升級後，由於美西方在短時間內對俄羅斯實施全方位脫鉤，俄在外交、貿易、能源、基建物流、身份認同等加速“轉向東方”。但這種“轉向”並不意味著俄羅斯將永久“背離西方”，也不意味著俄羅斯只倚重“東方”，更不意味著俄羅斯的國家身份將發生徹底轉變。相反，俄羅斯將更多依靠自身力量，在國際秩序變革期肩負“獨特的歷史使命”。

2022年加速“轉向東方”是俄羅斯在外部環境劇烈變化、外交空間大幅壓縮後的應急反應，具有不同於以往的鮮明特徵。

從速度上看，此次“轉向”具有史無前例的緊迫性。2014年烏克蘭危機後，西方政治孤立和經濟制裁切實助推了俄羅斯“向東轉”，但日趨緊張的政治關係並未耽誤俄羅斯與西方之間絕大多數的生意，這使得俄羅斯“向東轉”的意願並沒有那麼迫切。然而，“特別軍事行動”後，西方作為俄羅斯主要的貿易、投資和技術夥伴的地緣經濟模式已被迅速而徹底地改變，俄羅斯則需要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重組與“東方”的政治、經濟、能源等各領域關係。

從程度上看，此次“轉向”必然更持久、更全面。作為被動應對的一方，俄羅斯“轉向東方”的程度同西方與俄脫鉤的力度息息相關。顯然，俄羅斯正在面對的是一個空前堅定團結的“集體西方”，表現在其對俄政策的意志堅決性、行動一致性以及措施的全面性。俄羅斯因此不僅幾乎喪失了在西方內部先前慣用的“打楔子”“做工作”等手段，甚至連對話的機會都少之甚少，這決定了俄“轉向東方”的長期性和全面性。

從意義上看，此次“轉向”對俄羅斯未來發展格外重要。“東方”之於千年俄羅斯的意義復雜而多變，19世紀以來，伴隨著沙俄不斷向東擴張，“東方”成為其與英國、日本等帝國地緣政治爭霸的角斗場；蘇聯解體之初因為急於融入西方，“東方”又幾乎被俄羅斯忽略為外交的真空地帶。21世紀以來，蓬勃發展的“東方”為俄經濟發展打開機遇之窗；而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則促使俄羅斯將“東方”作為與西方抗衡的籌碼和避風港。2022年後，“轉向東方”的成效事關未來俄羅斯的國家命運。

俄羅斯“轉向東方”的成效

烏克蘭危機及其引發的俄西大脫鉤和俄羅斯大規模加速“轉向東方”，既是世界大變局加速演進的重要縮影，也將為國際秩序的變革和重塑提供助力。俄羅斯“轉向東方”的成效將取決於俄能否充分利用有利條件，迅速克服障礙以及審時度勢運籌大國關係。

俄羅斯加速“轉向東方”存在一定的有利條件。首先，大部分“東方”國家從鞏固主權、國家利益和實現戰略自主出發,在烏克蘭危機中採取了較為務實和平衡的立場，成為俄外交中最重要、最有價值的資源。其次，“東方”是俄羅斯塑造未來國際秩序的重要依托。新版《俄羅斯聯邦對外交政策構想》稱“消除美國和其他不友好國家在世界事務中的主導地位，建立公正和可持續的世界秩序”是俄羅斯外交的首要關注方向，而“東方”恰恰適合擔負這一重大使命。再次，“東方”存在與俄羅斯深化能源、資源、軍事、工業、技術和農業等領域合作的需求和潛力。即使在此前俄堅持搞排他性合作的北極方向，由於被其他幾個北極國家排斥孤立，俄也愈發看重亞洲國家的作用。

但應看到，俄羅斯加速“轉向東方”將受到多重內外因素的製約。從內部看，遠東地區的落後面貌及其發展任務的艱鉅性，成為俄羅斯面向東方起跳的“阿克琉斯之踵”。在疫情、制裁疊加的背景下，遠東“缺錢”“缺路”“缺人”等問題變得更加迫切。

從外部看，俄羅斯戰略認知中的“東方”也正發生深刻複雜的變化。在地緣環境上，近年俄羅斯所認可的、基於開放合作、互利共贏的亞太概念已受到美國及其盟友強行構建的“印太戰略”敘事的強烈衝擊。曠日持久的烏克蘭危機也導致亞太地區陣營化風險持續上升，這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俄地緣政治、經濟與安全利益。在雙邊關係上，當前日本、韓國、新加坡義無反顧地加入反俄陣線。即使在“東方”內部，部分國家與俄合作也受到美西方越來越大的壓力和限制。土耳其被迫自2023年3月1日起禁止將被西方制裁和出口管制的商品轉運給俄，這促使俄只能從哈薩克斯坦等國尋找替代供應商。

更為重要的是，俄羅斯擔憂“轉向東方”面臨失衡風險。印度雖以“照顧本國人民需求”為由頂住壓力，繼續擴大對俄石油進口，但俄議價能力也顯著降低。而對中國的日益倚重更令俄深感不安。俄羅斯專家坦率地指出，“轉向東方”在經濟和外交上的具體風險是明顯倚重中國，特別是在能源領域。

“轉向東方”不意味著俄羅斯將永久“背離西方”

橫跨歐亞的地理位置賦予了俄羅斯歐亞雙重身份，也滋生了其對於身份認同的恆久迷思。自彼得大帝以來，“雙頭鷹”一直面向的是西方。當前，烏克蘭危機的長期化趨勢及其對國際秩序、地區格局的深刻影響，當俄羅斯聲勢浩大地“轉向東方”時，其背後蘊含的邏輯尤為值得關注。

“轉向東方”不意味著俄羅斯將永久“背離西方”。它主要是俄羅斯政治、經濟、能源和外交等多領域優先次序及重點方向的調整，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該國300年來以西方為主要外部資金、技術來源的傳統和歷史。這種大規模調整是西方決意推動與俄全面脫鉤、持續遏俄弱俄、將俄貶為“國際賤民”的自然後果，是俄被迫面對、無奈接受的應急反應，但並不意味著俄羅斯將主動關閉與西方關係的大門，更不意味著俄羅斯國家身份和文明的徹底轉向。新版《俄外交政策構想》中，俄仍在與美歐關係的表述上謹慎措辭，傳遞了相對友善的信號。而在外交實踐中，儘管俄對亞洲市場的倚重日益增強，但俄羅斯的安全和外交重大關切以及軍事政治影響力仍主要集中在歐亞大陸的西部。

俄羅斯對“東方”有自己獨特的定義和理解。在千年曆史進程中，出於對自身地理坐標的不確定性，俄羅斯對“東方”的定義一直是泛化和模糊的。在當前俄羅斯外交語境下，“東方”也是一個廣義的概念。“轉向東方”似乎不僅僅是轉向亞洲，而是包含中東、北極、非洲和拉美洲的“非西方”。實際上，烏克蘭危機升級後俄羅斯正積極探討和創造一系列概念:俄官方以二分法為指導，把全球分為“友好國家”和“非友好國家”；普京在多次講話中反複使用“集體西方”、“非西方”等名詞；學界則創造出“大東方”“集體東方”“世界大多數”等概念，意在秩序變革期塑造新的國際格局分野。更為有趣的是，在新版《構想》中並未出現“東方”一詞，俄羅斯外交視野中的“東方”被拆為“歐亞大陸”“亞太”等板塊，與中國、印度關係被置於“歐亞大陸”框架之下。這也意味著，俄羅斯的“東方”戰略將基於“歐亞”視角，以“大歐亞夥伴關係”為引領。

“轉向東方”也不意味著俄羅斯只倚重“東方”。一方面，“東方”在俄外交優先方向排序中並非最重要，“近鄰”及“後蘇聯空間”仍然是其外交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俄羅斯也清醒地認識到，“東方”並不是破解自身戰略困境的鑰匙。俄將不得不“靠自己”解決國家發展的關鍵任務，需要擁有強大的主權和必要的自給自足能力。許多學者指出，俄羅斯不能簡單地“從一個方向轉向另一個方向”。更何況，“沒有理由期望其他國家（包括那些友好國家）承擔重大風險，支持俄羅斯採取那些對俄以外的任何人都沒有意義的行動”。

在新版《構想》中，俄羅斯將自己定義為世界的“主權中心之一”和“獨特國家文明”，肩負著獨特的歷史使命。這意味著在世界變局深入發展、外部環境日益嚴峻之際，俄羅斯愈發強調自身的獨立性、獨特性以及在建設國際新秩序中所的關鍵作用。基於此，觀察俄羅斯如何進一步建構“東方”、運籌“東方”和“轉向東方”，無論對於中國還是世界，都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