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經濟改革的隱憂與思考

經濟

摘要:

土耳其迫切要解決惡性通脹、高外債及高貿易赤字等問題，扭轉嚴重依賴低利率提供富餘流動性的傾向，防止出現金融主導經濟趨勢，聚焦增強製造競爭力。

圖：土耳其要實現新一輪經濟增長，需補齊自身的經濟產業結構短板，並平衡好內需和外需的關係。

土耳其自1960年代起，著手推進現代化進程，1980年代建立外向型經濟為主的模式，2013年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成功跨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從土耳其的經濟轉型經驗來看，由外向型經濟模式轉向內生性增長型經濟，需要抓住有利時機，推動經濟改革和擴大開放，降低外債佔比，創造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動能。

不過，土耳其的經濟增長嚴重依賴外部市場，國內經濟產業結構比較單一，因而在連續遭遇地緣政治等外部衝擊後，經濟逐漸演變為惡性通脹型經濟，外債佔比過高，利率偏低，拖累經濟增長。雖然土耳其2021、2022年的GDP增長率分別達11%、5.6%，但通脹水平仍偏高。世界銀行近期上調土耳其於2023年和2024年的經濟增長預測分別為3.2%、4.3%。展望未來，土耳其經濟轉型壓力巨大，但仍有較大潛力和機會實現更高的發展目標。

經濟轉型路徑模式：一方面，轉向西方確立外向型經濟。土耳其橫跨亞歐大陸，兼具東西方文明特性。1960年代，土耳其推進經濟改革，1980年代確立出口導向政策，一方面充分利用工業製造基礎擴大初級產品出口，另一方面開放國內市場，引進外資，轉型成效顯著。1960至2021年，土耳其GDP從約689.5億美元增至1.13萬億美元，其中1980至2021年GDP實際同比增速平均值保持在4.6%左右。儘管多次遭遇外部衝擊，其經濟增長並未中斷。但是，土耳其過去積累的經濟增長潛力卻存在下滑趨勢，主要表現為惡性通脹、高債務及貿易赤字過高等，長期困擾土耳其經濟轉型。依現階段土耳其的經濟增長水平，有望在2025年人均GDP超過1.5萬美元，邁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但能否躋身發達經濟體還存在不確定性。

另一方面，擴大開放融入全球化進程。1960年代土耳其逐步融入全球化進程，大力拓展與歐洲國家的經貿關係。1961年土耳其成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創始會員國，1963年歐洲經濟共同體與土耳其簽署逐步建立關稅同盟的協議，1987年正式申請加入歐共體，1999年獲得歐盟候選國資格。1990年代，土耳其轉向貿易自由化，實施資本賬戶自由化，1996年土耳其與歐洲聯盟建立海關聯盟，此後約40%至50%的出口目的地為歐盟國家，但近年出口至傳統歐洲國家的貿易占比逐步下降。此外，土耳其積極拓展與中國、俄羅斯等新興市場的經貿關係，轉向多元化貿易。2021年土耳其與俄羅斯的貿易額達300億美元，2004至2021年土耳其與中國的貿易額從34億美元增至342億美元。鑑於土耳其戰略區位特殊，預計未來在全球經濟治理和國際事務扮演獨特角色。

科研投入不足，影響發展動能

轉型的經驗和教訓：其一，實現經濟轉型有賴於增強發展動能。從指標來看，土耳其的經濟轉型無疑是比較成功的，GDP總量規模躍居世界前20位，人均GDP邁入1萬美元關口，保持長期穩定增長。但是，對比其他成功跨入發達經濟體的國家，土耳其的未來發展動能可能存在不足。從經濟結構、內生性增長以及國內需求發展來看，土耳其的製造業優勢持續增強，2021年製造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提升至22%，但經濟產業結構的短板也比較突出，缺乏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支柱產業，科技研發投入嚴重不足。2022年9月，土耳其發布2023至2025年經濟規劃，堅持低利率政策，優先考慮生產、增長和出口，爭取穩定匯率、降低通脹、實現經常賬戶盈餘。目前來看，土耳其的全面經濟改革方案並未取得完全成功，仍需加大力度，扭轉惡性通脹循環，將更多資源投入到產業升級和科技創新領域，加快發展機械製造、航空航天等傳統優勢產業，培育新的增長動能。

其二，維持貿易平衡亟需強化貿易競爭優勢。“二戰”後世界經濟進入快速發展期，土耳其抓住機會，由進口替代轉向出口導向經濟過程中，獲得以德國為主的歐洲國家的大量外資，推動建立現代經濟產業。另方面，土耳其積極開放國內市場，實施自由貿易政策，並在OECD、世界銀行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機構援助下，搭建新的財政與貨幣政策框架，支持經濟增長。但是，土耳其的開放型經濟存在結構性缺陷，出口仍以農產品、食品、紡織品、服裝等勞動密集型商品為主，競爭力不強，進口商品主要為能源化工、機械設備等，進出口商品價差過大，導致貿易長期處於逆差。由於經常賬戶赤字持續擴大，國際收支長期不平衡，外匯儲備積累較少。未來土耳其要推動貿易結構調整，加快扭轉貿赤，除擴大投資外，還應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加強貨幣政策改革，建立完善適應經濟可持續增長和金融穩定的經濟治理模式。

面臨的機遇與挑戰：一是對外依存度過高造成經濟內生增長動能不足。早期土耳其的經濟轉型主要以發展外向型經濟為主，依賴外資、進出口貿易和服務業。1960至2021年土耳其的貿易額佔GDP比重從5.73%增加至71.21%，第三產業佔據主導地位，第三產業主要為貿易和服務業，且貿易以初級產品出口為主，服務業主要依賴旅遊業。土耳其在經濟轉型中開放大量國內產業，因而外資的影響力較大。1980至2020年土耳其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存量從88億美元增至2290億美元，佔GDP比重上升至22.5%。雖然外資對土耳其的經濟增長起到推動作用，但外債同時攀升，2020年達約4359億美元，2021年末土耳其的外儲佔外債的比重僅為25.1%。外向型經濟的土耳其容易受到外部環境影響，短期很難擺脫外資對本國產業結構的約束，而且外債佔比過高也制約經濟改革的財政資源。

通脹持續高企，貿易赤字嚴重

二是長期惡性通脹致使財政和貨幣政策操作空間受限。長期以來，土耳其飽受高通脹之苦，通過各類經濟改革也未能減緩高通脹走勢，1983至2022年消費物價指數（CPI）按年平均值高達38.7%。土耳其外向型經濟模式的缺陷集中反映在高外債，雖然貿易額佔GDP比重較高，但貿易競爭優勢並不突出，造成貿易赤字居高不下。長期的高通脹不僅削減了國民福利，增加生活成本，而且因貿易赤字擴大導致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成果被高通脹覆蓋。為應對高通脹，土耳其接連實施低利率的貨幣政策，致使土耳其貨幣大幅貶值，購買力下降，但高通脹並未得以緩解。

未來發展前景：土耳其的經濟轉型經驗表明，找到適合自身國情特色並根據不同發展階段調整經濟改革進程至關重要。1960至1980年代土耳其進行兩次比較大的經濟改革試驗，確立了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躋身世界前二十大經濟體之列。由於全球化競爭加劇，外向型經濟模式在早期利用經濟改革紅利能夠發揮最大化效用，但在後期卻逐漸顯示出發展劣勢。總體看，土耳其仍有增長潛力，2010至2021年間GDP增長平均值約6%左右，但能否完全實現2023至2025年經濟增長目標分別為5%、5.5%和5.5%，難度比較大。

補齊產業短板，把握科技革命

土耳其迫切要解決惡性通脹、高外債及高貿易赤字等問題，扭轉嚴重依賴低利率提供富餘流動性的傾向，防止出現金融主導經濟趨勢，聚焦增強製造競爭力。未來要實現新一輪經濟增長，仍需補齊自身的經濟產業結構短板，平衡好內需和外需的關係，在強化貿易競爭力提升的同時，在新一輪科技革命、數字經濟和綠色低碳發展新潮流中抓住機會，加快推動產業升級，構建新型產業體系，擴大以製造業為基礎的貿易份額，促進外向型經濟轉型為內外兼顧的結構性改革，有效解決“高通脹、高利率、高赤字、高外債”的“四高”問題。

文章來源：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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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n

自2021年以來，內求發展、外求緩和成為中東地區形勢少有的積極氣象。一方面，在“阿拉伯之春”延宕十多年之後，民生之艱和轉型之難，都使地區國家在付出沉重代價後，徹底認識到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所在；另一方面，衝突對抗導致地區大國國力嚴重透支，促使地區大國改變外交思維，沙特、伊朗、土耳其等地區大國引領的國際關係緩和潮流不斷深化，使地區格局從長期以來的衝突對抗轉向對話緩和。

此外，影響中東地區的大國關係格局也在發生深刻變化，冷戰後美國霸權長期主導中東地區的局面，正在向美國、歐洲、俄羅斯、中國以及其他新興大國共同影響中東的多極化方向發展，進而使中東地區內求發展、外求緩和的外部環境得到極大的改善。

儘管影響中東地區形勢的內外環境均在發生深刻的積極變化，但長期存在於中東地區體系中的矛盾張力依然存在，其中威權與民主、宗教與世俗、緩和與對抗、依附與自主、東方與西方等比較突出的矛盾張力依然存在，並且因矛盾力量的變化在新的歷史時期呈現出新特點，滋生出新矛盾和新問題。筆者試圖結合歷史與現實對這些問題進行剖析，本文主要聚焦威權與民主的關係問題。

中東的威權與民主政體

長期以來，威權體制是多數中東國家政治體制的典型特徵。無論是傳統的君主制國家，還是現代的共和製國家，其政治體制多具有領導和決策權力高度集中的威權特徵，並與軍人干政、教權體制相結合衍生出其他特殊的威權體制。

在歷史上，中東國家的威權體制主要包括以下主要類型：

第一，傳統君主制威權政體，沙特等海灣阿拉伯國家為典型代表。傳統威權政體具有如下特徵：國家權力集中在世襲君主及其家族手中；統治權威和政治合法性主要來源於習俗和宗教等傳統理念；沒有完整的政治體系和法律體系，缺乏現代政治參與。

第二，現代共和製威權政體，在“阿拉伯之春”前，埃及、敘利亞、伊拉克、也門、阿爾及利亞等國家為典型代表。國家權力掌握在少數政治精英手中，並藉助政黨和軍隊進行政治控制；政治合法性源自民族主義等現代意識形態、民族獨立和發展的功績；有相對完整的政治體系和法律體系，有一定的參政渠道，但民主制度仍不健全。共和威權政體還多與軍人政權結合在一起，即中東的許多共和製威權政體都是通過“軍官革命” （如埃及，1952；伊拉克，1958；利比亞，1969年）或“軍事政變”（如伊拉克，1963；敘利亞，1970）的方式建立。

第三，教權主義的威權政體，以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的伊朗為典型代表。在伊朗“法基赫”（教法學家，即宗教領袖）是伊朗伊斯蘭共和製的權力中樞。法基赫是武裝部隊總司令，有宣戰和停戰的權力。他還有權任命“監護委員會”的半數成員，任命總檢察長和最高法院院長，批准總統候選人和根據最高法院和議會的提議任免總統。儘管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實行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權分立，但政府三個分支機構的權力都源於法基赫，都必須在法基赫的監督下運作。

從威權和民主關係的角度看，中東的多數國家被歸入威權國家行列，而只有實行議會民主制的國家以色列、土耳其被歸入民主國家的行列。但耐人尋味的是，埃爾多安、內塔尼亞胡主政的土耳其和以色列在當前均出現政治集權和政治強人相結合的威權主義趨勢。

重回或走向威權：中東國家政治轉型的歸宿？

首先，被“阿拉伯之春”沖垮的共和威權政體在重回威權政體。在“阿拉伯之春”中，受到衝擊最為嚴重的是現代共和製威權政體國家，它們多在民眾抗議浪潮衝擊下發生政權更迭。但充滿諷刺的是，在經歷混亂的轉型和動蕩之後，儘管這些國家通過重新制定憲法、組織議會選舉等方式進行政治轉型，但受各種複雜因素的影響，這類國家基本上又重回威權體制。埃及的塞西政權為典型代表，突尼斯總統解散議會強化總統權力的做法也是威權和民主混亂關係的集中體現。因此有阿拉伯學者把這種體制稱為“共和君主制”。

其次，傳統君主制國家的改革並未導致威權體制的鬆動，甚至使威權體制得到強化。對於傳統的君主威權體制國家而言，“阿拉伯之春”的最大衝擊在於如何維護政權安全。在沙特等國家加強政權安全的過程中，其主要做法是推出大規模的經濟改革規劃，改善民生福利，通過社會改革賦予民眾特別是婦女更多權利，以維護政權安全。但以國王家族為核心的威權體制並未發生鬆動，反而通過王儲廢立和反腐等方式得到極大的加強。

再次，伊朗的教權威權主義體制依然牢固，宗教領袖依然是主控伊朗在保守和溫和之間進行搖擺的核心。伊斯蘭革命四十餘年來，對內保守、對外封閉是霍梅尼時期（1979—1989）的核心特徵。在後霍梅尼時期，伊朗政權在溫和派與保守派之間搖擺，而伊朗現任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無疑是控制政治鐘擺的舵手。期間雖經歷多次政治抗議，如2009年的“綠色運動”和2022年的“頭巾運動”，但宗教領袖領導的威權體制並未鬆動。

最後，傳統的議會民主制國家以色列和土耳其，有可能走向通過體制改革進行集權與政治強人相結合的特殊威權。近年來，特別是2023年，土耳其和以色列的政治發展十分引人注目。兩個國家都是中東最西方化、現代化的議會民主國家，但近年來都呈現出政治集權和政治強人相結合的威權政治發展趨勢。

在土耳其，2003年以來主政土耳其的埃爾多安已經通過一系列改革，特別是通過改議會制為總統制，實現了總統制與政治強人的結合，已經有向中東常見的共和威權政體變化的趨勢。但其難以迴避的是此次大選艱難勝利後政治、經濟、社會、外交領域的諸多挑戰。

在以色列，政治強人內塔尼亞胡創造了自1996年以來長期率領利庫德集團主導以色列政治的神話。但以色列近年來國內政治的碎片化和議會民主制門檻過低的痼疾，使以色列的政治發展呈現出畸形特徵，導致聯合政府多次解散、三年內五次大選的政治畸變。在這種困境下，內塔尼亞胡力圖通過司法改革強化政府權力，建立事實上的威權體制來擺脫以色列政治碎片化、政治撕裂的矛盾，但因遭到國內朝野的堅決反對而擱置。但就以色列政治碎片化、政治極度撕裂的困境而言，集權制改革或許已成為以色列政治發展的出路。

走向威權不一定意味著歷史倒退

威權與民主作為矛盾對立物，並無明顯的褒貶之分，其關鍵在於是否適合國情，是否有利於實現現代化所需要的穩定和發展。在近現代歷史上，威權體制既有積極作用，又有消極作用，並且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表現。

從積極方面看，威權體制發揮的積極作用主要包括動員、領導民眾反殖民反封建，建立獨立民族國家；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調控國家資源，促進經濟發展；抵抗外來侵略，維護民族利益；對混亂時期多黨制民主的運作起糾偏作用（如土耳其的三次軍人干政）等。因此，在中東民族國家建立初期以及改革轉型的關鍵時期，威權體制的積極作用體現得較為明顯。

但威權體制的消極作用也不容忽視。阻礙國家的民主化和法制化進程，如老人政治、軍人獨裁；非實際民選；高度集權；任意修改法律；缺乏監督的個人專斷；忽視市場調節作用、管理落後；裙帶主義和腐敗嚴重等，都是中東國家威權體制的弊端。在國家體制陷入長期僵化，缺乏改革發展之際，以集權和政治強人為特徵的威權體制便會制約國家發展，甚至最終以改革或革命等方式被調整和重建。

在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變局和中東大變局的背景下，一定程度的威權或許有助於中東國家實現內求發展、外求和平的重大訴求，但中東國家絕不能因此而排斥世界民主化的潮流和趨勢。

文章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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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政治

經濟

全球主要半導體製造設備企業將擴充韓國基地。最大的半導體製造設備企業美國應用材料公司（AMAT）計劃在首爾近郊新設研發中心。荷蘭阿斯麥（ASML）也將建設服務網點。在韓國，三星電子提出了在約20年內投資30萬億日元建設半導體生產基地的計劃。正以巨額投資的磁力吸引大型設備企業聚集。

大型半導體製造設備企業的高管相繼訪問了首爾市周邊的京畿道的道廳。目的是討論道內的投資計劃、基礎設施建設、稅收優惠等。

韓國政府3月公佈了“國家尖端產業培育戰略”，三星宣佈到2042年將投資300萬億韓元在京畿道龍仁市建設半導體生產基地。韓國政府計劃使供應商集中在半導體工廠周邊，正在商議稅收優惠等招商政策。

半導體第2大廠商三星和第4大廠商SK海力士原本就在京畿道建立了主力生產基地，持續進行活躍的設備投資。韓國主要半導體工廠都位於半徑約30公里的圈內，三星也公佈了新生產基地計劃。

在半導體生產聚集地的巨額投資將吸引設備廠商聚集。

在半導體製造設備領域居首的應用材料公司以龍仁市為第1候選，推進新建研發中心的計劃。目標是在2023年內選定地段，幾年內投入使用。該公司在半導體電路形成工藝的眾多設備中佔有很高份額，還與三星開展大量合作開發。

半導體製造設備領域的第2大企業、擅長光刻設備的ASML正在華城市建設組裝和研修中心。投資額為2400億韓元，預計2024年投入使用。

除了具備1台超過100億日元的高性能設備的部件更換功能外，還將承擔傳授複雜操作經驗的訓練中心功能。作為面向三星、SK的客戶服務，對2家公司的技術人員等實施培訓。

在日本企業中，Tokyo Electron將擴充華城市的技術開發基地。在三星半導體部門的研發基地旁邊增設清潔車間，擴充設備。Tokyo Electron表示，“將貼近客戶，提高信任關係並提供設備和技術”。

此外，愛發科（ULVAC）2024年將開設該公司在韓國的第一個技術開發基地。原日立製作所繫企業KOKUSAI ELECTRIC及日立高新技術（Hitachi High-Tech）也將增強清潔車間等，完善技術支援體制。

大型半導體設備企業的目的是，在難度較高的尖端半導體製造工藝上提供大力支持，以此為賣點促進訂單的擴大。通過縮短物理距離，盡量減少試錯時間，有望產生提高開發效率的效果。

三星特別提出了與設備廠商、材料廠商共同奮鬥的方針，啟動了超越企業範圍的尖端開發項目。大型半導體設備企業在附近安排技術人員常駐有很大好處。

三星在日本橫濱市新設開發基地也是出於同樣的考慮。此舉是為了與包括中型、中小企業在內的材料和設備供應商的研發部門加深合作。

全球最大半導體代工企業台積電（TSMC）已率先採取同樣的舉措。全球供應商已進駐了台積電的根據地台灣新竹地區，正在進行尖端半導體開發的磋商。三星在最尖端半導體方面緊追台積電，也以先進的製造技術為目標，推出了共同奮鬥戰略。

對於大型半導體設備企業來說，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最尖端半導體的生產商基本只有台積電和三星這2家。如果不能與這2家公司共同開發，就有可能跟不上技術趨勢。半導體設備領域的大型企業也僅有幾家，形成了容易在少數參與者之間推進合作的局面。

半導體是中美對立的焦點，美國政府已開始限制對中國大陸出口半導體設備，這也是影響因素之一。三星和SK對中國大陸現有基地的投資受到限制，不得不在韓國國內擴大投資。半導體設備企業也迫切需要增加中國大陸以外的訂單，以彌補中國大陸訂單的縮小。

而且，為了強化本國的半導體產業，各國政府在吸引相關企業建廠上展開了競爭。從大型設備企業的角度來看，目前處於邀請者眾多的狀態，也有很多企業為經營資源的地域分配而頭疼。大型半導體設備企業優先在韓國和台灣擴充基地的動向短時間內或將持續。

文章來源：日經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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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antha Luan

經濟

我們獲悉，一項調查數據顯示，歐元區上個月企業活動繼續高於榮枯線，主要因占主導地位的服務業抵消了製造業下滑加劇帶來的影響。該調查還顯示，歐元區整體物價壓力有所緩解。標普全球(S&P Global)編制的歐元區綜合採購經理指數(PMI)終值從4月份的54.1降至5月份的三個月低點52.8。該指數由標普全球(S&P Global)編制，被視為衡量整體經濟健康狀況的良好指標。儘管該指數仍遠高於50的榮枯分水嶺，但低於53.3的統計初值。

歐元區5月綜合PMI降至三個月低點，製造業低迷仍在延續_1

最新數據標誌著自歐元區2023年初經濟活動開始再次上升以來的首次增長放緩，產出增幅為三個月來最低。服務業活動繼續增長，儘管速度放緩，而由於訂單迅速惡化，製造業生產水平以11月以來的最快速度下降。新業務總量在5月份幾乎停滯不前，新出口銷售額連續15個月下降，而創造就業不例雖然低於4月份，但穩健且快於整個系列平均水平。最後，歐元區成本壓力進一步降溫。

來自漢堡商業銀行的首席分析師Cyrus de la Rubia表示：“相對有彈性的服務業活動增長應能確保歐元區經濟重獲一些立足點，並在第二季度稍微顯示出正的擴張速度，此前10月至今年3月期間GDP可謂停滯不前。"

涵蓋廣泛服務業的採購經理指數從4月份的56.2降至55.1，低於55.9的統計初值。上周公布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顯示，儘管價格下跌，但需求大幅下滑，工廠活動的低迷形勢進一步加劇。上周公布的數據顯示歐元區5月製造業PMI終值為44.8，前值為45.8，5月公佈的初值數據則為44.6。

歐元區5月綜合PMI降至三個月低點，製造業低迷仍在延續_2

5月份歐元區整體成本壓力有所降低，綜合投入和產出價格指數均有所下降。產出指數從56.8降至56.4，為2021年4月以來的最低水平。

儘管這可能會受到尚未將通脹降至目標水平的歐洲央行決策者的熱切歡迎，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工廠降價，服務業表現仍然強勁。此外，服務公司不斷加快收費步伐，主要因消費者對服務業的需求仍在繼續上升。

企業也在增加員工，儘管速度有所放緩，就業指數從4月份的11個月高點55.6降至54.6，仍位於高點附近。

漢堡商業銀行的首席分析師Cyrus de la Rubia表示:“歐元區的服務業得到了強勁的勞動力市場、不斷上漲的工資和整個歐洲蓬勃發展的旅遊業的強力支撐。”“服務業得到了新出口業務PMI數據的證實，該PMI包括與旅遊相關的需求，仍接近5月份的系列峰值。”

文章來源：智通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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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n

近日，越南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越南5月份出口同比下降5.9%，連續第四個月出現下滑；進口同比下降18.4%。今年前五個月，越南出口同比下降11.6%，至1361.7億美元；進口下降17.9%，至1263.7億美元。

近年來，越南經濟增長快速，成為全球頗為亮眼的明星經濟體。其2022年GDP增長8.02%，創下了25年來的最快增速。然而，今年來，越南對外貿易持續下滑，經濟數據出現“過山車”式變化，引起輿論關注。

越南對外貿易為何下滑

近年來，越南經濟增速明顯，加之受益中美經貿摩擦所帶來的訂單和產業轉移，越南對外貿易更是快速增長。不過今年以來，越南對外貿易卻持續下滑，引起廣泛關注。

越南外貿出現如此情形，其原因可歸結為多個方面。

一是國際經濟形勢不佳，越南對外貿易受此拖累。越南對外貿易依存度極高，且國內產業鏈並不完整，很容易出現對外貿易波動情況。今年世界經濟復甦乏力，美國持續採取貨幣緊縮政策，導致消費需求下降。越南對外貿易嚴重依賴的美歐市場，由於美歐經濟不振、消費不旺，勢必會影響越南的對外貿易，成為越南出口減少的重要原因。

世界銀行發表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指出，由於多國實行緊縮政策，預計2023全球經濟增長將放緩至1.7%。越南經濟嚴重依賴出口，2021年，越南貨物和服務出口額佔整體GDP比重達到93%，經濟對外依存度高。面對全球經濟下行與外需疲軟的狀況，越南經濟勢必受到影響。

今年以來，越南出口收縮主要源於製造業產品出口的大幅下降。智能手機、計算機、機械、紡織品和鞋類的同比降幅較大，而這些主要依賴美歐市場。前四個月，越南對上述市場出口同比分別下降了22.1%和14.1%。

二是越南的外貿訂單大幅減少，直接影響出口貿易。過去一段時間，越南的對外貿易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受益於中國訂單轉移。美國對中國採取的一系列貿易管制舉措，導致一些中國訂單不得不轉移到越南，甚至一些中國企業為了規避美國貿易管製而將部分生產線外遷至越南，使得越南外貿訂單增速明顯，成為中美競爭的受益者。不過這種訂單轉移具有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受外貿訂單影響明顯。

亞洲開發銀行（ADB）2022年12月發表的一份聲明中顯示，越南經濟所面臨的風險正在上升，儘管出口貿易繼續擴大，但有跡象顯示“全球對該國出口產品的需求正在減弱”。如作為越南第一大出口商品，手機及其附件在今年前五個月的出口額同比減少16%至211.7億美元。紡織、鞋類等嚴重依賴出口的行業遭遇重挫，訂單銳減70%-80%。據越南統計總局統計，今年前3個月，因企業訂單減少，越南近29.4萬名企業工人被停止工作或縮短工時。

三是美歐所採取環保標準等技術壁壘對越南出口亦有一定的衝擊。隨著越南出口美歐的產品增加，美歐國家基於環保標準、技術標準等要求對越南產品的管制也更加明顯，越南的出口競爭力會受到影響。

越南政府總理范明政2022年12月正式訪問比利時並出席歐盟-東盟峰會期間，越南同包括英國在內的國際夥伴發表了有關建立公正能源轉型夥伴關係（JETP）的政治宣言，其中將籌集155億美元來加快越南綠色能源轉型。不過越南綠色能源轉型也並非短時期內能夠完成，這也使得目前越南的一些出口產品遭遇限制。

越南工貿部部長阮鴻延聲稱，一些發達國家設置了技術壁壘，讓越南處於不平等的競爭之中。一些發達國家就清潔能源、低碳生產等議題設置了新的技術壁壘，這些“新的遊戲規則”讓越南處於不平等競爭中，顯然對越南出口產生負面影響。

越南經濟發展依然潛力較大

2022年越南GDP增長8.02%，不僅創下了25年來的最快增速，還創出了過去10年來的最高增長紀錄，更成為了世界前20大貿易國之一。

進入2023年，越南外貿下降，一季度經濟數據不樂觀，第一季度經濟增幅僅為3.32%，這使得不少人預測越南年初經濟增長預期為6.5%的目標恐難以實現。

不過，雖然前幾個月數據不理想，經濟出現“過山車”式變化，但越南的經濟發展潛力依然可觀，具備了較好的發展基礎。

展望未來，越南經濟發展依然有一些亮點。

一是越南有著豐富的勞動資源。越南人口將近一億，其中年輕人比例很高，存在著較為樂觀的人口紅利。越南的工資水平較低，用工成本較低。這也使得越南能夠在製造業領域發揮較好的作用。

二是越南重視貿易經濟，具有政策和區位優勢。越南近年來學習中國經濟發展經驗，重視貿易經濟，出台了一系列優惠政策來支持越南出口導向型經濟。

近些年，越南新建了一大批新工業園區、科技園等等，採取貿易便利化措施，為越南吸引製造業落戶提供了有利的環境。此外，受中美貿易摩擦影響，越南承接了一些原本屬於中國的訂單，越南與中國相鄰，在承接中國訂單和產業方面具有區位優勢。越南作為東盟成員國，也在貿易方面享受一些東盟的政策好處，這對越南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更大的市場優勢。

三是越南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製造業的基礎。越南的服裝產業、電子製造業、機械製造業等發展迅速，形成了一定規模優勢。像三星、LG等一些跨國公司都把越南作為一個重要生產基地。越南的汽車加工製造業穩步推進，日美等一些發達國家的汽車零部件製造已經偏向於該國。

中越兩國經貿互補性強

儘管越南近年來經濟發展迅速，但是要取代中國的製造業地位或者成為“世界工廠”還非常困難。

一是越南雖然勞動力眾多，但整體素質有限，成熟的技術工人比較欠缺。越南雖然有著巨大的人口紅利，年輕人眾多，但是越南整體勞動力受教育水平較差，難以提供大批量高素質的勞動力資源，和中國擁有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和技術人才還有很大的差距。

二是越南的產業鏈還不夠完整，難以獨立支撐製造業。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是歷經改革開放40多年發展的重要積累的結果，已經形成了相對完整的製造業體系。越南短時間內還難以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如“越南製造”很大部分是“中國製造”的組裝和包裝，一旦零部件從中國至越南的運輸受阻，越南作為中下游供應鏈的出貨能力將大受制約。

三是越南國內的營商環境還有待改善。雖越南政府有意識的採取一系列舉措招商引資，為貿易便利化和外國工廠落戶越南提供優惠的條件。但總體來看，越南國內的一些稅收、土地政策還是比較複雜，營商環境還是有待提升。此外，越南基礎設施相對落後，交通運輸和電力、網絡等相對不足，也制約了越南製造業的發展。

中越互為緊密的經貿合作夥伴。越南是中國在東盟最大貿易夥伴和全球第六大貿易夥伴國，中國對越投資主要集中在加工製造業，特別是電子、手機、計算機、紡織服裝、機械設備等行業。

中越兩國山水相連，經貿互補性強。中越兩國在經濟發展方面存在許多共同利益，通過優勢互補、合作共贏，可以促進共同發展，攜手為世界經濟復甦做出貢獻。

文章來源：新京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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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Alex

債券

共和黨和民主黨正在吹捧一項倉促通過的債務上限協議，該協議讓美國避免毀滅性的違約，但對減緩聯邦債務總額的大規模增加卻無濟於事。

預算專家表示，該協議的第一個問題是，它只限制了國防以外由總統和國會酌情決定的支出(discretionary spending)，或者說只對今年6.4萬億美元聯邦預算的七分之一設限，而國防、照顧退伍軍人和大型安全網計劃卻沒有受到影響。

從長遠來看，該協議也未能改變美國不斷出現且日益嚴重的收入缺口，主要受人口老齡化造成的醫療和退休支出、以及國會未能加稅等因素影響。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公共政策教授暨財政專家Dennis Ippolito表示，“若擔心的是赤字和負債問題，該協議一點用都沒有。”

他說，“該協議基本上是民主黨的支出政策和共和黨的稅收政策，從他們工作成果來看，這些政策沒有任何改變。”

該協議暫停31.4萬億美元債務上限直至2025年1月，使得今年國防以外的酌情支出基本持平，2024財年增加1%。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估計，這將可在10年內節省約1.3萬億美元。

圖：債務上限協商並未處理不斷飆升的社福支出計劃，紅線為醫療、退休及其他社福支出、紫線為國內酌情支出、藍線為國防支出。

上述節省金額甚至可能淪為幻想，因為國會可以在兩年內自由放棄其自行設定的支出限制。除此之外，共和黨在2017年通過的減稅計劃將於2025年到期，不過共和黨正在推動延長減稅計劃。

更糟糕的是，利率上升推高了政府的償債成本。CBO估計，到2033年，這些成本將增加兩倍，達到1.4萬億美元--遠遠超過當時預計的國防預算。

社保、醫保動不得

在債務上限談判中，總統拜登和眾議院議長麥卡錫都誓言不會觸碰社保養老金和老年人醫保計劃(Medicare)，而兩者不斷增長的成本是美國債務的主要驅動因素。

CBO的數據顯示，到2032年，社保成本預計將增加67%，Medicare的成本在此期間將增加近一倍，因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占美國人口的比例將從今年的34%提高至46%。

這兩個項目加起來約佔當前聯邦支出的37%，10年後都將無以為繼。加上其他針對退伍軍人和低收入人群的項目，此類保障支出占到預算的一半以上。

圖：債務上限未觸及費用更加高昂的強制性支出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建議美國降低社保和醫保成本，以削減債務。但華盛頓的決策者未討論這種選項，尤其是在2024年大選臨近之際。原因很簡單：這兩個項目很受公眾歡迎。

提高稅收，且不只是針對富人

一些預算專家說，美國的稅收收入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中處於最低行列，應該提高。

圖：美國的稅收收入落後於大多數富裕國家

這在未來幾年內是不太可能的。拜登去年未能讓他提議的許多加稅措施獲得通過，當時民主黨還控制著國會參眾兩院。而現在，控制眾議院的共和黨表示，加稅是不可能的。

拜登的提議包括對富人和企業增稅，同時那些年收入低於40萬美元的人免於增稅，IMF稱這樣分開徵稅是“不可行的”。

Manhattan Institute研究員Brian Riedl表示，民主黨支持的全部增稅方案在10年內都無法平衡預算。

圖：G7國家債務與GDP之比

未來的新方式？

財政專家認為，要在支出和收入方面做出痛苦的改變，需要一個新的兩黨財政委員會，且該委員會有權對1974年最後一次更新的支離破碎的預算程序進行改革。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教授、前商務部財務官員Linda Bilmes表示，新的委員會需要更進一步，改變國會僵化的財政委員會結構，並可能探索債務上限的替代措施。

文章來源：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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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Devin

央行

隨著全球主要央行加息之路臨近尾聲，25個基點的加息幅度成為主流。

2023年5月，海外主要央行中，僅南非央行加息50個基點，美聯儲、歐洲央行、英國央行、澳大利亞央行、新西蘭央行組團加息25個基點，韓國央行、印尼央行、土耳其央行、巴西央行、墨西哥央行選擇按兵不動。

加息之路越走越艱難，非連續性加息或成“新常態”_1 未來需要關注的一個趨勢是，在加息之路尾聲階段，各大央行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觀望情緒越來越濃厚，非連續性加息可能成為新常態。澳大利亞央行4月暫停加息，到了5月又意外加息25個基點。相似的劇情也可能發生在美聯儲身上，6月美聯儲大概率將暫停加息一次，7月可能又會再次加息。

“落後者”仍在追趕

在G7經濟體中，英國面臨的形勢最為嚴峻，經濟預期墊底，而通脹卻遠遠高於其他地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4月預計，2023年英國經濟將下跌0.3%，是G7中萎縮幅度最大的經濟體。在英國4月CPI仍高達8.7%之際，歐元區4月CPI為7%，美國為4.9%，加拿大為4.4%，日本為3.5%。

在嚴峻的通脹壓力下，5月11日，英國央行宣布連續12次加息，將利率再次上調25個基點至4.5%，創下200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自2021年12月以來已累計加息440個基點。英國央行以7-2的投票結果通過此次利率決定，有2名委員投票贊成維持利率不變。

加息之路越走越艱難，非連續性加息或成“新常態”_2 經濟層面的調整也值得關注，由於能源價格走低以及失業率增幅較小，英國央行進行了有史以來最大的GDP預期上調，預計今年英國經濟將避免陷入衰退。不過，英國央行行長貝利也承認，預計會存在一定程度的經濟滯脹，經濟增長前景略有好轉，但並不強勁，過去的利率上調將在未來幾個季度進一步拖累經濟。

英國央行預計，2023年第二季度GDP增速為0%，此前預期為-0.7%；2024年英國經濟將增長0.75%，此前預計經濟將收縮0.25%；英國央行還將2025年經濟增長預期從0.25%上調至0.75%。

儘管經濟壓力較此前有所減輕，英國央行面臨的形勢仍然嚴峻：主要發達國家中英國經濟預期仍然墊底，而通脹卻遠遠高於美國和歐元區。在美聯儲基本決定暫停加息後，英國央行還將面臨更艱難的抉擇。

5月24日，英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英國4月CPI同比上漲8.7%，自2022年8月以來首次回落至個位數，但仍高於經濟學家預期的8.2%。環比來看，英國4月CPI較3月增長1.2%，創下2022年10月以來最大增幅。

隨著英國CPI數據再傳“噩耗”，英國央行暫停加息的時點大概率將進一步被推遲，暫時的政策重心仍將偏向於抗通脹。

英國通脹問題更為頑固，主要受幾方面因素影響。首先，英國是能源淨進口國，對能源價格上漲比較敏感。其次，脫歐使得英國進口商品交付時間延長，貿易成本提高。第三，年初西班牙和北非出現的極端天氣影響了部分蔬菜的收成，對英國食品進口和國內供應等帶來影響，導致食品價格居高不下。第四，疫情對英國勞動力市場帶來深刻影響，勞動力缺口較大，崗位空缺率遲遲未得到改善，以至於勞動力工資增速較高，導致“薪資-通脹”螺旋出現。

事實上，2021年12月，英國央行便已經打響主要央行加息“第一槍”，比美聯儲早了數月，但英國央行加息速度之慢飽受批評。英國央行12次加息累計幅度為440個基點，而美聯儲10次加息幅度便達到500個基點。如今美聯儲利率區間已經“後來居上”，升至5.00%～5.25%，而英國央行利率為4.5%。

在通脹爆表背後，英國央行的政策失誤有很大責任。英國央行行長貝利已經承認，英國通脹在俄烏衝突前就已經在上升，政策制定者低估了薪資和價格上漲力量的持久性，面臨的衝擊前所未有。而英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對通脹的回應有所遲緩，因為擔心政府逐步結束支持就業的職位保留計劃可能會導致失業率飆升。

50基點加息踪跡難覓

激進加息潮已經過去，如今在歐美主要央行中，已經很難見到加息50基點的踪影，即使是此前多次加息50個基點的歐洲央行也已經轉向25個基點的溫和加息。

5月4日，歐洲央行決定將三大關鍵利率上調25個基點，這一“降級”舉措符合市場預期。3月歐洲央行曾頂著銀行業危機壓力，兌現了加息50個基點的承諾。從5月10日起，歐洲央行存款便利利率升至3.25%，邊際貸款利率升至4.00%，主要再融資利率升至3.75%，達到2008年10月以來的最高水平。

加息之路越走越艱難，非連續性加息或成“新常態”_3 歐洲央行許多官員5月曾傾向於進行更大規模的加息，但最終同意加息25個基點，前提是歐洲央行表明將採取進一步行動。歐洲央行表示，這些官員中多數表示可以接受擬議的25個基點加息，但央行的溝通應該傳達出明確的“方向性”傾向，強調在目前的前景展望下，進一步加息將是有必要的。

自去年7月以來，歐洲央行已連續7次上調關鍵利率，累計加息幅度達到了375個基點，但遠低於美聯儲的500個基點。歐洲央行啟動加息的時間較晚，結束加息的時點也更遲。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在利率決議後的新聞發布會上強調，歐洲央行不會停止加息，接下來還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市場曾猜測，若美聯儲暫停加息，歐洲央行可能會跟隨。對此，拉加德回應稱：我們在利率決策上不依賴於美聯儲，即使美聯儲暫停加息，歐洲央行仍然可能會繼續加息。

6月1日歐盟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受能源成本下降拉動，歐元區5月份整體通脹率從4月份的7%降至6.1%，低於分析師預期的6.3%，創下2022年2月以來的最低水平。不包括能源和食品在內的核心通脹率降幅也高於預期，從4月的5.6%降至5.3%。

儘管歐洲通脹形勢有所緩解，但仍處於相對高位。歐洲央行強調，頑固的核心通脹“令人擔憂”。在加息375個基點後，市場預計歐洲央行6月和7月還有兩次幅度25基點的加息，一些歐洲央行官員甚至暗示9月可能仍需要加息25個基點。

非連續性加息或成“新常態”

隨著加息週期進入尾聲，各大央行面臨的風險也越來越大，平衡抗通脹和防風險猶如走鋼絲，稍有不慎或將跌入萬丈深淵。

在這樣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央行選擇了非連續性加息。在4月暫停加息後，5月澳大利亞央行意外將基準利率上調25個基點至3.85%，創下2012年以來新高，市場原本預期維持利率不變。澳大利亞央行表示，預計可能需要進一步收緊貨幣政策，會仍然堅定將通脹恢復到目標水平的決心。

加息之路越走越艱難，非連續性加息或成“新常態”_4 對此，澳大利亞央行解釋稱，7%的通脹率仍然太高，要過一段時間才能回到目標範圍，中心預測仍是需要幾年時間才能使通脹回到目標區間的頂部。“預計2023年通脹率將達到4.5%，2025年中期將降至3%，加息有助於錨定通脹預期。委員會仍然警惕物價和工資進一步上漲的風險，首要任務是使通脹重回目標水平，委員會仍對通脹-薪資螺旋上升的風險保持警惕。”

接下來可能會有更多央行選擇非連續性加息，例如愈發糾結的美聯儲。

5月3日，美聯儲宣布加息25基點，這也是美聯儲為對抗通脹而連續10次加息，基準聯邦基金利率區間升至5%～5.25%的16年高點。與此同時，美聯儲官員刪除了“一些額外的政策上調可能是合適的”這一關鍵指引，暗示官員們可能會在下一次會議上暫停加息。

加息之路越走越艱難，非連續性加息或成“新常態”_5 但矛盾的美國經濟數據讓美聯儲官員頭疼不已。一方面，通脹持續降溫，近期美國經濟已經出現一些疲軟跡象。另一方面，通脹下降速度仍難讓美聯儲安心，勞動力市場也保持相對強勁。矛盾的經濟數據也讓美聯儲內部一度掀起了一場“鷹鴿大戰”，6月是否加息一度分歧重重，市場的加息預期也劇烈波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