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越南在國際舞台上的表現日益引人注目,“越南模式”或“越南道路”也很快成為熱門話題。不過,對於“越南模式”,中國論者卻是見仁見智、眾說紛紜。在中國,有人從政治角度解讀“越南模式”,疑惑越南會不會發生“顏色革命”,或將越南視為走向“善治”的典範。有人從經濟方面解讀“越南模式”,樂觀地認為越南很快將成為“下一個深圳”。另有人則懷疑“越南模式”能否持續。實際上,上述各種觀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一些道聽途說的信息或對越南浮光掠影的了解來認識和解讀越南,完全囿於中國人固有的思維定勢當中,與越南的現實相差很大。
“越南模式”既是越南革新開放實踐的結果,也包含著對中國改革開放經驗的學習和借鑒。在革新之初,越南較為側重學習中國的經驗;隨著革新進程的不斷深入,越南更加註重探索本國的道路,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國際地位獲得空前提高。2011年越共十一大後,越南首提“建設具有越南民族文化特色的社會主義”,成為“越南模式”誕生的前奏,這也成為越南社會主義由模仿到創新乃至自成體系的標誌,體現了越南的高度自信。
圖:2011年1月召開的越南共產黨第11次代表大會是“越南模式”誕生的重要節點。
“越南模式”是深深根植於越南政治文化土壤之中的成果。從1945年爭取民族獨立開始,越南對於社會主義的認識和實踐走過了一條漫長曲折的道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先是學習中國,七八十年代又轉而學習蘇聯,到90年代繼而再次學習中國,直到21世紀初才最終探索出了一條符合本國國情且獨具特色的越南道路。在談到“越南模式”時,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側重點,然而全面而言,“越南模式”至少應該包括三個方面:政治的運行模式、經濟的發展模式、對外戰略及其處理與外部關係的獨特方式。只有綜合考慮這三個方面,才能對“越南模式”有一個全面整體的認識。
政治視角下的越南模式
越南是目前體量僅次於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它堅持了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和民主集中製等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原則。同時,它又依據國情,在實踐中探索出了國會差額普選制度、自薦候選人制度、國會質詢與信任投票制度和“四駕馬車”體制等一系列具有鮮明越南民族特色的製度設計。特別是國會代表實質性差額選舉制度,對社會主義民主實現的形式進行了新的探索,收到了良好的反響,是社會主義普遍原則與越南實踐結合的典範,是越南政治運行機制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開創了社會主義民主的新形式。
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越南國會,其代表由全體選民通過差額普選產生,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權力,這可以說是越南特色的民主集中製。越南國會滿員有500名代表,代表候選人由官方推薦,按“五選三”的差額進行配置。這樣的差額比率意味著即使獲得官方提名也未必能當選國會代表,所以每個候選人除了讓黨滿意,還必須得到選民的認可。這種制度的設計將候選人的選擇權掌握在越共手中,保證了所有候選人都是黨滿意的人,但是將選擇的權力交給選民,給予選民淘汰的權力。這使候選人只有同時符合“黨意”又滿足“民心”才能最終當選,從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以往對上對下兩副面孔的“政治兩面人”現象。
同時,在官方推薦候選人之外,進一步推出了“自薦候選人制度”,為沒有獲得官方提名的黨內外人士保留了最後的參選機會。自薦候選人並不在官方的正式推薦之列,參選人在本選區內只有獲得大部分選民的聯署支持才能被選舉委員會認定為或選人。如果沒有與選民的經常互動,或不具有廣泛的知名度,很難獲得本選區選民的支持。儘管從理論上說,能夠爭取到規定的選民支持,就可以成為“自薦候選人”,但該制度本來就是作為常規制度的補充,在人員數量上有嚴格的限制,不能允許出現過多的“自薦候選人”。2016年國會代表選舉時,大批非黨的自由派候選人通過自薦途徑獲得候選人的初步提名,使得總候選人多達1120名。為防止出現局面失控的現象,中央選舉委員會通過其資格審查權取消了200多名“自薦候選人”的資格,因此招致了自由派的批評。儘管如此,該制度畢竟為不同聲音的表達保留了空間,體現了越共對黨內外不同意見的包容。雖然有時會出現與黨和政府不一致的聲音,但實際上該制度充當了社會矛盾減壓閥,有利於社會的長期穩定,也有助於限制政治投機行為和維持健康的政治生態。
經濟發展視角下的“越南模式”
2000年以來,越南經濟一直維持著5%〜6%的增速,雖不算太高,但一直相當穩定,從來沒有出現大的波動。近年來,在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趨勢下,越南經濟卻逆勢表現出了加速起飛的跡象,這是其經濟結構、發展目標、具體國情和國際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
首先,越南重視實業發展,重點發展製造業、各種海洋產業、新興高科技產業,單純資源開採(海上除外)和房產業要么受到限制,要么發展緩慢。目前,製造業和基礎設施建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接近50%,僅製造加工業就貢獻了超過1/3的增長率。而在政策引導下,資源開採在國民經濟中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2018年下降3.18%,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0.23%。由於越南城鄉普遍實施宅基地制度,因此房產對越南經濟的影響微乎其微,這是中越兩國經濟結構的重要區別之處,也是越南經濟長期維持中速增長、但沒有泡沫出現的重要原因。
其次,源源不斷的外資注入是越南經濟穩定增長的持續動力。越南經濟增長是典型的外資和外貿驅動型的增長。外資的不斷流入維持了越南國內生產的繁榮,反過來又通過出口創彙的形式拉動經濟增長。以2018年為例,越南共吸收外國協議投資255億美元,落實191億美元,大約相當於中國同期額度的15%,如果考慮到兩國的經濟體量,則越南每單位GDP吸納外國投資的能力相當於中國的8倍以上。作為外資最青睞的投資地之一,越南並沒有以超國民待遇來吸引外國投資,而是對外資採取了利用、選擇、限制和引導的政策。越南積極利用外資,但並不是籠統歡迎一切外來投資,而是鼓勵來自高科技、知名大公司和能夠為越南帶來先進管理經驗和解決就業出口問題的投資,限制以獲取資源為目的、容易造成環境問題和對越南就業貿易有負面作用的投資,特別是中小型投資的進入,積極引導外國資本投向越南需要的行業。外資的湧入,不僅是由於經濟規律的作用,地緣政治因素也是不容忽視的,正是上述兩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使越南在利用外資時居於主動地位,支撐了越南模式的神話。
再次,越南建立的是以國有企業為主導,以私營、外資和混合所有製企業為主體的經濟體系。作為一個典型的外資驅動增長國家,私營、外資和混合所有製企業實際上構成了越南市場經濟體的主體。越共十一大後,越南承認了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和混合所有製等各種非公有製企業是越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平等組成部分。越南是“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的締約成員國,按照協議要求,越南必須最終消除國家機關對經濟活動的直接控制。因此,除了堅持部分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部門如能源、電信和軍工等部門由政府控制外,越南積極支持私營、外資和各種形式的非公有製經濟發展。2019年3月,越南總理阮春福視察計劃投資部時,明確提出未來的越南經濟將是以私營企業為主體的。做出這樣的表態既與當前越南經濟結構的現實有關,也是由越南經濟在CPTTP機制下未來的發展目標決定的。
對外戰略視角下的“越南模式”
歷史上長期與強國為鄰的經歷,養成了越南低調、隱忍、務實和善於利用現有規則的特性,這種特性無論在抗法抗美戰爭期間還是在當前的越南對外戰略選擇面前都表現得極為明顯。革新開放後,越南先是大力推進在經濟上融入國際,越共十一大政治報告正式將“全面融入國際”上升到國家的戰略高度。這是越南對外戰略的重大調整,它顯示越南不僅要同世界經濟接軌,而且還要在政治上與國際社會接軌,依據國際社會通用規則來參與各種國際活動。越南的全面融入國際戰略強調遵守現有的國際秩序,在國際交往中淡化意識形態,學習一切有益於越南的發展經驗,從而為越南贏得發展的機會,爭取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今年2月朝美河內峰會期間,特朗普敦促金正恩仿效越南模式,表達了對越南在對外戰略上的選擇的肯定和讚賞。也正因為如此,中國許多人對越南未來的政治走向充滿擔憂。
實際上,越南的對外戰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政治文化傳統而決定的,並不意味著越南必然會“西化”或自我演變。在歷史上,越南曾採取“內帝外王”的方式處理與中國的關係,接受中國皇帝冊封的藩屬王稱號,但實際上自己關起門來自稱皇帝,享受實際獨立的現實。同樣,1945年胡志明也曾經不顧蘇聯意願,表面上宣布解散印度支那共產黨,以越盟的形式參與國家政治活動,藉以爭取各大國的支持。而實際上印度支那共產黨一直秘密存在,並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領導作用。當前越南的全面融入國際戰略,其實質也是利用國際地緣格局的變化和大國的矛盾,通過淡化意識形態、對各國均保持不偏不倚的態度,來爭取越南利益的最大化,但這並非意味著越南不會堅持自己的意識形態。
在具體的對外關係方面,雖然越南依然在強調奉行大國平衡外交,與所有國家發展友好關係,但也日益認識到中美兩國在國際社會的首要作用。無論是越南高層,還是學者精英,均在不同場合論述過中美兩國在越南對外戰略中的首要地位。考慮到中美兩國的關係狀態,越南在中美兩國之間奉行雙向制衡戰略,同時與中美兩國做朋友,但也同時將中美兩國作為防範對象。一方面,利用中越兩國在意識形態上的相同性,與中國合作抵制美國的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政策;另一方面,利用美國對中國的防範和警惕,借助美國遏制中國在南海不斷增長的能力,確保其在南海的既得利益。簡言之,中美兩國既同時是越南的朋友,又同時是越南防範遏制的對象,越南無力與兩國對抗,但利用兩國相互制衡,抵消掉兩國對越南不利的方面。用越南副總理兼外長範平明的話來說,越南要維持與中美兩國同時友好,爭取讓中美兩國同時拉攏越南,絕對不能在一時一地的利益上在兩國之間選邊站。
簡言之,“越南模式”其實就是越南解決其國內政治運行、推進經濟發展和處理其與外部世界關係的模式,這是越南數十年的探索實踐和民族政治文化傳統相結合的產物。中國人在認識“越南模式”時,應力求避免以中國國內的經驗和思維方式去認知判斷他國的事務,而是應首先掌握和了解其國內的實際情況,以換位思考的方式對其做出全面的理解。
文章來源:《世界知識》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