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斯和川普作為美國民主黨、共和黨候選人，在科技政策的態度和立場上有顯著的差異。哈里斯可能會繼續拜登的科技政策，包括對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監管、反壟斷執法、對超級富豪增稅、反對種族和性別偏見、對加密資產的監管以及推動數位公平。相對而言，川普已明確提出要推翻以「拜登行政令」為代表的AI治理政策，並對科技產業採取相對寬鬆的監管措施，對科技併購大開綠燈，並繼續減稅政策。無論最終誰當選下屆美國總統，其政策主張都將深刻影響全球科技生態與科技地緣政治格局。

2023年10月30日，拜登簽署《關於安全、可靠和可信地開發和使用人工智慧的行政令》，該行政令是白宮對生成式人工智慧的首項監管規定，旨在強化聯邦政府對AI的安全監管，呼籲聯邦政府部門審查在其每個聯邦機構審查人工智慧在其特定領域的影響以及解決其問題的途徑，由此成為美國迄今為止在AI監管方面的標誌性政策之一。

哈里斯傾向延續該行政令，強化對AI的政府監管和公眾監督。哈里斯認為AI的發展需要監管，以確保公眾的安全和利益。分析家認為，若哈里斯勝選，或將採取更積極、更具幹預性的AI監管政策。預期將鼓勵聯邦政府積極採購AI工具，確保各聯邦機構為其使用提供適當的防護措施。此外哈里斯也將敦促國會立法，完善保護資料隱私和網路安全的法律體系建設。

哈里斯政壇履歷起步於加州，政治生涯與科技界緊密相連，她在參政早期就已經開始關注科技業中的資料隱私和安全問題。擔任副總統以來，又因積極主導AI相關事務，哈里斯在外界有「AI沙皇」的暱稱。 「她來自加州，來自灣區，並曾在那裡擔任政治家，這一點非常重要，」曾任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的阿隆德拉•尼爾森(Alondra Nelson) 認為，「矽谷對她來說並不陌生。 2023年11月的演講中談到人工智慧演算法影響社會邊緣群體生存狀況的擔憂。哈里斯重視AI的社會影響力和安全發展，並試圖維持技術進步與社會公共利益的平衡。

雖然主張強化監管，但哈里斯不像拜登一樣直言不諱地呼籲分割科技巨頭公司，或從聯邦層級重塑目前的AI權力格局。隨著選舉臨近，哈里斯正與科技巨頭積極接觸，不斷緩和民主黨同矽谷的緊張關係，從中間路線出發推動議程落地。 Box執行長亞倫•列維（Aaron Levie）表示，哈里斯的積極態度取得了一定成效，「科技巨頭的高層也需要一位穩定的、支持移民的、支持科學的領導人」。列維表示，只要領導人尊重科技並尊重科技公司的自身發展邏輯，即便推行稅收和反壟斷政策，甚至強化AI 安全監管，也不會遭到科技界的強烈不滿。

川普尋求廢除拜登行政令。在競選綱領中，川普聲稱：「我們將廢除拜登的危險行政命令，該命令阻礙了AI創新，並將激進左翼思想強加於該技術的發展。取而代之的是，共和黨人將以言論自由和人類繁榮為基礎促進AI發展。應用的障礙，最終服務於同中國的全面競爭。根據《華盛頓郵報》消息，針對拜登政府AI行政令，川普團隊正在擬訂一份新的行政令，提議實施“AI曼哈頓計劃”，旨在推動AI技術，特別是軍事應用的快速發展，並將努力為應用落地掃清法律障礙。加大對AI的軍事投資，會讓如安杜里爾（Anduril）、帕蘭泰爾（Palantir）這些與五角大樓達成良好合作的科技公司受益，這些巨頭的主要高管都支持川普，並且與共和黨關係密切。

根據《華盛頓郵報》獨家報道，「AI曼哈頓計畫」還將創建一個「由行業所主導」的機構來評估AI模型並確保其免受外國對手的侵害。計劃其中包括一個題為“讓美國成為AI領域的第一”的部分，為AI行業提出了與拜登政府AI行政令截然不同的策略。這顯示川普若捲土重來，或會推行有利於矽谷投資者和科技巨頭的（AI）政策。為爭取選票並實現其政治議程，川普對矽谷的態度表現得愈發友好。今年6月，川普作客「All-In Podcast」的Youtube頻道中，該頻道由知名科技投資人所主持。節目過後，川普也參加了由播客聯合主持人、前PayPal高層戴維•薩克斯主持的募款活動。在播客中稱，川普表示，他已經了解到矽谷的「天才們」為了與中國競爭，需要更多的資源來推動AI發展。創投公司Social Capital的創辦人查馬斯•帕里哈皮蒂亞（Chamath Palihapitiya）認為，相比較2016年大選，川普在科技業獲得了更多的支持。川普的傾向也顯示他需要與技術精英達成合作、組成內閣，以「改變現狀」。

哈里斯將延續拜登政府在半導體等領域出口管制過程中小步快跑、逐步加碼、查漏補缺的策略。拜登政府在圍繞半導體等領域的出口管制政策設計中，反映出務實的行動策略，較為明顯的是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分別於2022年10月和2023年10月的發布的出口管制規定。前者對單顆晶片的峰值算力與多顆晶片間的資料傳輸性能做出限制，導致英偉達當時最先進的GPU型號A100和H100無法出口中國，英偉達為中國市場特供了閹割版的A800和H800等晶片。為了不讓英偉達繼續“鑽空子”，BIS在2023年新規中改變了限制方式，刪除了此前“互連頻寬”作為識別受限晶片的重要參數，直接導致A800和H800也被禁止。可以預見哈里斯如上台將延續查漏補缺的迭代策略，對部分「冒頭」的先進技術進行管控限制，在對中國科技產業進行封鎖打壓和分歧管控中尋求平衡。

川普在出口管制領域或將更加激進極端。從既往任期來看，中國在川普半導體出口管制領域「首當其衝」。從2018年3月川普開啟“301調查”、掀起貿易爭端和科技戰開始，川普政府時期開始大規模使用BIS的“實體清單”，將出口管制規定武器化，大批科技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成為受害者，全球供應鏈亦因此遭受嚴重衝擊。此外，川普在任期最後一年針對TikTok和微信海外版發難，尋求在美國內對中國背景的數位平台採取粗暴的禁止措施。若川普如攜手極端保守主義的副總統候選人萬斯回到白宮，可能會繼續透過CFIUS（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繼續中資企業對半導體等高科技領域的收購，繼續限制高算力晶片成品對華出口，限制產業鏈上游的晶片製造設備、零件、晶片設計軟體出口以及產業鏈下游的算力租賃服務。除卻以中國為主要競爭對手，川普的「美國優先」立場也會使得半導體產業的上下游利益方受到波及。 7月18日，川普針對美國涉台防務問題發表評論，認為台灣“搶走了”美國的晶片業務，美國由此不應該充當台灣防務的“保險”，作為全球最大的晶片代工廠的台積電股票當日即應聲下跌。整體而言，雖然川普展現了強烈的出口管制傾向，但其施政風格多變，若上台其政策範圍與實效亦有不確定性。

哈里斯可能傾向促進反壟斷監管。一方面，尖端科技的社會影響和安全發展是哈里斯極為重視的政治議程，哈里斯傾向加大對矽谷科技壟斷企業的打擊力度，她認為這些平台濫用其強大的市場地位，侵害了消費者的利益，難以滿足民眾的基本生活需求。她曾多次談到有必要降低通貨膨脹，為所有美國人提供更多的經濟機會。若哈里斯上台，預計將任命強而有力的執法者到司法部、聯邦貿易委員會或聯邦通訊委員會等負責反壟斷的核心部門擔任要職。另一方面，哈里斯也與科技巨頭們保持聯繫，並試圖在政府監管和企業創新之間找到平衡，在2020年大選時，哈里斯即曾表示在強化監管的前提下應反對拆分如穀歌這樣的科技巨頭。

截至目前，哈里斯並未就如何處理反壟斷問題作出表態。華爾街希望哈里斯能夠將拜登政府時期的反壟斷執法放鬆，並開創新的反壟斷監管局面。如IAC 主席巴里•迪勒（Barry Diller）和領英（LinkedIn）聯合創始人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等民主黨捐贈者都認為哈里斯在該議題的立場是可以調整的。隨著大選日逐漸逼近，哈里斯也有壓力盡快充實其在關鍵政策議題上的立場，其立場的最終認定將取決於現實的政治考量。就民主黨陣營而言，堅決的反壟斷政策為伊麗莎白•沃倫、伯尼•桑德斯等黨內進步派所青睞，他們希望哈里斯能夠延續拜登的政策。前聯邦貿易委員會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伊麗莎白•威爾金斯（Elizabeth Wilkins）認為，儘管哈里斯態度曖昧，但其副總統任內「在保護家庭和小企業方面的其他工作是完全符合反壟斷議程的」。

川普在反壟斷執法上不甚活躍。其在第一任期內對反壟斷態度便頗為冷淡。若川普上台，他可能會繼續處理目前的科技反壟斷執法案件，但仍會為科技併購開綠燈。川普的商業背景使他通常更同情商界，他的減稅和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政策頗受科技巨頭以及其中的富人高管、中產階級員工的歡迎。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量，素稱「自由派堡壘」的矽谷科技界近期在槍擊事件後也紛紛對川普表示支持，使得川普在科技界的獲得捐款數量迅速攀升超過民主黨。

然而川普所屬的保守派陣營也有自己的反壟斷議程，其副手萬斯，曾公開讚揚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主席琳娜•汗（Lina Khan）在針對亞馬遜、谷歌等科技巨頭的反壟斷工作“做得相當不錯”，並表示大型科技公司需要受到約束。今年2月，萬斯在社群媒體上呼籲拆分Google。一方面傾向縮小監管機構，另一方面願意利用反壟斷監管去製衡科技巨頭公司，保守派陣營對於反壟斷立場的矛盾，也將對川普的反壟斷政綱產生影響。

稅收改革是美國科技產業界普遍關心的重要事項，和科技產業相關人士的收入直接掛鉤。哈里斯和川普所代表的民主黨和共和黨，近年來在「大政府」和「小政府」的問題上爭論升級，稅收政綱差異巨大，分別代表了兩黨對如何提昇科技產業競爭力的不同思路。

哈里斯傾向為中低收入群體減稅，向富人族群和巨頭企業增稅。投資收益方面，哈里斯呼籲以常規所得稅率來對資本利得徵稅，並提出對股票、債券開徵金融交易稅，稅收所得用於支付對中低收入群體的醫保、社保費用。此外，哈里斯的稅收落腳在提振消費、促進社會福祉，她提出《中產階級提升方案》和《租金減免法案》，透過高額退稅抵免的方式，增加中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緩解低收入家庭住房壓力。

川普的稅收立場有利於高收入群體和巨頭企業。 2017年，川普簽署了《稅收減免與就業法案》（簡稱《減稅法案》）, 在該法案下，個人所得稅的免稅額較之前增加了一倍，企業聯邦所得稅稅率由35%下調至稅率21%，遺產與贈與稅的免稅額也從先前的500多萬美元增加到1100萬美元。川普政府希望透過這項稅改來降低企業和民眾的賦稅，並吸引在海外避稅的美國公司重新回到美國本土發展，從而刺激經濟成長。而該法案將於2025年到期，由此大選結果將對未來的稅務政策，尤其是高淨值家庭的稅務規劃，有深遠的影響。川普表示若勝選將延長《減稅法案》，並進一步削減所得稅和企業稅。其第一任期內的減稅政策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針對富人和富裕企業的，預計川普當選後仍將延續這些政策。

哈里斯和川普針對科技產業議題可能採取的政策，代表美國未來兩條不同的科技治理路線。但他們在對華科技政策上形成了共識：對內推行創新政策，對外推行技術脫鉤。

一方面，拜登政府正強化對華科技競爭力。美國今年以來以數據為抓手、以資料安全為由，在科技產業、基礎建設領域推行美國優先政策，激化與中國的競爭態勢。 2024年2月28日，美國總統拜登簽署14117號行政令《防止相關國家存取美國人的大量敏感個人資料和美國政府相關資料》（Preventing Access to Americans' Bulk Sensitive Personal Data and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Related Data by Countries of Concern），限制個人資料傳送至「特定國家」。隨後，中國的智慧汽車和航運等產業也因為所謂資料安全的理由受到重點關注。此外，美國也以《加強海外關鍵出口國家框架法案》（Enhancing National Frameworks for Overseas Restriction of Critical Exports Act ，亦即ENFORCE法案）和雲端運算法案等方式限制中國人工智慧發展。

另一方面，川普是強勢打壓中國科技產業的肇始者。川普在任期內，透過「301調查」掀起對華貿易戰，並快速延伸至科技戰。透過「實體清單」、總統行政令和推動相關涉華法案等多種方式，川普政府對中國科技產業採取了普遍覆蓋、重點打擊的策略。 2018年，川普政府發起所謂“中國行動計畫”，大搞內部審查，以防止研究成果被“竊取”。根據《麻省理工學院技術評論》對被起訴的案件研究，該計劃炮製了大量「莫須有」案件，許多起訴和案件與技術和國家安全幾乎沒有關聯，對美國科研聲譽造成負面影響。在川普任期內，中國的半導體、通訊技術、人工智慧、新材料、數位平台等科技產業受到普遍「照顧」。一群中國科技企業上榜實體清單，微信和TikTok一度在被禁止的邊緣，華為更是被川普作為重點目標，使其全球供應鏈遭到嚴重破壞。甚至在離開白宮前的最後一刻，川普還簽署行政令，指示聯邦機構評估政府機隊內中國制無人機的安全風險，並將剔除中國製造無人機列為優先事項。

雖然大選臨近，但美國當今在數位科技產業領域泛安全化趨勢不受兩黨更迭影響。美國科技遏華的整體方向不會受到大選最終結果的影響， 區別來自於具體的實施方式和路徑。無論是哈里斯的“逐步加碼”，還是川普的“極限施壓”，其政策主張都將深刻影響全球科技生態和科技地緣政治格局。

美國東部時間10月31日，聯準會最青睞的通膨指標－核心PCE物價指數9月份較上季上升0.3%，創下五個月最大升幅，個人支出也加速成長。

同時，美國就業市場仍有一定韌性，近日初請失業金人數降至5月以來的最低水準。美國勞工部數據顯示，截至10月26日當週，初請失業金人數為21.6萬人，較修正後的前值下降1.2萬人，也低於先前預期的23萬人。

一系列數據增加了聯準會放慢降息步伐的理由，疊加科技股財報利空，10月31日美股三大股指全線下跌，標普500指數創下9月初以來最大單日跌幅，並錄得4月以來首個月跌幅。

在資料依賴模式下，聯準會降息路徑仍存懸念，AI熱潮持續性尚不明朗，美國大選不確定性又近在咫尺，接下來市場將面臨一系列挑戰。

美國通膨壓力仍未消除背後，核心通膨仍是其中的關鍵。

10月31日，美國商務部公佈的數據顯示，9月整體PCE物價指數年增幅進一步回落至2.1%，為2021年初以來的最低水平，目前僅略高於聯準會2%的目標。其中商品價格下降了1.2%，服務價格上漲了3.7%。

但剔除波動較大的食品和能源，9月核心PCE物價指數較上季上升0.3%，為今年4月以來的最高值，年漲幅則持續維持在2.7%，顯示出不小黏性。

斯巴達資本證券公司首席市場經濟學家Peter Cardillo表示，美國通膨壓力仍可能增加，這在最新數據中得到了基本證實，棘手的部分是核心PCE物價指數。

雖然聯準會再度大力降息不太可能，但通膨指標並未脫軌，可能仍將足以推動聯準會在11月7日的議息會議上「按部就班」地降息25個基點。

LPL Financial首席全球策略師Quincy Krosby表示，喜憂參半的通膨數據表明，聯準會抗通膨之戰的“最後一哩路”仍然“崎嶇不平”，但預計聯準會仍會在11月7日的會議上宣布小幅降息。

由於薪資持續成長，經通膨調整後的9月消費者支出較上季增加了0.4%，較前一個月提高；儲蓄率則降至4.6%，為2023年以來最低水準。在過去8個月的7個月裡，美國消費者處於「淨消耗儲蓄」的狀態，個人儲蓄規模較今年1月累積下降了1,730億美元。

在Krosby看來，聯準會可能不得不承認，在消費者支出仍有韌性、一系列罷工事件導致工資上漲以及勞動力市場穩健的情況下，聯準會需要採取「漸進」的降息方式，直到內部對通膨趨勢感到放心為止。

通膨壓力仍存但未失控，美國經濟放緩但不太可能衰退，聯準會顯然樂見這樣的「軟著陸」情景。

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第三季GDP年化季率成長率為2.8%，略低於第二季及預期的3%。三季個人消費支出年化季率達3.7%，遠超預期的3.3%，也是支撐美國經濟的核心動力。

雖然美國第三季GDP成長率放緩勢頭，市場普遍預期經濟還會進一步走弱，但實際上GDP仍處於強勁擴張區間。在美國上一個經濟擴張週期（2009年第二季至2019年第四季），GDP年平均成長率為2.5%。

同時，勞動市場仍有韌性。威靈頓投資固定收益投資組合經理Brij Khurana對記者表示，通常情況下，當美國經濟成長放緩時，失業率會快速上升，但在本輪週期中，失業率的上升速度要慢得多。

Khurana解釋稱，經濟衰退通常是由金融危機（如2008年）或高利率的滯後影響（如2001年）引起的。如今，由於監管對銀行的資本要求很高，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較小，而利率引發衰退的可能性也不大，因為與2001年的衰退相比，目前美國經濟更偏重於服務業，而非製造業。製造業對利率的敏感度高，而服務業則不然。

新冠疫情之後，先前被壓抑的服務業需求得以反彈，使得失業率維持在低位，勞動參與率維持在較高水平，這是因為相較於製造業，服務業的生產力和效率較低。例如，餐廳和零售店在需求上升時會僱用更多員工以滿足顧客需要，而工廠可以透過調整生產線、延長工作時間來滿足增加的需求，通常不需要增加人手。隨著疫情後政府支出激增，美國龐大的服務業不得不增加僱用數量以滿足需求，失業率因此迅速回落至正常水平，且在2021年12月至2024年5月期間一直保持在4%以下。

不過，Khurana也提醒，隨著消費者開始消耗掉疫情期間累積的超額儲蓄，他們開始減少支出，服務業的需求成長可能會反轉。隨著消費者需求下降，服務業公司可能會減少招聘，最終解僱生產力較低的員工。 2025年底，失業率可能遠超聯準會預測的4.4%，並在持續的鴿派政策環境中見頂。

需要注意的是，儘管利率市場定價已經反映了聯準會可能採取的持續降息措施，但貨幣市場尚未消化這項預期。市場預計聯準會會持續降息，而美元仍然異常強勁。考慮到市場預期各已開發國家的政策利率將在兩年內趨於一致，Khurana認為美元目前的強勢地位顯得不合常理。

相對於美國經濟和聯準會貨幣政策的中長期不確定性，短期內市場更關注美國大選迫在眉睫的風險。

嘉盛集團資深分析師Jerry Chen對記者表示，10月31日美國三大股指出現了1%～3%不等的跌幅，AI板塊和大型科技股全軍覆沒，經濟數據或科技股財報並不能完全解釋這一波行情，更多的可能是月末的獲利了結以及大選前的謹慎。 「川普交易」再度出現降溫跡象，綜合民調顯示兩位候選人勢均力敵，一切皆有可能。

在PIMCO（品浩）董事總經理兼經濟學家Tiffany Wilding看來，共和黨和民主黨迎來一場勢均力敵的較量。數月來，圍繞美國政治與政策前景的高度不確定性讓許多投資人惶恐不安。美國經濟數據的大幅波動、對聯準會降息的速度和深度的疑問等都加劇了這種不確定性。

參考1992年至2020年的八次總統大選，Wilding發現，就債券收益率和股票回報率而言，選舉前一個月的市場表現並不能很好地預測選舉後一個月的市場表現（50%的情況下市場會回調）。然而，大選翌日甚至一週的市場反應對一年期回報的預測效果更好，約有60%的時間債券收益率傾向於回調至大選翌日的表現，約有75%的時間股票回報在一周和一年的時間跨度內有類似的跡象。

而在大選不確定性消除後，聯準會的貨幣政策和美股走向或許會更明朗一些。 Khurana分析稱，對利率敏感的美國經濟板塊，包括小型股、工業股、金屬及礦業等，在過去兩年中一直處於衰退狀態。聯準會降息可能會推動產業的周期輪動，促進復甦進程。投資人應該特別注意那些庫存有限的公司和子板塊，它們可能具備較強的定價權。

經濟方面，鑑於超額儲蓄和政府的財政支出導致消費者對利率不敏感，Khurana認為降低利率不太可能進一步刺激需求。相反，美國大選後的失業率和財政影響可能會決定消費週期的未來方向。

儘管第三季韓國設備投資、民間消費都有所恢復，但由於近期出口放緩，進一步拖累了韓國經濟的增長步伐，韓國經濟增速已經放緩，經濟活力在減弱，並且預計將進一步放緩。

過去幾個月，韓國經濟的表現並不令人滿意。

在韓國汽車和化學產品出口量下降的情況下，出口在提升韓國經濟成長的貢獻率正在走下坡。記憶體晶片出口的反彈也顯示出放緩的跡象，這些因素疊加導致韓國第三季出口下降0.4%。最新公佈的數據顯示，儘管第三季韓國設備投資、民間消費都有所恢復，但韓國第三季出口受汽車和化學產品的影響下降了0.4%，是自2022年第四季以來首次下降。

具體來看，9月份，韓國半導體出口比8月的11.4%進一步降至7.5%。同時，9月份，韓國記憶體晶片出貨量的價格漲幅也有所放緩。韓國貿易部門的數據顯示，半導體出口成長已連續5個月放緩。韓國央行的另一項數據顯示，9月份，記憶體晶片出口的價格漲幅也有所回落。

半導體產業出口不振，是韓國整體出口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從10月的數據來看，情況也不樂觀。韓國關稅廳（海關）10月27日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0月1日至20日的日均出口額年增1%，與8月和9月分別成長18.5%和18%相比顯著放緩。因平日減少0.5天，10月1日至20日總出口額（初步統計）較去年同期下降2.9%。在十大主要出口類別中，除半導體和電腦設備外的其他8個品類都呈現負成長。其中，半導體出口下行尤甚。

另外，受全球汽車市場需求趨弱，以及韓國個別車企罷工等影響，一直引領韓國出口的汽車產業第三季成績不盡如人意，龍頭企業現代汽車第三季全球銷量約101萬輛，年比下降3.2%。此外，蓄電池等化學產品以及鋼鐵的出口表現不佳，主力品類半導體的出口增幅也放緩。今年1月至8月，全球動力電池裝置量（不包括中國）年增11.1%，達到221.1吉瓦時。韓國三大電池公司市佔率則下降了2.3個百分點至46.4%。

出口成長連續數月放緩，對韓國經濟及企業獲利前景帶來不利影響，而這很難在短期內改善。

作為一個典型的出口導向國家，消費為韓國帶來的成長微乎其微，加上房價上漲，加劇了不平等。今年上半年，韓國零售額指數成長率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4%，這是繼2003年因「信用卡危機」導致內需消費大幅萎縮之後的最低值。今年第三季度，包括消費者支出在內的私人消費成長0.5%，政府消費成長0.6%，消費恢復。

10月24日，韓國央行公佈的初步數據顯示，經季節性調整後，韓國第三季GDP季增0.1%，年增1.5%，雖然勉強避免了連續兩季的負成長，但季增幅甚微，僅為先前韓國央行預期值0.5%的五分之一。今年第二季度，韓國經濟萎縮0.2%，這是自疫情後期以來首次出現季度萎縮。

在經濟表現下滑、企業獲利能力下降、稅收減少的逆境下，韓國財政赤字也陡然上升。韓國企劃財政部發布的《10月財政動向》顯示，韓國國家財政赤字已達84兆韓元，比2023年增加18兆韓元，這是繼2020年（96兆韓元）和2022年（85.3萬億韓元）後的歷史第三赤字水準。

面對這些挑戰，為因應經濟成長放緩、促進疲軟的消費，韓國政府已經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對小微型企業主的支持等等。另外，政府將投入10兆韓元用於支持就業，包括保障企業用人規模，發放補貼等遭遇困難的自由工作者、合約工及自營商。不過，儘管採取了這些舉措，韓國經濟成長的風險並沒有降低。從長遠來看，如何平衡國內外各種因素的影響，實現永續發展，將是擺在韓國政府面前的重要議題。

經濟困難使得韓國國內的社會矛盾更加尖銳。民眾對政府的經濟政策越來越不滿，認為政府並未採取有效措施來緩和經濟下滑壓力，反而一味討好美國，損害了韓國自身的經濟利益。

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韓國總統尹錫悅的支持率持續低迷。民調機構「蓋洛普韓國」當地時間10月25日發布的一項最新民調結果顯示，尹錫悅的施政好評率僅有20%，再創就職以來的最低紀錄。

分析家認為，經濟低迷、民生困頓無疑是導致尹錫悅支持率下滑最重要的因素。過去，韓國創造了“漢江奇蹟”，但今非昔比，取而代之是高企的物價、低迷的就業市場以及日益加劇的貧富差距。

10月22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維持對韓國今明兩年經濟成長的預期不變，分別為2.5%及2.2%。前一個月，由於韓國經濟成長數據在第二季出現負成長，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在中期經濟展望報告中，將韓國2024年實際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預期下修1個百分點至2.5 %。

由於通膨放緩和國內需求疲軟，當地時間10月11日，韓國央行金融貨幣委員會召開金融貨幣委員會會議，決定將目前3.50%的基準利率下調至3.25%，下調0.25個百分點。這是韓國央行自2020年中期以來的首次降息，並表示還有進一步降息的空間，將仔細權衡進一步寬鬆的時機。

東南亞因其豐富的自然資源和特殊的地理位置，成為全球最容易受到氣候變遷影響的地區之一。頻繁的颱風、暴雨和洪水對基礎設施、農業生產和能源供應造成嚴重破壞。颱風「摩羯」所引發的洪災和土崩影響東南亞各地近600萬名兒童，東南亞各國已證實的死亡總人數為537人。沿海國家如菲律賓和越南，面臨海平面上升和土地侵蝕的威脅，危及飲用水和農業用水供應。極端天氣也削弱了太陽能發電效率，影響礦產開採，加劇能源供應的不穩定。這些災害不僅拖累經濟，也增加了社會壓力，迫使數百萬人遷移。推動綠色經濟和永續發展對東南亞應對這些挑戰至關重要。

東南亞經濟快速成長使得綠色金融需求愈加迫切。自2000年以來，該地區總能源供應成長了80%，其中化石燃料佔能源需求成長的90%以上。為實現淨零排放目標，東協於2023年通過了《東協能源轉型路線圖》，承諾在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綠色金融因此成為推動清潔能源和永續基礎設施發展的關鍵手段。

東南亞國家積極透過政策推動綠色金融發展，以因應氣候變遷和推動永續發展。各國紛紛制定了國家自主貢獻（NDC）計劃，承諾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並加速再生能源發展。泰國計劃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而印尼則設定了2060年的淨零排放目標。在區域層面，東協推出了《東協永續金融分類法》，為綠色計畫設立統一標準，確保資金流向符合永續目標。東協催化綠色金融基金（ACGF）也透過綠色債券支持了多個國家的清潔能源項目，促進了綠色基礎設施建設。這些政策為區域內綠色金融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強而有力的支持。

東南亞擁有豐富的太陽能、風能和水力資源，具備龐大的清潔能源發展潛力。越南和菲律賓在太陽能領域取得了顯著進展，越南已成為區域內的太陽能領導國家，宣佈到2050年逐步淘汰煤炭，增加風能、太陽能和水力等再生能源的使用。同時，馬來西亞和泰國的風能專案也在快速推進，多個風力發電專案正在開發中。隨著全球供應鏈的調整，與清潔能源相關的貿易和投資正逐漸向東南亞轉移，為該地區帶來了更多技術與資本支持。這為東南亞實現能源結構轉型、推動綠色經濟成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

東南亞的綠色債券市場近年來快速發展，成為推動綠色專案融資的重要工具。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國家也積極推動綠色債券發行，資金主要流向太陽能、風能等清潔能源項目。同時，區域內金融創新不斷湧現，包括永續發展掛鉤貸款、轉型金融等新型綠色金融工具，為更多企業提供了靈活的融資管道，進一步推動了東南亞的綠色經濟轉型。

2024年10月22-25日，10年美債利率升破並穩定於4.2%上方，刷新7月26日以來新高。 10年美債利率由4%附近進一步升破4.2%，主要反映預期政策路徑的上移，背後的線索又包括9月零售數據走強、聯準會官員「放鷹」以及「川普交易」的極致演繹等。但我們認為，年內10年美債利率合理中樞仍在4%左右，明年或在3.5%左右。換言之，美債利率目前或已「超調」。具體來看，目前10年美債利率明顯高於中性利率水平，也未充分計入未來1-2年的降息空間以及美國就業和通膨的下行風險，有關美國大選後的經濟、債務和通膨走高的交易也可能太超前。

我們在報告《當10年美債利率回升至4%》中指出，9月下旬以來至10月中旬，10年美債利率從3.8%下方快速上升至4%以上，可歸因於兩方面原因：一是經濟基本面和利率預期，即最新公佈的9月美國就業和通膨數據走強，聯準會引導市場打消了繼續單次降息50BP的預期；二是美債供給與流動性因素，即新財年美債發行暫時躍升，加上聯準會準備金水準下降，進一步抬升了美債利率。

自10月中旬以來，後者的影響或已消退。美債供給方面，美國未償債務總額繼10月1日單日大幅增加超2000億美元後，10月2日以來保持溫和增長，日均增長不足100億美元，基本持平於2024財年水平。聯準會準備金方面，準備金餘額由截至10月2日當週的3.1兆美元下方，連續兩週回升，截至10月16日及23日當週均回到3.2兆美元上方，主要得益於逆回購規模的下降。這意味著，美國銀行體系流動性的緊張狀況暫時緩解，並未構成美債利率上行壓力。

10年美債利率持續上升並突破4.2%，主要反映未來利率預期的進一步上移。 CME FedWatch顯示，10月11-25日，期貨市場對年內聯準會降息的預期基本不變，但對於明年6月以後的利率預期上移了15BP左右；到2025年9月，市場加權平均利率預期為3.51%，高於10月11日預測的3.37%。在此期間，對於利率預期有較強指示意義的2年期美債利率，累計上行16BP至4.11%；10年美債利率累計上行17BP至4.25%，其中實際利率貢獻了21BP，通膨預期則拖累4BP。

一是，美國零售銷售資料走強，令GDPNow模型預測創新高。 10月17日公佈數據顯示，美國9月零售銷售較上季成長0.4%，高於預期值0.3%，前值為0.1%。儘管10月17-18日公佈的工業產出和新屋開工兩大數據基本上符合預期，但強勁的零售數據抬升了三季GDP預期。截至10月18日，GDPNow模型最新預測三季美國實際GDP較上月折率為3.4%，創8月以來最高；截至10月25日小幅回落至3.3%。要知道，除了10月底即將公佈的個人消費數據（PCE）外，三季重要的經濟數據已基本全部公佈，GDPNow的指示意義較強。

二是，聯準會官員講話傳遞了較強的「鷹派」訊號。 10月21日（週一），在沒有關鍵經濟數據公佈的背景下，10年美債名目和實際利率單日就上升了11BP。市場利率預期的驅動力來自三位聯準會官員演講：明尼阿波利斯聯邦儲備銀行主席卡什卡利、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主席洛根，以及堪薩斯城聯邦儲備銀行主席施密德，三人均表示支持放慢降息。只有同日講話的戴利並未對未來的降息速度發表任何評論。值得注意的是，卡什卡利在演講時提及「中性利率」上修的可能性，洛根的演講也表達了對繼續縮表的支持，施密德的講話則是8月以來的首次，這些額外的資訊有可能放大了市場的「鷹派」感受。

三是，川普當選以及共和黨橫掃的預期持續上升。 Polymarket博彩網站顯示，川普當選的押注，由10月14日的54%上升至10月22-23日的65%；同期，共和黨橫掃的押注，由38%上升至49%。我們在報告《「川普交易」重啟，有何不同？ 》指出，川普在經濟政策方面仍主張「減稅+關稅」的政策組合，對應更高的經濟成長、債務成長和通膨前景，對美債利率有上行支撐。只不過，10月18日當週油價大幅回調，令美債通膨預期回落，暫時抵銷了實際利率上行的壓力。本週以來，國際油價止跌企穩，10年美債通膨預期也穩定在2.3%左右，美債實質利率上行更直觀地表現在名目利率的上行。

四是，「美元信用」擔憂持續發酵（以金價走強為訊號），可能加劇美債的拋售。我們在報導《黃金為何階段走強？ 》中指出，金價持續上漲，折射出投資人對美國財政和美元信用的擔憂。近期美債利率上升，而金價也在上漲，更是上述擔憂的寫照。目前，美債利率與美國政府信用之間形成了某種惡性循環，即美債利率上升、政府付息壓力加大、債務可持續性弱化、美債信用擔憂加劇、美債進一步遭到拋售、美債利率進一步上升。 「川普交易」放大了美國政府的信譽擔憂，因市場普遍預期，共和黨上台更可能引發美國債務「滾雪球」式成長。根據聯邦預算委員會（CRFB）數據，在中性情形下，川普上台可能讓美國債務在未來十年增加7.5兆美元，遠超過哈里斯當選的3.5兆美元。

近期美債利率持續上行，背景既有9月經濟數據集體走強，也有「川普交易」下中長期經濟通膨預期上升。但是，單月維度和中長期維度（2-10年）的利率方向都偏上行，可能令中短期（1-2年）的利率下行壓力被忽略，繼而形成美債利率「超調」的風險。我們認為，年內10年美債利率合理中樞仍在4%左右，明年或在3.5%左右。

首先，目前10年美債利率可能明顯超出了中性利率水準。目前10年美債名目利率在4.2%左右，明顯高於聯準會9月經濟預測的長期政策利率中位數的2.9%；10年美債實際利率超過1.9%，明顯高於紐約聯儲LW模型最新預測（截至今年二季度，平滑）的「中性實際利率」的1.22%；10年美債隱含通膨預期在2.3%左右，也高於聯準會2%的目標。上述中性利率的參考指標，已經考慮到後疫情時代下中性利率抬升的可能性。聯準會預測的長期政策利率在2019年6月至2023年12月基本維持2.5%、2016-2018年大致在3%左右；LW模型的中性實際利率（平滑）在2010-2019年平均為0.88% 。

其次，10年美債利率在首次降息後的反彈幅度遠超歷次降息週期。本輪10年美債利率自聯準會首次降息後回升了60BP，是1980年以來7次降息週期之最，明顯高於1995年（一次典型「軟著陸」）最高反彈幅度的40BP。與1995年情形比較，當時的降息週期僅持續約半年，累計僅降息3次共75BP，政策利率上限由6%下降至5.25%，就結束了降息（參考報告《聯準會歷次開啟降息：經濟與資產》）。目前，聯準會和市場仍預期，本輪政策利率上限將由高峰的5.5%，逐步下降至明年的3.5%左右，說明本輪降息的空間較1995年更廣闊，10年美債利率的下行空間理應更加充足。 再次，儘管美國9月經濟數據反彈，但未必扭轉近半年就業和通膨的降溫趨勢。對單月數據過度反應，歷來不是明智之舉。而且，如果說美國9月經濟數據的意外走強，可能得益於金融條件的快速轉松。那麼，9月下旬以來市場利率已經自發性地走高，有可能對10月及以後的經濟指標形成壓力。更核心的是，我們認為，美國就業和通膨仍然保持在降溫的軌道上。聯準會9月「彌補式」降息50BP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就業和通膨在今年4-7月持續降溫的結果（失業率由3.8%上升至4.3%，核心PCE由3.0%下降至2.6%）。補充一個最近的觀察：我們測算，以2016-2019年持續成長趨勢為基準，美國居民的「超額儲蓄」在今年5月首次轉負，與就業和通膨的「拐點」基本吻合。

自日本啟動升息後，日本股市就進入高位橫盤整理階段，日經225指數10月漲幅不到3%。近期，在日本第50屆眾議院選舉，執政黨自民黨自2009年以來首次喪失了執政地位，日本股市和匯率短期出現較大波動，給未來日本貨幣和財政政策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我們認為，鑑於日本經濟有下行風險，貨幣政策目前面臨兩難的困境，日本央行貨幣政策正常化的門檻或邊際有所抬高，但貨幣正常化趨勢不會逆轉，日經225指數還會承壓。

根據已公佈的數據，日本政府第二季GDP季增由0.8%下調至0.7%，年化季增由3.1%下調至2.9%。其中，佔日本GDP一半以上的民間最終消費支出較上月成長由1.0%下調至0.9%，企業設備投資季增由0.9%下調至0.8%。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將2024年日本經濟成長預期下調至0.3%，與今年7月發布的預期相比下調了0.4個百分點。

三季度，日本居民消費成長率持續放緩，其中8月環比出現了負成長。數據顯示，8月，日本商業銷售額年增率下滑至2.4%，不僅低於7月的7.6%，也低於第二季4.2%的月平均值；季增則大幅下降7.6%，創2月以來最大降幅。二季度，日本私人消費對GDP季拉率達2個百分點，預估三季私人消費對GDP季拉率降至負值。

儘管日本「春鬥」後促使工會成員6月平均薪資增幅達5.1%，但是由於通膨高企，剔除通膨後的實際可支配所得增速還是放緩的。數據顯示，8月，日本兩人及以上的勞工家庭名目可支配所得年增7.3%，6月增速一度升至12.1%，剔除通膨後的實際可支配所得年增率僅3.7%。

日本出口在第三季也明顯走弱。數據顯示，9月日本出口額為9.04兆日圓，年減1.7%。其中，汽車、礦物性燃料、興建用及礦山用機械出口額較去年同期分別下降9.2%、49.8%及33.3%。日本出口疲軟主要原因是全球經濟成長乏力，主要經濟體前景的不確定性日益增加。 9月，日本對美國和歐洲的出口金額較去年同期分別下降2.4%和9%。

從先行指標來看，日本經濟開局第四季不利。由於需求低迷，日本製造業PMI連續第四個月萎縮，服務業PMI也四個月來首次收縮。 IHS Markit公佈數據顯示，日本10月製造業PMI由上月的49.7降至49，連續第四個月處於榮枯線下方。日本10月服務業PMI也由前值53.1下滑至49.3，綜合PMI降至49.4，均為四個月來首次出現收縮。

從通膨的角度來看，日圓貶值導致輸入性通膨的壓力依舊存在，日本央行需要抑制通膨，提振日圓匯率。 9月，日本核心CPI年增率放緩至2.4%，低於上個月的2.8%，但仍遠高於2021年前不到1%的水準。食品支出在消費支出中所佔比例正在上升，食品價格上漲，增加了日本民眾的負擔。 10月25日，日本總務省公佈的10月東京都23區消費者物價指數顯示，米標價格比去年同期上漲62.3%，創有可比數據以來歷史最大漲幅。

失業率偏低導致勞工薪資成長較快，不利於通膨的下降。日本工會總聯合會據悉基本敲定了2025年春季勞資談判（春鬥）中要求加薪「5%以上」的方針草案。雖然與2024年的要求維持同一水平，但中小企業工會預計要求“6%以上”，並試圖縮小差距。

對股市而言，通膨攀升是不利的。一方面通膨持續攀升會導致日本私人消費萎縮，進而經濟成長停滯甚至負成長；另一方面通膨攀升將導致日圓購買力下降，匯率貶值，日本股市面臨資金外流的壓力。

上週末，日本進行第50屆眾議院選舉，在465個席次中，自民黨191席，公明黨24席（兩黨組成的執政聯盟席次共215，未達多數席次233）；立憲民主黨148席，日本維新會38席，國民民主黨28席，執政黨自民黨自2009年以來首次喪失了執政地位。由於議院內閣制存在「不信任案」的機制，在執政黨不過半數的背景下，不信任案也更容易被通過，不信任案通過後首相只有選擇自我辭職或解散眾議院，因此今後日本政治的不確定性有所加大。

目前，國民民主黨已明確表示不加入自民黨的執政聯盟，因此可能性較大的情景是自民黨與公明黨繼續為執政黨，國民民主黨或日本維新會在部分政策同執政黨合作，同時作為“交換條件” ，執政黨所製定的政策或會在很大程度上向國民民主黨或日本維新會的政策理念傾斜。日本維新會在財政上持有積極的態度，自民黨與公明黨在尋求合作的同時大概率需要將政策向相關黨派傾斜，未來財政政策方面存在減稅、增加補貼等政策的可能性，這可能進一步加劇通膨壓力，這又會提升升息的可能性，但抑制日本經濟成長。

綜上所述，日本經濟有下行風險，通膨又有上行風險，貨幣政策面臨兩難。最重要的是執政黨自民黨自2009年以來首次喪失了執政地位，未來貨幣正常化門檻提高，財政擴張的可能性加大，導致日本央行又有必要升息。這意味著日圓貶值風險攀升，日股承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