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漲信號？以太坊平均費用自5月初以來下降69%

Devin

加密貨幣

摘要:

目前相對較低的費用意味著目前以太坊區塊鏈上沒有太多活動發生。雖然對代幣的低關注度可能對任何可持續的價格波動都是負面的，但低費用也意味著用戶更有可能將區塊鏈用於實用目的，因為這樣做是可以負擔得起的。

鏈上數據顯示，自5月初以來，以太坊（ETH）平均交易費用下降了近70%。這可能對數字資產意味著什麼。

根據鏈上分析公司Santiment的數據，不久前該網絡的平均費用約為14美元。這裡的“平均手續費”自然是指現在普通用戶在轉賬時附加的手續費總額（以美元為單位）。

該指標的值取決於以太坊網絡當前接收的流量。每當區塊鏈上的流量較低時，用戶無需支付過高的費用，因為網絡通常有足夠的容量來快速處理交易。

然而，在網絡擁塞時，通過傳輸的競爭可能非常激烈。由於鏈處理轉賬的能力有限，因此費用最高的交易會被優先處理。

自然地，希望盡快完成轉賬的發件人會收取比競爭對手更高的費用。其他人也可能效仿，因此，網絡上的平均費用可能會飆升。

現在，這是一張圖表，顯示了以太坊區塊鏈的平均費用在過去一個月左右的時間裡是如何變化的：

如上圖所示，ETH 的平均費用在5月初飆升至相當高的水平。這一指標的增加恰逢資產價格向2000美元水平反彈。

集會通常會吸引大量目光投向代幣，因此在這種時期看到網絡變得擁堵並不意外。高額費用甚至可能是反彈的積極信號，因為這表明區塊鏈目前正面臨大量轉賬活動。

如此高的交易活動意味著市場上存在大量活躍的交易者，這是維持像反彈這樣的劇烈價格行動所需要的。

在漲勢見頂後，該指標也開始下跌，此後觸及僅4.28美元的價值。這比最高時平均費用約為14美元時觀察到的費用低約69%。

當然，目前相對較低的費用意味著目前以太坊區塊鏈上沒有太多活動發生。雖然對代幣的低關注度可能對任何可持續的價格波動都是負面的，但低費用也意味著用戶更有可能將區塊鏈用於實用目的，因為這樣做是可以負擔得起的。

文章來源：幣海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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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政治

當地時間5月31日晚，美國國會眾議院投票通過一項關於聯邦政府債務上限和預算的法案。該法案由總統拜登和眾議院議長麥卡錫促成，旨在將債務上限生效日期暫緩至2025年年初，並對2024財年和2025財年的開支進行限制。眾議院目前已將法案送交參議院表決，參議院預計將於6月5日前完成投票。此前，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多次警告，如果國會不採取行動，美國最早可能在6月5日違約。

債務上限是指美國國會允許美國聯邦政府為支付賬單而藉入的最高金額，是美國國會批准的一定時期內美國國債最大發行額。數十年來，美債觸頂的警報不斷鳴響，隨時可能觸發全球性金融危機。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日前表示，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自身的狀況和政策選擇對世界經濟具有重要的外溢效應。希望美方採取負責任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不要將美國的風險轉嫁給世界，不要以收割世界來維護一己私利。

美眾議院通過債務上限法案

美國聯邦政府依靠稅收和借款來履行其財政義務，包括支付聯邦僱員、軍隊、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的費用，以及國家債務和退稅的利息。由於聯邦政府財政支出遠超稅收，因而，舉債成為歷屆美國政府的“標配”。每隔一段時間，美國國會兩院就會推動法案投票決定是否提高或暫停債務上限，允許政府借入更多資金。1917年，美國國會首次引入“債務上限”概念，並設定115億美元的上限。100多年以來美國債務上限已被提高了100多次，僅1960年以來就提高了78次，平均每年超過1次。

根據美國政府披露的信息，今年1月19日美國債務已經達到2021年12月16日設定的31.4萬億美元上限，相較於1917年，美國債務上限規模已提高了近2730倍，然而，近幾個月來美國兩黨仍在就提高新一輪的債務上限進行激烈博弈，談判多次陷入僵局。

卡塔爾半島電視台報導稱，美國共和黨內部政治權鬥可能是造成此次債務上限談判僵局的原因。今年1月，在一群極右翼保守派議員阻撓下，共和黨人麥卡錫經過15輪投票才當選眾議院議長。而為了當選，麥卡錫被迫向黨內的反對者妥協，作出包括限制政府開支等承諾。當時，民主黨議員伊爾漢·奧馬爾就在社交媒體上批評說：“麥卡錫與極右翼分子達成協議，將使美國和全球經濟成為極端削減從住房到教育、醫療保健、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的一切事務的人質。”

在這之後，共和黨人推動將債務上限與政府支出聯繫起來，他們稱政府支出在拜登的領導下已經失控。拜登政府官員則回擊稱，債務上限不應成為共和黨人黨爭的籌碼，立法者有責任確保美國償還欠款。美國財政部同時發布說明稱，“債務上限並未授權新的支出承諾，它只允許聯邦政府為國會和總統過去承諾的現有法律義務提供資金。”

此前在2011、2013與2021年，美國都曾面臨債務違約的風險。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稱，上述幾次均發生在民主黨總統執政、共和黨掌握國會眾議院或參議院期間。民主黨主張國會無條件大幅度提高債務上限，以確保白宮各項計劃所需的資金到位，共和黨則堅持白宮必須縮減政府支出項目，以換取合作。眼下，拜登政府面臨同樣的僵局與抉擇。但《華爾街日報》日前刊文分析稱，“在圍繞債務上限的鬥爭中，拜登沒有太好的選擇，無論選哪一條前進道路都會給其帶來政治風險。”

5月27日晚，拜登與麥卡錫達成協議，主要內容包括將美國債務上限暫緩至2025年；其次在削減非國防開支的同時增加國防開支，規定2024年美國非國防開支持平，國防開支增長3%；同時削減了美國國稅局的資金，加快大型能源和基礎設施項目的許可。5月30日，美國眾議院規則委員會以7比6通過暫緩債務上限的法案，隨後將其送交國會眾議院進行全體投票。當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表示，與目前的預測相比，該協議將在未來10年將美國的債務赤字降低1.5萬億美元。雖然極右翼共和黨人會認為這個數字太少，但它可能會給傾向於支持該協議的主流和溫和派共和黨人帶來安慰，這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兩黨相互妥協的努力。

兩黨又一次政治分贓的結果

按照美國的立法程序，暫緩債務上限的法案還需在參議院獲得通過，再遞交總統拜登簽字後方能生效。目前，法案已送交參議院表決，由於參議院控制在民主黨手中，若無意外，參議院大概率會在6月5日債務違約之前投票通過這一法案，屆時將再一次避免民主黨政府“關門”。

有專家分析說，此次就債務危機達成的最終協議，只是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又一次政治分贓的結果。債務危機的本身是兩黨不負責任的財政政策以及兩黨輪替政治制度的扭曲等因素疊加的惡果。這些本質問題，根本無法得到任何意義上的解決。

“我們從過去的債務上限僵局中了解到，等到最後一刻才暫緩或提高債務上限可能會對企業和消費者信心造成嚴重損害，提高納稅人的短期借貸成本，並對美國的信用評級產生負面影響。”5月27日，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在給麥卡錫的信中再次警告美國觸發債務危機的風險。

國際評級機構惠譽5月24日發出嚴厲警告稱，儘管美國主權信用評級仍處於最高級別AAA，由於美國黨派之爭阻礙國會兩黨就解決債務上限問題達成協議，該機構已將美國長期外幣發行人違約評級列入“負面觀察名單”。國際評級機構穆迪日前分析預測，如果這次美國債務違約，將導致抵押貸款利率飆升至8%以上，可能摧毀700萬個工作崗位，國內生產總值將暴跌4%，股價將下跌近20%，家庭財富將蒸發10萬億美元。該機構稱，6月15日，美國財政部應支付約20億美元國債的利息，這對於美國維持最高的AAA評級至關重要。穆迪高級副總裁威廉·福斯特稱，“如果（美國）沒有支付，那就是違約。我們將把美國評級下調一級，從AAA降至AA1。”耶倫5月21日也警告稱，如果國會不提高債務上限，“在能夠支付所有賬單的情況下，支撐到6月15日的可能性相當低”。

高盛經濟學家估計，債務違約將暫停美國大約10%經濟活動，還將導致更高的債務利率，納稅人的錢將無法用於基礎設施、教育和醫療保健等急需領域。即便沒有債務違約，達到債務上限也會削弱政府為其運營提供資金的能力。

美國唯一一次“技術性債務違約”發生在1979年，同樣是因為國會和政府圍繞債務上限糾纏不休。美國財政部將其歸咎於“意外的支票處理問題”，這仍對金融體系造成了嚴重衝擊。美國上一次瀕臨債務違約邊緣是在2011年。當年8月5日，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公司宣布，將美國從長期主權債務評級的AAA最高級別，下調一級至AA+，評級前景展望為“負面”，至今仍未上調。當時，美國資本市場暴跌，全球經濟遭受影響，民眾淪為受害者。

霸權金融體係是危機根源

有分析人士指出，自1971年美國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以來，美元發行的擔保物從黃金變為美國主權信用。美國建立的利用霸權反複收割他國的金融體系，也為美國債務危機埋下了根源。

美聯儲經濟學家稱，長時間的美債違約可能會使投資者不願持有美債、甚至美元計價的資產；雖然投資組合的調整相對緩慢，但會推動美元貶值，投資者也會對持有美國資產提出更高的風險溢價要求。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加里·赫夫鮑爾認為，長期來看，美國肆意揮霍造成財政赤字大幅擴張、廣泛使用基於美元的金融制裁，以及歐元和人民幣等儲備貨幣地位的提升，都對美元的現有儲備貨幣地位構成威脅。

美元的潛在風險也引發全球警惕，多國都在想辦法規避美元資產的風險，加速了全球去美元化的進程。今日俄羅斯電視台5月26日報導稱，近年來，隨著各國對美債激增和美元被當成製裁工具感到擔憂，美元的地位不斷遭到侵蝕。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截至2022年四季度，美元在全球官方黃金和外匯儲備中所佔的比重降至58%，為近30年來最低水平。另據伊朗英語電視台報導，5月25日，亞洲清算聯盟（ACU）第51屆峰會在伊朗首都德黑蘭舉行，為期兩天的會議將去美元化列為議程的重中之重。

有分析人士指出，當今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並非堅不可摧，如果美國繼續揮霍其國際信用，財政貨幣紀律鬆弛，濫用經濟金融制裁搞霸凌主義，美元霸權地位的衰落只會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文章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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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

經濟

烏克蘭危機後，由於歐美國家的製裁措施，印度成為俄羅斯原油的重要進口者。

在過去一年內，俄羅斯更已成為印度最大的石油供應國，其中，以本國貨幣結算佔了貿易的很大一部分份額。但同時，俄羅斯從印度進口的興趣和需求有限，使俄羅斯陷入了一種“盧比陷阱”，即與印度不平衡的貿易關係迫使俄羅斯每月積累高達10億美元價值的印度盧比資產，但由於盧比不是儲備貨幣，這些資產不得不滯留在海外而無法轉換為盧布，匯回俄羅斯國內。最終，俄羅斯出現了大量過剩的盧比。

俄羅斯進出口商協會（Association of Exporters and Importers）主席團成員扎塞德爾（Irina Zasedatel）稱：“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是俄羅斯對印度的石油供應量大幅增加。而在石油銷售增長的背景下，雙方其他商品的供應幾乎沒有擴張的跡象。”根據彭博的數據，每個季度，這種不平衡會給俄羅斯帶來20億~30億美元規模的無法使用的印度盧比。

據外媒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大部分尚未兌換的盧比屬於俄羅斯石油公司（Rosneft PJSC）。根據當時發布的一份聲明，今年3月，俄羅斯石油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伊戈爾·謝欽（Igor Sechin）前往印度，簽署了一項關於“大幅”增加對印度石油供應的協議，並與當地能源公司討論了“以本國貨幣”付款的問題。對此，俄羅斯石油公司、俄羅斯政府及其央行、印度外交部均未回應置評請求。值得一提的是，俄羅斯石油公司擁有印度第二大煉油廠納亞拉能源有限公司（Nayara Energy Ltd.）近50%的股份。

彭博的俄羅斯經濟學家伊薩科夫（Alexander Isakov）稱：“印度對俄羅斯的出口趕不上旺盛的進口，導致俄羅斯與印度的貿易越來越不平衡，且俄羅斯將其經常項目盈餘以盧比計存的意願有限。但俄羅斯沒有像印度這樣規模的替代石油進口國，因此為了保持石油出口流通，俄羅斯的石油出口商和銀行只能逐漸接受以盧比計價的結算，但這將使俄羅斯的硬通貨（美元、歐元）更加稀缺，削弱盧布，並推高俄羅斯通脹。”

關於解決方案的談判，外媒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稱，為了促進盧比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廣泛使用，印度方面建議，在出口中積累多餘盧比的國家可以將資金投資於包括印度政府債券在內的當地證券類資產。而對俄羅斯來說，唯一可以接受的選擇是使用第三國貨幣，比如中國的人民幣或阿聯酋的迪拉姆。

但俄羅斯談判籌碼有限，了解細節的印度官員表示，印度給出的選擇最初並未獲得莫斯科的青睞，但隨著數十億盧比堆積在印度銀行，俄羅斯如今又不得不回到了談判桌上。其他談判選項包括俄羅斯將累積的多餘盧比用於印度基礎設施項目，換取股權。俄印兩國還正在討論建立各種支付機制來解決該問題，包括俄羅斯實體企業用多餘的盧比在印度資本市場投資。

在知情人士看來，距俄印雙發達成協議可能仍遙遙無期。而這可能使俄羅斯較印度的預期經常賬戶盈餘進一步上升。今年第一季度，印度對俄羅斯的貿易逆差為147億美元。

文章來源：第一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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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n

央行

核心通脹問題讓歐洲央行頭疼不已。

當地時間6月1日，歐洲央行公佈5月貨幣政策會議紀要，釋放了更多未來貨幣政策的線索。歐洲央行表示，歐元區總體通脹已明顯下降，但核心通脹“令人擔憂”，將是未來加息幅度的關鍵。因此，歐洲央行認為，現在還不具備“宣布勝利”或對通脹前景感到滿意的條件。歐洲央行官員們一致認為，需要進一步緊縮，以便使通貨膨脹在中期回到2%的目標。

事實上，許多央行官員5月曾傾向於進行更大規模的加息，但最終同意加息25個基點，前提是央行表明將採取進一步行動。歐洲央行表示，這些官員中多數表示可以接受擬議的25個基點加息，但央行的溝通應該傳達出明確的“方向性”傾向，強調在目前的前景展望下，進一步加息將是有必要的。

與此呼應的是，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1日在德國漢諾威發表演講時表示，尚沒有明顯證據表明歐元區核心通脹已見頂，誓言將進一步提高借貸成本。“我們已明確表示，利率還沒有達到足夠限制性的水平。”

鑑於歐洲央行仍處於數據依賴模式下，長期的貨幣政策前景誰也無法預測。但可以確定的是，鑑於核心通脹壓力揮之不去，歐洲央行加息炮火暫難終結。

核心通脹“令人擔憂”

在歐洲央行因為核心通脹問題頭疼不已之際，最新的通脹數據可謂喜憂參半。

6月1日歐盟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5月份歐元區通脹放緩幅度大於預期。初步數據顯示，受能源成本下降拉動，歐元區5月份整體通脹率從4月份的7%降至6.1%，低於分析師預期的6.3%，創下2022年2月以來的最低水平。不包括能源和食品在內的核心通脹率降幅也高於預期，從4月的5.6%降至5.3%，但仍處於高位。歐洲央行強調，頑固的核心通脹“令人擔憂”。

從國家層面看，德國聯邦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隨著能源價格大幅下挫，德國5月CPI初值同比上漲6.3%，為2022年3月以來的最低水平，經濟學家此前預計上漲6.8%。歐元區其他地區的通脹數據也同樣溫和，法國和西班牙等國的通脹回落速度也快於預期。

整體而言，在歐元區20個成員國中，有18個國家通脹放緩，僅荷蘭的通脹率上升，馬耳他的通脹率與上月持平。

儘管歐元區通脹率已經在逐漸下降，但核心通脹的回落速度仍難以讓歐洲央行安心。

中國銀行研究院研究員曹鴻宇分析稱，歐元區通脹相對頑固，受多方面因素影響。第一，勞動力市場表現強勁，勞工要求提高工資以抵消生活成本的上升，反過來進一步推動物價上漲。第二，目前歐元區已經歷多輪加息，但貨幣緊縮對需求的抑制存在滯後性，歐元區通脹壓力並未得到充分緩釋。第三，雖然近期歐洲市場能源價格顯著回落，但歐洲尚未從根本上解決能源供給短缺的潛在困境，未來能源價格是否再度走高從而引發新的通脹壓力，仍存在不確定性。

歐洲央行加息炮火暫難停

剛剛過去的5月，歐洲央行決定將三大關鍵利率上調25個基點。自去年7月以來，歐洲央行已連續7次上調關鍵利率，累計加息幅度達到了375個基點，3.75%的主要再融資利率也創下2008年10月以來的最高水平。

儘管這次歐元區通脹降幅超過經濟學家預期，但不太可能阻止歐洲央行進一步加息。

拉加德5月下旬曾表示，目前歐洲央行的首要任務是降低歐元區居高不下的通脹率。而26名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成員中，大多數成員的表態都重申了拉加德略微鷹派立場，認為歐洲央行需要繼續加息。歐洲央行表示，下一步貨幣政策將確保政策利率的水平能夠有效推動通脹率盡快恢復至2%的中期目標，並在必要時長期保持相應水平。加息幅度將結合經濟數據、通脹走勢以及貨幣政策傳導強度等因素進行綜合考慮。

曹鴻宇分析稱，在通脹未得到有效控制之前，歐洲央行加息之路還將繼續，直到經濟衰退被數據所證實、需求顯著萎縮時，才能終止這一輪的緊縮週期。與此同時，歐洲央行正處在貨幣政策調整的臨界點，為在控通脹和控風險之間取得平衡，歐洲央行將緊跟經濟數據走勢變化，加息幅度的確定將更加謹慎。

強勁的勞動力市場也是歐洲央行繼續加息的理由。牛津經濟研究院高級經濟學家Tomas Dvorak表示，歐元區勞動力市場的強勁在各個國家和行業都很普遍，儘管經濟增長正在放緩，但失業率仍處於或接近歷史低點，這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包括企業囤積勞動力、疫情衝擊後各行業之間的勞動力再分配以及各行業的不同步衰退。

在Dvorak看來，勞動力市場的韌性對家庭來說無疑是個好消息，但持續的、由工資驅動的潛在通脹可能會讓歐洲央行感到不安。好消息是，通貨膨脹正在逐步緩和，勞動力市場大概率將逐步降溫，最終應該足以讓工資增長水平趨於溫和。

不平衡的複蘇

據日媒報導，今年1月至3月，受消費、旅遊業的助推，日本經濟年化實際增長1.6%，為三個季度以來的首次增長，表明新冠疫情影響正在減弱。

具體來看，今年一季度，由於消費者對汽車和耐用品的需求強勁，消費者增加了外出就餐等服務的支出，個人消費環比增長0.6%，連續第四個季度上漲。得益於汽車相關投資的增加，資本支出增長0.9%，為兩個季度以來的首次增長。

明治安田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Yuichi Kodama表示，“好消息是，去年經濟處於衰退狀態，但在今年1到3月出現反彈。即使我們預計對美國和歐洲的出口增長會放緩，入境旅遊業的回歸也有望支撐經濟。”

“目前，人們期待今年工資能夠上漲，通貨膨脹開始減速，這將支持個人消費。”Kodama補充道。

正如Kodama所說，旅遊業、消費業是今年一季度日本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外國遊客的數量正在迅速接近疫情前的水平。去年10月，東京取消對海外遊客的入境管制，今年早些時候，又取消了對大型公共活動的限制。這些鬆動馬上反映在一季度成績單上。該季度，平均每位國際遊客的消費為21.2萬日元，根據日本政府的統計數據，這比2019年同期的遊客平均花費高出44%。

與經濟數據同樣向好的是日本股市，在“失去的三十年”之後，日本股市終於在近日揚眉吐氣。東證指數今年已累計上漲14%，達到自199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追踪日本藍籌股公司的日經225指數上漲了近17%。這一表現已經超過了美國的標準普爾500指數和歐洲的斯托克600基準指數，這兩個指數同期都上漲了8%。

外國投資者也已重返日本市場。高盛數據顯示，在4月3日至5月19日的七週時間裡，外國投資者淨買入5.6萬億日元（約合400億美元）的日本股票和期貨。

不過，雖然經濟整體向好，也並不意味著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到資本的盈餘。在東京這樣的大都市，在資本市場，人們更容易窺見繁華，在其他地方卻並不一定。

在神戶就讀醫學研究生的小沈向記者表示，神戶只是日本的一個四線城市，和東京不一樣，起碼在現在，神戶還沒有享受到經濟復甦的紅利。

2022年中秋節前後，小沈抵達日本讀書，距今已經過去半年多的時間。不同於賬面上的數字增長，小沈認為，作為一名普通學生，實在是沒有感覺到經濟有明顯好轉，一些疫情期間關閉的餐飲店至今也沒有開業，周圍人也沒有大批量的旅遊或者購物計劃。

“比較好的一點是，日本的物價總體還是比較平穩的，倒是沒有出現某類商品大幅度漲跌的情況。雖然有擴招的新聞，年輕人的就業率也比較可觀，但我之前聽在工業、製造業工作的中國人說，短時間內停招中國工人了。”小沈表示，雖然情況有所好轉，但距徹底恢復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

城市的亮度或許也能從側面說明日本經濟當下面臨的窘境。美國科羅拉多礦業學院對比衛星圖像分析，2022年東京的夜晚亮度比2019年下降10%以上，著名繁華街區六本木、新宿、銀座等地降幅甚至超過15%。而同期，巴黎和倫敦夜晚亮度已有所增加。

不確定性仍存

綜合來看，雖然日本經濟在疫情后實現了可觀的增長，這種樂觀的態度也許會一直延續到第二季度、第三季度，但經濟學家也提示，國際外部環境的影響不容忽視。

野村綜合研究所執行經濟學家Takahide Kiuchi認為，外部因素可能會破壞日本經濟的增長勢頭。

外部因素的不確定性在第一季度就能明顯看到，由於歐美為對抗通貨膨脹導致需求被抑制，第一季度，日本的出口數據出現了約3年來的最大跌幅，出口下降4.2%。

“全球對商品的需求並不強勁，所以出口疲軟。”大和證券經濟學家Toru Suehiro說：“工業生產也很疲軟，所以我們不能期望製造商在未來有好的表現。”

“消費將繼續支撐增長，因為取消疫情限制政策將會促進旅遊和服務支出。”日本第一生命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Yoshiki Shinke表示，“但經濟復甦將是溫和的，因為疲軟的海外需求將對出口造成壓力。這將是強勁的國內需求和低迷的出口之間的拉鋸戰。”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日本經濟中心主任陳子雷表示，“疫情結束後帶來的個人消費、訪日遊客反彈，以及企業收益率上升，是一季度經濟出現正增長的主要動力。但未來日本國內物價與日元匯率走勢，以及國際政經局勢變化都可能對日本經濟帶來影響。因此，未來經濟形勢仍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

獨立國際策略研究員陳佳也指出，本次日本GDP季度數據回正恰好與日本資本市場回暖重合，其根源並非海外資本看好日本經濟，而是日本在央行行長換帥之後，全球市場擔憂“安倍經濟學”可能改弦易轍的情緒平復。日本經濟依舊沒有走出靠超量量化寬鬆的貨幣刺激來驅動，靠不計後果的大水漫灌強行推高名義GDP的老路。

而更大的隱患在於，如果美聯儲決定停止本輪的加息週期，日本市場的反彈可能會停滯不前。Allspring Global Investments國際投資組合管理主管Eddie Cheng表示，“我們已經看到美國進入了加息週期的頂峰，如果各國央行開始降息，其貨幣價值將下降，這意味著相比之下，日元將不再便宜。”

而從其內部來看，日本經濟發展的問題一直存在，而且短期內沒有辦法進行徹底的改變。

北京師範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研究院副院長宋向清指出，“一個就是日本的人口老齡化問題，老齡社會的到來讓日本經濟發展的人口勞動力支撐出現疲軟，而且這種疲軟短時間內難以解決。”其次，日本作為一個島國，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當國際風雲出現變化，其收到的衝擊和影響也往往最大。此外，日本基於意識形態、政治操弄參與國際市場分工的行為，也不利於其擴大在國際市場上的“朋友圈”“貿易圈”。

遼寧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陳洋則認為，缺乏創新是阻滯日本經濟發展的主要不利因素。戰後日本曾是一個發明大國，如筆記本電腦、二維碼、高鐵、隨身聽等都是日本發明的，這些發明不僅帶來了生活中的必備用品，也促進了日本經濟的發展。但在當前的數字化、智能化時代，日本就因創新不足而沒有拿得出手的競爭產品（如智能手機、電動汽車），使日本從曾經全球創新的引領者，變為了追隨者。這不僅拖累了日本經濟，也逐漸令日本在全球競爭中處於不利境地。

此外，通脹因素也不容忽視。分析師們認為，燃料和食品成本的上升推動了日本消費者通脹率超過央行2%的目標，除非工資上漲得以持續，否則也可能對消費造成壓力。

德勤全球經濟學家邁克爾·沃爾夫（Michael Wolf）在一篇分析文章中指出，儘管近期日本通脹有所緩解，但這幾乎完全是由於能源價格的下降。在過去3個月中，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中超過80%的項目都在增長。今年2月，65.8%的家庭預計明年的物價將上漲5%或更多，這是自2004年開始統計以來的最高比例。

“通脹的預期仍然非常強烈。”沃爾夫表示。

中日合作的廣闊前景

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意味著日本必須加強與國際的合作才能促進經濟的長期發展。從全球經濟格局來看，中日韓三國經濟規模占到東亞地區的九成，在RCEP生效的新形勢下，中日經貿關係面臨比以往更為有利的條件。

日本陝西總商會執行會長強徵告訴記者，目前，中日兩國雙邊貿易往來基本已經恢復正常，疫情幾年沒有會面的商業朋友，也都你來我往，飛到日本或是中國，重談幾年前擱置的商業項目，無論對於中商還是日商來說，這都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我們商會同仁對日本經濟復甦還是很樂觀的，在疫情前，經歷了早期快速發展的日本經濟，在很長一段時間都相對平穩，疫情來了後，雖然也受到了不少的衝擊，但經過多年發展形成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已經非常穩定，所以我們認為，接下來日本經濟能繼續處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趨勢。”強徵表示，多年來日本產業結構穩固和產業鏈上游為主的經濟結構是疫情期間日本經濟受衝擊小的部分原因。

回顧10到20年前，強徵曾從事日本IT產業的下游開發作業，低廉的工資成本和大量的人才是產業蓬勃發展的基礎，但是20年過去，日本已在穩定經濟模式中許久沒有變化，中國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漸漸地，日方發包，中方作業的產業模式已經不符合兩國經濟發展的現狀。如今，中國在很多領域，包括傳統家電行業、互聯網、製造業等方面都反超日本。這時候，就更要結合時代條件去開展中日雙邊合作。

陳洋認為，人口老齡化確實會給日本經濟發展帶來影響，但日本經濟長期身陷低迷並不是完全因為人口老齡化。韓國、中國等世界多國也同樣面臨老齡化挑戰，只不過日本是較早遇到這一問題的國家。“與其聚焦老齡化給日本帶來的危害，倒不如關注和研究日本是如何應對老齡化、如何開發老齡產業、如何運營'銀髮經濟'的”。

“中日未來有廣闊的合作前景。”陳洋對記者表示，“從雙邊範疇而言，在養老產業，中日有著廣闊的合作空間。中國現在也面臨著老齡化挑戰，而日本作為較早遇到老齡化挑戰的國家，在應對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中日完全可深化在這方面的互利合作。”

宋向清指出，中日合作一定要面向未來，一定要打破固有的意識形態，讓政治和經濟能夠分離，能夠脫鉤，不能讓政治干擾了經濟的合作，干擾了經貿的合作。

對於未來的發展，強徵也有更多思考。他表示，中日雙邊貿易永遠是在動態中發展的，在經濟復甦的時刻，可以預見更多的合作、更多的投資，中國現在已經有不少產業具備優勢，也有不少中國企業適時和巧妙地走出去，走到日本，把中國優秀的產業優勢、運營模式以及新媒體的營銷手段等引入日本，讓雙方商業企業找到更合適的定位和角色，為雙方經貿發展作出更多的貢獻，也期待日本陝西總商會在新的發展機遇下，給更多的中日雙方企業提供更好的支持和服務，真正實現“務實、架橋、創新”的商會理念。

文章來源：國際金融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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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債務上限問題一直是受市場關注的階段性熱點。新冠疫情以來美國宏觀調控更加倚重財政工具，動用大規模財政支出計劃刺激經濟。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用“現代供給側經濟學（MSSE）”描述拜登的經濟政策，並表示美國應該採用一種與現在不同的製度體系，以避免在債務上限問題上反復出現問題。2023年1月19日，美國聯邦政府債務規模達到31.4萬億美元的法定債務上限。此後，美國財政部宣布進入“債務發行暫停期”，使用財政部一般賬戶（TGA）餘額並採取非常規措施來維持政府的開支，直至新的債務上限達成。與此同時，美國兩黨就本輪美國政府債務上限上調展開談判，雙方一直僵持不下，5月底才達成初步協議。當地時間5月31日至6月1日，美國國會眾議院、參議院先後投票通過債務上限法案。按照立法程序，該法案將在美國總統拜登簽字後生效。此次美國政府債務上限風險暫時告一段落，但仍需關注美國政府債務上限問題的長期影響。

美國債務上限制度的發展演進

美國債務上限制度，在一戰和二戰後逐漸成型，是美國國會以立法形式確立聯邦政府債務最高限額的製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國政府的每次發債都須得到國會批准。一戰爆發後，逐筆審批程序難以保證政府支出的靈活度，美國國會於1917年通過了《第二次自由債券法案》，授予政府一攬子借款權限，首次提出債務上限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防開支迅速膨脹，美國國會於1939年通過了《公共債務法案》，此後多次更改債務上限金額，標誌著美國債務上限制度成型。20世紀70年代，因政府債務多次升至法定債務上限，債務增長過快的問題引起關注。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財政從克林頓時期的盈餘轉為赤字，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中耗資巨大，金融危機後稅收加速收縮，債務上限上調頻率加快。

新冠疫情發生以來，美國經濟與政策組合要求更高頻次調整債務上限。2019年8月，特朗普政府與美國國會達成協議，暫停債務上限至2021年7月。其間新冠疫情暴發，美國政府大額發放疫情紓困補貼並實施了激進的刺激計劃，政府財政支出大幅上升。在債務上限暫停的兩年時間中，美國政府債務從2019年的22.7萬億美元大幅上升至30萬億美元。2021年12月，美國國會同意上調聯邦政府債務上限至31.4萬億美元，但要求政府增強財政紀律，避免財政透支。當前，拜登施政嚴重倚重財政工具，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推行MSSE，大舉增加財政支出和稅收優惠。截至2023年初，美國政府債務總額再次超過債務上限水平，面臨上調上限的壓力，債務上限制度與美國財政形勢的不匹配日漸凸顯（見圖1、圖2）。

圖1：美國聯邦政府債務總額與債務上限（單位：10億美元）

圖2：美國1年期與5年期CDS主權信用違約掉期（單位：bp）

隨著美國財政失衡加重，提高債務上限逐漸與政府財政預算法案相互捆綁（見附表）。程序上看，首先，由美國財政部長提出提高債務上限的請求，通常附加削減政府預算的措施。其次，美國國會兩院分別對新的債務上限水平進行討論、審議、起草法案並投票表決。最後，新的債務上限經多數議員通過，法案由美國總統簽署後生效，財政部可繼續完成正常的支出計劃。近些年來，美國兩黨激進派別崛起，在選民基礎、意識形態、身份認同、政策路線等方面日益涇渭分明，傳統上基於政策妥協的黨際平衡越發難以為繼。兩黨常以債務上限為賭注，以政府關門為要挾，展開政策的博弈，上調程序經常被拖至最後一刻。例如：2011年、2013年奧巴馬政府時期，共和黨佔多數的眾議院要求削減醫療和社會保障支出；2023年4月，眾議院通過了《限制、節約、增長法案》，要求拜登政府減少福利與減稅措施，以換取提高債務上限的選票，這一法案後被拜登否決。

債務問題關係到美國經濟穩定，上調債務上限的難度正在不斷加大。近年美國財政失衡的形勢更加嚴重，債務問題受制於多種經濟因素：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利率、預算赤字水平、特別預算開支是重要考量。國際經驗表明，債務餘額佔GDP比重不超過60%，財政赤字佔GDP比重不超過3%，是政府債務的警戒線標準。一方面，預算赤字應該等於或至少不要高於債務的融資成本，另一方面，利率應該不要高於GDP增長率。當前，美國財政赤字率為5.5%，政府債務總額佔GDP比例超過120%；通脹壓力高企，利率保持高位，美國政府債務不可持續問題正在加深。2010—2023年，美國債務上限共計上調了11次，其中3次造成政府關門，1次造成美國主權評級下調。這表明，債務上限上調難度正在增加，已多次導致投票被延後，或者上調法案不能獲得通過，美國國會兩黨對債務問題分歧增大。

圖：美國聯邦債務上限制度的法案演變

關注美國政府債務上限問題的長期影響

歷史經驗表明，債務上限談判通常伴隨金融市場的動盪，資產價格與美元匯率會受到協商進程的影響。在兩黨達成協議之前，美國財政部可採取系列措施，避免財政餘額耗盡。但隨著債務上限的臨近，金融市場開始對財政支出縮水、政府部門關門、經濟政策延後，以及國債違約等風險事件進行對沖。例如：2011年債務上限談判導緻美國主權信用評級降級，標普500指數下跌16.3%，道瓊斯工業指數下跌14.8%，避險情緒推升美元指數，黃金價格同步上漲26.2%；2013年美國財政耗盡導致聯邦政府關門，拖累美國當年四季度GDP增速0.25%，10月就業人數減少12萬人，亦使美聯儲推遲削減購債（Taper）步伐，導緻美債收益率大幅上行。

從2023年的情況看，在美國兩黨達成協議前，金融市場表現出一定程度的風險規避傾向。截至5月26日，短期美債收益率升至高位，已突破5.6%的2001年以來新高水平，美債收益率曲線中的3月久期的利率上漲非常明顯。此外，1年期美國主權信用違約掉期（CDS）也一度攀升107bp，超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及2011年債務上限危機時的高點。長期美債收益率走勢相對平穩，原因是單期利息無法支付佔短債總收益的比重較大，短暫違約對存續期短的國債影響較大，對存續期長的國債影響不明顯。

從中期看，美國財政失衡、兩黨博弈加深、美國信用體係不牢的長期趨勢仍在延續，2025年大選前後和未來幾年再次發生美國債務上限危機的概率仍然較大。

從長期看，美國政府“以新債換舊債”的方式不可持續，美國信用體係與美元國際地位正發生變化。其一，美國債務率與赤字率已超過警戒線，債務增速遠超GDP增速，隨著利率維持高位，通脹前景不明，還本付息的潛在風險增大。其二，美國政府加大金融制裁範圍，持續透支美元信用。各國擔憂美元信用，美元匯率波動增大，國家間使用本幣結算增多，各國加快制定減少對美元依賴的對策，美元在國際儲備份額與結算份額連年下降。其三，美國國債發生延遲付息甚至違約，將導致許多國際機構遭受損失。一旦全球投資者拋售美債，全球金融市場動盪增大，引發新的拋售及流動性危機，美國債券、證券與美元存款擠兌可能同時出現。

對於中國而言，美國政府債務上限危機可能帶來的直接影響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是賬面直接損失。由於中國是美國國債的最大債權人，一旦出現美國主權降級，將帶來國債價格下跌，中國賬面價值將會發生損失；如果發生直接違約，本金和利息都將面臨無法收回的風險，損失也會相對更大。二是實體經濟風險。美國債務重壓使其國內開支受到影響，經濟可能陷入衰退，影響中國外需與出口活動。三是金融資產外溢影響。美債收益率的顯著變化會引起全球金融資產重新定價，中國金融市場也將受到外溢影響。

整體而言，隨著美國財政債務的不斷積累，調整國債利息支付優先級排序、以美債違約轉嫁財政壓力的風險提升，美國信用體系和國際金融穩定面臨著挑戰與風險。近期，前拜登政府經濟顧問達利普·辛格曾表示，美國白宮和國會的爭論會產生“長期的創傷影響”，將美元“置於危險之中”。鑑於美國債務問題與全球經濟穩定具有緊密的關係，有必要持續關注其未來發展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