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台積電多年來進行的最重要的國際投資。」美國經濟歷史學者克里斯·米勒(Chris Miller)評價稱,「這將有助於強化日台關係,因為台灣正尋求強大的保護傘以抵抗壓力。”
在開幕典禮上,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台積電現任董事長劉德音、台積電CEO魏哲家、日本經濟產業大臣齋藤健(Ken Saito)、熊本縣知事蒲島鬱夫(Ikuo Kabashima),以及一同出資建設JASM的幾家日企代表-索尼(Sony)執行長吉田憲一郎(Kenichiro Yoshida)、電裝公司(Denso)CEO林新之助(Shinnosuke Hayashi)及豐田(Toyota)董事長豐田章男(Akio Toyoda)一同出席。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則以影片形式為JASM寄語。張忠謀表示:“期待JASM的成果,這將強化日本和世界的半導體供應的韌性。我對日本半導體製造的復興充滿信心。”
同時,日本和台積電也雄心勃勃地將在熊本建設二期工廠一事提上日程,預計二期計劃總投資額達139億美元,可在2027年末前可以完工。如此一來,在熊本的兩座工廠合計可以月產10萬枚40~6/7奈米晶片,是實現日本半導體能力的顯著提升和台積電實現產能分散的第一步棋。
佈局海外:為什麼是日本?
在新冠疫情及俄烏衝突引發全球產業鏈動盪的背景下,加強全球半導體供應鏈安全與韌性癒發成為各國的共識。對台積電而言,分散產能避免地緣政治風險也是必要的。因此,除日本外,台積電還在美國亞利桑那州(Arizona)、德國、南京等多處營建新廠,以分散台積電集中於台灣所帶來的潛在風險。
在吸引台積電的過程中,日本政府在補助金額、場地營建、工人素質上都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特別是在亞利桑那廠的完工日期一拖再拖的對比下,日本的獨特性更加顯現。儘管與美國相較,JASM並非是台積電目前最重視、最先進的晶片製造廠,但日本的亮眼表現也正在吸引台積電考慮在日本而非美國設立第三座晶片廠以研製2奈米晶片。
那麼,為什麼是日本?
1.日本積極的產業政策與發展潛力
過去的日本曾是半導體大國,在1980年代,其市場佔有率達50%左右,甚至,1986年日本的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晶片(DRAM)市場佔有率一度高達80%,是在半導體領域領先美國的第一強國。在那之後,美國雷根政府啟動了反傾銷調查,認定DRAM傾銷危及美國國家安全,日本必須與美國簽訂《美日半導體協議》向美國讓步。截至目前,日本半導體的全球市佔率已僅剩10%左右,全球十大半導體公司中的日企也只剩東芝(Toshiba)一家碩果僅存。
然而,作為半導體材料和製造設備的主要供應國和老牌強國,日本仍具有從事半導體生產與整合半導體供應鏈的優勢。日本經產省(METI)將半導體產業提升為與能源安全和糧食供應並列的“國家項目”,一些分析認為,這意味著產業政策正在日本捲土重來。儘管經產省提出了兩條發展路線——政府支持本國研發與製造,以及建立國際半導體聯盟,但同時他們也認為,如果想在2030年前維持當前10%的全球市場份額,則至少需要投資5兆日圓(約338億美元),與其如此,直接引進台灣和歐美現有的先進代工企業則更為省時省力。
日本政府所擁有的另一個優勢在於,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下,日本作為美國最重要的盟友之一,能夠獲取美國的信任而在高新科技上享有一定的自主權,特別是當前的拜登政府有別於川普政府,願意推動「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策略,為日本發展半導體產業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
因此,台積電在日本熊本縣菊陽町投資1.2兆日圓規模建廠的決定,無論是對日本還是台積電而言,都是雙贏的選擇。日本的政界、商界、學界都滿懷期待地高度評價:“台積電為復興日本半導體產業而來日本建廠。”
2.台積電的利弊權衡
從台積電的角度來看,選擇日本和熊本並不需要複雜的國際政治算計,僅需從成本和收益兩方面來考慮即可。
從企業的生產成本來看,第一,JASM開工後,日需水耗高達1.2萬噸,當前台灣所能給台積電提供的工業用水捉襟見肘,而熊本則擁有豐富的地下水資源可以滿足JASM生產所需。
第二,日本政府和當地企業在JASM建設所需資金上提供了優渥的條件。日本政府不僅在索尼熊本廠附近開闢空地留給台積電,也完善了生產園區的基礎建設,為JASM的落地提供了必要的生產條件。日本政府也史無前例地為JASM提供了高達4,760億日圓(約32億美元)的建設與製造機械費用補助,這份補助將持續數年之久,而持有JASM少量股權的索尼、電裝公司和豐田也將在大型專案與後續的晶片銷售層面提供協助。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NUS East Asian Institute)研究員林大偉(Lim Tai Wei)指出:「有利的是,這些日企也是這些台積電將生產的晶片的主要客戶……相比之下,台積電不得不在亞利桑那單打獨鬥,這是它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美國上馬的第一個大型項目。”
第三則是日本所能提供的優質勞動力。和其他東亞國家的工人一樣,日本工人在應對艱苦的工作環境和上下級關係時更加抗壓,這使得台積電在面對日本工人時更加得心應手。特別是,日本當地的工會並不像西方國家那麼激進。根據《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估測,如果以罷工天數與罷工人數的乘積計算,那麼日本每年因罷工而損失的工作時間通常不到1萬天,而這一數字在美國則超過100萬天。這些節省下來的成本可以用於支付高於當地平均的薪資,實現JASM與熊本本地利益的良性循環,台積電也考慮將JASM全權交由日本人管理。
另一個台積電所考慮的因素則是企業收益。
通常而言,28奈米製程的晶片已經可以滿足大部分日常所需,因此世界上大多數有能力的企業都已經攻克的28奈米以上晶片的量產問題,而28奈米以下的晶片生產則集中於以台積電為代表的少數代工企業。如今,台積電的主要精力在於落實5奈米晶片的量產,並著力衝擊3奈米與2奈米的晶片,對於已經佔據優勢的製程的晶片,並沒有投入足夠的心思擴大生產,換句話說,當前世界所出現的“晶片荒”,除了疫情和國際局勢動盪的因素,也在於委託台積電生產的訂單遠超台積電產能所致。
不過,日本的補貼和熊本的生產環境給了台積電極大的興趣,他們將第一期工程定位為生產28/22~16/12奈米的晶片也正是源自上述理由。況且,僅靠索尼等日企很難完全消化JASM的產能,這意味著有相當比例的產品將會銷往日本以外的國家。日本細微加工研究所所長湯之上隆(Takashi Yunogami)曾頗為不滿地評價道:「消耗日本國民稅金所營建之台積電,最後得到的晶片與利潤卻不能盡歸於日企和日本國民,這樣吸引來的台積電對日本並無益處。”
3、JASM的前景
湯之上隆的批評並沒有阻擋台積電在日本擴大的腳步。在JASM的開幕儀式上,張忠謀介紹了熊本二期計畫的設想,而日本政府則會繼續提供7,320億日圓(約50億美元)的補助。日本經濟產業大臣齋藤健表示:「(第二廠的)晶片將比第一家更先進,可用於人工智慧與自動駕駛,使得日本擁有穩定的半導體供應。」「各國政府都在激烈競爭,投入大量資金以確保國內晶片的供應,而日本的這筆投資對產業發展和經濟安全都是必要的。”
根據九州經濟調查協會(KERC)的預測,JASM的落成將有助於未來10年內的地區經濟衝擊20.1兆日圓(約1366億美元)的大關,其經濟效益將在代工廠的建設營運與工人的消費中產生擴散效應。
但同時,台積電應該避免對自己的成功沾沾自喜。如上文所說,JASM並非是目前台積電最頂尖生產能力的代表,其先進程度甚至不如仍在興建的亞利桑那工廠。因此,日本政府也把希望寄託在新成立的本土企業Rapidus身上,並得到了日本其它八家半導體巨頭的支持,其中包括了持有台積電子公司股份的三家企業,它的目標是到2027年量產2nm的尖端晶片。此外,該公司也正在跟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合作開發先進半導體,並向美國的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拋出橄欖枝。對JASM而言,這可能意味著正在培養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
不過僅就JASM眼下而言,根據KERC研究員河村奏瑛(Soei Kawamura)的說法,最大的問題還是勞動力短缺。根據日本的統計,與1999年23萬名從業人員相比,2019年半導體從業人員只剩16.8萬人,減少了27%,如果要滿足日本半導體產業復興的要求,未來10年間則至少也要增加4萬人的規模。儘管JASM提供了高於當地平均水平的薪資,但仍然缺乏足夠的年輕人以確保其可持續發展,當地大學的教授表示,學生更願意投身軟體等其他行業而非晶片製造。
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重塑與日本的應對
不可忽視的是,台積電入駐熊本的大背景在於全球半導體供應鏈震盪,面臨轉型重塑的現實需求。受由此引發的「晶片荒」的影響,光在日本就有多家車企被迫停產,連日本著名的交通卡Suica和Pasmo也不得不暫時停售。可見,對於岸田文雄政府而言,融入新的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無論是內部政策或國際策略都是一場考驗。
1.對內組合拳:吸引外資+政府援助
早在2021年5月,日本政壇就形成了以甘利明(Akira Amari)為會長、安倍晉三為最高顧問的半導體戰略(推進)議員聯盟,該聯盟高調宣稱“得半導體者得天下”,以顯示推動日本半導體產業復興的決心。
實際上,日本正試圖透過引進外資加政府補貼的方式來實現本國半導體產業的復興。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研究員蘇傑·希瓦庫瑪(Sujai Shivakumar)等人認為,考慮到緊迫性,日本已經放棄了戰後大部分時間產業政策的特點,包括限制外國投資,以及不允許大型外資製造工廠在日運作等。前日本經濟產業大臣西村康稔(Yasutoshi Nishimura)曾在一份聲明中表示:“隨著與同志國一同努力加強供應鏈,日本的作用有所上升,我們再次確認了日本半導體產業的巨大潛力。”
一個明顯的標誌是,2023年廣島G7峰會期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首相官邸與台積電、三星(Samsung)、英特爾(Intel)、美光科技、IBM、應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比利時微電子研究中心(IMEC)這7大國際知名半導體企業高管會面,向他們傳達了日本有意推動日企與各企業合作及擴大國際半導體企業在日投資。同年11月,岸田文雄又與美光科技、高通(Qualcomm)、格芯(GF)、台積電北美子公司、美滿電子科技(Marvell Technology)、英特爾、思佳迅(Skyworks)、亞德諾(Analog Devices )、AMD、新思科技(Synopsys)、西部資料(Western Digital)等美國半導體巨頭高層會面。
日本的積極姿態帶來了不小的成果,包括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SIA)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約翰·諾伊弗(John Neuffer)在內的高管們表示,願意與日本在半導體行業進行更多合作。很快,美光科技就計畫將投資37億美元在廣島設立DRAM晶片工廠,並安裝ASML最新的極紫外光(EUV)設備,此舉使美光成為第一家將EUV技術帶到日本進行生產的公司。同時,被一向視為日本「宿敵」的三星將投資2.15億美元在橫濱建立一個半導體研究中心,而日本政府將資助其150億日圓(約1億美元)。
當然,日本的製造能力也並非是唯一能夠吸引外資的地方,各企業基於對資料安全性日益增長的依賴性而考慮將它們的資料中心也設置在一個安心之處。一些國際上的主要資料中心供應商一直在擴大在日本的佈局,意圖將其打造成亞洲資料安全的樞紐,例如,英國柯爾特資料中心服務(Colt DCS)就在位於大阪附近的京阪奈MICE城按照最新技術和環境標準建造了一個超大規模的資料中心,這將有助於讓更多國際巨頭對日本產生興趣。
2、配合美國:建構美國主導的全球半導體供應鏈
蓬勃發展的數位經濟為美國和日本帶來了一系列機會和挑戰,搶先制定國際規則、維持自由和安全的資料流動、保護行動通訊基礎設施、穩定半導體供應鏈,是兩國政策制定者的首要任務。在實現上述目標的過程中,日美有意打造一個數位化聯盟,不僅使日美同盟深入半導體領域,也希望盡可能擴大同盟範圍以實現地緣政治上的利益。
在這一點上,日美同盟具有顯著優勢。一方面,美國是半導體領域的強國,在晶片設計和設備專利層面具有優勢地位,其半導體企業銷售額也居全球首位。另一方面,雖然日本在半導體行業式微,但日本企業在矽片、先進化學品和製造設備等半導體供應鏈的關鍵節點上仍然佔據主導地位,在技術競爭和脆弱性加劇的當下,這些「卡脖子」技術的重要性癒發突顯。此外,日本也極為擅於在規則制定與輿論宣傳層面搶佔先機並傳播日本的價值觀。例如,在提出「基於信任的跨國資料流動」(DFFT)倡議時,日本就參考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日美數位貿易協定》(US-Japan Digital Trade Agreement)的有關內容,以確保相關領域能遵從日美的策略節奏。
2023年APEC峰會期間,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日本外務大臣上川洋子(Yoko Kamikawa)和經濟產業大臣西村康稔(Yasutoshi Nishimura)一同出席了日美經濟產業大臣西村康稔(Yasutoshi Nishimura)一同出席了日美經濟產業大臣西村康稔(Yasutoshi Nishimura)一同出席了日美經濟產業大臣西村康稔(Yasutoshi Nishimura)一同出席了日美經濟產業大臣西村康稔(Yasutoshi Nishimura)一同出席了日美經濟產業大臣西村康稔(Yasutoshi Nishimura)一同出席了日美經濟產業大臣西村康稔(Yasutoshi Nishimura)一同出席了日美經濟產業大臣西村康稔(Yasutoshi Nishimura)一同出席了日美經濟產業大臣西村康稔(Yasutoshi Nishimura)一同出席了日美經濟產業部長西村政策協商委員會(EPCC)第二次部長級會議,日美同意為半導體和關鍵資源等戰略項目建立強大的供應鏈,雙方將更加密切地相互磋商,並加強雙邊努力以維護經濟安全的同時迅速發現潛在的風險。整個11月,日本外務省和經產省的高級官員都在與美國國務院和商務部的官員協商新興技術和半導體供應鏈問題。時任日本官房長官萩生田光一(Kouichi Hagiuda)事後補充說,日本將迅速採取行動進行下一代半導體研究,並且東京與華盛頓已經同意成立一個新的研發中心以建立重要零部件有安全的來源,該中心將向其他「志同道合」的國家開放。
除了日美雙邊基本協議之外,日本也極力宣揚由美國主導的半導體聯盟,即美日韓台「晶片四方聯盟」(Chip 4)。這個概念是由美國總統拜登所提出的,旨在加強四方在半導體領域的連結。但日本在推動Chip 4的積極性上則不輸於美國,甘利明曾直言不諱地表示:「半導體供應鏈要在具有共同價值觀的同盟國、同志國和地域間形成。」按照他的設想,穩定與安全的半導體供應鏈應以美國為主導,攘括歐洲日韓等“自由國家”,實現去中心化生產。特別是,應確保尖端半導體在美國的量產能力,及普通半導體在日、歐的量產能力。
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推動JASM的落地反而是為了符合美國全球半導體供應鏈重塑的政治訴求。英國調查機構OMDIA的南川明(Akira Minamikawa)也認為,台積電向海外擴張沒有經濟意義上的合理性,因為工廠的設立、運營、人工都將耗費巨大的成本,但這卻可以幫助台積電的大客戶——蘋果、AMD、高通、英偉達(NVIDIA)等美國企業消除地緣政治上的隱憂。
對美國而言,Chip 4的建立不僅有利於維護美國自身的半導體安全,還能強化華晶片與科技的封鎖。為了達成這個目的,這四者在功能上是互補且缺一不可的。首先,台灣的台積電主要負責製造層面的保障,特別是對於10奈米製程以下的晶片製造,台積電仍處於一枝獨秀的地位;韓國的三星與Sk集團是半導體領域的主要製造和出口商;美國對晶片設計環節的EDA軟體、IP核等具有絕對的技術優勢和智慧財產權壟斷障礙;而日本則在「原料」和「製造設備」層面佔優,特別是,日本仍然擁有56%的晶圓市場份額,在光阻劑、光阻劑以及大矽片等稀有材料和光刻機、刻蝕機以及薄膜沉積設備等關鍵製造設備也享有一定的份額與話語權。 一些西方的觀察家甚至認為,在中國被禁止從ASML進口光刻機而又無法實現國產化的情況下,日本的佳能(Canon)和尼康(Nikon)將是中國突破封鎖的唯一選擇。
結語
目前,世界的半導體產業政策正在形成以發展為導向轉為以安全為導向的趨勢。就日本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重塑中扮演的角色而言,日本一直積極參與美國主導的「小院高牆」式同盟,如晶片四方聯盟、印太經濟框架(IPEF)、四方安全對話(QUAD )等,為鞏固美國主導下的對華高新產業遏制政策助力。而美國則得以在以日本為首的各盟友的協助下,無需實現完全的自給自足便可牢佔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的領導地位。
在這個過程中,作為不可或缺的玩家(Game Player),如何在晶片產業下行週期和大國博弈中有的放矢地掌握平衡點不僅考驗著中日美等國的智慧,也是台積電所要面臨的重大課題。無論其在台灣以外的地區如何佈局,顯然的是,台積電並不願意自身成為地緣政治的工具,而對於在中美之間明確選邊仍然抱有疑慮,但台積電的地位決定了其無法置身事外。 2020年起,台積電迫於美國的壓力停止向其第二大客戶華為供貨,劉德音就遺憾地說:“我能理解,但支持與否,我沒有發言權”,以此表示對美國的不滿,但又因台積電依賴美國的技術而不得不遵從美國的禁令。
另一方面,台積電已經在多個場合否認了所謂「矽盾護台」或「護台神山」的提法。但可以斷言的是,以JASM為標誌,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重新分佈已經開始,無論是中國、美國還是日本的發展都離不開晶片和台積電的助力,在新一輪洗牌中竭力克制衝突、維持和平並掌握主動權是對中國發展自身半導體產業的最適解。
文章來源:復旦中美友善互信合作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