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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週期大師
Howard Marks分享了他是如何成功投資的,他充分意識到沒有什麼是百分百確定的。在與Grant Williams的對話中,他談到如何駕馭市場週期,並在一個由道德風險和政治兩極分化的世界中,預見未來危險。
成為一個精英
Josh S. Friedman傳奇的金融生涯始於將學生貸款投資於富達的財政帳戶。從高盛到Michael Milken和Drexel,再到峽谷資本,Friedman與David Salem一起回顧了他在金融領域的職業生涯。
將技術分析推向世界
Ralph Acampora和Alan Shaw大談技術分析對全球金融行業的影響。無論在美國還是在歐洲,他們跟別人分享技術分析心得,都獲益良多。
從黑色星期一中學習
Nick Sofocleous和Tony Greer一起回憶1987年作為缺乏經驗的交易員在波動市場中交易的經驗。Sofocleous對1987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一”仍然記憶猶新,並影響了他之後的職業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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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峰會新倡議讓美中博弈的全球化後果,逐步出現未來輪廓。與一些觀察家以為的逆全球化不同,新倡議所構想的未來圖景,更多是以減少中國參與度的方式轉變。
我們注意到,波動性指標顯示,交易員預計以太坊的近期波動幅度將小於比特幣,這與加密貨幣領域兩大數字資產的通常模式相反。
T3以太坊波動指數是衡量代幣30天隱含波動的指標,至少自2021年以來,該指數落後於比特幣的類似指標。通常情況下,以太坊指數高於比特幣指數。
與此同時數據顯示,以太坊相對於比特幣的180天實現或歷史波動率之間的差距是自2020年以來最小的,幾乎為正。
加密衍生品平台OrBit Markets的聯合創始人Caroline Mauron表示:“較低的波動性通常有助於機構投資者將更多資金配置到加密貨幣中,因為購買保護和管理風險敞口變得更便宜。”“波動性差的壓縮可能會促使長期投資者更多地投資以太坊。”
包括比特幣和以太坊在內的加密貨幣已經從2022年的崩盤中部分反彈,那次崩盤引發了FTX交易所的崩盤。但在流動性低迷的背景下,比特幣的複蘇近來停滯不前,這一背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隨著美國打擊數字資產,投資者的熱情受到限制。
比特幣和以太坊隱含波動率指數基於期權定價。兩項指標均從3月份的近期峰值回落,但以太坊的跌幅更快。衡量全球市場跨資產波動的更廣泛指標也有所下降。
以太坊區塊鏈在4月份進行了升級,允許投資者提取承諾幫助運營網絡的以太坊,以換取獎勵——這一過程被稱為押注。加密行業將回報視為一種收益。
基金管理公司Digital Asset Capital Management的聯合創始人Richard Galvin表示,“隨著其收益率不斷上升,目前已達到高個位數,你也可以預期,這可能會抑制波動性。”
比特幣的區塊鏈受到不可替代代幣(數字收藏品)和基於軟件創新的模因幣(memecoin)爆炸式增長的影響。
即便如此,Noelle Acheson認為,比特幣和以太坊的波動性特徵趨同仍值得懷疑。
她表示,“以太坊是一種較新的資產,市值較低,技術和監管風險更高。”她補充說,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繼續拒絕透露它是否認為這種代幣是一種受該機構規則約束的證券。
美國政府資金即將告罄,債務違約概率增大,美國總統拜登與國會就提高債務上限的談判備受全世界矚目。鑑於事態嚴重性,拜登不得不取消事先安排好的澳大利亞和巴布亞新幾內亞之行。談判進展也牽動著美國金融市場的神經,最近幾天受談判樂觀情緒刺激,標準普爾指數回到了今年開年以來的最高點,美元對主要貨幣匯率也大幅升值,黃金由2085.4美元/每盎司(5月4日)跌至1979.90美元/每盎司(5月19日)。
事實上,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規定,美國公共債務的信譽不容置疑。換言之,美國政府債務違約是違憲的。即使美國政府支出超過了國會預設的限額,美國政府違約也不具有法律基礎。炒作美國政府債務違約缺乏根據。此時此刻,美國總統、民主黨控制的參議院和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都想擺出強硬姿態,以撈取更多的政治資本。
就提高債務上限談判而言,美國兩黨算計頗深。民主黨主張國會無條件大幅度提高債務上限,以確保拜登政府各項計劃所需的資金到位,而共和黨主張拜登政府必須縮減政府支出項目,以換取合作。談判的最終結果取決於以拜登、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眾議院少數黨領袖杰弗瑞斯為首的民主黨巨頭,與以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眾議院議長麥卡錫為首的共和黨巨頭之間的較量。如果麥卡錫未能履行競選議長時的諾言(遏制聯邦政府支出),其代價就是被共和黨議員拋棄而失去議長寶座。
美國政府提高債務限額由來已久,如今卻鬧得沸沸揚揚,根本原因在於美國國債如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國內不少人開始擔心龐大的財政赤字必然動搖美國國運基礎。
最近二十多年,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越來越大,事態越來越嚴重,國債限額不斷被提高,而兩黨卻利用債務問題大做文章,把鍋甩給別人。在克林頓擔任總統期間,1995-1996年,兩黨談判多次陷入僵局,導致一些非重要政府部門多次關門。在小布什擔任總統期間,共和黨控制了參眾兩院,民主黨對提高債務上限未加阻撓,美國國會以簡單多數(超過半數)七次提高了政府債務限額(2002、2003、2004、2006和2007各一次,2008兩次)。
最近十多來年,債務上限談判趨於艱難,兩黨爭鬥十分激烈。奧巴馬擔任總統期間,共和黨以削減聯邦政府赤字為條件換取增加債務額度,爭執最終以2011年8月2日通過的《2011年預算控制方案》而暫告結束,債務上限提高至16.394萬億美元。2012年末,政府總負債再次觸及上限,經過一番討價還價,國會於2013年5月19日增加了3060億美元的債務額度,後於2013年10月17日、2014年2月12日和2015年10月30日同意暫緩執行債務上限。特朗普擔任總統時,國會分別於2017年9月30日至2017年12月8日、2017年12月8日至2019年3月1日和2019年8月2日至2021年7月31日同意暫緩執行債務上限。
這一次債務限額談判難度最大,而且美國經濟環境也較以往完全不同。疫情之下,拜登政府實施的各種經濟救助導致財政赤字迅速擴大,2021年10月,民主黨控制的國會以簡單多數表決同意增加4800億美元負債額度;2021年12月16日,再次投票增加2.5萬億美元債務限額,即總債務上限確定為31.4萬億美元。
現在共和黨執掌了眾議院,提高債務上限談判的難度上升。共和黨人指責拜登政府支出過於龐大,通貨膨脹失控,並提出了以下條件:回收約300億美元的新冠疫情儲備資金;將來必須執行預算封頂制度;調整許可管理制度,以有利於美國能源行業發展;要求接受政府救濟人員提供工作證明。共和黨所提出的工作要求可能衝擊民主黨的群眾基礎,遭到民主黨的斷然拒絕。談判結果不難預料,由於今年稅收減少,預計美國會小幅提高債務限額(低於1萬億美元)以應急,然後再進入下一輪交鋒。
借債容易還債難。在製定預算或減稅計劃時,美國管理與預算辦公室(OMB)以及國會機構對預算基於的經濟增長和稅務收入假設條件過於理想樂觀、不切實際,聯邦政府總負債一直在擴大。(如表1)美國政府總債務增長速度總是高於經濟增長速度,債務上限形同虛設,根本不可能約束政府大手大腳花錢的衝動。2007-2009年金融危機迅速使聯邦政府赤字惡化,二戰後持續時間最長的經濟增長不僅沒能讓總負債降下來,反而在不斷擴大。特朗普總統任期推出的減稅政策政治上很受歡迎,但增加了政府財政赤字,疫情期間各種過於慷慨的救助計劃讓政府收支狀況更是雪上加霜。
財經紀律是治國正道,短期赤字有助於糾正經濟運行中的偏差,但長期財政赤字卻是經濟發展的“毒瘤”。清朝政府國運衰落的根源在於國庫連年虧空,政府不得不緊縮開支,涉及重大國計民生的項目缺乏足夠資金投入。歐元區的創立目的在於許多歐洲國家希望藉鑑德國模式發展本國經濟,其中最重要的兩條就是財政政策的硬約束以及長期低通脹,然而部分成員國未能自覺遵守趨緊型財政政策,於是發生了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到目前為止,愛爾蘭和冰島成功地降低了債務佔比,德國仍維持在66.3%,而希臘、意大利、西班牙、法國的債務比分別上升至171%、145%、113%、112%。可見,部分歐洲國家並沒有學到德國經濟發展的真諦。
如果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不足以讓美國引以為戒,那麼日本困境或許能讓美國有所警惕。
在西方國家,日本債務比率位居第一,2022年末達到264%。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經濟“失去”了十年,新世紀至今再“失去”二十年,經濟低迷的原因在於毫無底線的刺激性財政政策沒有收穫到任何積極效果。從2000年以來的趨勢看,美國債務佔比增長較快,已接近較為危險的水平。核心通脹居高不下,各期限利率處於較高水平,持續舉債只會提高借款成本,加重政府的財政負擔。
聯邦政府支出能否促進經濟增長、提高政府的還債能力應是舉債的基本考慮,否則較大的債務規模只會削弱美國的國際競爭能力。據美國財政部統計,2022年,聯邦政府支出總額為6.31萬億美元,分別用於社會保障(19.3%,主要用於退休工人和殘疾工人)、衛生(15%)、收入保障(13.7%)、國防(12.2%)、醫療救助(12%)、教育、培訓、就業與服務(10.7%)、淨利息支付(7.5%)、退伍軍人福利與服務(4.3%)、交通(2.1%)、政府運作(2%)等。如果政府擴大財政支出,促進經濟持續增長,最終提高政府財稅收入、增強政府的償債能力,那麼適度財政赤字是件好事,否則過度舉債將危害經濟增長基礎。
過去的經濟發展經驗已證明,擴大政府支出以刺激消費需求的做法並非總是奏效。最近幾十年,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一直輪流扮演著兩個角色:提高債務上限的支持者;削減政府支出的擁護者,角色轉換取決於誰入主白宮,但沒有一個政黨真正關心國家財政的收支狀況。美國政府試圖通過寬鬆型財政政策救助某些社會群體,過多干預市場經濟,導致市場效率下降,正如美聯儲貨幣政策過多干預金融市場一樣。
提高債務上限的這場鬧劇終會收場,可預知的結果便是小幅增加政府債務額度,這樣既避免了政府債務違約,又安撫了金融市場(對市場影響非常短暫)。明年是大選之年,兩黨都想通過談判立場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民意基礎。
種種跡象表明,美國進入了低增長時代,或許已陷入了經濟衰退。從美元地位看,美國政府的長期巨額財政赤字還會影響美國的國際信譽,削弱美元的國際地位。考慮到高利率、高通脹以及惡劣的國際環境,如果美國經濟衰退真的來了,且持續時間較長,美國政府總債務還會上升,債務佔比會沖向150%。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這正是財政赤字所產生的棘輪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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