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市場展望—商品

隨著俄烏衝突在上周正式邁入了第10個月，西方國家眼下正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依賴來自亞洲地區的燃料……

這一燃料需求可不光光指來自中東地區的原油，更為突出的“巨變”或許還要數成品油領域——俄烏衝突正在強化亞洲和中東地區作為柴油和汽油等成品油燃料重要供應地的地位。

柴油和汽油的價格和供應保障，對全球經濟至關重要。能源行業諮詢公司FGE的成品油主管Eugene Lindell表示，“歐洲和美國對俄羅斯石油產品的'背棄'，正加劇它們對來自中東和亞洲地區產品的依賴。”

隨著歐洲和美國尋求減少對俄羅斯石油產品的依賴，供應短缺的風險正日益凸顯，這為包括中國和科威特等地的大型煉油廠提供了拓展市場的機會。

近年來，西方國家本身就在大幅削減煉油產能，而世界的另一邊則在不斷擴張增產，俄烏衝突進一步加大了兩者之間的差距。

根據FGE的數據，過去三年，包括美洲和歐洲在內的西方市場的煉油產能淨減少了240萬桶/天，而中東和亞洲的煉油產能則增加了250萬桶/天。

這一反差預計還會被拉大。據Rystad Energy估計，未來三年全球將有大約800萬桶/日的新煉油產能上線，其中亞洲新增產能料將最多，而歐洲則最少。

Rystad下游業務主管Mukesh Sahdev表示，“我們將看到亞洲和中東日益成為全球關鍵的燃料供應商。他補充稱，煉油產品由東向西的流向“將變得更加具有結構性”。

全球煉油行業的轉變在疫情期間本身就在加速，由於全球封鎖大幅削減了石油需求，一些老舊工廠被大量關閉。此後，不少亞洲國家陸續建造了規模更大、技術更先進的煉油廠，以滿足國內日益增長的石油需求，而美國和歐洲則專注於擺脫化石燃料的轉型。

S&P Global Commodity Insights駐新加坡的能源諮詢副總裁Victor Shum表示，鑑於亞洲地區日益增長的石化需求，亞洲建設了許多新的煉油廠項目。

今年2月爆發的俄烏衝突以及此後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全方位制裁，令全球能源市場措手不及，燃料安全問題隨之成為了那些沒有足夠煉油能力的國家的中心議題。在這一情況下，任何因工人罷工或意外事件而導致的煉油廠停產，都會讓整個市場感受到更強烈的衝擊。

歐洲國家眼下無疑正最為直觀地感受到煉油廠減少所帶來的壓力，西北歐的柴油庫存正在日益枯竭。

據Wood Mackenzie Ltd.預測，由於歐盟計劃在明年2月切斷從俄羅斯的海運燃料進口，明年初春當地的柴油庫存料將創下史上最低水平。

FGE的Lindell表示，“歐洲國家的政府和公民，正被巨額的公用事業賬單以及不斷飆升的通脹率弄得焦頭爛額。他們現在優先考慮的是如何度過未來幾年，而不是放眼於2040年-2050年。”

與此同時，美國東海岸日益嚴重的柴油和汽油短缺，正促使美國總統拜登考慮頒布一項命令，要求石油公司在國內儲存更多燃料。Rystad的Sahdev稱，美國汽油的短缺可能在夏季駕駛高峰期進一步惡化。

此外，RBN能源公司董事總經理John Auers表示，由於加勒比地區的幾家煉油廠關閉，拉丁美洲也已越來越依賴進口，委內瑞拉和墨西哥的煉油設施依然面臨著嚴重的停電困擾和低開工率。

一些墨西哥貿易商甚至已經開始不遠萬里從中國搶購汽油。中國的煉油廠也正加大產能出口。中國海關總署此前公佈的數據顯示，今年9月中國成品油出口量為564萬噸，環比增近18%，同比增36%，創2021年6月以來單月出口新高。

而隨著石油產品向西運輸的距離越來越長，油輪運費也不斷水漲船高。行業數據顯示，進入11月後，VLCC(超大型油輪)即期市場運價已升至了30個月以來最高水平。

根據Vortexa Ltd.的數據，海運燃料的數量目前比過去五年的平均水平高出了3%。Vortexa公司亞洲首席分析師Serena Huang表示，這主要是由從亞洲和中東運往歐洲的柴油帶動的，而且隨著歐洲對俄油的禁令即將生效，運輸量還可能會進一步增長。

今年以來，亞洲新興市場債券的表現落後於其他的發展中國家債券，但重要轉折點似乎即將到來。亞洲許多地區的通貨膨脹壓力已開始有效緩解，使得利率見頂的預測提前。與此同時，海外投資者的倉位歷來較低，使得外部資金流入具備很大的增加空間，加之投資者對中國到2023年的經濟增長預期開始變得樂觀，亞洲債市開始具備投資吸引力。

與今年下半年相比，這些積極因素為亞洲債市明年反彈鋪平了道路。當時，亞洲新興市場債券的表現落後於全球債券，因為在當時市場認為，與全球新興市場國家(尤其是拉美國家)相比，亞洲政策制定者加息步伐過於緩慢。

新加坡Maybank Securities Pte固定收益研究主管Winson Phoon表示:“總體而言，在亞洲債券市場經歷了動蕩的兩年之後，我認為在2023年將出現為期6到12個月的較光明前景。”

他表示，市場對聯邦基金終端利率和亞洲地區央行放緩收緊步伐有了更清晰的認知，而“亞洲新興市場債券倉位的趨勢可能轉向對債券有利的方向”。

統計平台編制的指數顯示，自7月初以來，亞洲新興市場債券已經讓那些持美元的投資者損失約2.8%。相比之下，歐洲、中東和非洲的新興市場債券則損失約0.4%，拉美地區損失約1.6%。

對亞洲債券市場持樂觀態度的主要原因在於通脹放緩。在該地區的許多最大規模經濟體，即中國、印尼和泰國等國，消費者價格漲幅至少已經連續三個月低於經濟學家普遍預期。

印尼央行行長Perry Warjiyo在11月17日表示，預計核心通脹率將在明年初見頂。韓國央行在11月24日預測，明年的平均通脹率為3.6%，低於8月份的預測水平。

“印尼和韓國的通脹正在得到有效控制，這兩國的本幣債券也是我們目前在新興亞洲債券中主要的持倉。”倫敦宏觀經濟預測諮詢公司TS Lombard新興市場宏觀策略董事總經理Jon Harrison表示。

市場對通脹率放緩的預期，一定程度上正促使亞洲地區各大央行發出緊縮週期即將結束的信號，表明亞洲的通脹峰值將低於其他新興市場地區。

泰國的政策利率仍低於新冠疫情前的水平，而馬來西亞的政策利率則回到了2020年3月的水平。這兩個國家以及印尼和印度的基準比五年平均水平高出不到0.9個標準差。巴西、墨西哥和捷克等國該指數指數則在2以上，而哥倫比亞、匈牙利和智利的指數在3以上。

今年海外投資者在亞洲各地減持債券，中國、印尼、馬來西亞和印度都出現了淨流出，因此外國資金也有回流的空間。

DBS Bank本月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預計2023年印尼將吸引30億至70億美元的債券資金流入。印尼通常被視為亞洲債券市場的風向標。此前，有媒體統計的數據顯示，今年有約96億美元的資金淨流出，是自2010年以來最大額度。

日內瓦GAMA資產管理公司的全球宏觀投資組合經理Rajeev De Mello表示:"由於收益率較高，印尼市場具有吸引力，在風險更為正面的環境下，印尼債券應受益於投資組合流動性增加。"

推動亞洲債券市場復甦的最後一個催化劑，可能是人們期待已久的中國經濟強勁復甦。瑞銀全球財富管理駐新加坡的亞太區首席投資辦公室主管Min Lan Tan表示，為中國經濟重新開放所做的一些準備工作已經開始，因此她認為“亞洲經濟周期仍然生機勃勃。”

11月23日美元指數大幅下跌，美元對六種主要貨幣的美元指數下跌1.07%至106.0760。下跌主因是當日美聯儲公佈的11月會議記錄顯示，聯儲大多數決策者同意放緩加息步伐，這意味著美聯儲認為較小的加息幅度就可以抑制通脹。

美聯儲作出這樣的判斷，基於美國近期經濟數據的變化。

一是美國11月衡量新訂單的指標降至兩年半以來的最低水平。標準普爾全球11月綜合採購經理指數(S&P Global flash)下跌約2點，至46.3（低於50表明活動萎縮），最新數據是2009年以來最差的數據之一。製造商和服務提供商指出，與利率上升、經濟不確定性以及通脹持續上升的影響相關的需求回落，對新訂單的綜合衡量出現了自2020年5月以來的最大萎縮。標普全球市場情報(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首席商業經濟學家克里斯·威廉森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公司報告稱，生活成本上升、金融狀況收緊(尤其是藉貸成本上升)以及美國國內和出口市場需求減弱等因素帶來的阻力越來越大”。報告顯示，服務提供商的活動以兩年多來第二快的速度收縮，新業務的衡量標准在四個月內第三次收縮。

二是11月23日金融分析公司標普全球公佈的最新數據報告顯示，11月美國製造業和服務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繼續下行，兩項指標均低於榮枯線。

三是因市場需求疲軟，美國通脹壓力在漸漸緩解。雖然美國10月通脹率勉強降至7.7％，但目前美國核心商品價格的月環比下降，供應鏈改善，消費者需求放緩，整體消費者價格指數（CPI）有望走低。機構預計2022年在5%，2023年降至2.9%，2024年降至2.4%。最新發布的密歇根大學11月消費者信心終值報告顯示，消費者預計未來一年物價將同比上漲4.9%，升幅低於本月早些時候預期的5.1%。雖然目前美國通脹壓力還在高位，但美國通脹以及核心通脹的拐點已現，核心商品通脹壓力出現明顯下降，美國通脹治理或將於明年上半年出現較大進展。

在美聯儲加息預期較難大幅上升，以及美國經濟出現惡化跡象的背景下，美元指數過去一年來強勢升值的拐點或已出現。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提及，市場機構預測美元升值動能減弱、強升值週期或已接近尾聲。具體而言，歷史上美元指數的上行動力往往來源於美聯儲緊縮的貨幣政策，以及美國經濟相對強勁的表現。

不過，克利夫蘭聯儲主席梅斯特11月23日表示，降低通脹仍然是美聯儲的首要任務。同日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發布的11月貨幣政策會議紀要顯示，與會的美聯儲官員一致認為，美國的通脹壓力幾乎沒有減輕的跡象；與此同時，大多數美聯儲官員支持放慢加息步伐。澳新銀行經濟學家認為，美元指數下跌的情況不太可能持續，市場對美國最新CPI數據的反應被誇大了，因為美國通脹率仍接近7.7%，遠高於美聯儲2%的目標。此外，美國11月CPI環比增幅仍為0.4%。對美聯儲來說，僅僅相信通脹會回到2%的可持續水平是不夠的。美聯儲的任何強硬言論都可能逆轉近期美元的走勢。在2023年初之前，通脹回落和利率上升將使市場實際利率持續上升。

國際投行摩根斯坦利的首席美國股票策略師邁克-威爾森（Mike Wilson）甚至認為，投資者應該為2023年市場的“極端波動”做好準備，因為美國經濟將經歷上世紀40年代那種盛衰交替的通脹週期。他將當前的通脹週期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根植於經濟中的需求驅動型通脹進行了比較。在上世紀40年代，供需最終平衡了，但通脹依然頑固，這可能是預測明年經濟前景的一個線索。

11月25日，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出席銀行公會活動時表示，虛擬資產已經成為無法停止的金融創新，特區政府已提出願景擁抱行業，嘗試讓行業在香港循序漸進與可持續發展，吸引環球虛擬資產社群來港。他又說，雖然近期出現部分虛擬資產市場崩潰，以及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破產，引起大眾關注，強調特區政府清楚虛擬資產帶來的風險，重申會採用“相同業務、相同風險、相同規則”的監管原則，做好投資者保障。

筆者認為，中國香港的虛擬資產行業是當下各大類資產走熊、各主要經濟體下行的背景下，為數不多的亮色。香港虛擬資產新政是對Web3（第三代互聯網）行業項目的很好背書。原來對虛擬資產行業看不懂、看不起、不敢碰的金融從業者和傳統企業家，可通過在中國香港的教育培訓項目，嘗試了解和佈局Web3。

以NFT（Non-fungible token，非同質化代幣）行業為例，內地監管部門一直沒有出台關於數字藏品行業任何政策，合規平台多數僅開通了轉贈渠道。目前在內地，各個支付渠道開始審慎對接數字藏品平台。由於藏品缺乏流動性，以及部分平台借數字藏品行集資詐騙等行為，群眾對數字藏品平台的維權集中出現，中國的海南、河南等地公安、網信部門開展對數字藏品行業的治理。

數字藏品在境外對應的虛擬資產是NFT，開通流轉平台是目前數字藏品市場的剛需，也是國際通行做法。香港特區發布虛擬資產新政後，設立合規NFT流轉平台符合政策導向、順應市場需求，技術可行、風險可控。“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中國傳統文化IP（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識產權）感興趣，願意購買收藏中國出品的NFT。中國數字藏品的運營經驗對開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市場有重要參考。因此，筆者建議在中國內地數十億元市場規模的數字藏品行業藉此機會佈局香港，助力行業健康、有序發展。

以Web3教育培訓行業為例，中國內地相關培訓以“元宇宙”（Metaverse）等為主要敘事，如“工業元宇宙”、“元宇宙學院”等，虛擬人、虛擬物和虛擬場景的價值更多體現在市場營銷。而在中國香港，由於監管對虛擬資產的開放態度，以“虛擬資產（Crypto）”為主要敘事。而金融從業者非常熟悉的一級市場（VC/PE）、二級市場（期權、對沖、量化、ETF（Exchange-traded funds，交易所買賣基金）等）工具可以直接以“虛擬資產”作為交易標的（和資金來源）。同時“Web3 Native（Web3原住民）”習以為常的公鏈、側鏈、通證、挖礦、分叉、空投、零知識證明、GAMEFI（Game Finance，遊戲化金融）、Socialfi（社交化金融）等專業題材在香港可以公開做教育培訓，並圍繞相關主題創業。當客戶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或香港本地用戶時，不必顧慮“打擊比特幣挖礦和交易”等中國香港以外的政策影響。

行業得以在中國香港“合規化發展”，也是由於香港多年的底蘊與“一國兩制”的製度優勢決定的。全世界並沒有第二個地方比香港更適合發展虛擬資產行業。更為重要的是，以上這些Web3項目方向，並未對中國內地投資者、創業者關閉。反而中國內地優秀人才的輸入，正成為特區政府非常期待的事情。

筆者認為，中國香港將帶領全球虛擬資產行業跨入下一個“合規化發展”階段，有條件、有機會成為全球虛擬金融發展中心。

近年來，東南亞國家聯盟（簡稱“東盟”）不僅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經濟發展水平穩步提升，吸引了大量外資，而且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已經成為國際重要的區域合作中心。作為全球化發展的積極力量，東盟在促進世界經濟穩定繁榮、區域和平發展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

東盟以區域經濟一體化路徑解決了過去長期存在的領土主權爭議問題，為區內成員國的經濟發展創造了極為有利的外部環境，促進區域內外高效分工協作，在製造業產業鏈、數字經濟與綠色發展等領域展現了優勢。未來東盟既要避免過多介入地緣政治問題，防範內部出現“選邊站”問題，又要謹慎評估自身的發展定位，平衡區域組織與其他大國的政經關係。

一是經濟保持持續穩定增長，發展韌性增強。東南亞地區從落後地區成長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區域中心，主要得益於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東南亞十國經濟發展水平雖各有差異，但總體上保持了長期穩定增長，已經成為世界重要的經濟體和促進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據聯合國統計司統計數據，1980-2019年東南亞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速的平均值保持在5.3%的中高速增長水平，除了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20年全球新冠危機出現負增長外，基本上保持了較穩定持續的增長韌勁。據東盟秘書處公佈的數據，2021年東盟創下3.4萬億美元的GDP規模，佔世界生產總值的比重達3.5%。

二是貿易影響力逐漸擴大，加快融入全球化。東南亞區域經濟合作一體化釋放了巨大的發展潛力，貿易額迅速增長，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增長極。數據顯示，2020年東盟對外貨物貿易總額達2.66萬億美元，其中出口和進口分別為1.39萬億美元、1.27萬億美元。一方面，東盟持續擴大對外開放，廣泛參與國際貿易分工網絡，充分發揮成員國競爭優勢。新加坡憑藉國際貿易港口、國際金融中心獲得較快發展，開放度高，主要出口集成電路和微組件、半導體製造機械等中高端商品，越南、馬來西亞、泰國、印尼等擁有較好的製造業基礎，主要承接中低端產業鏈。世界貿易組織（WTO）數據顯示，2021年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貨物貿易出口額分別為4573.6億美元、3359.3億美元、2900.3億美元、2720億美元、2298.5億美元；另一方面，東盟深化區域外合作，鞏固提升東盟─中日韓合作機制，建立“東盟─澳洲─新西蘭自由貿易區”，啟動東盟─印度貨物貿易協定（AITIGA）升級談判，深化與歐盟、南方共同市場、海灣阿拉伯地區等重要區域組織合作。

其一，發揮區域合作優勢，保持對外開放姿態。東南亞區域合作經過了55年的發展已經逐漸成熟，不僅成為了重要的區域合作中心，而且國際影響力也在不斷提升，為區域經濟一體化奠定了堅實基礎。從成立之日起，東盟就秉持了以區域合作促進本地區經濟發展的宗旨，1967年東盟各國發表的《東南亞國家聯盟成立宣言》第一條提出“以平等與協作精神，共同努力促進本地區的經濟增長、社會進步和文化發展”，並據此提出了在經濟貿易、文化教育、社會建設等全方位的合作框架。

此後，東盟以區域合作為優勢，積極融入全球化，不僅與中國、韓國、日本等六個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而且建立了圍繞東盟的“10+1”“10+3”“10+8”機制，並與聯合國、歐盟、南方共同市場等發展合作關係。數據顯示，2021年東盟與中日韓三國的貿易額增至8751億美元，佔東盟貿易總額的32.9%；中日韓三國對東盟投資額達220億美元，佔東盟外資總額的16.7%。近年，東盟力主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談判，隨著新一輪高水平開放政策落地，東盟的區域合作優勢將進一步擴大。

其二，善於抓住外部機遇，創造有利發展條件。早前東南亞國家受到歷史條件約束，經濟普遍比較落後。1967年東南亞聯盟正式成立，1976年《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簽署，為東盟區域經濟合作建立了基本框架。面對當時世界“兩大陣營”對立以及動蕩的地緣政治局勢，東南亞國家以“抱團”的方式集中區域合作力量，既解決了該地區長期存在的資源低效開發、市場無序競爭、社會生產力落後等問題，也將區域內各國的比較優勢和發展潛力充分釋放。憑藉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較低等優勢，東南亞吸引了大量國際投資，逐漸建立起比較完善工業製造體系，實現了貿易崛起。

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統計數據，東南亞FDI存量從1980年約174億美元增至2021年約3.14萬億美元，增幅達179.2%；同期，東南亞OFDI（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從1980年約11.8億美元增至2021年1.83萬億美元，增幅達1550.6%。目前，全球私募和風險投資加大對東盟投資，東南亞的獨角獸企業數量從2014年的2家增加到2021年的46家，僅次於美國、中國和印度，而且東南亞管理的私募與風險投資增至660億美元。

區內層面，內生性增長動能仍較弱，區域內部差異較大，迫切需要加大高水平開放和結構性改革。因自然地理和資源禀賦差異，加上歷史發展進程不一，東南亞各國的政經和社會結構迥異，既存在很強的互補性，也存在較大差異性和多樣性。雖然東盟作為總體保持了穩定持續的經濟增長，但區域內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市場化程度等有很大不同，有經濟比較發達、市場化程度較高的新加坡，也有相對落後的緬甸、老撾等，還有處於改革階段的越南、印尼等。由於東南亞地區現代工業起步較晚，以出口貿易為主，十分依賴外資，部分國家外債佔比較大，對外依存度較高。

外部層面，地緣政治局勢複雜，外部發展環境具有不確定性，需要更加謹慎應對和處理域外關係。近年來，隨著東盟的國際影響力擴大，歐盟、美國、日韓等發達經濟體通過各種方式深入到東南亞地區。於東盟而言，擴大對外合作有助於提升東盟的區域合作中心地位，但區域外力量過多介入也可能帶來新的挑戰。從2022年起，東南亞將接連主辦包括東盟系列峰會、G20峇里島峰會、APEC會議等眾多國際重要會議，凸顯了東盟的國際地位，而在當今世界局勢複雜多變的背景下，更加需要發揮東盟增合作、促和平、謀發展的積極作用，維護國際多邊主義，為全球化重啟作出更大貢獻。

東南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在於順應全球化潮流，廣泛參與國際分工協作，展現了務實合作、對外開放的積極姿態，將後發劣勢轉變為比較競爭優勢。經過數十年的探索轉型，東盟基本上構建起了較為成熟的區域一體化合作機制，既尊重各成員國獨立性和自主性，同時擁有比較穩固的共識基礎，能夠有效應對各種風險挑戰，在涉及到重大區域問題上保持步調一致。但是，面對世界局勢動盪，外部形勢急劇變化，而東南亞的經濟發展同樣到了新的階段。

未來東南亞各國仍需加快探索內生性增長路徑，增強科技自主創新能力，謀求更加自主的發展道路，並汲取其他區域國家的經驗教訓，防範過度金融化、經濟自由化以及產業空心化等潛在問題。同時，隨著數字經濟、新一輪科技革命、綠色低碳等興起，東南亞國家需要緊跟科技革命前沿，擴大市場開放，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加大人力資本投入，改善營商和投資環境，提升區域總體競爭力。不可否認，儘管面臨外部諸多不確定性不穩定性，但東南亞的發展前景將十分廣闊。

近幾十年，中國經濟發展可以說是突飛猛進，GDP增長速度每年在7%上下波動，遠遠超過了美國等發達國家。

而最近兩三年，美元資產投資逐漸進入各大投資商圈的視野，很多人不禁開始疑惑了，中國經濟發展這麼好，中國人的錢留在中國隨著大勢賺錢就好了，為什麼還要投資美元資產呢?

在全球貿易流通中，美元作為世界貨幣，是礦鐵、石油等大宗商品的國際結算貨幣。除此之外，在當今國際資金儲備中，美元占據了70%以上。換句話說，任何國家如果想要加入世界貿易，美元是不能缺少的。二戰以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確立，使美元和黃金掛鉤，更鞏固了美元作為主要貿易貨幣的地位。

“美元跺跺腳，全球抖三抖”的說法並不誇張。自從美元確立了全球霸主地位，美國的貨幣政策就對全球各大經濟體系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就加息而言，歷史上的每一次加息週期，都會產生全球經濟震動。例如八十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九十年代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二十世紀初的次貸危機等，都是因美元加息造成的。

由此可見，美元在全球貿易中佔據的地位之重。因此很多投資者開始投資美元資產！

配置美元資產的一大原因就是分散風險。我們常說“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配置”兩字強調的是資產組合和比例。並不是全押在某一個地區或國家上，而是放在不同的“籃子”裡，有效規避單一市場出現的波動性風險。

美國的市場製度完善。隱私保護，私有財產保護，法規架構，監管體系上都非常成熟和健全。這正是是中國高淨值家庭最迫切需要的。

分散匯率風險匯率風險從來就不是小問題，匯率的波動遠超過我們的想像(人民幣之所以波動不大，是因為匯率管制，一旦放開管制，波動幅度將大幅度增加)分散匯率風險其實很重要。既然國家需要通過儲備美元資產來分散匯率風險，作為普通的家庭其實就更有必要了!

正如前文所說，美元是全球最硬通貨，所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在世界經濟發展的大潮之中，想要保全自己的資產，屬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991年的時候，1美元=0.9盧布，蘇聯和美國的千萬富翁不相上下；1994年，1美元=3300盧布，曾經的千萬資產縮水成了3W美元；而到了2000年，1美元=28000盧布，千萬資產貶值到了350美元，俄羅斯的一大批中產階級淪為貧困甚至赤貧階層。

大家不要以為這距離我們很遙遠。從1990年到現在，人民幣貶值100倍不止，1990年的中國土豪被稱作“萬元戶”，現如今，萬元戶甚至是貧困戶的水平。相對而言，1990年1美元的價值相當於現在的1.83美元，也就是說，1990年的百萬美元，放到現在也是一筆不菲的財富。

中國的高淨值人士，很早就發現了這一機密。他們在中國賺足了人民幣後，就著手配置美元資產，尤其熱衷美國房產、美國保險等。對於投資者來說，想要在時代大潮中把握方向，實現財富的保值增值，多元化全球資產配置的重要性愈發凸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