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人類可能是AI發展的最大限制

當「貿易戰」的烽火燃起，公眾的目光往往聚焦於不斷加徵的關稅稅率、此消彼長的貿易逆差數字，或是談判桌上的唇槍舌劍。

然而，這些只是冰山浮於水面的部分。在波濤洶湧的海面之下，一股更深沉、更具結構性破壞力的暗流正在湧動，它關乎生產結構的根基，關乎投資的存廢，關乎無數企業和個人的命運。

這股暗流的核心，便在於經濟體系中「資源專用性」的脆弱暴露。

在這個網路中，許多資源——無論是機器設備、廠房、技術專利，還是人力資本、供應鏈關係——都為了服務特定的貿易夥伴、特定的市場需求而進行了深度客製化和最佳化。一旦它們離開了預設的貿易環境，價值便可能急劇縮水，甚至完全歸零。

專用生產要素

在探討貿易戰的衝擊之前，我們必須先理解「資源專用性」的概念及其在國際貿易中的意義。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專業化分工是提高生產效率、促進經濟成長的關鍵。在全球化時代，這種分工跨越了國界，形成了複雜的國際產業鏈和價值鏈。各國、各地區、各企業根據自身的比較優勢，專注於生產鏈條上的特定環節或特定產品。

為了在專業化分工中獲得最大效率，企業往往會進行大量「專用性投資」。這意味著投入的資源（資本品、人力、技術等）被高度客製化，以適應特定的生產流程、特定的合作夥伴或特定的終端市場。這種專用性可以體現在多個層面：

1.物質資本專用性：企業購置的機器設備、模具、生產線，可能只適用於生產符合特定國家（如美國）標準、規格或設計的產品。

例如，為美國市場生產的電器需要符合其電壓、插頭標準；為特定美國品牌代工的工廠，其生產線可能完全圍繞該品牌的產品特性和品質要求而建構。一旦失去美國市場，這些設備可能難以或成本高昂地轉換為生產其他市場的產品。

2.場地專用性：工廠的選址可能緊鄰為美國市場服務的特定港口、物流樞紐或關鍵供應商。這種地理位置的最佳化是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對美貿易的物流成本和時間。如果對美貿易中斷，這種區位優勢可能蕩然無存，甚至變成劣勢（例如，遠離了新的目標市場）。

3.人力資本專用性：員工累積的技能、知識和經驗，可能高度集中在服務美國市場。這包括熟悉美國市場的法規標準、消費者偏好、商業慣例、特定工藝技術，甚至包括銷售和客服團隊的語言能力和文化適應性。這些專用的人力資本在失去美國市場後，其價值會大打折扣，員工面臨轉職困難或技能貶值。

4.專用資產：企業進行的某項投資，是基於與特定美國客戶長期合作的預期而做出的。例如，為了滿足某個美國大客戶的巨額訂單而擴建廠房、增加生產線。這種投資的回收期往往較長，高度依賴該特定客戶關係的穩定性。一旦關係破裂（如因貿易戰導致客戶轉移訂單），這部分為特定客戶「鎖定」的資產就面臨巨大風險。

在全球化高歌猛進的時代，資源專用性是效率的來源。它使得企業能夠透過規模經濟、學習曲線效應和精實生產，提供物美價廉的產品，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然而，效率的背後潛藏著巨大的風險。

高度的專用性意味著高度的依賴性和脆弱性。當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發生劇變，貿易壁壘高聳甚至「脫鉤」成為現實時，這種專用性就從效率的引擎變成了企業的枷鎖和陷阱。

脫鉤衝擊波

當中美貿易摩擦升級，關稅戰演變為更深層次的技術封鎖、投資限制乃至全面的「脫鉤」威脅時，對那些為美國市場投入了大量專用性資源的中國企業而言，衝擊是直接而殘酷的。

需求斷崖式下跌：美國市場的關閉或顯著萎縮，意味著這些企業瞬間失去了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收入來源。訂單消失，銷售額銳減，現金流枯竭。

專用資源價值的崩潰：這是問題的核心。

機器有可能變成廢鐵。那些為美國標準訂製的生產線、模具、檢測設備，一夜之間變得無用武之地。它們無法輕易轉向生產內銷產品或其他國家市場的產品，因為標準、規格、設計要求可能完全不同。改造的成本可能高昂，甚至超過購買新設備的成本。在缺乏需求的背景下，這些曾經價值不斐的固定資產，其市場價值迅速向廢品回收價趨近。它們不再是能產生現金流的“資本”，而變成了沉重的“負債”（佔用場地、需要維護）。

勞動者的部分技能將失效。

掌握著服務美國市場特定技能的工人，突然發現自己的「一技之長」變得多餘。熟悉美國UL認證的工程師、精通美國服裝尺寸和流行趨勢的設計師、擅長與美國客戶溝通的銷售代表，他們的專業知識在新的市場環境下可能毫無用處。他們面臨失業，或必須接受大幅降薪，從事那些不需要這些特定技能的、更一般的工作。

還會發生關係網斷裂。

圍繞著對美出口建立起來的供應商網絡、物流通路、合作關係，也隨著貿易的中斷而瓦解。這些無形的「關係資本」同樣具有高度的專用性，其價值也隨之消失。

巨額的沉沒成本，將產生巨大的殺傷力。

經濟學中的「沉沒成本」是指已經發生且無法收回的投入。對於那些進行了大量專用性投資的企業來說，這些投入就是龐大的沉沒成本。當市場環境突變，這些專用資源無法轉作他用時，企業主面臨災難性的損失。他們無法像處理通用性資源（如標準廠房、通用設備）那樣，透過出售或租賃來回收部分價值。專用性越高，沉沒成本的比例越大，企業應對衝擊的緩衝能力就越弱。

由此將帶來債務危機與破產。

許多企業在擴張過程中，尤其是進行專用性投資時，往往伴隨著銀行貸款或其他形式的債務。當收入銳減，資產價值崩潰時，企業將無力償還債務。專用性資產的低殘值意味著即使破產清算，也難以涵蓋債務。這不僅導致企業倒閉，更可能讓企業主背負沉重的個人債務，甚至傾家蕩產。

因此，在貿易戰走向脫鉤的陰影下，那些為美國市場「量身定制」程度最高的中國企業，其倒閉的風險是最大的。這種風險與企業規模大小不一定成正比，而與「資源專用度」的程度和對美市場的依賴度成正比。一個小型但高度專用的代工廠，其脆弱性可能遠遠超過一個規模龐大但市場多元化、產品通用性強的企業。

骨牌

企業的倒閉並非孤立事件，它會像推倒的骨牌一樣，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最終影響整個勞動市場和宏觀經濟。

整個的影響路徑如下：

第一，先出現結構性失業。

首當其衝的是那些在倒閉企業中工作的員工。由於他們的技能往往具有高度的“人力資本專用性”，他們很難在短時間內找到與原始技能要求、薪資水平相當的新工作。這造成了結構性失業——失業者的技能與市場上的職位需求不符。

第二，接著出現勞動力向通用領域的擠壓現象。

失業的工人為了生計，不得不湧入那些對技能要求相對較低、更具通用性的行業或職位。例如，原來在精密電子廠工作的技術工人，可能不得不去應聘快遞員、外賣員、或進入服務業從事簡單勞動。

第三，這時將發生通用性領域工資的下降。

大量勞動力湧入通用性領域，大大增加了這些領域的勞動力供給。在勞動力需求沒有相應增加（甚至可能因整體經濟下行而減少）的情況下，根據基本的供需關係，這些領域的工資水平必然會受到向下的壓力。原本在這些領域工作的工人，也會面臨更激烈的競爭和薪資成長停滯甚至下降的風險。

第四，最後影響整個經濟體，帶來整體平均薪資水準的降低。

一方面，高薪的專用性職位消失；另一方面，大量勞動力湧入低薪的通用性職位，並進一步拉低了這些職位的工資。這兩個因素疊加，導致整個社會或地區的平均薪資水準呈現下降趨勢。這種下降不僅影響失業者和轉崗者，而是透過勞動市場的傳導機制，波及到更廣泛的人口。即使是那些與貿易戰看似無關的行業，也可能因為勞動市場整體供給的增加而感受到工資上漲的壓力減弱。

這個過程清楚地揭示了，貿易戰的衝擊不僅是失業人數的增加，更是對勞動市場結構的重塑和整體薪資水準的侵蝕。這種影響是深遠且痛苦的，它直接關係到一般民眾的福祉和社會穩定。

資本的湮滅

除了直接的破產和失業，貿易脫鉤也可能引發更隱密但危害更深遠的現象：資本的湮滅。這不僅指專用性資本品的價值歸零，也包括通用性資本品因長期閒置所造成的實際損失。

先是專用性資本的徹底報廢。

如前所述，高度專用的機器設備一旦失去服務的特定市場，就幾乎等同於廢品。這部分社會財富就此蒸發，代表過去投資的永久性損失。

通用性資本的加速折舊與閒置成本：即使是一些相對通用的資本品（如標準廠房、通用工具機），在整體經濟下行、需求萎縮的環境下，也可能面臨長期閒置。閒置本身是有成本的。

還將帶來各種物理損耗。機器設備長期不用，缺乏維修保養，會加速老化、鏽蝕、損壞。廠房空置也會加速破敗。

在科技快速迭代的時代，閒置的設備即使沒有物理損壞，也可能因為技術的更新換代而迅速失去競爭力。當經濟復甦、需求回升時，這些閒置已久的設備可能已經落後於時代，無法滿足新的生產要求。

最終，整個社會的資本存量會減少。

大量資本品（無論是專用的還是通用的）的報廢或加速折舊，意味著社會整體的資本存量正在減少。同時，貿易戰帶來的巨大不確定性和悲觀預期，將嚴重打擊新的投資意願。企業主在目睹了專用性投資的巨大風險後，會變得更加謹慎，傾向於持有現金而非進行新的資本支出，尤其是那些回收期長、專用性強的投資。這種「資本罷工」現象會抑制資本形成，阻礙生產力的恢復與發展。

透過這種因果鏈條，我們最終能推理結果，那就是生產力下降與工資率的長期低迷。

經濟學理論表明，人均資本存量是決定勞動生產力的關鍵因素之一。當資本存量減少、資本形成受阻時，每個工人平均佔有的資本設備就會減少，必然會導致勞動生產力的下降。而從長期來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整體工資水平，最終是由其勞動生產力決定的。因此，資本的湮滅和資本形成的抑制，最終會轉化為整體工資率的長期停滯甚至下降。這與前面討論的勞動市場供需變化所導致的工資下降不同，後者是結構性的、相對短期的調整，而前者是基於生產力基礎的、更長期的趨勢性影響。

簡而言之，貿易脫鉤不僅讓當下的專用性投資化為烏有，還會透過閒置、折舊和抑制新投資，侵蝕整個經濟的資本基礎，從而對未來的生產力和薪資水平造成持久的損害。

面對脫鉤怎麼辦？

將上述理論架構應用於中美貿易摩擦和脫鉤風險的現實，我們可以更具體地描繪出中國企業可能面臨的困境，以及「誰最為緊張」的群體畫像。

過去幾十年，中國憑藉著勞動成本優勢、完善的基礎設施和不斷壯大的產業群，深度融入了以美國為重要終端市場的全球價值鏈。許多中國企業，特別是位於東南沿海地區的出口導向企業，其生存和發展高度依賴對美出口。在這些企業中，存在著大量為美國市場進行了高度專用性投資的案例：

電子資訊產業：為蘋果、戴爾、惠普等美國品牌代工或提供零件的企業，其生產線、技術標準、品質控制體係都嚴格遵循美國客戶的要求。部分核心零件可能只適用於特定美國品牌的產品。

紡織服裝業：大量服裝廠依據美國市場的尺寸、流行趨勢、季節性需求進行生產。其設計、布料採購、生產排期都圍繞著美國客戶訂單。

家居、玩具、日常用品：這些產業同樣需要滿足美國的安全標準（如CPSC）、環保法規、消費者偏好。生產模具、使用的原料、產品設計都具有相當的美國市場專用性。

裝備製造業：部分為美國特定產業（如能源、工程機械）提供配套零件的企業，其產品規格和技術參數也是「美標」的。

當中美貿易戰爆發，關稅壁壘高築時，這些高度依賴美國市場且資源專用性強的中國企業，無疑是站在懸崖邊上，最為緊張的群體。

最為緊張的群體畫像就出來了：

1.高度依賴美國市場的出口企業主：他們投入了畢生積蓄甚至舉債經營，建立了專門服務美國市場的生產線和團隊。脫鉤意味著他們的資產可能一夜歸零，面臨破產甚至個人財務毀滅的風險。他們是這場風暴中最直接的承壓者和潛在的最大損失者。

2、在這些企業工作的、掌握專用技能的員工：特別是那些技術骨幹、核心管理人員、資深銷售等，他們的職涯與企業的命運緊密相連。一旦企業倒閉或轉型，他們的專用性人力資本將大幅貶值，面臨失業、降薪和艱難的職業轉換。

3.為這些出口企業提供配套的國內供應商：這些供應商的產品或服務可能也是圍繞著最終出口美國市場來客製化的。他們的命運與下游的出口企業唇齒相依。

4.提供這些企業貸款的金融機構：特別是那些風險評估不充分、過度集中於某些出口產業的銀行或非銀金融機構，將面臨不良貸款激增的風險。

5.地方政府官員：尤其是那些嚴重依賴出口導向經濟、稅收和就業高度集中於受影響行業的地區，他們面臨著經濟滑坡、財政減收、社會失業率上升和社會穩定的巨大壓力。

面對脫鉤風險，中國企業絕對不能束手待斃，需要積極尋求應對之道。

最重要的就是市場多元化。

大力開拓全球非美國市場，重要的是歐盟、東協等其他區域市場，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

然而，新市場的開拓需要時間、成本，且未必能完全吸收原有對美出口的體積和利潤率。不同市場的標準、需求也有差異，需要新的專用性投資。

第二，是轉向國內市場。中國擁有龐大的國內市場，這是巨大的戰略縱深。許多出口企業嘗試「外貿轉內銷」。但這同樣面臨不小的挑戰，因為國內市場競爭激烈、通路建立困難、品牌認知度低、消費者偏好不同、品質標準與成本控制需重新適應等。

儘管有這些應對措施，但對於那些資源專用性極高、船大難掉頭的企業來說，轉型的陣痛是劇烈且必然的。貿易戰和脫鉤風險，正在對中國過去幾十年來形成的某些特定經濟結構進行強制性的、痛苦的重塑。

回到最初的問題：貿易戰中，誰最緊張？

總結一下：答案並非簡單的“中國”或“美國”，也不是籠統的某個“行業”。最緊張的，是那些在全球化分工體系中，將身家性命押注在特定貿易夥伴身上，進行了大量不可逆、不可轉換的專用性投資的企業主、投資者和勞動者。

在目前中美貿易摩擦和脫鉤風險的背景下，中國那些高度依賴美國市場、其生產設備、技術、人力資本乃至商業模式都深度綁定美國需求的企業家群體，無疑是神經最為緊繃的群體。

貿易脫鉤對他們而言，不是簡單的收入減少，而是生存危機。他們的專用資源面臨報廢的風險，企業可能倒閉，個人可能破產。

由此引發的失業潮將衝擊勞動市場，透過「擠出效應」拉低整體薪資水準。而被閒置乃至湮滅的資本品，則會損害經濟長期的生產潛力，進一步降低了工資率。

這種基於資源專用性的脆弱性分析，揭示了貿易戰的深層破壞力。

它超越了關稅的計算，觸及了經濟結構的根基。它提醒我們，全球化帶來的效率提升，是以犧牲一定的韌性為代價的。

當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發生劇變時，那些在舊秩序下最為「優化」、「專用」的經濟單元，往往也是新變局中最脆弱、最痛苦、最「緊張」的部分。

了解這一點，我們才能更深刻地體認到貿易戰的真實成本，不僅是宏觀經濟數字的波動，更是無數微觀主體命運的沉浮，以及經濟結構調整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對中國而言，只有突破常規，加大開放力度，實施前所未有的開放舉措，才能幫助那些「最緊張」的企業和個人實現平穩過渡和轉型。

千萬不要印鈔來解決。

來源: 網易財經

白宮發言人表示，總統的舉動將讓美國教育再次偉大。在川普的號召之下，各政府部門應聲打擊哈佛，儼然已經演變為一場全方位針對高等教育的「圍剿」。

取消補助與免稅

當地時間4月16日，川普在社群媒體Truth Social上表示，哈佛大學如今甚至稱不上一所像樣的學府，也不該再被列入世界一流大學或學院名單。他還公開嘲諷哈佛大學「是一個笑話，教授宣揚仇恨且愚蠢，不應該再獲得聯邦資金」。

美國國土安全部長諾姆也在同日宣布，終止向哈佛大學提供兩項總額超過270萬美元的撥款。

在此之前，哈佛大學拒絕了川普政府一系列名為打擊校園反猶太主義，以及取締多元化政策的改革要求，顯示堅決維護學術自由與運作獨立，不向聯邦政府妥協的立場。白宮隨即宣布凍結向哈佛大學提供為期數年的22億美元聯邦撥款，同時凍結總價值6000萬美元的政府合約。

川普對哈佛的主要不滿之一就是後者的多元化項目，這些項目每年耗費數億美元。他對哈佛提了多項要求，包括取消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計畫（DEI）；採取擇優錄取和聘用政策，以終止基於種族、膚色或國籍的偏好；配合執法，與美國國土安全部和其他聯邦監管機構合作，以及審查可能助長反猶太意識的計畫等。

目前，川普政府已要求美國國稅局啟動撤銷哈佛大學免稅地位的程序。

美國國稅局隸屬於美國財政部，該局規定，大學能獲得免稅資格，主要基於其作為501(c)(3)非營利教育機構的地位，此類機構必須符合多項條件，包括組織與運作目的必須完全為教育、慈善等免稅目的。

在美國，私立大學和公立大學都享有免稅紅利，哈佛大學也同樣依賴聯邦資金和免稅地位，如果失去這兩項政府支持，哈佛可能會欠下數十億美元的稅。

多校聯合抗議

川普對現有的美國高等教育體系早已心存不滿，此前他還威脅要取消教育部。如今，他的步步緊迫盯人已迫使多校聯合奮起反抗。

用金錢相要挾是川普政府在校園施加影響的慣用手段。到目前為止，美國政府已凍結或取消了至少七所大學總計超過110億美元的資助，其中有六所是常春藤盟校，除了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之外，還有康乃爾大學、西北大學、布朗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賓州大學。

早在3月，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克里斯多福‧艾斯格魯伯就公開反對川普政府對大學的打擊。他稱這些行動是「對學術的極端威脅」。

近幾個月來，哈佛保持一貫的低調並採取合作姿態，以至於許多校內人士擔心該校正走上類似哥倫比亞大學的「綏靖路線」。

在哈佛公開拒絕川普政府的要求後，哥倫比亞大學代理校長克萊爾·希普曼發表了新的聲明。她表示，儘管她同意政府的一些請求，但學校不會接受「強行幹預」。

曾指責川普政府“向法治宣戰”的前聯邦上訴法院保守派法官邁克爾·盧蒂格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哈佛的不屈不撓“具有重大意義”，“這應該成為這位總統攻擊美國機構的轉折點”。

美媒也指出，如果有哪所美國大學可以對抗川普政府，那必須是哈佛大學，因為哈佛擁有許多「盟友」。據估計，美國國會有近10%的眾議員和近20%的參議員都畢業於哈佛。

哈佛校友也“不負眾望”，紛紛表達了對母校的支持。哈佛法學院校友、前美國總統歐巴馬在聲明中表示，哈佛為其他高等教育機構樹立了榜樣，他希望其他學校也能效法。

耶魯大學的876名教職員聯名致函校方，表達對抗川普政府的立場。儘管信中未直接提到哈佛，但呼籲耶魯校方，「與其他大學積極主動合作，共同捍衛教育自由」。

或影響國際招生

美國國土安全部也要求哈佛在2025年4月30日之前遞交其外國學生簽證持有人的非法、暴力活動細則，否則哈佛將立即失去留學生和交流訪問者計劃（SEVP）的認證資格。

據稱，該認證允許大學向被錄取的國際學生髮放招生文件，學生必須使用這些文件申請進入美國的簽證。

哈佛大學有6,793名國際學生，佔2024學年入學人數的25%。哈佛校報《哈佛深紅》（The Harvard Crimson）稱，讓外國學生就讀哈佛大學是一種榮幸，而不是籌碼。

此外，美國政府也採取行動，吊銷了數十所美國大學和學院的數百名學生、教職員和研究人員的簽證。

麻省理工學院校長薩莉·科恩布魯斯本週表示，上週，該校已有9名學生被撤銷簽證。她指出，這樣的行為會對全球「頂尖人才」造成寒蟬效應，並「在未來幾年內損害美國的競爭力和科技領導地位」。

來源: 國際金融報網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來源：微信公眾號“財經讀數”

來源：FT中文網

週四（4月17日）歐盤時段，白銀價格下跌，跌破了32.50美元的50日均線，交易員對貴金屬市場的整體回調做出反應。此前，黃金價格從歷史高點大幅逆轉，這表明在因通膨擔憂和關稅不確定性而強勁上漲之後，貴金屬的漲勢可能正在降溫。

本週早些時候，黃金價格飆升至3,357.77美元的歷史高點，隨後出現獲利回吐，導致價格下跌，並引發了技術性拋售。這一舉動在金屬市場產生了連鎖反應，白銀跌破了關鍵支撐位。儘管白銀在32.19美元的61.8%回撤位找到了短期支撐，但未能維持在50日均線上方，這顯示出短期的下行風險。若跌破32.19美元，可能會引發價格向31.45美元的方向波動，而更深層的支撐位在200日均線的30.95美元。

美元走強和殖利率上升增加壓力

美國公債殖利率上升和美元走強加劇了白銀價格的下跌，而這兩個因素對金屬市場都是不利因素。 10年期公債殖利率攀升至4.319%，2年期公債殖利率升至3.815%，反映出市場對通膨的擔憂再度升溫。由於歐元走軟以及與日本的貿易訊號穩定，美元走強進一步降低了白銀和黃金等無收益資產的吸引力，尤其是對國際買家而言。

政策不確定性加劇市場波動

對通膨的擔憂因政治舉措而加劇，川普總統推動對關鍵礦產進口以及製藥和半導體等行業徵收更廣泛的關稅。聯準會主席鮑威爾承認通膨風險，但強調在採取政策行動之前需要更多數據。這種政策上的不確定性使得市場反應敏感，金屬交易更多基於投機而非實體需求，這從亞洲黃金購買量的降溫中可見一斑。

市場預測：隨著金屬市場降溫，市場傾向轉為謹慎

由於白銀未能收復50日均線，且黃金顯示出短期疲態，貴金屬交易可能正進入盤整階段。白銀價格可能會進一步下跌，測試31.45美元的支撐位，而買家可能會在接近30.95美元的價位入場。對於多頭來說，需要收盤價重新回到32.52美元上方，才能扭轉市場態勢，並將目標指向33.11美元及更高價位。在此之前，價格走勢傾向於謹慎的部位管理，尤其是在宏觀層面的不利因素尚未解決的情況下。

北京時間21:51，現貨白銀報32.546美元/盎司，跌幅0.59%。

來源: 英為財情

資料來源：微信公眾號“區域前沿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