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7月ISM製造業指數錄得2020年6月以來最低值

1、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就美國佩洛西赴台回答記者提問，“她敢去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2、美擬對華芯片技術管制擴大到14納米

3、獨立57年的新加坡，將迎來第四代領導人

4、普京：核戰爭中不會有贏家

5、車牌認證問題挑動主權敏感神經，科索沃與塞爾維亞對峙緊張昇高

趙立堅說，作為美國政府第三號人物，佩洛西的身份決定了她訪台必然高度敏感。不管她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赴台，都將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嚴重破壞中美關係，必將造成惡劣政治影響。如果佩洛西眾議長訪台，中方必將採取堅定應對和有力的反制措施，捍衛自身主權和領土完整。

美國擬擴大對華芯片技術出口管制。當地時間7月27日，美國芯片設備廠商泛林半導體（NASDAQ：LRCX）主席兼CEO蒂姆·阿切爾（Tim Archer）在財報會上回答分析師提問時表示，近日收到通知，美國對華技術出口管制範圍將進一步擴大至生產14納米以下芯片的代工廠。

阿切爾稱，泛林正在與美國政府合作，準備完全遵守上述通知。財報中給出的下個季度的業績指引中，已經包含了泛林的業務可能受到的影響。

據泛林二季度（截至6月27日）財報，泛林總營收環比上升14%至46.4億美元，其中31%的收入來自中國，其次是韓國（24%）、台灣（19%）、美國（8%）、歐洲（7%）、日本（6%）、東南亞（5%）。泛林對下個季度的指引中，預估收入環比上升3億美元（6.1%）至49億美元。

目前，中芯國際等芯片廠商已經在美國的“實體清單”上了，而美國若公然出台這樣的新限制，相當於把目前的管制從個別企業拓寬到了整個中國——在華進行生產的相關機台都會受到影響。

在新加坡圍繞“國內不平等”問題的辯論浮上檯面之際，這個即將在8月9日迎來第57個國慶日的年輕國度，正經歷一場重要的權力轉移。

經過漫長而曲折的遴選過程，今年4月，被視為“非精英派”人物的財政部長黃循財脫穎而出，被推選為新加坡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第四代領導班子的核心人物。在同世代同僚們的推舉下，現年49歲的黃循財，取代了2021年4月份突然辭卸現任總理李顯龍接班人角色的原副總理王瑞傑，成為新加坡下一代領導集體的領銜人物。

今年6月起，黃循財開始擔任新加坡副總理並繼續擔任財政部長，為在適合時間點接替70歲的現任總理李顯龍開始“暖身”。

俄羅斯總統普京1日表示，核戰爭中不會有贏家，核戰爭不應被發動。據克里姆林宮網站1日發表的聲明，普京在《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第十次審議大會開幕之際向大會致信表示，俄方認為核戰爭中不會有贏家，核戰爭不應被發動。

自7月31日起，塞爾維亞和與其有著長年主權爭議的科索沃地區之間，出現一輪新的緊張態勢。

本輪緊張的起因，緣起自糾纏已久的雙方車牌認證問題和身份證件簽發問題。科索沃行政當局日前宣布，從8月1日起，禁止持塞爾維亞政府所發放證件的公民，以及懸掛塞爾維亞車牌的車輛進入科索沃地區。

當天，在科索沃北部，一部分科索沃境內的塞族抗議者封鎖了通往塞爾維亞的兩處關鍵過境點的公路。

7月31日晚，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發布全國講話稱，科索沃警方將在午夜開始對科索沃北部的塞族人進行“軍事行動”。不久後，塞爾維亞與科索沃的實際控制交界地區傳出槍聲，地方當局也拉響了軍事警報。種種事態，將該地區長期存在緊張關係，推升到了近年來最高的水平。

12:30 澳大利亞隔夜拆借利率

14:00 英國Nationwide房價指數月率(7月)

15:00 瑞士消費者信心指數(第三季度)

20:00 新西蘭牛奶拍賣均價

22:00 美國JOLTS職位空缺(季調後) (6月)

面對歐美同行在緊縮道路上的快步前進，英國央行可能難以保持原定的行進節奏，本周也要開始提速。

媒體稱，英國央行行長Andrew Bailey明確表示，雖然“沒有鎖定”本週加息50基點，但是在本週四貨幣政策委員會做出決定時，這將是“擺在桌面上的選擇之一”。

英國央行於去年12月帶頭加息，迄今為止已連續加息五次，每次幅度為25基點，將基準利率從去年12月的0.1%上調至目前的1.25%。

而1.25%被視為關鍵利率水平，這是2009年1月英國經濟受到全球金融危機衝擊以來的最高水平。

英國6月通脹爆表，CPI同比上漲9.4%，刷新1982年有記錄以來新高紀錄。市場分析認為，隨著10月份能源價格再次上調，英國通脹率可能進一步攀升達到11%。

對此IMF此前曾警告稱，目前英國是通脹前景惡化作為嚴重的國家之一。它敦促英國採取“果斷行動”。即使在短期內經濟增長、就業市場和工資水平或將受到衝擊，但是循序漸進的行動只會在之後造成更具破壞性的影響。

與此同時，最新數據顯示英國經濟仍保持良好勢頭，其在今年二季度的表現優於英國央行的預期。並且由於勞動力短缺促使名義工資快速上行，英國就業市場保持強勁增長。

因此，在種種因素影響下，不少業內人士均傾向於英國將採取激進行動。

諮詢機構牛津經濟研究院的英國首席經濟學家Andrew Goodwin表示：

貨幣政策委員會面臨更高和更持久的通脹前景，以及放緩但未崩潰的經濟形勢。因此，再次加息看起來不可避免。

法國巴黎銀行經濟學家Amarjot Sidhu認為：

在歐洲央行和美聯儲在7月會議上大幅加息後，英國央行可能會感受到相似的壓力。

金融機構Investec分析師Philip Shaw表示，英國央行“如果被認為落後於同行，可能會擔心出現信譽問題”。

巴克萊銀行經濟學家Fabrice Montagné表示：

如果英國央行在（接下來）每次會議上均加息25基點，它將超過其他大多數央行。

他還補充稱，英鎊自4月以來已貶值3%，表明市場認為“英國正在落後”。

值得注意的是，現在市場頗為擔憂，英國的大幅加息究竟是“一次性”的，還是代表著一個激進加息週期的開始？

目前，交易員押注基準利率將在2023年初達到接近3%的峰值，而這意味著到今年年底，英國央行至少還要再加息兩次，每次50基點。

但大多數分析師認為這過於激進，並指出英國央行一再表示，如果利率按照市場定價上漲，那麼中期通脹水平將低於2%的目標。

荷蘭國際集團（ING）經濟學家James Smith認為：

衰退風險在明顯增加，這是央行將在秋季停止緊縮政策的最明顯原因......到第四季度，我們可能會看到生活成本緊縮所造成的全面影響。

他還補充道，雖然能源和食品價格上漲“令人震驚”，但更廣泛的通脹壓力已開始降溫。

在上世紀90年代，全球經濟迎來了高增長、低通脹的大穩健時代（The Great Moderation Era）。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全球經濟進入了美國經濟學家薩默斯所謂的長期性停滯（Secular Stagnation）時期，而這一時期可以用“三低一高”來概括，也即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與高政府債務。我們一度認為，“三低一高”的長期性停滯現象將延續很長時間。

學界認為，造成長期性停滯的主要原因包括：全球人口結構老齡化加劇、世界範圍內技術創新的速度下降、主要國家收入與財產分配失衡程度上升等。由於這些因素都是結構性因素，而非週期性因素，因此長期性停滯恐怕將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在此背景下，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y Theory，MMT）應運而生。該理論認為，只要一國政府能夠用本幣償還債務，那麼該國央行就可以通過無限製印鈔來推動經濟增長以及解決國內問題，只要上述行為沒有引發高通貨膨脹。

沒想到，說曹操，曹操就到。到2022年，高通脹猝不及防的就到了。 2022年6月，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同比增速超過了9%，主要歐洲國家也面臨類似的通脹水平。由於當前的物價水平遠遠超過美聯儲平均2%的通脹目標，高通脹倒逼美聯儲開啟了陡峭的加息縮表進程。 2022年3、5、6、7月，美聯儲分別加息了25、50、75與75個基點。從2022年6月起，美聯儲也啟動了縮表進程。 6月至8月，美聯儲每月縮表475億美元；從9月起，美聯儲每月縮表950億美元。

如此迅捷的加息縮表，是過去二十多年以來前所未有的。例如，2015年至2018年，美聯儲在四年時間內才加息9次，每次25個基點，累計225個基點。而在2022年3月至7月五個月內，美聯儲就加息4次，累計225個基點。當前陡峭的加息縮表造成美國長期利率快速攀升，美元匯率顯著走強。例如，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已經由新冠疫情后最低的0.5%上升至目前的3.0%上下。又如，近期美元指數一度突破了108。最近，歐元、英鎊與日元對美元匯率均跌至二十年來的新低。

美國長期利率與美元指數的強勁上升，已經並將持續造成如下三方面影響：一是全球金融市場震盪加劇。近期，以美國股市和大宗商品為代表的風險資產價格顯著下跌；二是部分國內經濟與金融脆弱性較高的新興市場國家在遭遇大規模資本外流與本幣貶值後，可能爆發債務危機與金融危機。近期，巴基斯坦、斯里蘭卡、黎巴嫩和緬甸等國事實上已經爆發了金融危機；三是全球經濟可能被拖入衰退。事實上，近期美國的部分宏觀數據已經顯露出一些衰退的跡象。

問題在於，為什麼在上世紀90年代之後，二十多年時間沒有起來的通貨膨脹，怎麼在新冠疫情爆發後，說起來就起來了呢？

從短期來看，直接原因至少有三個。其一，在新冠疫情這場世紀大疫情爆發後，各主要國家均採用了極其寬鬆的財政貨幣政策救市，且發達國家的救市資源主要投放在消費端，例如給中低收入家庭直接發放補貼，由此造成了消費復甦快於生產復甦的格局，這一不平衡的複蘇格局推高了通貨膨脹。其二，新冠疫情直接衝擊了全球生產網絡與全球供應鏈。隨著關鍵的供應鏈節點由於爆發危機而斷供，以及全球運輸成本（尤其是海運成本）的急劇上升，給最終消費市場造成了顯著的貨物短缺與輸入型通貨膨脹。其三，2022年2月俄烏衝突爆發並延續至今。由於俄羅斯幾乎出口所有重要的大宗商品，而烏克蘭是全球農產品的主要出口國之一，這兩個國家之間的持續衝突自然會推高以能源與食品為代表的全球大宗商品價格。

然而從中長期來看，筆者認為，導致本輪全球通貨膨脹突然起來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不斷加快的全球化浪潮，從2010年中期之後開始逐漸退潮。

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經濟全球化與金融全球化速度不斷加快，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開始主動融入全球化。經濟全球化的加快，意味著各種生產要素可以在全球範圍內優化配置，這無疑將會驅動更高水平的經濟增長。其中一個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中國在2001年12月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中國在入市之後，迅速利用了國內要素成本低廉的優勢，成長為全球製造工廠。事實上，中國的經濟增長也在進入21世紀之後突飛猛進。 2000年，中國GDP總量僅為美國十分之一。 2020年，中國GDP總量已經超過美國的70%。

然而，全球化雖然能夠增進全球的整體收益，但全球化收益的分配並不均等。根據所謂的“大象曲線”，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是新興市場國家的中產階級和發達國家的高收入階級，而全球化的主要受損者是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換言之，全球化加速將會導致發達國家內部收入分配失衡加劇和階層撕裂。在這一背景下，發達國家內部的政治衝突將會增加，部分民粹主義領導者將會把國內的困境歸咎於全球化，從而導致發達國家的民粹主義、保護主義與孤立主義抬頭。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以及2010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進一步加劇了發達國家內部的收入分配失衡與階層撕裂。主要原因在於，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主要發達國家均採用了極其寬鬆的貨幣政策用於救市，這導致發達國家股票市場指數迭創新高，從而進一步加劇了資產所有者與沒有資產者之間、高資產擁有者與低資產擁有者之間的收入差距。例如，當前美國國內40%的財富，集中在頂部1%的家庭手中。

在這一背景下，發達國家國內政治格局將會發生劇烈變化，那些迎合了受損階級口味的、把國內困局歸咎於經濟全球化的政客們就有可能上台，並且出台阻礙甚至逆轉經濟全球化的政策。在筆者看來，最具標誌性的年份當屬2016年。這一年出現了兩個劃時代的事件。其一，2016年6月，英國國內通過了脫歐公投，這代表高歌猛進的歐洲一體化遭遇重大挫折。其二，2016年年底，特朗普贏得了美國大選。如此性格與做派的領導人能夠上台，足以表明美國國內的階層撕裂程度。

在2016年之後，另外兩個重要事件的爆發，進一步加劇了全球化的退潮。一是2018年3月，美國悍然挑起了中美貿易摩擦，開始對大量中國進口商品徵收高額關稅，此舉也迫使中國政府進行反擊。事實上，當前美國國內的高通脹，其中一部分可以歸結於美國政府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的高關稅。二是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的爆發。如前所述，新冠疫情的爆發迫使很多最終消費國開始考慮本國產業鏈的安全，全球產業鏈開始縮短與區域化，全球產業鏈可能分解為區域產業鏈，這意味著全球生產網絡的優勢開始衰減。

從更深層次來看，經濟全球化的退潮，意味著各種要素在全球範圍內的優化配置將會遭遇更多的阻礙，要素與商品的全球流動的成本將會上升。各國在全球生產網絡內部的角色與關係將會重組。無論產品間分工還是產品內分工的程度也可能變化。換言之，如果說全球化高歌猛進顯著壓低了各類產品的生產成本，從而帶來了高增長、低通脹的大穩健時代的話，那麼全球化的退潮將會顯著推高各類產品的生產成本，從而帶來低增長、高通脹的滯脹時代。

簡言之，全球化的方向與速度，與這個星球上每個國家、每個公民的福利都高度相關。當我們受困於眼前各種短期現象（例如失業、通貨膨脹、信心不足、收入下降、資產縮水）之際，我們還要抬頭遙望星空，要關注全球化這種長期變量的潮起潮落、此消彼長。

近年來，越南在國際舞台上的表現日益引人注目，“越南模式”或“越南道路”也很快成為熱門話題。不過，對於“越南模式”，中國論者卻是見仁見智、眾說紛紜。在中國，有人從政治角度解讀“越南模式”，疑惑越南會不會發生“顏色革命”，或將越南視為走向“善治”的典範。有人從經濟方面解讀“越南模式”，樂觀地認為越南很快將成為“下一個深圳”。另有人則懷疑“越南模式”能否持續。實際上，上述各種觀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一些道聽途說的信息或對越南浮光掠影的了解來認識和解讀越南，完全囿於中國人固有的思維定勢當中，與越南的現實相差很大。

“越南模式”既是越南革新開放實踐的結果，也包含著對中國改革開放經驗的學習和借鑒。在革新之初，越南較為側重學習中國的經驗；隨著革新進程的不斷深入，越南更加註重探索本國的道路，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國際地位獲得空前提高。2011年越共十一大後，越南首提“建設具有越南民族文化特色的社會主義”，成為“越南模式”誕生的前奏，這也成為越南社會主義由模仿到創新乃至自成體系的標誌，體現了越南的高度自信。

“越南模式”是深深根植於越南政治文化土壤之中的成果。從1945年爭取民族獨立開始，越南對於社會主義的認識和實踐走過了一條漫長曲折的道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先是學習中國，七八十年代又轉而學習蘇聯，到90年代繼而再次學習中國，直到21世紀初才最終探索出了一條符合本國國情且獨具特色的越南道路。在談到“越南模式”時，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側重點，然而全面而言，“越南模式”至少應該包括三個方面：政治的運行模式、經濟的發展模式、對外戰略及其處理與外部關係的獨特方式。只有綜合考慮這三個方面，才能對“越南模式”有一個全面整體的認識。

越南是目前體量僅次於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它堅持了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和民主集中製等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原則。同時，它又依據國情，在實踐中探索出了國會差額普選制度、自薦候選人制度、國會質詢與信任投票制度和“四駕馬車”體制等一系列具有鮮明越南民族特色的製度設計。特別是國會代表實質性差額選舉制度，對社會主義民主實現的形式進行了新的探索，收到了良好的反響，是社會主義普遍原則與越南實踐結合的典範，是越南政治運行機制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開創了社會主義民主的新形式。

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越南國會，其代表由全體選民通過差額普選產生，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權力，這可以說是越南特色的民主集中製。越南國會滿員有500名代表，代表候選人由官方推薦，按“五選三”的差額進行配置。這樣的差額比率意味著即使獲得官方提名也未必能當選國會代表，所以每個候選人除了讓黨滿意，還必須得到選民的認可。這種制度的設計將候選人的選擇權掌握在越共手中，保證了所有候選人都是黨滿意的人，但是將選擇的權力交給選民，給予選民淘汰的權力。這使候選人只有同時符合“黨意”又滿足“民心”才能最終當選，從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以往對上對下兩副面孔的“政治兩面人”現象。

同時，在官方推薦候選人之外，進一步推出了“自薦候選人制度”，為沒有獲得官方提名的黨內外人士保留了最後的參選機會。自薦候選人並不在官方的正式推薦之列，參選人在本選區內只有獲得大部分選民的聯署支持才能被選舉委員會認定為或選人。如果沒有與選民的經常互動，或不具有廣泛的知名度，很難獲得本選區選民的支持。儘管從理論上說，能夠爭取到規定的選民支持，就可以成為“自薦候選人”，但該制度本來就是作為常規制度的補充，在人員數量上有嚴格的限制，不能允許出現過多的“自薦候選人”。2016年國會代表選舉時，大批非黨的自由派候選人通過自薦途徑獲得候選人的初步提名，使得總候選人多達1120名。為防止出現局面失控的現象，中央選舉委員會通過其資格審查權取消了200多名“自薦候選人”的資格，因此招致了自由派的批評。儘管如此，該制度畢竟為不同聲音的表達保留了空間，體現了越共對黨內外不同意見的包容。雖然有時會出現與黨和政府不一致的聲音，但實際上該制度充當了社會矛盾減壓閥，有利於社會的長期穩定，也有助於限制政治投機行為和維持健康的政治生態。

2000年以來，越南經濟一直維持著5％〜6%的增速，雖不算太高，但一直相當穩定，從來沒有出現大的波動。近年來，在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趨勢下，越南經濟卻逆勢表現出了加速起飛的跡象，這是其經濟結構、發展目標、具體國情和國際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

首先，越南重視實業發展，重點發展製造業、各種海洋產業、新興高科技產業，單純資源開採（海上除外）和房產業要么受到限制，要么發展緩慢。目前，製造業和基礎設施建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接近50%，僅製造加工業就貢獻了超過1/3的增長率。而在政策引導下，資源開採在國民經濟中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2018年下降3.18%，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0.23%。由於越南城鄉普遍實施宅基地制度，因此房產對越南經濟的影響微乎其微，這是中越兩國經濟結構的重要區別之處，也是越南經濟長期維持中速增長、但沒有泡沫出現的重要原因。

其次，源源不斷的外資注入是越南經濟穩定增長的持續動力。越南經濟增長是典型的外資和外貿驅動型的增長。外資的不斷流入維持了越南國內生產的繁榮，反過來又通過出口創彙的形式拉動經濟增長。以2018年為例，越南共吸收外國協議投資255億美元，落實191億美元，大約相當於中國同期額度的15%，如果考慮到兩國的經濟體量，則越南每單位GDP吸納外國投資的能力相當於中國的8倍以上。作為外資最青睞的投資地之一，越南並沒有以超國民待遇來吸引外國投資，而是對外資採取了利用、選擇、限制和引導的政策。越南積極利用外資，但並不是籠統歡迎一切外來投資，而是鼓勵來自高科技、知名大公司和能夠為越南帶來先進管理經驗和解決就業出口問題的投資，限制以獲取資源為目的、容易造成環境問題和對越南就業貿易有負面作用的投資，特別是中小型投資的進入，積極引導外國資本投向越南需要的行業。外資的湧入，不僅是由於經濟規律的作用，地緣政治因素也是不容忽視的，正是上述兩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使越南在利用外資時居於主動地位，支撐了越南模式的神話。

再次，越南建立的是以國有企業為主導，以私營、外資和混合所有製企業為主體的經濟體系。作為一個典型的外資驅動增長國家，私營、外資和混合所有製企業實際上構成了越南市場經濟體的主體。越共十一大後，越南承認了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和混合所有製等各種非公有製企業是越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平等組成部分。越南是“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的締約成員國，按照協議要求，越南必須最終消除國家機關對經濟活動的直接控制。因此，除了堅持部分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部門如能源、電信和軍工等部門由政府控制外，越南積極支持私營、外資和各種形式的非公有製經濟發展。2019年3月，越南總理阮春福視察計劃投資部時，明確提出未來的越南經濟將是以私營企業為主體的。做出這樣的表態既與當前越南經濟結構的現實有關，也是由越南經濟在CPTTP機制下未來的發展目標決定的。

歷史上長期與強國為鄰的經歷，養成了越南低調、隱忍、務實和善於利用現有規則的特性，這種特性無論在抗法抗美戰爭期間還是在當前的越南對外戰略選擇面前都表現得極為明顯。革新開放後，越南先是大力推進在經濟上融入國際，越共十一大政治報告正式將“全面融入國際”上升到國家的戰略高度。這是越南對外戰略的重大調整，它顯示越南不僅要同世界經濟接軌，而且還要在政治上與國際社會接軌，依據國際社會通用規則來參與各種國際活動。越南的全面融入國際戰略強調遵守現有的國際秩序，在國際交往中淡化意識形態，學習一切有益於越南的發展經驗，從而為越南贏得發展的機會，爭取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今年2月朝美河內峰會期間，特朗普敦促金正恩仿效越南模式，表達了對越南在對外戰略上的選擇的肯定和讚賞。也正因為如此，中國許多人對越南未來的政治走向充滿擔憂。

實際上，越南的對外戰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政治文化傳統而決定的，並不意味著越南必然會“西化”或自我演變。在歷史上，越南曾採取“內帝外王”的方式處理與中國的關係，接受中國皇帝冊封的藩屬王稱號，但實際上自己關起門來自稱皇帝，享受實際獨立的現實。同樣，1945年胡志明也曾經不顧蘇聯意願，表面上宣布解散印度支那共產黨，以越盟的形式參與國家政治活動，藉以爭取各大國的支持。而實際上印度支那共產黨一直秘密存在，並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領導作用。當前越南的全面融入國際戰略，其實質也是利用國際地緣格局的變化和大國的矛盾，通過淡化意識形態、對各國均保持不偏不倚的態度，來爭取越南利益的最大化，但這並非意味著越南不會堅持自己的意識形態。

在具體的對外關係方面，雖然越南依然在強調奉行大國平衡外交，與所有國家發展友好關係，但也日益認識到中美兩國在國際社會的首要作用。無論是越南高層，還是學者精英，均在不同場合論述過中美兩國在越南對外戰略中的首要地位。考慮到中美兩國的關係狀態，越南在中美兩國之間奉行雙向制衡戰略，同時與中美兩國做朋友，但也同時將中美兩國作為防範對象。一方面，利用中越兩國在意識形態上的相同性，與中國合作抵制美國的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政策；另一方面，利用美國對中國的防範和警惕，借助美國遏制中國在南海不斷增長的能力，確保其在南海的既得利益。簡言之，中美兩國既同時是越南的朋友，又同時是越南防範遏制的對象，越南無力與兩國對抗，但利用兩國相互制衡，抵消掉兩國對越南不利的方面。用越南副總理兼外長範平明的話來說，越南要維持與中美兩國同時友好，爭取讓中美兩國同時拉攏越南，絕對不能在一時一地的利益上在兩國之間選邊站。

簡言之，“越南模式”其實就是越南解決其國內政治運行、推進經濟發展和處理其與外部世界關係的模式，這是越南數十年的探索實踐和民族政治文化傳統相結合的產物。中國人在認識“越南模式”時，應力求避免以中國國內的經驗和思維方式去認知判斷他國的事務，而是應首先掌握和了解其國內的實際情況，以換位思考的方式對其做出全面的理解。

受美聯儲加息影響，拉美主要經濟體通膨率不斷攀升，同時本幣大幅貶值，經濟面臨嚴峻挑戰。

巴西地理和統計研究所7月公佈的數據顯示，截至6月，巴西12個月內通膨率達到11.89%。智利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該國6月份通膨率同比增長了12.5%。根據智利央行的調查，市場認為2022年底該國通膨率預計為11%，與3%的設定目標相去甚遠。今年上半年阿根廷平均每月的價格上漲5%以上，6個月累計通膨率高達36.2%。墨西哥的通膨率6月份同比上漲7.99%，是2001年初以來的最高水平。

伴隨高通膨的是拉美多國本幣匯率對美元嚴重貶值。今年上半年，美元在阿根廷平行(非正式)貨幣市場上的價格上漲了近12%。7月初阿根廷經濟內閣換人引發了本幣更大的波動，導緻美元在非正式市場上攀升了約41%。在智利，美元兌智利比索7月份匯率一度達到1比1000，創歷史新高。智利瓦爾帕萊索大學國際商學院院長利薩爾多·戈麥斯認為，美元升值以及智利主要出口產品銅價格的大幅下降，造成智利比索以“異常高的強度和波動性”貶值，甚至已經影響了外匯市場的價格形成機制。拉美學者和經濟專家普遍認為，美聯儲加息是造成拉美主要經濟體高通膨率和本幣對美元貶值的重要原因。

智利聖地亞哥大學經濟學家維克托·薩拉斯指出，國際經濟局勢從美聯儲此次加息開始變得異常複雜。他說：“此前人們認為全球通膨是暫時性的，但美聯儲6月加息後，人們普遍認為通膨成為長期性的。”它釋放的信號是，“所有國家央行都要採取行動來控制當前的通膨”。

墨西哥瓜達拉哈拉基督教會大學塞爾吉奧·內格雷特認為，美聯儲加息對墨西哥等拉美新興市場國家的影響“非常強烈”，美國是墨西哥的鄰國和主要商業夥伴，墨外貿嚴重依賴美國，美聯儲加息將導致墨西哥對美出口減少，甚至可能導致墨西哥經濟陷入衰退。

為應對當前局面，拉美各國紛紛採取加息等措施。智利央行7月下旬將貨幣政策利率提高到9.75%，預計年底將達到10%；阿根廷不斷提高貨幣政策利率，今年到目前為止已經加息6次；儘管墨西哥央行認為目前的高通膨是“輸入性的”，但也不得不採取加息行動；除了加息，巴西還採取了減少汽油稅等措施，但這些措施將限制中長期經濟發展的後勁。

受高通膨和本幣貶值影響最大的是普通勞動者，只有提高這部分人的消費能力，才能從根本上促進經濟發展。為此，智利政府宣布發放12億美元援助，惠及750萬低收入人口，以減輕高通膨對他們的衝擊。巴西目前的失業或非正式就業人群約4000萬，巴西政府從7月份也啟動了向貧困人口提供救濟的計劃。阿根廷政府7月宣布投資61.88億美元建設120個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目的是通過公共工程促進高質量就業，以改善民生，拉動經濟。

據中國台灣地區統計部門消息，2022年第二季度中國台灣地區GDP預估同比增長3.08%，經季節性調整後按年率預估萎縮2.93%，降至近兩年來最低水平。2020年二季度後，中國台灣地區每季GDP同比增長均維持在4%以上，增長最快時期為2021年第一季度，達到9.2%。

對於當前這一經濟表現，相關部門發布的新聞稿分析稱，島外淨需求對本季經濟增長的貢獻為負。輸出上，受惠於新興科技應用與數字轉型商機的延續，原材料短缺狀況緩解，但中國大陸疫情及終端消費產品需求放緩制約了三角貿易淨收入表現。輸入方面，原材料行情維持高檔，半導體設備、防疫用品購置增加。輸出與輸入相抵，島外淨需求對經濟成長的負貢獻為1.55個百分點。

島內需求方面，二季度期間中國台灣地區疫情升溫，制約消費動能，確診人數攀升影響民眾外出消費意願，但6月疫情趨緩，消費人潮回流，第二季零售業、餐飲業營業額分別年增9.56％及17.63％，休閒娛樂相關服務消費明顯提升，台鐵、高鐵、捷運客運量增幅亦近1成；但上市櫃股票成交值因上年同季基數較高而劇減46.17％，使證券交易手續費大幅縮減，併計各項消費並剔除來台旅客消費影響及物價因素後，第二季度島內消費成長2.86％。消費者物價上升率達到3.46%。

據彭博新聞社報導，當下以科技出口為導向的中國台灣地區產業無法避免感受到陣痛，經濟增速正自去年的逾10年高峰迴落。以半導體及電子零部件為大宗的中國台灣出口在疫情期間表現良好，單月金額由疫前的300億元美元（約合人民幣2024億元）以下快速增加至逾40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2699億元）。

“這一波景氣下來，是疫情后的存貨調整，可能三至四個季度而已，”台灣元大投顧首席經濟學家Woods Chen在採訪中如是說道，並表示台灣地區“出口導向的經濟不會變，集中在電子業上、集中在未來的趨勢上是件好事，”他舉例稱，“在未來，可能連一個名牌包上都會裝芯片。”

製造業仍然面臨挑戰。8月1日，彭博新聞社報導，標普全球(S&P Global)網站顯示，台灣地區7月製造業PMI指數由6月的49.8下降⾄44.6，表明景氣狀況連續兩個月緊縮，跌幅亦擴大⾄2020年5月來最⾼。對於PMI連續下跌的原因，業者普遍認為是受全球需求疲軟、銷售下滑影響，但也有多家廠商表示因缺料⽽減產。7月經營信心轉弱，業者不但紛紛預計明年將會減產，其悲觀情緒更是2020年4月以來最壞。

標普全球市場財智經濟研究部副總監Annabel Fiddes在新聞稿中表示，⾯對新增訂單銳減，企業會審慎應對未來12個月的經營前景，兩者皆導致採購活動與庫存量大降。從積壓⼯作量創2011年末以來最大跌幅來看，進一步反映出現有產能大於需求的情況。除非客戶需求有明顯改善，否則企業於未來數月有機會進一步減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