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中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
政治局會議有諸多新的提法,強調疫後經濟恢復過程中的曲折前進和結構性特徵,強調根據新形勢優化房地產政策,強調債務化解的系統和統籌理念,高度關注穩就業,高度重視與微觀主體企業家的溝通,著眼於擴大需求、提振信心與防範風險。
新提法集中在:“經濟恢復是一個波浪式發展、曲折式前進的過程”“要活躍資本市場,提振投資者信心”“要建立健全與企業的常態化溝通交流機制,鼓勵企業敢闖、敢投、敢擔風險,積極創造市場”“適應房地產市場供求關係發生重大變化的新形勢,適時調整優化房地產政策”“要有效防範化解地方債務風險,制定實施一攬子化債方案”“把穩就業提高到戰略高度通盤考慮”。
一、總體形勢判斷:經濟持續恢復、總體回升向好,但總需求仍不足,經濟恢復有一個過程
會議總體上肯定了上半年取得的成績,同時指出存在的需求不足的問題,分析了疫後經濟恢復的特徵,但從長期看向好趨勢沒有改變。
我們認為,要客觀、理性分析當前形勢,既看到機遇,也看到風險挑戰;既看到宏觀的恢復,也看到微觀存在的困難;既從當年同比看亮點,也要剔除基數效應看差距,從而採取有針對性的舉措、立足中國土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第一,一季度、二季度中國GDP同比增速分別為4.5%和6.3%,總體上反映經濟逐步恢復,並且存在結構性亮點。其一,一季度的居民收入實際增速低於經濟實際增速,但是上半年的居民收入實際增速為5.8%(兩年平均4.4%),高於GDP的5.5%(兩年平均3.3%)。
其二,從經濟運行的月度節奏看,4月和5月經濟顯著下行,6月出現企穩跡象,6月社零消費兩年平均同比為3.1%,高於4-5月的2.6%和2.5%,其中餐飲收入兩年平均增速5.6%,僅次於2月。其三,高技術產業投資增長12.5%,高於總體增速。
第二,要看到兩年平均增速從4.6%下降到3.3%,要實現全年目標下半年需要達到4.5%,兩年平均增速需達到3.95%,各地區各部門仍需繼續努力。還要看到逆全球化和脫鉤斷鍊風險延續、物價下行導致的實際利率上升、企業應收賬款持續上行、民間投資負增長、地方債務風險凸顯、青年失業率繼續攀升、居民和企業家信心不振等問題。
第三,從長期看,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中國的製度優勢、政策空間優勢、市場優勢等仍將支持中國經濟向好發展。
二、加大宏觀調控力度,擴大總需求:財政與貨幣發力,促進投資與消費
會議提出“加大宏觀政策調控力度,著力擴大內需、提振信心、防範風險”“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要積極擴大國內需求,發揮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要更好發揮政府投資帶動作用,加快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發行和使用”。
當前中國經濟雖然持續恢復,但剔除基數後仍有一定下行壓力,宏觀上是總需求不足、微觀上是信心不振,因此有必要加大政策調控力度,從宏觀上採取更加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擴大總需求,從微觀上提振市場主體信心,從全局上防範風險。
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收入端主要是要延續、優化和完善前期推出的有針對性的減稅降費政策,支出端則要加快地方專項債的發行和使用,穩定投資,促進基建投資企穩回升。收入端減稅降費政策生效的前提是信心充分,否則減稅降費推升債務和債務率,當前宜以支出端政策為主。
上半年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增速為3.9%;受制於土地出讓收入大幅下行以及專項債發行進度偏慢,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增速為-21.2%。當前要平衡好專項債項目的收益要求與加快發行使用的矛盾,核心是儲備有一定收益的項目。未來平衡的難度較大,通過一般債規模和比例上升來解決項目收益不足的問題,實事求是反映債務投向和風險。
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發揮總量和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作用,大力支持科技創新、實體經濟和中小微企業發展。
當前物價水平持續下行,PPI已連續9個月為負,以名義利率-物價水平衡量的實際利率上升,因此貨幣政策有必要發揮作用降低企業負擔。總量政策方面,當前商業銀行的加權平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為7.6%,1年期MLF利率為2.65%,都有進一步下調的空間,有助於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保持信貸合理增長、節奏平穩,推動企業融資和居民信貸成本穩中有降。結構性政策方面,當前仍有不少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使用規模偏低,例如截至2023年一季度,收費公路貸款支持工具、民企債券融資支持工具(第二期)、房企紓困專項再貸款、租賃住房貸款支持計劃等的使用量均為0。要建立和完善激勵機制,引導大銀行服務重心下沉,推動中小銀行聚焦主責主業,促進金融機構繼續加大對普惠金融、綠色發展、科技創新、基礎設施建設等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
消費和投資在經濟運行中分別承擔著“發揮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和“發揮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性作用”。但是要避免缺乏收入基礎的消費刺激,要避免缺乏經濟和社會效益的無效投資。因此會議強調要通過增加居民收入擴大消費,通過終端供給帶動需求。
我們認為,短期刺激消費能在一定程度上應急,但是要從根本上解決消費不足的問題,要靠國民收入分配製度改革、財政支出結構優化、高質量產品和服務供給改善等。
三、活躍資本市場,讓資本市場成為居民財富保值增值的蓄水池
會議對資本市場的提法發生顯著變化,從“維護資本市場平穩運行”變成“活躍資本市場”。我們認為,活躍資本市場,意味著下階段資本市場改革的側重點將包括強化財富管理功能,滿足居民財富保值增值和優化資產配置的旺盛需求,進而加速居民資產負債表修復,以達到擴內需的效果。
首先,活躍資本市場,發揮其財富管理和資產配置功能具有必要性。海外經驗顯示,隨著老齡人口占比擴大、市場均衡利率下行、資本市場發展程度提升,居民對金融資產的配置比例會不斷上升。
2021年美國居民資產配置中,股票、債券、養老金權益的佔比近50%。而中國居民家庭的股票、債券和基金等金融資產配置的比重仍處於較低水平。 《2019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情況調查》顯示,居民家庭資產仍以實物資產為主,佔比約八成。
此外,根據城鄉居民調查數據,2021至2023年二季度,居民收入中資本性收入佔比的平均值僅為8.9%。當前,中國宏觀經濟環境、人口年齡結構、市場均衡利率以及資本市場發展程度的也出現了新的變化,因此有必要活躍資本市場,發揮財富管理作用,進而豐富居民收入來源。
其次,活躍資本市場,發揮其財富管理和資產配置功能具有緊迫性,與監管層近期政策導向不謀而合。
一方面,疫後居民資產負債表修復緩慢,迫切需要發揮資本市場的財富效應。另一方面,在資管新規過渡期結束、個人養老金制度落地等大背景下,居民迫切需要更多投資理財渠道來保證財富保值增值,資本市場的財富管理功能非常重要。中國證監會主席易會滿曾多次強調,資本市場要“為居民資產配置創造相協調的市場環境和生態,更好滿足居民財富管理需要。”近期證監會就《公開募集證券投資基金投資顧問業務管理規定(徵求意見稿)》公開徵求意見等舉措,意味著活躍資本市場,將其打造為居民財富保值增值的蓄水池,將是下一階段的政策重點。
最後,未來資本市場改革可能從投資端建設、產品體系完善等方面入手,出台更多改革措施,市場短期情緒將獲得提振。一是強化投資端建設。進一步提升上市公司質量,加快註冊制進程同時壓實投行等中介機構責任;完善退市製度,加速市場出清,進而提高整體質量,奠定慢牛、長牛基礎;全力維護股市、債市、期市平穩運行。二是豐富產品體系。豐富的風險管理工具,進一步增加股指期貨產品;加大固收類標準化產品、公募基金產品、私募基金產品的供給;擴大互聯互通的範圍,發展跨境理財、互換等產品。三是加強投資者保護,優化基礎制度。例如,全面優化公募基金費率模式,穩步降低行業綜合費率水平等。
四、調整優化房地產政策以更好滿足合理住房需求,保障性住房建設和城中村改造“增量提質”
本次會議沒有提及“房住不炒”,並非政策定調的轉向,而是當前形勢下沒有再提的必要。 “房地產市場供求關係發生重大變化”,當前房地產市場面臨的主要矛盾不是投機炒作和房價上漲壓力,而是居民購房需求仍較低迷、房地產銷售和投資下滑對經濟增長、財政收入、金融安全等的衝擊。上半年商品房銷售面積和房地產投資同比分別下降5.3%和7.9%。因此當務之急是提振房地產銷售、穩定房地產投資、改善房企現金流,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會議要求“更好滿足居民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相比428政治局會議的“支持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基調更加積極、政策力度也更大。會議提出“適時調整優化房地產政策,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
2023年以來,一線城市房地產政策以微調為主,政策主要集中在優化公積金政策、推行帶押過戶、放鬆二手房指導價等方面。限購政策基本無鬆動,尤其是認房又認貸,部分合理的剛性和改善性需求仍受到嚴格限制。一線城市的商品住宅銷售面積和銷售額分別佔全國的3%和18%左右,且對二三線城市具有示範和帶動作用。
因此一線城市的限購限貸政策仍具有較大的調整優化空間,例如:適度提高非普宅的認定標準、降低非普宅的首付比例和稅費,降低合理購房需求的購房成本和購房門檻;按照“一區一策”原則,取消“認房又認貸”政策,同時結合生育政策,對多孩家庭的限購套數、首付比例、房貸利率等給予支持等。在堅持“房住不炒”定位的前提下,既能提振房地產市場,也能增進民生福祉。
除了需求端政策以外,會議還非常重視房地產市場供給端的“增量提質”。首先,隨著城鎮化進程加速和流動人口規模擴大,進城務工人員、新就業大學生等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困難問題日益凸顯,特別是在一些人口淨流入、房價偏高的大城市,新市民、青年人“買不起房、租不好房”的問題較為突出,“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和供給”有助於解決這部分群體的住房困難問題。其次,要提高存量住房的居住質量,“積極推動城中村改造和'平急兩用'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盤活改造各類閒置房產”。積極穩步實施城中村改造是改善民生、擴大內需、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一項重要舉措。 “平急兩用”公共基礎設施則是集隔離、應急醫療和物資保障為一體的重要應急保障設施,“平時”可用作旅遊、康養、休閒等,“急時”可轉換為隔離場所,滿足應急隔離、臨時安置、物資保障等需求,要注重統籌新建增量與盤活存量,積極盤活城市低效和閒置資源,因地制宜、按需新建相關設施。
五、有效防範化解地方債務風險,制定實施一攬子化債方案,強調系統、統籌思維
會議高度重視地方債務風險,總體思路延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428政治局會議的基調,但是不僅僅從增量和存量的角度,更加強調一攬子化債方案,這是基於問題的複雜性以及債務和金融風險交織特徵而提出的系統性、綜合性解決方案,體現了中央一貫強調的系統思維和統籌理念。去年底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防範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堅決遏制增量、化解存量”;428政治局會議提出“要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嚴控新增隱性債務”;724政治局會議提出“要有效防範化解地方債務風險,制定實施一攬子化債方案”。
我們認為,地方債務的形成原因複雜,包括體制性原因,又經過經年累月的積累,解決也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尤其是當前地方債務風險、金融風險和社會風險交織,需要注意處置的力度和節奏。有效控制債務率要處理好幾對關係:一是存量和增量關係,確保存量債務逐步化解,嚴格控制增量,中央對地方提出黨政幹部負責的機制,省以下政府關係也應該建立起市縣黨政領導負責機制,解決道德風險問題。二是顯性債務和隱性債務關係,隱性債務要逐步顯性化,根據公共屬性強弱劃分為政府債務和企業債務,分別通過財政和市場化法治化方式解決。三是分子與分母的關係,即分子端的債務盡可能要有更大的分母端產出,必須提高債務資金的使用效率。
短期要應對好債務到期後的再融資問題,避免引發處置風險的風險,集中在拉長周期和壓降成本。第一,安排財政資金償還,通過財政資金使用效率的提升為償還債務留出空間。第二,通過債務置換、債務展期、債務重組、借新還舊等方式優化債務結構,減輕地方政府債務負擔。第三,出讓政府持有的股權、土地使用權以及經營性國有資產權益償還債務,劃轉部分流動性較好的國資解決部分存量債務。第四,存量隱性債務顯性化、市場化,部分債務合規轉化為企業經營性債務,利用項目結轉資金、經營收入償還。第五,在存量隱性債務顯性化、市場化的前提下,做好風險隔離,通過破產重整、清算等方式減計債務,避免風險傳遞引發區域性系統性風險。
中長期要推動體制機制的聯動改革。第一,釐清政府與市場關係,界定政府職責與規模。深化行政事業單位改革,強化績效管理。如果政府長期大包大攬,家長制的大政府必然收支龐大。只有簡政放權,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大量的事業單位要么回歸非盈利機構,要么走向市場自負盈虧。對人口流出地區的區縣實施合併,減少財政供養人員。第二,建立匹配多元目標治理體系下的政績考核激勵約束制度和財政評估制度。第三,建立政策出台前評估和實施效果問責機制,避免各領域風險蔓延至財政,避免風險財政化透支財政空間。第四,深化社保制度改革,避免社保長期過度依賴一般公共預算補貼。第五,盡快穩定宏觀稅負,減稅降費要從數量規模型轉向效率效果型,重在落實落細前期的政策,強化針對性和精準性。第六,優化債務區域結構,適度放寬都市圈城市群以及人口流入地區的舉債額度。第七,優化債務性質結構,實事求是面對風險。提高國債和一般債比重,降低地方債和專項債比重。第八,強化財政與金融配合。財政為主,貨幣金融環境從數量和價格支持財政。
六、把“穩就業”提到更高位置,兜牢兜實基層“三保”底線
就業是最大的民生,會議提出“把穩就業提高到戰略高度通盤考慮”,穩就業將是下階段工作的重中之重。當前青年人群就業形勢較差,既制約居民收入和消費增長,也是對人力資源的極大浪費。 6月16-24歲勞動力調查失業率為21.3%,2019-2022年同期為11.6%、15.4%、15.4%、19.3%。穩就業的根本途徑是穩經濟增長,尤其是促進民營企業的發展,民營經濟貢獻了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此外,也要促進勞動力市場的供需匹配,解決勞動力就業難與企業招工難並存的問題。當前高新企業亟需高技術人才,中低端製造業需要生產線工人,然而前者門檻較高,後者相對艱苦的工作條件又難以吸引年輕人,勞動力市場存在明顯的供需錯位。
會議更加強調“加大民生保障力度,兜牢兜實基層'三保'底線”的重要性。支持基層政府保基本民生、保工資、保運轉,是保障群眾切身利益的基本要求,也是推動政府履職和各項政策實施的基礎條件。截至6月底,2023年中央財政安排對地方轉移支付已下達91.1%,具備條件的均已下達完畢,為地方做好基層“三保”工作提供了有力的財力保障。但三年來疫情衝擊、經濟下行壓力和連續實施大規模減稅降費等因素影響下,部分地方特別是基層財政收支矛盾較為突出,兜牢兜實基層“三保”底線仍不容忽視。中央政府應進一步發揮財政資金直達機製作用,增強直達資金分配的時效性、科學性和精準性,更大力度向基層傾斜,強化預算執行監控;地方政府應進一步盤活存量資產資金,嚴格控制和壓減非必要支出,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
文章來源:粵開證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