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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準會理事米蘭發表演說
美國NAHB房產市場指數 (12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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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ZEW經濟現況指數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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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區貿易帳 (未季調)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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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零售銷售月增率 (不含加油站和汽車經銷商 ) (季調後)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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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匹配數據
專家表示,黃金中長期偏強行情機率大,短期調整是配置機會,投資人需理性看待,警惕高位波動,避免盲目追漲。

印度盧比匯率週五刷新歷史低點,兌美元一度觸及90.55,突破了12月11日創下的前低90.4675。吊詭的是,這發生在美元指數徘徊於兩個月低點附近之時。通常,弱美元會為新興市場貨幣帶來喘息之機,但盧比卻成了例外。
分析指出,兩大核心壓力正將這一亞洲表現最差的貨幣推向更深的困境:一是與美國的貿易協議持續缺位,二是創紀錄的資本大規模外流。
資本「出逃」是打壓盧比的關鍵。數據顯示,外國投資者正加速撤離印度市場,光是本月就已淨拋售約25億美元的印度股票和債券。
放眼全年,外國投資者已累計從印度股市淨撤出180億美元,使印度成為受資本外流衝擊最嚴重的市場之一。在關稅陰霾和市場情緒持續受挫的背景下,盧比的表現在亞洲市場中墊底。

交易員指出,週五盧比的下跌,直接推手來自無本金交割遠期市場(NDF)強勁的美元需求,以及進口商的避險操作。此外,企業付款需求和在前一交易日創新低後的部位調整,也進一步加劇了美元的買盤壓力。
除了資金面,政策面的不確定性是懸在盧比頭上的另一把劍。
分析師和銀行家普遍認為,美印貿易談判的進展仍然是盧比走勢的關鍵焦點。儘管印度總理莫迪11日已與美國總統川普通電話,討論了擴大雙邊貿易等議題,但市場分析認為,年內達成貿易協議的前景仍不明朗。任何實質突破,才可能幫助盧比擺脫近期的下跌趨勢。
三菱日聯金融集團(MUFG)就明確表示,盧比的疲軟「反映了與美國潛在貿易協議的持續不確定性」。
為了遏制盧比的急劇下跌,印度央行已透過國有銀行拋售美元進行幹預,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匯率出現更大幅度的崩跌。
Finrex Treasury Advisors的財資主管Anil Bhansali建議:“隨著盧比觸及並維持在歷史新低附近,我們繼續建議出口商在現貨市場拋售美元,而進口商則應在美元回調時逢低買入。”
然而,市場幹預似乎難以扭轉整體的弱勢格局。澳新銀行(ANZ)經濟學家兼外匯策略師Dhiraj Nim警告:
「如果關稅問題持續存在,盧比的疲軟態勢還將進一步加劇。目前市場的預期呈單邊態勢,進口商需求強勁而出口商缺席,再加上資本外流的壓力。”
盧比已跌入技術性「低估」區間
值得注意的是,在經歷大幅下挫後,盧比已被推入技術上的「低估」區間。
根據印度央行的數據,截至10月,該貨幣的貿易加權實際有效匯率(REER)已降至97.47。這項指標低於100,通常表示貨幣被低估。然而,在基本面壓力未解之前,技術上的低估訊號能否轉化為市場反彈,仍是未知數。
2025年12月10日,聯準會宣布降息25個基點,並計畫在30天內購入400億美元國庫券。照理說,這本應是刺激市場的重大利好,現實卻是一片恐慌。短期利率應聲下跌,但長期公債殖利率不降反升。
這反常的訊號背後,是一個讓全球投資人警惕的結構性風險:聯準會的獨立性,正被市場重新定價。對於關注宏觀邏輯的交易者和加密投資者而言,這或許是一個重新審視資產配置的歷史性時刻。
從教科書理論來看,降息25個基點是因應經濟放緩的標準操作,旨在降低融資成本、提振市場信心。但這次降息的時間點,實在過於「巧合」。
就在聯準會公佈決議前,川普總統的經濟助理、同時也是聯準會主席熱門人選的凱文‧哈西特(Kevin Hassett),就公開「精準預測」了降息25個基點的結果。這種來自白宮核心圈的“預判”,讓市場不禁懷疑:這究竟是基於經濟數據的獨立決策,還是提前“打個招呼”的政治安排?
更深層的背景是,川普在過去一年中多次公開抨擊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稱其“玩弄政治”,甚至揚言要罷免他。這種赤裸裸的政治施壓,已經觸及了聯準會成立以來的底線。
當市場不再相信降息是純粹的專業行為,而是政治壓力下的妥協產物時,信任的裂痕就已經出現。這種信任的崩塌,遠比降息本身更值得警惕。
除了降息,聯準會宣布購買400億美元短期國庫券的決定同樣充滿爭議。
官方將其定義為維持流動性穩定的技術性操作,與2008年的量化寬鬆(QE)劃清界線。但市場不買單。在美國財政赤字持續擴大的宏觀背景下,投資人傾向於將任何新增的資產購買行為,都解讀為隱性的量化寬鬆,甚至是「財政主導」的開端。
市場選擇了相信最壞的可能:政治幹預已經導致了隱性寬鬆,長期的不確定性正在急劇增加。
聯準會的獨立性,是全球金融穩定和美元地位的基石。每日經濟新聞曾援引金融專家觀點指出,美聯儲一旦喪失獨立性,將成為推倒“美元霸權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其威力不亞於一枚投向美元信用的核彈。
那麼,市場是如何為這種風險定價的呢?
渣打銀行的最新研究揭示了其中的邏輯:儘管貨幣市場預期短期利率會下降,但對聯準會獨立性和財政紀律的深層擔憂,正在反向推高美國的長期利率。這正是市場對「財政主導」風險的提前定價。
長期利率的上升,並非因為短期流動性緊張,而是投資者要求更高的“期限溢價”,用於對沖未來可能出現的財政失控和通膨風險。其傳導鏈條如下:
一旦央行失去公信力,想重新贏得市場信任將極為困難。更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美元信用的長期基礎受損,但短期內,外部的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反而可能為其提供避險支撐。這種短期現象,恰恰掩蓋了背後長期且結構性的弱點。
在「寬鬆預期」與「風險溢價」並存的複雜宏觀環境下,傳統資產正面臨困境:債券市場長短期利率分化,股市波動加劇,黃金雖受雙重支撐但機會成本仍在,美元則陷入短期避險與長期貶值的矛盾之中。
對於加密世界的參與者來說,這場由聯準會獨立性引發的危機,恰恰提供了一個重新審視加密資產配置價值的絕佳窗口。
當央行的獨立性受到質疑,法定貨幣的信用基礎動搖時,比特幣的核心價值主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化。
當傳統金融體系的信任基礎受到挑戰時,以太坊上的去中心化金融(DeFi)提供了一個不依賴主權信用的替代方案。
聯準會獨立性受損,本質上是「信任」的崩塌。而在DeFi世界裡,信任被程式碼所取代。借貸利率由演算法和市場供需決定,而非某個可能「被政治施壓」的委員會。整個過程公開透明,只需要信任代碼即可,無需信任任何中心化機構。
這種「守則即法律」的特性,在金融信任危機時展現出獨特吸引力。
當然,要注意的是,目前主流的穩定幣(如USDT、USDC)仍錨定美元,會直接受到美元信用風險的傳導。但這也催生了新的機會:以DAI為代表的去中心化穩定幣,以及錨定一籃子資產的穩定幣,正在探索脫離單一主權信用的路徑,其發展值得關注。
必須強調,加密市場本身波動性極高,並不適合所有投資人。
然而,在當前環境下,加密資產作為一種“非相關性資產”,其配置價值值得重新審視。過去,比特幣常被視為與科技股同漲同跌的「風險資產」;但當傳統金融體系的信任根基開始動搖時,這種相關性可能發生根本改變。
這次聯準會獨立性危機,很可能成為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它正在推動加密資產的敘事轉變——從過去的“投機者玩具”,演變為未來“對沖主權信用風險的工具”。這種轉變,將重新定義它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地位。
聯準會主席鮑威爾成功推動了再次降息的決議,但他或許很難將此視為一場完勝。儘管他試圖淡化反對票的影響,會議的種種細節卻暴露了一個嚴峻的現實:這個全球最有權勢的央行,內部正經歷著日益加劇的意見分裂。
這次25個基點的降息,不僅遭到了數位正式投票委員的反對,更有一大批雖無投票權但參與討論的地區聯儲行長,也發出了明確的反對信號。
這種罕見的內部分歧,可能為2026年的政策走向埋下伏筆。屆時,無論誰接替鮑威爾,都可能發現,在聯準會內部凝聚共識將是一項空前艱鉅的任務。
「這很不尋常,我跟聯準會打了十多年交道,從沒見過這種局面,」今年6月剛從費城聯儲主席位置上退休的帕特里克·哈克直言。
在這次會議上,公開的反對聲音主要來自三位委員:
然而,真正的分歧遠不止這三張票。更多的反對意見,透過其他不那麼直接的管道浮現。
利率預期暗藏玄機
聯準會在公佈降息決定的同時,發布了季度利率預期(即「點陣圖」)。這份圖表顯示,有六位政策制定者認為,到2025年底,聯邦基金基準利率應維持在3.75%至4%的區間——這正是本次降息前的水準。
這表態無異於公開聲明,他們並不同意這次降息。
由於這六位官員中,至少有四位甚至可能全部都沒有今年的投票權,一些聯準會觀察家將這種表態稱為「隱性反對」。已退休的哈克表示:“如果我還在任,我也會是這些'隱性反對者'之一。我認為這次降息是個錯誤。”
地區聯邦儲備銀行的“風向標”
另一條線索藏在各地區聯邦儲備銀行董事會的建議中。這些由商界領袖組成的董事會有權就另一項短期利率(折現利率)的調整提出建議,而這項利率的走向通常與基準利率保持一致。
從歷史上看,這項建議被認為是各地區聯邦儲備銀行行長自身政策傾向的「風向標」。而在這次會議前,總共12家地區聯邦儲備銀行中,僅有4家建議下調該利率。這意味著,可能有多達8位地區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實際上反對降息。
這一系列訊號表明,主張維持利率不變的「鷹派」陣營,主要集中在地方聯邦儲備銀行行長之中。相較於白宮提名、參議院確認的華盛頓聯準會理事會,這些地方大員們歷來在政策上更傾向於維持高利率。
面對內部日益公開化的分歧,鮑威爾在記者會上坦言,在當前的經濟狀況下,意見分歧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他指出了當前政策的核心矛盾:一方面,通膨率仍然遠高於聯準會2%的目標;另一方面,勞動市場開始顯現出疲軟的跡象。
“絕大多數與會者都同意,失業率和通膨都存在上行風險,那該如何抉擇?”鮑威爾說,“我們只有一種政策工具,無法同時實現兩個目標,這是極具挑戰性的局面。”
然而,不論理由多麼充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已經有眾多決策者透過各種方式表達了強硬立場。這給聯準會的未來蒙上了一層陰影。無論明年川普總統提名誰來接替鮑威爾——包括熱門人選、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凱文·哈塞特——新任主席都將面臨整合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意見的巨大挑戰。
法國巴黎銀行美國策略與經濟學主管加爾文·謝評論道:“鮑威爾主席任職已久,在FOMC內部威望很高。即便在他的領導下都出現了三張反對票,我很難想像新主席能更容易地實現委員會內部的意見統一。”
當然,聯準會內部的分歧並非無法彌合。新的經濟數據隨時可能改變全局。
儘管委員的利率預期中位數顯示2026年只會降息一次,但市場投資者仍預期會有兩次。
事實上,支持本週降息的官員很快就找到了「證據」。週四公佈的數據顯示,截至12月6日當週,美國初請失業金人數增加了4.4萬人,達到23.6萬人,增幅創下疫情以來的新高。在百事可樂、惠普等企業相繼傳出裁員消息的背景下,這可能是勞動市場出現問題的早期訊號。
未來幾週,決策者將迎來一系列反映勞動市場和通膨狀況的關鍵數據。儘管10月的部分數據將永久缺失,但在明年1月底的下一次議息會議前,他們仍能獲得11月和12月的完整報告。
“我認為當前官員們的意見分歧是合理的,因為經濟數據本身就釋放著錯綜複雜的信號,”花旗集團經濟學家維羅妮卡·克拉克表示,“到明年,經濟數據或許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新的共識。”
市場普遍預期,日本央行將在12月18日至19日的會議上再次升息,將政策利率從0.5%上調至0.75%。行長植田和男先前已釋放明確訊號,讓這次升息幾乎成為定局。因此,市場的目光已經越過此次會議,投向了更遠的問題:在利率達到既不刺激也不抑制經濟的「中性水平」之前,日本央行的升息之路還能走多遠?
根據三位熟悉日本央行思路的消息人士透露,央行下週在承諾繼續升息的同時,將著重強調一個新思路:未來升息的節奏,將完全取決於經濟對每一次升息的具體反應。
將利率提高到0.75%,意味著日本的政策利率將達到三十年來的高點,同時也逼近了日本央行自己估算的1.0%-2.5%中性利率區間的下限。
這引發了部分市場人士的猜測:考慮到對經濟的潛在衝擊,日本央行的升息空間可能已經不大了。
然而,消息人士稱,日本央行正試圖打消這種看法。他們將明確表示,雖然中性利率是製定貨幣政策時的重要參考,但它絕不是決定下一次何時升息的決定性因素。
央行內部或許會更新中性利率的估算,但不會將它作為對外溝通的核心工具。根本原因在於,中性利率本身受生產力等多種變數影響,難以精確估算。央行不希望被一個模糊的指標束縛手腳。
日本央行將採取更務實、更具彈性的策略。消息人士解釋稱,央行未來的決策將基於對現實世界的觀察,即過去的每一次升息到底為經濟帶來了什麼影響。
具體來說,他們會密切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透過檢視這些經濟影響,央行可以反過來衡量目前的政策利率距離中性水準有多近,並據此決定是否需要進一步升息。這種「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取代了依賴理論模型進行精確預測的傳統做法。
儘管溝通策略趨於謹慎,但這並不代表日本央行缺乏繼續升息的理由。恰恰相反,他們手中有充分的理據。
知情人士強調,日本央行下周可能會著重闡述兩點:
「日本的實際利率非常低,這為央行分階段繼續升息提供了空間。」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表示,另外兩名消息人士也認同此觀點。
日本央行內部官員也對這種務實的做法表示支持。審議委員野口旭在上個月的演講中就曾警告,過度依賴中性利率估算存在風險,因為要精確衡量其水準「幾乎是不可能的」。他認為,最現實的方法是在監測其對經濟和物價影響的同時,逐步提高利率。
日本央行前首席經濟學家Seisaku Kameda則預測,隨著利率逐步接近中性區間,央行在行動上會變得比以前更謹慎。
Kameda認為,即便日本央行將利率上調至0.75%,其必須傳達的核心訊息依然是──「貨幣環境將保持寬鬆」。這番表態,既是為未來的政策調整保留彈性,也是為了穩定市場預期。
2025年10月,英國經濟再度較上月收縮0.1%,已是連續第四個月未能成長。同時,商品貿易逆差擴大至225.42億英鎊,創下近三年來的新高。儘管工業產出數據意外反彈,但製造業和建築業的表現卻不如預期。在這樣一份喜憂參半的數據背後,英國工業聯合會(CBI)上調了成長預測,讓市場對英國經濟的真實狀況感到困惑。
宏觀數據顯示,英國經濟的成長引擎正面臨熄火風險。 10月的GDP數據延續了9月的收縮態勢,季減0.1%,標誌著經濟活動連續四個月停滯不前。
比成長停滯更令人擔憂的是外部失衡的加劇。季調後數據顯示,英國10月的商品貿易逆差急劇擴大至225.42億英鎊,這是自2022年1月以來的最高水準。具體來看:
從貿易夥伴來看,對歐盟的商品出口成長了1.7%,主要得益於機械和運輸設備的出口增加。對非歐盟國家的商品出口更是成長了8.6%,其中對美國和日本的汽車出口表現特別突出。值得注意的是,在連續兩個月下滑後,英國對美國的商品出口(含貴金屬)在10月大幅反彈了27.0%。
從內部結構來看,英國經濟的各部門表現嚴重分化,整體動能明顯不足。服務業和建築業產出的下滑,是拖累整體經濟的主因。
工業產出反彈,但製造業復甦不如預期
生產活動方面,工業產出是10月數據中少數的亮點,較上季成長1.1%,強於市場預期的0.7%,也是自2月以來最強勁的月增幅。
然而,作為工業核心的製造業,其復甦力度卻未能達到市場期望。雖然製造業產出季增0.5%,扭轉了9月下降1.7%的局面,但這一增幅仍低於市場普遍預期的1.0%。其中,運輸設備製造業成長3.6%(機動車產出成長9.5%),成為主要貢獻力量。
建築業與服務業雙雙走弱
建築業的擴張趨勢在10月明顯減弱。產出年增率放緩至0.9%,是1月以來最慢的成長速度。環比數據則更不樂觀,直接從9月的成長0.2%逆轉為下降0.6%。
同時,作為英國經濟支柱的服務業產出也下降了0.3%,進一步加大了經濟下行壓力。
就在疲軟的經濟數據公佈之際,英國主要的商業遊說團體——英國工業聯合會(CBI)卻意外地選擇上調對今明兩年的經濟成長預測。
CBI解釋稱,此次調整主要基於兩個因素:一是近期官方經濟數據的向上修正,二是在11月26日公佈的財政預算案中包含了一些短期財政支持措施。
儘管上調了預測,CBI首席經濟學家路易絲·赫勒姆(Louise Hellewell)也強調,當前的前景只能被視為「謹慎樂觀」。她指出,最新的預算案“更注重穩定而非成長”,並未能提供持久的投資誘因。
在通貨膨脹和貨幣政策方面,CBI的看法比市場更為鷹派。該機構預測,2026年英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將上漲2.6%,略高於英國央行的預測。基於這個判斷,CBI認為英國央行的降息空間有限,預計只會在「下週」和2026年初各有一次25個基點的降息,將基準利率從目前的4%降至3.5%。這項判斷遠比市場普遍預期的降息路徑更為緊縮。
整體來看,英國經濟正處於成長停滯和外部失衡的困境中。短期內,若內需持續疲軟,出口難以有效改善,英國經濟在2026年上半年將持續面臨嚴峻的成長挑戰。
美國最新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已經發布,這份文件被廣泛解讀為川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藍圖。許多媒體和智庫認為,它標誌著“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外交思想最劇烈的轉折”,試圖從根本上重塑美國的對外政策和全球角色。
這份報告的基調與內容,都與二戰後歷任美國總統的世界觀與安全觀大相逕庭。將其與2017年川普首任期及2022年拜登政府發布的國安報告並列對比,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個在全球力量格局變化和國內政治極化雙重壓力下,政策不斷搖擺的美國。
要理解最新的變化,需要先回顧前兩份報告的邏輯。
而最新的這份報告,比2017年的版本走得更遠。報告明確指出,美國外交政策的根本目的和唯一核心是維護“核心國家利益”,而不是“戰後國際秩序”。
這意味著,川普的第二任期外交將基於一個核心標準:「能否提升美國的實力與繁榮」。其政策將更具交易思維和獲利導向,主張“在限定的核心美國利益上進行選擇性競爭”,奉行所謂的“靈活現實主義”。
在地區戰略層面,新版報告對優先順序進行了重新排序:
這份報告招致了許多民主黨人和建制派學者的批評。美國外交關係學會發文評價稱,報告缺乏戰略清晰度,「論戰性遠大於政策性」。
跨越八年,經過兩名總統,三份報告清楚地揭示了美國外交政策的搖擺不定。
1. 對全球性挑戰的態度
以氣候變遷為例,川普2017年的報告雖然批評全球氣候議程對美國不利,但仍表示要成為該領域的「全球領導者」。拜登政府則直接將氣候變遷置於全球挑戰的首位。而在新版報告中,全球挑戰已然成為「需要避免的負擔」。
2. 對盟友夥伴的定位
2017年,川普政府雖敦促北約盟友提高軍費,但也承認同盟體係是美國的「寶貴優勢」。拜登政府更是將「建構最廣泛的盟友夥伴聯盟」作為外交重點。相較之下,新版報告顯現出將盟友「工具化」的傾向,不僅尖銳批評歐洲盟友的內政外交,也明確反對北約繼續擴張。
3. 對美俄關係的立場
在2017年報告中,俄羅斯被視為美國主要的地緣政治對手。 2022年,拜登政府將其定義為「重大威脅」。而新版報告對俄羅斯的定性則「溫和」許多,不僅鮮有批評,也表達了與俄重建戰略穩定的期望。
4. 策略優先地區的變化
2017年的報告對西半球著墨不多,反而是拜登政府在2022年提出「西半球對美國的直接影響超過任何其他地區」。而新版報告則將毒品販運、非法移民等問題提升到更高層級,提出了所謂的“門羅主義川普推論”,預示著其拉美政策將更加強調勢力範圍和強權邏輯。
專注於地緣政治分析的美國「戰爭困境」網站評論稱,與先前相比,新版報告「視野更狹隘、黨派性更強、政策更內顧且個人色彩更濃」。
儘管政策搖擺,三份報告背後貫穿不變的主線——維護美國在全球體系中的優勢地位。這條主線尤其體現在對大國軍事競爭和國內經濟安全的持續重視。
美國《外交政策》網站刊文指出,這份新報告時而鼓吹乾涉主義,時而又抨擊干涉主義,但「貫穿始終的主線是推進華盛頓的野心」。報告中不乏自相矛盾之處,例如既宣稱“傾向不干涉主義”,又暗示美國在西半球擁有“幹預權”。
軍事實力:持續的軍備競賽
三份報告都將提升軍事實力作為重中之重。
經濟安全:從“製造業回流”到“去風險”
在經濟安全方面,三份報告也有一致的延續性。
這表明,無論政府如何更迭,美國都將高科技、製造業、關鍵礦產和能源領域的主導權視為戰略競爭的核心。
在看懂這些報告的門道之餘,也需要認識到戰略文件與政府實際政策之間的差距。
一方面,發布報告是白宮應國會要求的程序性動作,政府為了維持政策彈性,不會被報告內容完全束縛。另一方面,“計劃趕不上變化”,國際局勢的風雲突變常常會迫使美國外交政策做出調整。此外,美國國內日益激烈的黨派政治和選舉週期,也進一步加劇了其外交安全戰略的搖擺和不確定性。
正是在這種持續的政策搖擺與內部撕扯中,美國對戰後秩序和多邊主義的承諾不斷弱化,為世界帶來了更多的動盪與不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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