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貿戰略逆轉帶來全面破壞

中美關係

摘要:

長期以來，經貿相互依賴被視為中美關係的“壓艙石”，但近年來的現實是，中美貿易額迭創新高（雖然佔比在下降），但中美衝突卻日趨激烈，關係螺旋式下滑。

美國財長耶倫、國安顧問沙利文等拜登政府高官近期頻頻發表涉華政策演講，但總體上新意無多，一邊聲稱不尋求與中國全面“脫鉤”，不對華搞新冷戰和全面遏制，一邊又以“去風險化”為由為“小院高牆”操作辯護。言語之中的一個信號是，美國願為所謂“國家安全”付出必要的經濟和政治代價。這些表態表明，美國或正全面轉變其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市場化的傳統經貿國策。

從特朗普到拜登，美國政府從加徵關稅到推出針對技術、物資和投資的進出管控，並在國內大搞產業補貼，意味著美國經貿政策從自由貿易轉向“有管理的貿易”甚至“管制型貿易”，從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轉向國家積極干預的市場經濟，從市場效率優先轉向所謂國家安全優先，從全球化轉向集團化、陣營化。這種轉變反映出美國應對全球化以及塑造中美關係的新戰略，影響不容低估。

美國經貿政策轉型嚴重衝擊維繫中美關係穩定的戰略基礎。長期以來，經貿相互依賴被視為中美關係的“壓艙石”，但近年來的現實是，中美貿易額迭創新高（雖然佔比在下降），但中美衝突卻日趨激烈，關係螺旋式下滑。這屆美國政府將對華政策概括為“3C”，即“該競爭時競爭，能合作時合作，必須對抗時對抗”，這種“三分法”表明美國不願為照顧“合作”而在南海、台灣等對抗性議題上有所妥協。耶倫不久前再度明確美國準備為“國家安全”付出經濟代價和關係代價，不會在經濟利益與安全和地緣議題之間進行交換；美國近來一直試圖重開對華經貿對話，但又不間斷出台打壓措施，顯示美國不願為“改善氣氛”“創造恢復對話的條件”而作出姿態調整。經貿領域本身已經成為中美衝突的原爆點和事故多發地之一，美國雖稱不尋求對華新冷戰和全面脫鉤，但其近期操作讓人感受到“壓艙石”日益失去穩定大局的功能，不再能夠成為雙邊關係穩定的戰略基礎。

不過，聲稱不尋求新冷戰和全面脫鉤意味美方希望將中美競爭的烈度加以控制。為了防止失控，美國又提出為雙邊關係安裝“護欄”。過去幾年來，美國在其芯片規則、《芯片與科學法案》以及《通脹削減法案》等新的經貿政策中製定了針對中國的所謂“護欄”，實質在於落實“小院高牆”策略。但中方強調的“安全防護網”最為關注的則是一個中國等原則性、根本性問題。雙方對於當前風險和危機的根本原因看法不一，美方嚴重忽視中方最大關切。無論美國政府表態調子是否緩和，只要其在具體對華行動實踐上保持一貫做法，就會繼續加深雙方的戰略互疑。

美國這種經貿政策轉型加劇全球供應鏈混亂，增大世界經濟風險，而且對其自身而言效果難測。最近幾年的實踐證明，美國政策轉型脫離自由化、市場化原則，破壞多邊體制正常運作，引起全球供應鏈非市場化重組，推動世界經濟集團化、陣營化，大大增加世界經濟風險，加劇全球結構失衡、分配失衡，不但害人，更是害己。從製造業“回流”到“近岸外包”，再到“友岸外包”，是美國近年來經濟政策轉型的一部分。2022年耶倫呼籲跨國公司尋找美國以外的投資地點，優先考慮供應鏈“友岸外包”。IMF報告警示，雖然資本日益落地“友好國家”或許能夠提高政治安全，但這個趨勢可能抑制風險的分散，增大經濟下行的可能性。全球經濟產出將因此損失2%。

美國經貿政策轉變也對其“盟伴”造成衝擊，《芯片與科學法案》《通脹削減法案》等規定了對本國產業實行補貼等保護性內容，與美國同樣存在競爭關係的歐盟、日韓深受震撼。法國總統馬克龍警告，美國根據《通脹削減法案》支持自身產業將“扼殺歐洲大量就業機會”，這可能“解決你們的問題，但會增加我們的問題”。彼德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專家分析，拜登政府擬議中的限制對華投資措施存在精準實施難題，因為跨國投資所有權結構複雜，難以區分“中國”“美國”；對外投資審查機制唯美國獨有，盟國難以仿製；對華技術封堵是一場“打地鼠遊戲”，難以只傷中國不傷其餘。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斯蒂芬·羅奇則認為，美國國內儲備率極低且難以改善，經濟脫鉤對美國經濟影響可能更大，因為美國的儲蓄缺口需要貿易赤字和國際融資來彌補，而中美市場體系的分裂可能嚴重損害美國的國際融資能力。

以圍堵遏壓中國為主軸，從奧巴馬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國逐步完成安全戰略轉型，從特朗普到拜登政府，美國又漸次推進經貿戰略轉型。俄烏衝突爆發以來，華盛頓放棄所謂貫徹集體安全原則的一貫做法，拒絕直接出兵干預，意味著美國提供安全公共品的意願和能力明顯下降，特別是在面對核大國或者它認為不是主要威脅的時候。實施全面經濟金融制裁則表明，美國已經將為維繫霸權而向國際社會提供的主要公共品——開放的市場和美元——強行扭曲為政策工具。在烏克蘭戰場上，美國的戰略目標與工具之間出現錯配，有限軍援加全面製裁的混合戰無法從軍事上戰勝俄羅斯，全面製裁也無法壓垮俄羅斯經濟。衝突持續但又難升級、不失控，這或許是美國不能言說的目標，但絕不符合歐洲和國際社會的利益，戰場僵局正在快速侵蝕美國的戰略信譽。

提供安全、市場、交易工具和國際制度是美國在單極格局下為維繫霸權而必須付出的代價。美國放棄全球化、自由化和市場原則，推動經貿政策全面轉型，針對的是中國，動搖的卻是自身霸權支柱，這條道路能走多遠以及效果如何，我們姑且拭目以待。

文章來源：環球時報，作者：廖崢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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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

債券

根據ETF市場，去年還一片慘淡的債券市場於2023年再度變得炙手可熱，截至5月17日，高風險固收資產今年迄今的表現名列前茅。

其中，iShares 10-20年期美債ETF (NYSE:TLH)領跑，收益率達4.4%，iShares 20+年期美債ETF (NASDAQ:TLT)緊隨其後，上升4.1%。

不過，上升過程充滿波瀾。如下圖所示，TLH年內的表現一直波動不定。於3月初，TLT相比年初還是輕微下跌。相比之下，今年迄今表現最弱的是短期美債ETF(SHV)，僅上升1.6%，惟走勢相當平穩。

TLH Daily Chart

美聯儲將於6月14日的FOMC會議上暫停升息的預期支持了長端美債的表現。截至5月18日，聯邦基金期貨市場預計美聯儲有68%的概率將目標利率維持在5.0%-5.25%的範圍內。如果預測準確，將是美聯儲一年多來首次沒有加息。

由於市場預期貨幣政策將停止緊縮，故提振了今年的整個債券市場。2023年迄今，CapitalSpectator.com債券基金組合中所有的ETF均實現正收益，包括投資級債券代表ETF (BND)，年內升幅為2.8%。

ETF YTD Total Returns

當前，債券市場(尤其是國債)的主要不確定性，是美國如何以及何時解決債務上限的僵局。儘管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對美國不會違約表示「有信心」，惟經過多輪談判，白宮與眾議院共和黨仍然沒有達成協議。與此同時，財政部長耶倫(Janet Yellen)警告稱，如果國會不採取行動，政府可能在6月1日之前就無法支付賬單。

然而，要想克服債務上限僵局，仍有很多政治障礙要解決，包括焦慮的參議院民主黨人。據報導，參議院民主黨人警告拜登不要同意可能會對低收入美國人造成傷害的協議，不要同意可能削弱對抗氣候變化鬥爭的協議。

儘管如此，眾議院議長麥卡錫近期仍表達了樂觀看法，他稱：「我認為最終我們不會出現債務違約。」

根據ETF的動量，債券市場似乎也認為美國最終不會債務違約。衡量了價格偏好的一組移動均線顯示，做多勢頭強烈。簡而言之，市場普遍預期未來是積極的。然而，需予注意的是，如果現實與預期不符，市場可能無法承受這一狀況。

Index vs % of Bond Funds Trending Up

文章來源：英為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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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antha Luan

一連多家銀行倒閉，近期美國銀行業陷入動蕩之中。儘管在監管機構的行動以及幫助下，美國銀行業最終有驚無險，個別銀行的破產危機並未導緻美國銀行金融體系爆發更為廣泛的風險。在財政部的批准下，美聯儲設立了臨時性貸款工具——銀行期限融資計劃，以允許銀行獲得額外的流動性以滿足任何意外的取款需求。允許銀行以面值抵押安全的國債和機構證券，最長可藉款1年。

但在這個過程中，美國財政部以及美聯儲的援助行動也引發了外界的不滿。事實上，在次貸危機後，全球金融監管者曾提出在未來對銀行業救助的原則中，核心的一條就是明確承擔風險的範圍。在銀行破產倒閉的情況下，除了所有者和債權人，超越本國存款保險上限的儲戶也不應予以救助。有批評人士表示，在這次對於矽谷銀行等銀行的救助中，美國監管機構引用了“系統性風險例外”對儲戶進行全額剛兌，而不是依據單個賬戶25萬美元上限的存款保險制度。

作為監管機構，美聯儲已經開始研究和梳理當前美國銀行業的現狀，預計將在今年夏天公佈其收緊銀行資本規則的計劃，並將確保監管人員在最近的幾起銀行倒閉事件後更積極地對銀行進行監督。當地時間5月16日，美聯儲金融監管副主席巴爾在出席國會聽證會時表示：“對矽谷銀行失敗的回顧表明，在監管和監督方面存在必須解決的弱點，我致力於這樣做。並且我還致力於保持銀行體系的實力和多樣性，使其能夠繼續為家庭和企業提供金融服務和信貸。”

根據美聯儲稍早前發布的針對矽谷銀行事件的調查報告，美聯儲承認自身存在著監管不力的情況，在監管方面存在必須解決的弱點。主要包括對矽谷銀行的監管標準過於寬鬆，在監督過程中發現問題卻沒有採取緊急和強有力的措施。與此同時，美聯儲現有的監管框架並未考慮到銀行倒閉引起的傳染性恐慌對銀行業可能造成的系統性後果。

針對未來監管方向的調整，巴爾在國會聽證會上表示，美聯儲計劃提高監督的速度、力度和敏捷性。隨著矽谷銀行在規模和復雜性上的增長，監管機構並沒有及時定位漏洞，當監管機構確定了漏洞時，沒有採取足夠的措施來確保矽谷銀行較快地修復這些問題。

“隨著銀行規模或複雜性的增長，監管應以適當的速度加強。在我們的監管結構中，不同規模和風險的銀行的投資組合之間應該有更多的連續性，以便銀行能夠更快地遵守更高的監管標準。我們還需要特別注意，無論資產規模大小，具有快速增長、業務模式集中或其他特殊因素的銀行可能帶來的特殊風險。”巴爾表示。

巴爾強調，一旦發現問題，銀行和監管機構都應該更快地解決問題。例如，當前對於資本規劃、流動性風險管理或治理和控制不充分的銀行，美聯儲通常不會要求超出監管要求的額外資本或流動性。巴爾認為，在適當的情況下，這種情況需要改變。在風險控制得到改善之前，更高的資本或流動性要求可以作為重要的保障，它們可以將管理層的注意力集中在最關鍵的問題上。

“自2022年3月當前的貨幣政策收緊週期開始以來，銀行體系的存款資金大幅下降。在矽谷銀行擠兌之後，存款外流速度在2023年3月加快，最嚴重的外流集中在銀行體系中相對較小的一部分，即超區域銀行（總資產為500億至2500億美元的銀行）。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之下，通常被稱為社區和較小的地區性銀行（即資產少於500億美元的機構）的存款資金相對穩定。大型銀行（資產超過2500億美元的銀行）在2023年3月之前是最大的存款流出對象，但在整個3月都有存款流入。”紐約聯儲在日前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中表示。

巴爾認為，需要確保賦予監管機構在面對不確定性時採取行動的權力。應鼓勵監管機構嚴格評估風險，並考慮一系列潛在的衝擊和脆弱性，以便監管機構全面考慮具有嚴重後果的尾部事件的影響。

文章來源：中國金融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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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外匯

近期美國銀行業風波與債務危機愈演愈烈導致市場避險情緒升溫，疊加長期通脹預期意外上升，導致聯儲降息預期回調、美元指數走強，進而人民幣匯率一定程度有所承壓。同時，中國經濟復甦節奏不及預期，經濟基本面對人民幣的支撐走弱。但中長期而言，美元整體將偏弱勢運行，人民幣匯率或回歸震盪市。

5月初，美國第一共和銀行走向破產，導致避險資金流入美元，同時美國債務危機也在愈演愈烈。今年4月美國稅收遠低於2022年同期水平，也低於疫情前同期稅收收入水平，導致X-Date（美國技術性違約日期）提前至6月初，而兩黨對於債務上限問題持續爭執不下。市場對於美國債務違約的擔憂情緒升溫，美國國債CDS（信貸違約掉期）價格飆升，甚至超過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2011年債務危機導緻美國信用評級下調時期的水平。

避險資金湧入美元

中期選舉後，民主黨僅守住了對參議院的控制，失去了對眾議院控制，導致政府處於分裂狀態，進而導致債務上限危機的發生存必然性。近些年兩黨政見分化加劇，而疫情衝擊後美國實施大規模寬鬆的財政政策，導緻美國償債壓力大升，兩黨在財政收支方面的政見分歧也更為嚴重，2024年美國大選臨近也更進一步加劇兩黨矛盾，兩黨對立嚴重導致了此次債務上限拉鋸的持久性。美國債務上限僵局預計將在短期繼續支撐美元強勢，其對美元的影響預計較為短暫。

另一方面，美國核心通脹增速仍較高，並且近期披露的長期通脹預期數據意外上行，導致市場對於美聯儲降息預期回調，推動美元指數上升。4月美國整體通脹放緩主要是由能源項及食品項環比增速較低推動的，而美國核心通脹增速仍較強，環比繼續保持在0.4%的高位。美國核心服務項通脹仍保持黏性，並且近期核心商品項通脹也出現了反彈。美國仍較高的通脹壓力支撐美元指數仍在100以上運行，而上週五（5月12日）披露的密歇根大學未來五至十年通脹預期（長期通脹預期）意外上升至3.2%，創2022年6月以來的新高。美國通脹預期再度上行，提升了市場對於美聯儲未來更鷹派貨幣政策的預期，因而美元有所走強。

但未來歐美貨幣政策分化程度預計將縮窄，中長期而言美元整體將偏弱勢運行。美國加息週期臨近尾聲，預計美聯儲6月不加息仍為大概率事件。但歐央行距離暫停加息仍有距離，5月利率決議公佈後的記者會上，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強調“歐洲央行不會暫停加息，這一點非常清楚”。考慮到歐元區通脹壓力的緩解遠慢於美國通脹，歐元區核心通脹近期仍在磨頂階段，預計美歐貨幣政策分化將在未來收窄。

4月中國PMI（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回落至收縮區間，經濟數據也低於市場預期，呈現出消費和工業需求不足的特徵。4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5.6%，季調環比增速為-0.47%，較一季度明顯回落。此外，4月中國CPI（消費者物價指數）同比延續回落，也反映出國內需求略顯不足。經濟基本面不及預期，導致人民幣匯率支撐有所走弱。

從市場供需來看，2022年四季度以來，銀行代客結售匯順差開始不明顯，甚至出現逆差，2023年以來該現象持續，反映出人民幣需求偏弱，結匯需求對於人民幣的支撐減弱。同時，中國經濟基本面不及預期對股市構成一定壓力，股匯共振也一定程度推動人民幣匯率走弱。

在“美元走強+中國經濟基本面不及預期”的組合下，人民幣近期或弱勢運行，長期匯率或回歸震盪市。由於美國銀行業風險事件、美國債務上限危機不斷臨近、兩黨就債務上限的談判進展有限、市場對於美聯儲貨幣政策路徑預期上調，美元近期走強，並對人民幣形成一定壓力。但由於美元中長期將回歸偏弱勢運行，短期人民幣或因海外因素有所承壓，但長期人民幣匯率或將回歸震盪市。

此外，經濟與政策不及市場預期也導致了5月中旬過後股債雙雙調整。4月工業生產和地產銷售的高頻數據走弱帶來市場風險偏好的系統性下降，避險交易成為市場主線。10年國債利率向下突破2.8%的重要阻力位，並進一步下探。而在權益市場中，前期交易過度擁擠的數字經濟板塊出現回調，但資金始終未找到明確的新主線，僅有中特估方向有一定表現，但缺乏進一步的政策信號催化，整體彈性有限。另一方面，上市公司一季度業績表現平淡，反映經濟已經觸底但是反彈幅度不足，進一步抑制了風險偏好。4月15日MLF（中期借貸便利）超額平價續作，市場的降息預期落空，債強股弱的單邊行情逐漸變為股債雙殺。

期待提振內需，刺激A股

經濟增長結構性復甦，但與上市公司重疊的領域恢復速度偏慢。投資者在觀察到上市公司業績和經營數據後，預期相對悲觀。年初以來的經濟恢復大致分為三個梯度：第一個梯度也是恢復最快的，主要是線下居民出行和接觸類服務業，全國重點城市的地鐵客運量及擁堵延遲指數都已恢復至疫情前水平；第二個梯度是地產和基建，1-4月商品房銷售同比-0.4%，相較於去年全年的-24.3%已經明確反彈，但考慮到低基數，實際的銷售數量還是較為低迷，基建節奏前置更多起到對地產投資缺位的補充作用；第三個梯度是商品消費和製造業，消費品中汽車和消費電子的需求低迷，反映就業問題和居民收入預期的約束，而製造業中和地產投資鏈條相關的鋼鐵、水泥、家電、家具和裝潢鏈條均表現較差。

由於出行和接觸類服務業在A股的市值佔比很低，而消費、金融和製造業佔據了較大權重，因此經濟的結構性恢復在上市公司財務回報和經營數據上體現較少。

數字經濟主題交易過後，市場資金缺少新主線，投資熱度持續下降，存量博弈是常態。AI技術的變革大概率帶來整個互聯網產業鏈的重塑，但短期難以得到業績驗證。二季度過後，隨著上市公司一季報業績和經濟數據的披露，市場從預期交易更多轉向業績驅動。4月TMT（涵蓋計算機、電子、傳媒和通信）成交額佔A股的佔比一度超過40%，也有均值回歸的壓力。儘管數字經濟、中特估方向帶來超額收益，但公募基金賺錢效應較弱，截至5月17日中證股票基金指數年內下跌0.74%，而同期中證全指上漲3.37%。一方面，機構賺錢效應的不足難以吸引增量資金入場；另一方面，主題交易熱度降低，而經濟復甦彈性不足，使得存量資金難以尋找新主線。資金存量博弈下，市場弱勢震盪，且行業輪動迅速。

人行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對經濟的描述，與4月份的政治局會議一脈相承，指出經濟復甦的“內生動力還不強”。既然內生動力不強，就需要外生的政策支持，而經濟數據的全面回落也提供了政策加碼的必要性。目前中國經濟最主要的抑制因素還是在於有效需求的不足，因此擴大內需是政策的主要發力方向。在地產缺位的背景下，擴大內需主要依靠消費和製造業。目前新能源汽車、消費電子和地產後周期等均有促消費政策的加碼空間，減稅降費也有利於緩解居民收入的壓力，新基建方面也可能有新的政策性開發性金融工具出台。貨幣政策方面更加註重精準適度，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出台的概率相較總量寬鬆更高。

對於中國國內債市而言，基本面弱現實及市場對貨幣寬鬆的預期博弈可能驅動10年國債利率低位震盪。4月份中國經濟數據顯示，消費及工業需求仍較弱，債市利多環境或延續。雖然人行近期釋放的信號未體現寬貨幣加碼，但市場可能開始博弈貨幣政策的進一步寬鬆。存款利率降低有可能擠出一部分資金流向其他的理財、債基等低風險資管產品，預計債市的配置力量增強後將間接推動利率下行。考慮到近期利率連續下行後債市進一步走牛的動能或已相對受限，短期美元走強導致人民幣偏弱運行也將對中國貨幣政策存在一定影響，因而短期來看長債利率可能維持震盪格局。

文章來源：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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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en

股市

我們獲悉，在美股三大指數週四齊漲之後，今年迄今為止，標普500指數已上漲了9.3%，納斯達克指數的漲幅更是高達21.2%。截至週四收盤，標普500指數已經回到了去年8月以來的最高水平，且目前來看，該指數可能會突破自那以來的交易區間。

在美聯儲的加息週期尚未結束的情況下，是什麼推動美股實現瞭如此強勢的反彈?圍繞人工智能(AI)將改變世界的火熱希望，以及美聯儲維持流動性的決心結合在一起，令仍處於美聯儲加息週期中的美股得以實現復甦。

企業業績不行，為何美股還能強勢上漲？_1

一、反彈從何而來？

1、企業盈利並不那麼優秀

美股第一季度財報季已接近尾聲，已經公佈的大多數企業的財報顯示，結果基本上好於預期。不過，這很可能是因為原本市場的預期就不高。德意志銀行研究部的策略師Binky Chadha在分析了175場財報電話會議的內容後發現，儘管宏觀經濟形勢不利，但許多公司發現自己的業務狀態“穩健”。幫助這些公司得出這一結論的可能是，它們已經為最壞的情況(至少也是一場適度的經濟衰退)做好了準備，這促使許多公司在經濟增長放緩的時候採取了措施。

許多企業對通脹的擔憂程度有所下降，它們還努力將這次銀行業危機與2008年的金融危機區分開來，並表示銀行業的壓力僅限於一小部分企業。總體而言，這是一種謹慎樂觀的基調。不過，根據媒體追踪的數據顯示，標普500指數成分股公司的利潤同比平均下降了3.7%，這意味著美國企業利潤已連續兩個季度下滑，是2016年來首次出現這種情況。此外，市場對標普500指數成分股公司在第二季度的盈利預測也十分悲觀，預計利潤將下滑7.3%。雖然市場對標普500指數成份股未來12個月的整體每股收益的預測確實有所上升，但這只是因為這一盈利預期此前曾嚴重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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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盈利預期上調，但此前曾嚴重下降

2、利率水平不是關鍵因素

在美股反彈的同時，此前被視為股市復蘇關鍵因素的債券收益率實際上基本保持在原來的水平。週二，基準十年期美債收益率為3.65%，這是自3月初矽谷銀行破產以來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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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年期美債收益率接近矽谷銀行破產時的水平

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聯儲觀察人士開始轉向這樣一種觀點，即當多位美聯儲官員表示他們預計今年不會降息時，他們實際上可能是在說真話。本週已有多位美聯儲官員發表講話。週四，達拉斯聯儲主席洛根表示，美聯儲在6月政策會議上暫停加息的理由尚不明確。同一天，美聯儲理事杰斐遜則暗示，他願意耐心觀察過去一年大幅加息對經濟的影響。

LPL Financial首席投資策略師Quincy Krosby表示，美聯儲官員“似乎肩負著向市場傳遞信息的任務”。她指出，美聯儲官員傳遞出的信息是，美聯儲“目前沒有在今年降息的計劃”，但現在也提出了在6月政策會議上再次加息的可能性。

在歐洲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東方匯理(Amundi)的美股主管Marco Pirondini看來，美聯儲的等待將更為謹慎。“我們還沒有看到自去年年初以來加息的所有影響。這些都很難以非常精確的方式進行預測。我們甚至不知道我們目前在穩定通脹方面是否做得足夠。我們需要幾個月的時間來理解。”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多次暗示，根據數據，在6月暫停加息可能是合適的。投資者將密切關注鮑威爾在周五的講話，以從中獲得更多線索。市場仍然押注美聯儲將在年底前轉向寬鬆，但其確定性明顯低於年初。期貨市場對未來聯邦基金利率的預估顯示，當前對美聯儲政策路徑的預期比年初時的預期更為激進。因此，很難將美股的反彈歸因於對低利率的樂觀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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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與年初相比，當前的期貨市場暗示利率將在更長時間內維持在高位

二、也許是流動性的問題

在以Christopher Harvey為首的富國銀行策略師看來，企業盈利並非關鍵，因為直到最近幾天，標普500指數一直“表現平平”。從4月13日各大銀行拉開財報季大幕開始直到本週二，標普500指數的回報率為-0.9%，因此，財報季的表現並非股市反彈的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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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標普500指數在一季度財報季期間的回報率為負

富國銀行策略師認為，美股反彈主要與流動性有關，包括銀行定期融資計劃(BTFP)。首先，標普500指數今年以來幾乎所有的漲幅(除了本週的上漲之外)都可以追溯到3月13日至4月13日期間7.5%的漲幅，該指數從3856點升至4146點，而這與BTFP的創建和銀行借款規模的增長、以及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的擴張相吻合。無論聯邦基金利率是多少，這期間總有可用的資金，而這些資金有辦法找到可以獲得最佳回報的地方。

此外，隨著市場預期美聯儲將轉向寬鬆，對聯邦基金利率的預期出現下滑，這也是發生在3月13日至4月13日這段時間內。與此同時，信貸市場“解凍”令投資級公司債息差從3月15日的163個基點的峰值收窄了近30個基點，這一現象可能也得益於BTFP和流動性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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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說明這一點，富國銀行提供了“全收益”(即十年期美債收益率加上投資級公司債息差)，並顯示自去年年初股市見頂並開始下跌以來，該指標與標普500指數的相關性非常高，達到了85%。

Christopher Harvey表示：“今年以來推動標普500指數上漲的因素是資金和流動性，而非盈利或基本面。在信貸利差擴大和/或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萎縮的背景下，股市逆轉的風險似乎有所上升。”顯然，美國債務上限談判可能失敗也會對股市產生深遠影響。

Crossborder Capital的追踪流動性的專家Mike Howell指出，即使為了對抗通脹而維持高利率，但美聯儲仍在保持金融體系的流動性。去年十月英國國債市場的危機提醒所有人，流動性枯竭和利率上升時可能導致的金融市場動盪。自那以來，美國銀行存放在美聯儲的準備金一直保持穩定，似乎任何措施都不允許將這些現金儲備降至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監管機構規定的“充足水平”以下。這反過來意味著，儘管未來流動性面臨明顯風險(包括通脹上升、債務違約等)，但美聯儲將盡其所能保持流動性，這會讓投資者覺得投資股市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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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工智能浪潮不能忽視

還有一個因素可以解釋美股今年以來的漲勢：人工智能。摩根大通在4月底就曾表示，由ChatGPT和其他大型語言模型引發的對人工智能熱潮推動了標普500指數今年一半以上的漲幅，AI概念今年以來創造了1.4萬億美元的市值，相比去年年末增加約45%。

據了解，該分析涵蓋微軟(MSFT.US)、谷歌母公司Alphabet (GOOGL.US)、亞馬遜(AMZN.US)、Meta Platforms (META.US)、英偉達(NVDA.US)和賽富時(CRM.US)。這些股票是其所謂的“LLM-創新”股，其表現優於其他五大股票，即蘋果(AAPL.US)、特斯拉(TSLA.US)、伯克希爾哈撒韋(BRKA.US)、聯合健康(UNH.US)和摩根大通(JPM.US)，也跑贏標普500指數中11至50的成分股，以及羅素2000指數。此外，這類人工智能股貢獻了標普500指數53%的漲幅，納斯達克100指數54%的漲幅，以及68%的成長股漲幅。

法國興業銀行(Societe Generale SA)近日也發布報告稱，圍繞人工智能(AI)的全球投資熱浪全面席捲美股市場，如果沒有人工智能所引發的科技股全面看漲情緒，今年美國股市將不可避免地走向下跌。

文章來源：智通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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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n

經濟

“我們需要擔心人口爆炸。”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在印度第73個獨立日當天在紅堡的城牆上發表了這一信息。他補充說，不斷增長的人口給國家和後代帶來了各種挑戰。現在，聯合國人口基金會《2023年世界人口狀況》報告公佈的數據顯示，到2023年中期，印度將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人口將達到14.3億。

鄧白氏全球首席經濟學家Arun Singh表示:“這種規模的人口增長意味著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建設基礎設施，提供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從這個意義上說，印度不斷增長的人口無疑是一個挑戰。

如果一個國家的GDP持續強勁增長，那麼人均收入也會隨之增長。

根據安永印度的報告，到2047年，印度經濟預計將增長到26萬億美元，人均收入預計將增長六倍，達到每年1.5萬美元(12.3萬盧比)。這意味著分子(GDP)必須以持續的速度增長，而分母(人口增長)放緩。這將有助於國家最優地管理其資源。

中國擁有龐大的人口，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其gdp一直以年均7%左右的速度增長。越南是另一個自本世紀頭十年以來經濟增長率達到6%的國家。印度尼西亞、孟加拉國和菲律賓也有很高的增長率，但它們的人口遠不及印度或中國。與此同時，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平均增長率超過5%的印度，必須提高自己的水平，以養活其龐大且不斷增長的人口。辛格說，為了吸收不斷增長的人口進入勞動力市場，印度到2030年的實際GDP增長率必須達到10.8%，到2040年達到6.5%，到2047年達到4.2%。“未來25年的資本金要求將達到120萬億美元。”

巴羅達銀行(Bank of Baroda)首席經濟學家馬丹•薩布納維斯(Madan Sabnavis)表示:“印度不斷增長的人口給政府和社會帶來了很多責任。”他強調了若干挑戰，例如印度大多數人口處於低收入群體、移民和城市地區過度擁擠，以及需要在教育和衛生服務方面提供社會支持。

在這種背景下，印度提高製造業份額的行動姍姍來遲——製造業份額一直停滯在17%至18%左右——將面臨來自工業4.0和自動化的巨大挑戰。此外，人工智能驅動的工具有可能奪走就業機會，而反全球化的力量正在影響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到2047年，印度將有11億人處於15至64歲的工作年齡段……我們談論的是勞動力市場面臨的巨大壓力。我們必須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

根據預測，印度人口增長預計將在2060年左右達到峰值。2020年10月發表在醫學雜誌《柳葉刀》上的另一項研究指出，預計到2100年，印度將擁有最多的工作年齡人口，其次是尼日利亞、中國和美國。星展集團研究部高級經濟學家Radhika Rao說:“低生育率、更長的壽命和更健康的預期等不斷變化的動態也要求政府重新考慮其政策和支出重點，因為他們在未來幾年面臨著消費支出減少、勞動力不足和醫療需求增加的問題。”

專家建議，優先事項之一應該是提高人類發展指數。Rao說:“這意味著要在整個價值鏈上採取行動——從出生開始就更好地獲得醫療服務，到充足的營養、教育、社會保護和提高預期壽命。”

他們還建議增加教育和衛生支出。“中央和各邦必須在這方面共同努力。我們需要一個更加公平的教育體系，這樣每個人的機會都差不多。所有人。雖然考慮到規模，這很困難，但卻是必要的。”Sabnavis說。

他進一步建議，應該授權市政當局改善農村和城市基礎設施。“從理論上講，讓私營部門管理城市是可行的(儘管存在憲法限制)，就像(政府)在機場所做的那樣。在這些層面上太缺乏問責制了，”Sabnavis說。

“這不僅僅是意願的問題;這也關係到公共財政在醫療和社會保障問題上投入資金的能力，”辛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