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空襲伊朗核設施，正式介入伊以衝突

矛盾一：中國高產量與全球缺礦的“平行世界”

矛盾二：負加工費長協談判的歷史性衝擊

矛盾三：銅價定價邏輯的典範轉換

價格展望：短期承壓與長期反彈的博弈

結論

資料來源：長江有色金屬網

印度人也不想生小孩了。根據聯合國人口基金會上周公布的《2025年世界人口狀況報告》，印度的總生育率已跌至1.9。也就是說，每位印度婦女平均生育1.9個孩子。

一般來講，每位女性需生育2.1個孩子，才能維持人口世代交替。低於2.1的臨界點，就意味著人口的自然成長率將放緩，人口拐點終將到來。

長期以來，人口爆炸是印度的重大問題。印度政府也一直試圖幹預人口成長。

隨著印度的生育率跌破1.9，印度政府已經開始擔憂生育率下跌造成的人口紅利喪失。一個人均GDP極低的人口超級大國，會未富先老麼？

註：連續下降了這麼多年

印度版計劃生育

印度地處熱帶地區，水熱條件優越，人口在廣闊的平原上繁衍生息，到獨立時已接近一個前現代社會的承載極限。而當時印度的工業化、都市化程度還很低，國內遍地文盲，良種化肥尚未普及，化石能源儲量又非常少。

基於這樣的國情，當時的印度知識界普遍認為，人口持續增長會加劇農村人地矛盾和城市失業問題。公立醫療、教育、基礎建設的壓力都會隨著人口成長而上升，人口增殖也會導致本將用於投資的錢分流給消費。總之，人口無序發展將影響印度現代化的速度，甚至為印度帶來災難。

獨立兩年後的1949年，印度便成立了計劃生育協會（FPA）。 1952年，計劃生育政策正式全國推行，成為第一個開展計劃生育的發展中國家。這一階段，印度人口尚未經歷井噴式成長，所以政策也相對溫和，重點在於透過節育提高母嬰健康與福祉。

隨著工業化的推進，營養水平和醫療水平逐漸改善，印度人均壽命有了較大提升，但是生育率的下降明顯落後。這導致印度人口從1960年的4.5億，膨脹至1970年的5.5億，此時印度的生育率依舊高達5.49（即平均每位孕齡婦女生五個半孩子）。

60年代是印度人口成長最快的年代，之前的柔性計劃生育政策似乎毫無效果，更多人口需要更多糧食，印度面臨巨大的糧食安全壓力。同時，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德里、孟買，卻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印度的城市病開始出現，人口問題緊迫了起來。

計劃生育是一個聽起來很有計畫經濟味道的詞彙，當時印度效法蘇聯，推行的正是計畫經濟。既然如此複雜的社會經濟都可以透過計畫指令來調控，生孩子這種「相對簡單」的問題，自然也可以透過計畫來管理。

生育計劃成為了印度五年計劃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1969～1974年的印度第四個五年計畫開始，計劃生育的地位變得更加突出，手段也更強硬。印度計畫透過擴大常規避孕藥具的使用，減少1,800萬新生兒，甚至為絕育、子宮節育環定了指標。

印度五五計畫中的計劃生育部分更加激進，甚至為後世留下了英迪拉甘地政府推行大規模絕育的印象。這成為其1977年選舉失敗的重要原因。 1977年後，後繼政府的計劃生育方針，從壓制多生轉向了獎勵少生，並規定男性21歲，女性18歲的適婚年齡，重點在農村推廣二孩家庭，宣傳節育措施。

也許是因為胡蘿蔔加大棒的計劃生育政策行之有效，也許是因為印度經濟增長，城市化水平和民眾受教育水平不斷提高，印度的生育率到了1990年下降至4.04，到2000年進一步下降至3.31。

近年來，印度生育率仍在持續下降。今年數據出爐後，世人才發現，原來印度的平均生育率已經低於世代交替水準了。

與此同時，幾個關鍵指標上升了。根據全國調查，使用避孕藥具的比例從54%上升到67%，避孕藥具缺損的比例下降。早婚的現象雖然尚未杜絕，卻已經改善。新生兒的性別比也從100:91.9提升到了100:92.9，逐漸趨於平衡。

生育率降了“但沒同時降”

印度是一個大國，存在城鄉差異、南北差異、地區差異。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這些差異被快速拉大。這就導致在生育的態度上，城鄉差異很大，印度城市家庭傾向少生孩子，生育率僅1.6。

南北印度自古以來便存在差異。在古代，以恆河平原為主體的印度北方，依賴平坦肥沃的土地與河流在交通、灌溉方面的便利，發展成印度最富庶、人口最密集的核心地區。印度南方則依靠高原、叢林的保護偏安一隅。進入近代以來，印度南方人依賴外貿累積財富，反而取得了更快的發展速度，反超了北方。

如今，這種差異也體現在人口上。昔日富庶的恆河平原經過長期人口成長，農業已呈現密化趨勢，平均下來當地人反而更貧窮。如今比哈爾邦生育率依舊為3，北方邦為2.4，恰爾肯德邦為2.3。

除了恆河平原，東北部地形崎嶇、靠近邊境、相對貧窮的地區，同樣存在生育率較高的邦，如梅加拉亞邦生育率為2.9，曼尼普爾邦為2.2。

註：生育率仍然很高的幾個邦

相較於恆河流域仍生育強勁的各邦，其他各邦（尤其南方）的生育率已呈現疲軟之勢，其中：

中央邦、拉賈斯坦邦——2

哈里亞納邦、阿薩姆邦、古吉拉特邦、北阿肯德邦和米佐拉姆邦——1.9

喀拉拉邦、泰米爾納德邦、特倫甘納邦、恰蒂斯格爾邦和奧裡薩邦——1.8

馬哈拉施特拉邦、卡納塔克邦、安得拉邦、喜馬偕爾邦、那加蘭邦和特里普拉邦——1.7

西孟加拉邦——1.6

2017年印度最後一個五年計畫結束，計畫生育卻依舊存在。從這段時期印度各大政治人物的演講來看，他們依舊對印度「人口爆炸」感到憂心忡忡。所以雖然生育率下降了，計畫經濟時代的遺留也消失了，但是計畫生育還得搞。

如今，印度計劃生育的目標是，透過改善醫療設施、取得避孕藥具和性教育科普，到2025年把人口高成長地區的生育率降至更替水準。

北方邦和阿薩姆邦的人民黨領導人正式提出立法，用禁止有兩個以上孩子的人從事公職等方式，對愛生孩子的人重拳出擊。其他州的領導人也提出了類似的建議。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阿薩姆邦的生育率其實已經低於世代交替水準了。

生育聖戰的爭論

對於鐵腕計劃生育，國內也不是沒有反對意見。這些意見往往與種種陰謀論相糾纏，給印度教徒留下長此以往國將不國的感覺。

穆斯林從中亞入侵印度，帶來了屠殺和文化入侵。印巴分治時，兩個族群互相屠殺的記憶依舊沒有淡去，如今伊斯蘭國家巴基斯坦又是印度最大的對手。這些事實經過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的挑唆，讓宗教問題變得極度敏感。

1951年至2011年間，穆斯林人口比增加了4.4%，達到了總人口的14.2%。而印度教徒佔比則下降了4.3%至79.8%。這樣的變化經過渲染，變成了傳說中的子宮聖戰，引起了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的高度警覺。

其實，如果依照年份拆分上述數據，就會發現穆斯林人口的上升速度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快。 1951年至1961年間，穆斯林人口成長了32.7%，比印度教徒21.6%的成長率高出11個百分點。如今這個差距有所縮小，2001年到2011年，穆斯林成長24.7%，而印度教徒成長17.7%，兩者之間的差距縮減為7個百分點。

這背後固然有文化差異的因素在。但更直接、更重要的原因往往被忽略了，例如教育。受教育會從客觀上延緩女性的生育年齡，教育程度較高的人也會更傾向於少生優生，而印度穆斯林的識字率和教育程度都低於印度教徒。

如果比較不同地區、不同社群的生育率，教育的影響力會更加明顯。喀拉拉邦識字率很高，這裡穆斯林的生育率就遠低於識字率較低的北方邦或比哈爾邦的印度教徒。隨著穆斯林教育程度提高，他們的家庭規模將越來越小，也將出現晚婚晚育的趨勢。

再比如說，目前印度公職人員中，印度教徒佔比遠高於穆斯林，而計劃生育政策對公職人員的約束力顯然更大。

所以，與其擔心因文化改變而「亡天下」的問題，不如擔心如何提高人口素質，讓人口負擔變為人口紅利；以及計劃生育政策會不會用力過猛，導致人口斷崖下跌的問題。然而，在兩者之間找平衡的難度，不亞於過獨木橋。

當然，印度生育率下降並不意味著印度人即將減少，在可見的未來僅意味著成長率放緩。

《2025年世界人口狀況報告》報告稱，印度人口預計在2025年將達到14.6億，仍將是全球人口第一大國。

分析家認為，印度人口至少會成長到2050年。並在2100年穩定在14億人左右。這樣的人口波動其實比較平緩，對經濟社會造成的衝擊也比較有限。

來源: 虎嗅網

以色列國防軍當地時間21日上午表示，以色列空軍連夜對伊朗境內數十個軍事目標發動大規模空襲，包括伊斯法罕核設施以及4個已部署就緒的飛彈發射裝置。約50架戰鬥機參與此行動，共投放150枚炸彈。

以軍稱，在行動中襲擊了伊斯法罕的離心機生產設施，這次襲擊對伊朗的離心機生產能力造成了「重大破壞」。同時，四個已部署完畢的彈道飛彈發射裝置在發射前被摧毀。

此外，以軍在夜間的其他打擊目標還包括：用於向以色列發射無人機的車輛、彈道飛彈儲存與發射設施以及伊朗的雷達系統和防空陣地。

21日，伊朗方面稱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的核設施當天遭到以軍攻擊，不過未造成核外洩漏。

來源: 央視網

在與白宮的鬥爭中，哈佛大學再添一勝。

當地時間20日，波士頓地區聯邦法官伯羅斯（Allison Burroughs）批准了一項初步禁令，叫停了川普政府阻止哈佛大學接收國際學生的行動。這意味著，哈佛大學在該案件審理期間可以繼續接收國際生。

同時，美國總統川普在社群媒體上表示，與哈佛大學就其針對國際學生的政策達成的協議可能在一周內公佈。

曾經在哈佛大學法學院就讀、現英國杜倫大學法學院副院長、跨國法教授兼全球政策研究所聯合主任杜明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採訪時表示，哈佛與特朗普政府之間在涉及國際學生方面的案件涉及同特朗普政府削減哈佛資金等問題還是不同的，在這起事件中“特朗普政府明顯違反了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政府削減哈佛資金等問題還是不同的，在這起事件中“特朗普政府明顯違反了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正當政府比例可能會失敗。

哈佛預計法官將在未來幾天內作出更具約束力裁決

簡單而言，這次伯羅斯的裁決，使得哈佛大學得以在案件審理期間繼續保留其接收外國學生的資格，但並未解決哈佛大學在接收國際學生方面面臨的所有法律障礙。

伯羅斯這次也提醒道，美國聯邦政府仍可透過法律規定的正常程序審查哈佛大學接收國際學生的資格。

此前，哈佛大學於5月起訴美國國土安全部，因該部門突然撤銷了哈佛大學接收外國學生並為其辦理簽證文件的認證資格，繞過了大部分常規程序。此舉迫使哈佛大學約7,000名國際學生（佔總註冊人數的四分之一）轉學或面臨非法滯留美國的風險。新國際學生也將被禁止進入哈佛大學。

哈佛大學表示，美國國土安全部此舉是因其拒絕白宮要求改革哈佛大學與校園抗議、招生、招募等相關政策而遭到的非法報復。

彼時，伯羅斯在哈佛大學提起訴訟數小時後，暫時叫停了政府的行動。

不到兩週後，即6月初，川普政府嘗試了新策略，即發布了一項公告，以不同的法律依據為由，阻止外國學生入境美國就讀哈佛大學。哈佛大學對此舉提出挑戰，稱總統試圖繞過臨時法院命令。伯羅斯也暫時阻止了川普政府的公告。目前該緊急阻止令仍有效。

“我們預計法官將在未來幾天內作出更具約束力的裁決，”哈佛大學在20日致國際學生的郵件中表示，“我們的學院將繼續制定應急計劃，以確保國際學生和學者能夠在最大程度上繼續他們的學術工作，無論學生簽證資格或他們入學哈佛大學的能力是否發生變化。”

「法院命令允許哈佛大學在案件審理期間繼續招收國際學生和學者。哈佛大學將繼續捍衛自身權利——以及學生和學者的權利，」哈佛大學發言人在聲明中寫道。

川普要「和解」？

如前所述，在法院做出判決的同時，川普也在社群媒體上發文。

“許多人一直在詢問哈佛大學及其大規模不當行為的進展，我們一直在解決這些問題並尋求解決方案，”川普寫道，“我們一直與哈佛大學密切合作，未來一周左右很可能宣布達成協議。”

「如果協議基於目前討論的基礎達成，那將是一項『令人難以置信的』歷史性協議，對我國非常有利。」川普寫道。

不過他沒有在社群媒體上對該協議的內容做更多解釋。

目前，根據審判內容可以看到，哈佛大學的律師團辯稱，川普政府的相關政策侵犯了大學的正當程序權和美國《第一修正案》權利，特別是哈佛大學在憲法上免受因受保護言論而遭受報復行動的權利，同時川普政府也違反了美國《行政程序法》（APA）。

哈佛大學也在法庭文件中表示，川普政府阻止哈佛大學招收國際學生的努力已造成「深刻的恐懼、擔憂和困惑」的氛圍。哈佛大學移民服務處主任莫琳‧馬丁表示，無數國際學生已詢問轉學事宜。

杜明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通常，美國政府在採取行政措施時必須遵循正當程序和追求合法目的：如果目的合法，採取的措施也必須適當。

「政府撤銷學生簽證或限制進入資料庫，必須有充分的法律依據。川普政府的舉措可能會與憲法上的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發生衝突，因為它限制了大學自由表達和探索學術觀點的空間。」杜明解釋道，其次，在行政法上，即使政府的目的是合法的，在執行中也必須遵循正當程序原則，使用的行政原則，使用比例也必須與目的保持平衡。

具體而言，「如果為了某個目標採取過度措施，就違背了這一原則。」他解釋道，哈佛大學和國際學生如果因這一行政命令受到損害，完全可以透過法院起訴，而相關法院會先下發臨時限制令，暫停行政命令的執行，直到後續審查。

當然「雖然目前學生的利益得到了一定的保護，但行政命令的效力仍未徹底消除，未來仍有可能恢復。」他補充道。

展望未來，“如果川普政府一意孤行，該案最終很有可能進入最高法院審理。”杜明表示，在此方面，“哈佛贏的可能性很大，因為川普的行政命令明顯違反了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正當程序和比例原則。”

據悉，目前哈佛大學也就川普政府對其暫停的撥款提起訴訟，麻薩諸塞州聯邦地區法院安排的首次出庭辯論日期為7月21日。

杜明對此表示，國際學生和川普政府削減哈佛資金的問題涉及不同的法律層面，對此案走向倒是並不太確定。

來源: 第一財經

當地時間5月16日，國際信用評等機構穆迪宣布，將美國主權信用評等從Aaa下調至Aa1。在先前的2023年和2011年，另外兩大國際信用評等機構惠譽和標準普爾已分別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等。至此，美國史上第一次同時失去了三大機構最高等級的評級。

根據三大機構分別發布的聲明，三者調降美國主權信用評等的原因基本上一致，都是基於對美國政府債務問題的關切。如果一定要說差別，惠譽和標普更關注美國債務上限問題，而穆迪則更關注美國政府債務失控以及利率負擔加重的現狀。

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3月，美國公債餘額已突破36.2兆美元。穆迪預測，未來10年內，美國政府債務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重將升至134%，而公認的國際警戒線是60%。

同時，美國的財政赤字率也沒有「煞車」跡象。根據美國財政部和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的數據，2024財年（2023年10月至2024年9月），美國財政赤字率（赤字佔GDP比重）為6.4%；眾議院通過的2025財年（2024年10月至2025年9月9%）的財務赤字高於國際赤字。

居高不下的赤字率意味著，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政府債務壓力只會進一步增加，利息負擔也會進一步加重。債務問題已經變成了那頭“闖入瓷器店的大象”，只要一個不小心，一屋子瓶瓶罐罐轉眼就會稀碎一地。

直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美國國債水準都處於緩慢上升通道，其中個別年份還有所下降，大體還算健康。各研究機構發布的反映聯準會在這段時期行動的金融圖表看起來都是差不多的，即一條微微上揚、有限波動的曲線。

巨大的變化出現在2008年底，一條陡然上升的曲線，反映了聯準會創造出規模空前的貨幣。統計顯示，從1913年至2008年，美國基礎貨幣供應量從50億美元增加到8,470億美元。從2008年底到2010年初，聯準會向市場投放了1.2兆美元。換句話說，美國在1年多的時間裡印了比過去近100年還多四成的貨幣。

量化寬鬆是個相當年輕的經濟學詞彙。它於2001年由日本央行提出，大概意思是說，在名目利率接近零的情況下，中央銀行透過購買國債等中長期債券，增加基礎貨幣供給，向市場注入流動性，以達到刺激投資和消費，並最終實現提振經濟的目的。本質上說，這只是一種增發貨幣的方法，只不過相較於「降低利率以放鬆銀根」這種常規貨幣政策工具更加間接一些、隱蔽一些。

其操作機制很簡單：在美國，有24家金融公司被定性為“一級交易商”，他們在美聯儲有專門的銀行帳戶，這個帳戶被稱為“準備金帳戶”。在執行量化寬鬆政策的時候，聯準會交易員會先聯繫一級交易商，聲稱希望從該行購買一定價值的國債，一級交易商則會同意這筆交易。然後，聯準會交易員只需要敲擊鍵盤，確認交易即可。這段話翻譯一下就是，聯準會在一級交易商的準備金帳戶中憑空創造了特定數量的美元，並且完成了國債購買。之後，一級交易商就可以用這筆錢在更廣泛的市場上購買資產了。

根據美國作家、知名商業記者克里斯托弗·倫納德在紀實文學作品《寬鬆貨幣之王：美聯儲如何影響經濟週期和市場波動》中的描述，從2008年9月15日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破產後，美聯儲一遍又一遍地重複這樣的交易，“直到華爾街的準備金賬戶裡填滿了6000億美元”。

不過，這並不是真正導致今天美國公債危局的原因。因為在當時，美聯儲雖然為了穩定抵押貸款市場，直接購買了大量抵押貸款債務，但這仍是“非常時期採取的一項非常措施”，大體可視作一次緊急救場行為。

變化出現在2010年11月3日。

當時，聯準會已經執行了大約兩年的零利率政策。根據傳統觀點，零利率已經是金融產業支持實體經濟的極限了。但聯準會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已經開始懷疑，零利率的「火力」不太夠——美國經濟雖然出現了些許起色，但失業率依舊高達9.6%，國民經濟接近深度衰退水準。這就是為什麼聯準會考慮打破零利率下限。

根據聯準會會議紀要，聯準會領導層決定在當年11月就一項“激進的試驗（量化寬鬆）”進行投票，這項試驗“將首次有效地實行負利率”，向銀行體系注入更多資金，並稱“如果該項目得以實施，將重塑美國的金融體系，並重新定義美聯儲在經濟事務中的角色”。

11月3日，時任聯準會主席伯南克建議，將量化寬鬆轉變為「管理經濟的正常操作工具」。這意味著，量化寬鬆的性質改變了——從「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變成了「常規貨幣政策工具」。

伯南克曾於2015年出版了一本名為《行動的勇氣》的回憶錄。這本書的名字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當時聯準會貨幣政策的傾向。在他看來，貨幣幹預不僅是必要的、勇敢的，甚至是「高尚的」。

多年來，他一直關注發生於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並撰寫了大量關於避免「新蕭條」方法的文章。他的主要觀點之一是，聯準會當年的行動不夠大膽，「解決方案是在危機發生後盡可能採取激進措施」。

早在本世紀初，伯南克就發表論文指出，零利率並不是“不可逾越的極限”，而只是一個“看起來很有意義的數據點位”。他還提出了一種名為「直升機撒錢」的設想，認為美國政府可以透過將其所有債務出售給聯準會來大幅減稅，而聯準會則透過印錢來購買這些債務。

後來的情況地球人都知道：從2010年起，聯準會真的印了很多很多錢購買美國國債等中長期債務；從2020年起，一度被絕大多數經濟學家斥為「瘋狂的猜想」的「直升機撒錢」行動也真的付諸實施了。當然，嚴重的通貨膨脹、暴漲的政府債務，也不出意外地如期而至。

量化寬鬆真能提振美國經濟嗎？事實是，並不能。因為美國的經濟問題並不是銀行體系缺乏資金所造成的。真正的問題在銀行體系之外，在深層問題不斷惡化的實體經濟中。向銀行體系注入過量資金的結果是，這些錢無處可去，只能用於高風險貸款或金融投機，這根本無助於解決美國經濟的結構性失調。

這也是許多經濟學家和銀行家從一開始就對量化寬鬆嗤之以鼻的原因。不過，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不是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有投票權的成員，頂多只能參加會議、發表看法，但不能影響最終的計票結果。唯一有投票權，並且從討論階段就公開反對量化寬鬆的人是時任美聯儲高級官員、堪薩斯城聯邦儲備銀行行長托馬斯·霍尼格。

霍尼格把自己的擔憂概述為三點：

第一，聯準會會發現，量化寬鬆政策開始容易結束困難。 「一旦開始印鈔，在什麼情況下會停止呢？當失業率下降到9%、8%，還是更低的時候？…量化寬鬆事實上助長了美聯儲的過度幹預傾向，最終會導緻美國經濟陷入『超調』。」

第二，量化寬鬆會解鎖通膨預期。由於新資金的注入，企業和投資者很可能會預期未來通膨水準將上升，並據此調整投資策略，這將導致資產價格被推高至「難以想像的水平」。 “當下一次價格暴跌來臨時，會有一場更可怕的金融危機降臨，將有更多人失業……這一切與美聯儲的初衷——控制通貨膨脹、降低失業率背道而馳。”

第三，它會損害聯準會的獨立性。聯準會購買長期國債的目的是降低利率。如果聯準會退出量化寬鬆政策，會反過來導致利率上升、償債壓力增加；這又會給聯準會帶來更大壓力，迫使其繼續購買國債以壓低利率，於是美國政府債務壓力持續上升，由此陷入螺旋式塌陷陷阱。

霍尼格的觀點並沒有得到聯準會主流觀點的認可。最終，聯準會在投票表決中以11∶1的高票通過了量化寬鬆政策。那個“1”，就是霍尼格。

如今回望2010年那一幕，霍尼格可謂一語成讖：量化寬鬆雖然在短期內穩住了金融市場，緩解了政府財政壓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經濟增長，但也助長了資產泡沫、通貨膨脹，加劇了貧富差距，並導致巨額的政府債務積累。美國債務水平自此踏上了狂飆之路，並且一路疾馳，直到今天。

更令人不安的是，這一切都沒有引起本屆美國政府足夠的重視。

今年5月22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以微弱優勢通過了一項大規模稅收與支出法案，正在參議院進一步審查。這項被稱為「大而美」的法案延長了2017年通過的企業和個人減稅措施，並對小費、加班、汽車貸款等提供新的稅收減免，同時還增加了國防支出，併計劃為打擊非法移民提供更多資金。儘管法案包含削減開支的措施，但預算機構和經濟學家普遍認為，這些措施難以有效抵銷減稅等政策帶來的財政收入減少。美國聯邦預算問責委員會更在一份聲明中直言，眾議院的預算框架是“對財政責任的公然蔑視”，不僅將令國債激增，還可能在相關政策到期後帶來“財政懸崖”等隱患。

美國國債市場近日持續動盪，正反映出社會各界對聯邦政府債務問題的擔憂。預警的紅燈已經亮起，最危急的情況還會遠嗎？

來源: 新浪財經

在伊朗蜿蜒起伏的山脈深處，一座白色長方形建築立於其中，幾條道路從四面盤旋而上，通往這片高度設防的區域。這裡，正是近期商業衛星影像所捕捉到的福爾多核心設施。

自2009年首次曝光以來，福爾多一直被視為伊朗核計畫中防護最嚴密的核設施之一。它位於伊朗庫姆市以南約30公里處，其確切結構和運作方式至今仍不為外界所完全了解。

如今，福爾多核設施成為以伊軍事衝突的焦點。自6月13日以來，以色列對伊朗多地發動大規模空襲，轟炸伊朗核設施和軍事目標。作為報復，伊朗向以色列境內不同目標發動多輪飛彈和無人機攻擊。隨著局勢升級，以色列官員明確表示，福爾多核設施是其關鍵打擊目標。

但要真正摧毀這深埋地下的核設施，並非易事。根據央視新聞報道，福爾多位於地下90公尺處，以色列的常規武器無法打擊如此深度的目標。分析認為，若要空襲摧毀該設施，需要美國的軍事介入。然而，美國是否願意因此真正捲入以伊衝突仍未知。

公開通報顯示，川普6月17日晚間批准軍方對伊朗的打擊計劃，但延後最終決定，觀察伊朗是否會放棄核子項目。到了6月19日，美國白宮方面說，川普將在「接下來兩週內」決定是否下令美軍對伊朗發動攻擊。

即便如此，以色列似乎並不打算等待美國的決定。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當地時間6月19日受訪時稱，以色列有能力摧毀伊朗所有核設施，包括位於山區的福爾多地下核設施。

深山里的福爾多核設施，成以色列的“眼中釘”

福爾多核設施被認為是伊朗核計畫中最關鍵，也是最具爭議的設施之一。伊朗始終堅稱其核子計畫用於和平目的，但以色列將其視為對其國家的安全威脅。

公開資料顯示，福爾多核設施於21世紀初動工，伊朗2009年首次正式承認存在，並宣布將在此安裝約3,000台離心機。伊朗方面強調，此舉是為了“抵禦伊朗受到的軍事襲擊威脅”，同時作為納坦茲核設施遇襲的應急措施。根據伊朗方面的說法，納坦茲「已成為遭受打擊的重點目標之一」。

2011年12月，伊朗正式開始在福爾多核設施進行鈾濃縮活動，國際原子能總署此後兩年的報告證實，該設施與伊朗提供的設計一致，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表明生產的核材料被轉用於軍事目的。 2015年，伊朗與多國達成《聯合全面行動計畫》（即伊核協議）後，伊朗同意中止福爾多核設施的鈾濃縮活動，並將其用途轉為核科學研究。

但這狀態在數年內逆轉。 2018年5月，美國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 2019年5月起，伊朗逐步中止履行協議部分條款。 2021年4月，伊朗宣佈在納坦茲核設施生產豐度為60%的濃縮鈾，並於2022年11月擴展至福爾多核設施。儘管伊朗方面解釋稱，這些60%的濃縮鈾主要用於製造各種放射性藥物，但以色列等國對此心存疑慮。

2023年，局勢升級。國際原子能總署發布報告稱，在福爾多核設施偵測到豐度高達83.7%的濃縮鈾顆粒，接近製造核武所需的90%豐度濃縮鈾。 2024年6月，國際原子能總署再度發布報告指出，伊朗已在福爾多核設施安裝了更多離心機，增強其鈾濃縮能力。

隨著今年6月以色列對伊朗發動密集軍事行動，福爾多核設施成為以色列想要打掉的「眼中釘」。以色列官員明確表示，福爾多核設施是其關鍵打擊目標。 6月17日，以色列國家安全顧問哈內格比直言，以色列針對伊朗的軍事行動「除非摧毀福爾多核設施，否則不會結束」。

美國智庫“科學與國際安全研究所”稱，“伊朗可以在三週內將福爾多目前庫存的60%濃縮鈾轉化為233公斤武器級鈾”，這些鈾足以製造九枚核武。正因其潛在威脅，福爾多核設施成為以色列遏制伊朗核計畫的重點目標。

若無美國軍事介入，以色列難獨力摧毀福爾多核設施

儘管福爾多核設施被列為以色列此次軍事行動的關鍵目標，但要摧毀這座深埋於山體下的核設施並不簡單。

公開報道顯示，以色列在最近的空襲中嘗試打擊福爾多核設施。不過，衛星影像顯示福爾多並沒有受到可見的損傷，國際原子能總署的評估也認為，福爾多核設施「未受影響」。

軍事評論員宋忠平對新京報記者分析稱，福爾多核設施位於地下深處，整體採用加固混凝土結構，使其具備極強的抗打擊能力。類似的防護設計在伊朗的飛彈庫等軍事設施也有應用。這個結構意味著，以色列常規的鑽地彈，難以打擊如此深度的目標。

目前，被廣泛認為最可能摧毀福爾多核設施的武器，是美國的「GBU-57」巨型鑽地炸彈。這種鑽地炸彈主要用於對付由鋼筋混凝土加固的各類地下設施，自2011年首次裝備美軍以來多次升級，曾被有的西方媒體稱為「僅次於核武的最大威力炸彈」。

根據宋忠平觀察，美軍曾在試驗場對此炸彈穿透能力進行測試。數據顯示，GBU-57在硬土層中的穿透深度約60米，硬質岩層約40米，普通混凝土20米，加強混凝土則僅約10公尺。這也意味著，其實際效果高度依賴打擊目標的結構和性質。

美國五角大廈的評估認為，美軍常規武器庫中威力最大的GBU-57巨型鑽地炸彈也只能摧毀地下65米的目標，想要有效打擊福爾多核設施，需要動用兩枚GBU-57鑽地炸彈，以一前一後的方式實現連環穿透才有可能，但美軍從來沒有公開驗證過這種戰法的可行性。

CCTV國際時訊引述美媒的報告稱，川普近日專門詢問其軍事顧問，美軍巨型鑽地炸彈是否能摧毀伊朗福爾多核設施。這項舉動也被視為美方對打擊成功率仍持保留態度的表現。

更現實挑戰的是鑽地彈的投擲方式。一份研究報告指出，GBU-57只能由美國空軍的B-2隱形轟炸機投擲，而以色列沒有這種轟炸機。根據英國航空專家賈斯汀·布朗克介紹，儘管B-2轟炸機能攜帶兩枚GBU-57，但若美國想要完全摧毀福爾多核設施，恐怕還需要部署不止一架B-2轟炸機。

宋忠平表示，雖然經過改裝的B-52轟炸機理論上也具備攜帶GBU-57鑽地彈的能力，但由於其隱身性能較差，難以在相關核設施的上空安全執行任務。相較之下，B-2隱形轟炸機具備較強的隱身能力，能夠實現「悄無聲息地打，悄無聲息地走」的精確打擊。

「真正能夠打擊地下核設施的，其實是核武本身，但核武不可使用。因此，在當前條件下，GBU-57型鑽地彈是為數不多的選擇之一。」宋忠實說，除了依賴美國的軍事力量，以色列理論上也可選擇派遣特種部隊深入福爾多核設施。但這種行動風險極高，極大考驗以色列特種作戰部隊的作戰能力。目前看，以色列的打擊更集中在伊朗核設施的地表建築和配套設施，還未能深入地下核設施。

美國科學與國際安全研究所核子專家戴維·奧爾布賴特強調，儘管可以使用穿透力較弱的彈藥來摧毀隧道入口或擾亂補給路線，但由於缺乏包括後續打擊在內的長期空襲，伊朗有機會修復並迅速恢復受損設施。此外，伊朗在鈾濃縮和核子計畫技術開發領域累積了豐富的技術和科學知識。即使物理設施被摧毀，人類的專業知識和專門知識也無法透過空襲消除。

美國是否軍事介入以伊衝突，川普給出兩週觀望期

美國是否介入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衝突，仍是懸而未決的問題。

問題焦點在於，川普是否會親自下令，對伊朗的地下核設施動武？尤其是深埋地下的福爾多核濃縮設施，最需要美國由B-2隱形轟炸機投擲的GBU-57巨型鑽地彈。 《紐約時報》稱，如果川普最終決定出手，不僅意味著美國軍事力量的直接介入，也可能引發一場他曾經誓言要避免的中東戰爭。

當前川普仍在觀望。公開通報顯示，川普6月17日晚間批准軍方對伊朗的打擊計劃，但延後最終決定，觀察伊朗是否會放棄核子項目。到了6月19日，美國白宮方面說，川普將在「接下來兩週內」決定是否下令美軍對伊朗發動攻擊。

當地時間2025年6月18日，美國國防部長赫格賽思出席國會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赫格塞思表示，他不會在公開場合透露是否已向美國總統川普提供針對伊朗的打擊方案，一旦川普作出戰爭或和平的決定，五角大廈「已準備好執行」。

同時，川普並未關上外交途徑解決的大門。綜合新華社和央視新聞報道，自以色列6月13日對伊朗發動襲擊以來，美國中東問題特使史蒂文·威特科夫和伊朗外交部長阿拉格齊多次通電話，以期通過外交方式結束這場危機。此外，德國、法國和英國外交部長在當地時間6月20日在日內瓦與伊朗外交部長舉行核談判。這項談判由美國協調進行，旨在說服伊朗堅決保證其核子計畫僅用於民用目的。

中東研究所副教授王晉在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先前美方之所以強硬表態，主要是為了向伊朗施加壓力，迫使在核問題上讓步。但伊朗並未退讓，而是頂著壓力持續反擊以色列，美國不得不讓歐洲國家出面調停，並以「兩週後再決定」的說法延後節奏。 「美方態度有所鬆動，實質上反映其並不願大規模直接介入以伊衝突。」他說。

美國國內對是否對伊動武也有分歧。當地時間6月18日，美國國會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和幾個關鍵委員會的民主黨高層在一份聯合聲明中表示，由於不確定美國總統川普是否會決定打擊伊朗，他們對缺乏準備、戰略和明確目標的情況深感擔憂。

另據央視新聞報道，民主黨人表示，如果川普考慮發動戰爭，他應尋求國會的授權。此外，民主黨人敦促川普優先考慮外交手段，並尋求達成具有約束力的協議，並降低美國外交官、軍人和數十萬生活在中東地區的美國人所面臨的風險。新華社通報稱，美國五角大廈擔心，如果美軍捲入衝突，伊朗可能會向該地區的反美武裝組織提供武器，滲透到美軍基地附近發動攻擊。

多處伊朗核設施遭襲，核外洩漏風險引擔憂

在川普搖擺不定之際，以色列則將態度擺上檯面。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當地時間6月19日受訪時稱，無論美國總統川普是否決定加入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以色列都有能力清除所有打擊目標，包括伊朗所有核設施。這表態被外界解讀為以色列將福爾多納入「必須摧毀」的清單。

此前，伊朗境內已有多個核設施相繼遭以色列空襲。公開資料顯示，伊朗目前主要的核設施包括德黑蘭核子研究中心、阿拉克重水反應器、福爾多鈾濃縮廠、納坦茲核設施、伊斯法罕核子中心等。近期，納坦茲和伊斯法罕核中心等地的部分設施已遭到破壞。雖然目前監測數據顯示場外輻射尚未超標，但以色列頻繁的打擊令這裡的核安全情勢更加脆弱。

外界的擔憂迅速升溫。半島電視台以福爾多為例報道稱，該設施距離伊朗第七大城市庫姆僅約32公里，庫姆常住人口超140萬。如此接近人口中心的敏感設施，一旦遭襲，可能帶來嚴重後果。宋忠平指出，鈾濃縮設施內的高豐度鈾，其危害比常規核電廠的大得多。一旦遭到損毀，可能造成大量核外洩漏和重大核事故，對伊朗本土和周邊國家帶來核災。

國際原子能總署總幹事格羅西公開呼籲避免事態升級。他警告稱，軍事行動不僅威脅無辜民眾的生命安全，還顯著提高放射性物質洩漏風險，“並可能摧毀通過外交解決核問題的所有努力。”

在「核打擊」陰影下，伊朗的反應也愈發強烈。根據觀察者網引述路透社報道，伊朗外交部發言人當地時間6月16日表示，伊朗議員正在起草一項推動伊方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法案，儘管其發言人重申伊朗不尋求製造核武器，但該動向依然引發關注。

該條約自1970年生效以來，一直被視為全球防止核子擴散的重要製度。央視新聞最近的報導指出，一旦伊朗退出了《不擴散核武條約》，中東的核不擴散體系將出現漏洞，會引發區域其他國家效仿，全球的防核擴散機制也會受到冷戰以來最嚴峻的衝擊。

來源: 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