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7日，國家統計局公佈數據顯示，1-10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獲利總額58,680.4億元，較去年同期下降4.3%。工業企業經濟效益狀況主要呈現以下特性：

10月工業企業利潤單月年減幅顯著收窄17.1個百分點至-10%，而且是在去年同期高基數的基礎上實現的，顯示隨著一攬子增量政策持續顯效，工業企業利潤下行壓力有所減輕。一方面，受工業生產穩定成長、工業產銷率回升向好帶動，工業企業營業收入較上月下降0.2%，降幅較上月收窄0.7個百分點。另一方面，受營業費用降低帶動，工業企業營收利潤率較上月回升0.02個百分點至5.29%，其中，每百元營業收入中的費用較上月下降0.04個百分點至8.42%，是利潤率回升的主要貢獻因素。

從累計年比來看， 1-10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累計較去年同期下降4.3%，較1-9月下降0.8個百分點。其中，採礦業利潤年減2個百分點至-12.7%，主要來自煤炭開採和石油天然氣開採業跌幅擴大；作為工業盈利主體部分的製造業利潤累計同比下降4.2%，較上月降幅擴大0.4個百分點；水電瓦斯產業獲利累計年增13.8%，成長持平於上月，主要拉動來自電力和熱力生產供應業。從國家統計局解讀揭露的當月年比來看，10月，在41個工業大類產業中，有27個產業獲利年增速較9月好轉，佔比超過六成。其中，製造業帶動整體規上工業利潤降幅較9月收窄17.8個百分點，起了主導作用。

對規上工業利潤累積年比的拉動從-0.2個百分點回升至0個百分點，其中電氣機械和電腦通訊的拉動最大，而汽車製造的拖累進一步擴大。從國家統計局解讀揭露的當月年比來看，10月份，裝備製造業利潤年增4.5%，當月增速由負轉正，裝備製造業的8個行業中有7個行業利潤增速改善，為規上工業利潤改善提供重要支撐。

對規上工業利潤累積年比的拉力從0.3個百分點下降至0.2個百分點，主要受到造紙和農副食品加工業拖累。國家統計局揭露，紡織服飾、化纖、文教工美等產業利潤成長較快，較去年同期分別成長44.3%、21.1%、8.3%，較9月回升53.3個、65.2個、32.2個百分點。

的拖累從-3.2個百分點進一步擴大至-3.4個百分點，主要受到化學原料、石油煤炭加工和有色加工業的拖累，而黑色加工和非金屬製品業的拖累明顯收窄，反應出國內地產基建需求的邊際好轉。國家統計局披露，鋼鐵業（即黑色加工）今年以來月度首次轉虧為盈，當月利潤年增80.1%。

工業企業庫存和營收成長速度雙回落，資產負債成長持續放緩。 1-10月工業企業產成品存貨年增3.9%，較上月進一步回落0.7個百分點；營業收入累計較上月回落0.2個百分點至1.9%。工業企業進入主動去庫存階段。 10月底工業企業資產負債比率持平於57.7%，工業總資產成長率及總負債成長速度分別為4.6%及4.5%，分別較上月回落0.1及0.2個百分點，企業資產負債表擴張速度進一步放緩。

10月工業企業應收帳款累計年增7.8%，較上月回升0.2個百分點，與工業總資產增速走勢反向，反映地方政府拖欠企業帳款及上下游企業之間相互拖欠問題仍存。

在營業收入累積成長放緩的情況下，應收帳款回收期進一步拉長至66.7天，較上月增加0.4天，較2021年上一輪清理拖欠民營企業帳款後的同期值增加了15.1天（上一輪國務院要求「2020年底前無分歧欠款應清盡清」）。 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解決拖欠企業帳款問題的意見》，對推進解決拖欠企業帳款問題做出系統部署，財政部推出的「一攬子化債組合拳」也包含了清理拖欠企業帳款的資金支持。

穩健成長政策落實效果不如預期，海外經濟衰退程度超預期，中美經貿衝突升級等。

許多人認為，受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推動，世界正走向「去風險化」和「去全球化」的道路。最近川普的連任表明，美國正採取一種顯然反全球化、反多邊主義、孤立主義的政策。如果這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和所謂的全球領導者選擇孤立主義路線，那麼「去全球化」會成為一個令人震驚的現實，還是一場幻想？

一個常見的錯誤是將貿易的結構性變化與最近的地緣政治發展混為一談。全球貿易（佔全球GDP的比重）在2008年達到峰值，而全球供應鏈貿易則在2012年見頂。事實上，早在地緣政治對全球經濟格局產生重要影響之前，傳統貿易的下降趨勢就已經顯現。這並非因為川普的首任總統任期或地緣政治，而是由最新技術驅動的新型連結方式的發展所致。從「零件」的跨境流動驅動全球價值鏈的繁榮，到「辦公室」的流動——遠距工作和服務貿易正在逐步取代傳統供應鏈。

想像一下，過去三十年間，為組裝一架波音飛機，約有400萬個零件跨越國界流動。這是過去的全球化故事。而現在，建築公司可以隨時僱用世界各地的設計師工作，或者中國工程師可以被全球企業聘用，而語言障礙不再是問題。我們將迎來一個全新的世界——人力資源、會計、金融、物流、IT、設計和培訓等服務，都可以在全球進行自由交易。在美國、法國和英國等國家，中介服務或企業對企業（B2B）服務目前已佔GDP的30%-40%。但這些工作完全可以由任何地方的人來完成。

正如理查德•鮑德溫所指出的，自1998年以來，服務貿易的價值增長了15倍，遠遠快於傳統貿易的增長速度。如果這一趨勢持續下去，在未來幾十年裡，全球貿易的一半以上可能將由服務所構成。而這種轉變的速度可能還會加快，因為大語言模型的興起，以及人工智慧和數位技術的進步，不僅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還讓無縫交流和翻譯成為可能，使國界的重要性進一步降低。事實表明，並沒有所謂的“去全球化”，只是全球化換了一種形式。

這一趨勢並非任何總統能夠逆轉。科技的力量超越並壓倒了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任何對抗力量，就像它能夠超越任何行政或黨派政治一樣。從長遠來看，科技決定了生產力和全球經濟的基本結構，而這種影響在未來將更加顯著，因為勞動力和資本的傳統分工將變得更加模糊。即使美國重拾孤立主義，即使歐洲推出更多保護主義政策，新興科技浪潮和新型全球化的趨勢仍無法阻擋。如今，數位服務需求的快速成長已經帶動了服務貿易的繁榮。即便在地緣政治局勢變化的背景下，中國企業在海外的成功（阿里巴巴、拼多多、Shein和抖音等）依然證明了一個道理：永遠不要低估科技的力量。

另一個誤解是，我們往往高估了「去風險化」的實際進展。事實上，大部分貿易只是被重新分流（經由墨西哥和越南迴流到美國）。例如，中國對墨西哥的直接投資自2015年以來成長了6倍以上，而中國與越南的貿易額自2008年以來成長了8倍以上。而中國對這些國家的出口越多，美國從這些國家的進口也隨之增加。因此，儘管美中之間的直接貿易聯繫有所削弱，但間接貿易聯繫卻在增加。這一過程提高了貿易成本，降低了效率。而川普的經濟政策以及對美國貿易夥伴施加關稅的威脅將進一步加劇通膨壓力, 引發報復性關稅,降低投資,從而放緩美國經濟增速。

同時，美國如果拒絕在最新技術領域（尤其是電動車和綠色技術）中參與國際競爭,與中國合作,不僅會延緩自身的綠色轉型，損害其在這一全球最重要跨國議題上的信譽，也會減少對美國國內企業創新的壓力，並降低國內消費者採用新技術的意願。美國是最大的電動車進口國, 對其加徵關稅只會迫使消費者承擔更高的費用。對美國來說,這無異於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川普的「去中國化」策略能奏效嗎？ 「去全球化」和「遠離中國去風險化」依然是幻想。儘管「脫鉤」的討論此起彼伏，但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比例（包括直接和間接）卻持續上升。中國對美國的依賴正在減少，但反過來卻並非如此。七國集團（G7）國家的情況也類似：自2000年以來，它們對中國供應鏈貿易的依賴程度增加了4到5倍。這並不令人意外，因為中國的製造能力已超過全球其他九大製造國的總和，佔全球製造業總產出的三分之一以上。在這種工業規模下，想要「本地化」這些產能幾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中國在製造業貿易中的絕對主導地位也帶來了值得注意的警告。首先，現實是，這種規模讓其他國家難以透過製造業實現繁榮。這種局面可能在西方經濟圈之外也引發國際緊張局勢。而事實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繁榮對全球經濟是有益的，對中國更是如此。其次，全球經濟的需求重心正逐漸轉向服務領域。在這一方面，至少目前來看，中國並不像在製造業中那樣佔據壓倒性優勢。中國佔全球服務貿易的比重為6.2%，而印度為5%。相較之下，服務貿易的主體仍是已開發國家，而在製造業中，它們的全球份額已從1999年的66%降至如今的37%。隨著世界經濟和地緣政治的快速變化，中國能否繼續成為全球經濟中最核心的部分，取決於它本身能否適應新的現實。

具體而言，這取決於中國能否在川普政府放棄全球領導角色之際承擔更多的國際領導責任；能否在美國拒絕與歐洲合作之時，與歐洲建立更緊密的伙伴關係，並盡可能強化其他合作關係；也取決於中國技術發展的速度，以及能否推動「遠端智慧」和「人工智慧」的創新與應用。在全球實力版圖（科技、政治、地緣政治和人口結構等）劇烈變化之際，關鍵在於把握機會。為此，中國需要保持開放與連結，並在已開發世界許多國家拒絕甚至畏懼競爭時，主動擁抱競爭，發揮自己的優勢。

黨的二十大提出高品質發展是全面建立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有色金屬作為關鍵性材料的生產基礎和重要保障，為推動我國高品質發展，產業亟需藉助以創新為核心動力的新質生產力實現產業的轉型升級，重點培育符合新質生產力發展方向、符合國家戰略需求、可以攻克對外封鎖的核心材料。基於此，我們建議關注以下幾個重點領域：應用於數位資訊化的新材料，如AI晶片、光模組產業鏈上游金屬軟磁粉芯（鉑科新材）、砷化鎵和磷化銦基板（雲南鍺業）；新能源汽車領域的固態電池材料氧化鋯（東方鋯業、三祥新材）、受益於汽車輕量化的鎂合金(寶武鎂業）；數控機床刀具的硬質合金材料（中鎢高新）。

石化化工是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目前面臨「基礎產品供給過量、高端專用產品供給不足」的結構性矛盾及碳減排重任。在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背景下，石化工產業轉型升級勢在必行，聚焦產品高端化、產業綠化兩大方向。在產品高端化方面，一是，產業鏈朝向高端化延伸，如氟化工、磷化工等；二是，透過技術破壟斷，打破關鍵原料「卡脖子」難題，如COC/COP、PI薄膜等。建議關注巨化股份、永和股份、三美股份、雲天化、興發集團、湖北宜化、新洋豐、芭田股份、阿科力、金髮科技、瑞華泰等。在產業綠色化方面，低碳化進程持續推進背景下，廢塑膠化學回收前景廣闊；同時，雙碳目標開啟氣凝膠成長賽道，看好全產業鏈企業競爭優勢。建議關注惠城環保、晨光新材、宏柏新材等。

在數位經濟和科學技術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我國經濟格局正在轉變，近年來數位經濟不斷向其他產業滲透，如果傳統產業在我國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不能完成數位轉型，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則將面臨被淘汰的風險。建築材料產業作為傳統製造業，對房地產、基礎建設等下游領域依賴度較高，目前我國建材產業整體發展仍主要依賴投資、資源要素投入等因素拉動。隨著我國經濟逐漸向數位經濟轉型，我國建材企業正加速從傳統的規模拉動到創新驅動、數智引領、綠色低碳、提質增效等方向轉變，推動建材產業綠色化、智慧化、高端化發展。過程中，產業龍頭企業因其資金、技術、規模優勢等，可望率先實現轉型升級，進一步提升企業整體競爭力與市場地位。推薦北新建材、中國巨石、華新水泥、偉星新材，建議關注海螺水泥、天山股份、凱盛新能。

建築業整體毛利率及淨利率、應收帳款佔比、現金流量等指標提升空間大。建築頭部企業積極向上、中、下游轉型升級。無論是下游的房地產業務、或上游的原材料業務、亦或是中游的製造業務，其毛利率均遠高於建築施工業務的毛利率，現金流和回款也優於傳統建築施工業務。建築企業的轉型升級也是自身商業模式的迭代進化升級。頭部建築企業引領建築業的轉型升級，在後城鎮化時代預計在平穩的市場中率先破局。目前建築頭部央國企中，中國建築、中國鐵建、中國中鐵、中國中冶、上海建工向下游房地產拓展；中國建築集團、上海建工、北京建工等積極向上游原料端拓展；中國中鐵、中工國際、中材國際向工程機械領域外延；中國能建聚焦戰略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發力新能源、儲能、氫能等領域。推薦積極轉型升級的頭部建築企業：中國建築、中國中鐵、中國鐵建、中國交建、中國能建、中國電建、中國中冶、中國化學、上海建工、中工國際、中材國際、隧道股份等。

雙碳目標導向下，我國電力產業綠色低碳轉型的趨勢較為確定，在新型電力系統建設過程中，火力發電將從基荷電源轉變為調節性電源轉變，可靠性價值與彈性價值將逐步兌現，容量電價、輔助服務等穩定性收入也將持續成長，進而帶來收入、利潤結構的重構，業績穩定性也將不斷提升，可望迎來估值重塑的發展機會。對於綠電而言，我們認為其量增邏輯確定，板塊長期成長屬性明確；同時隨著電力系統調節能力增強、政府授權合約推出、環境溢價走闊，我們預期綠電當下面臨的消納和電價下行壓力可望緩解，拐點漸行漸近。建議關注華能國際、皖能電力、川投能源、長江電力、中國廣核、三峽能源、龍源電力、中綠電等。

風險提示：國內經濟復甦不如預期的風險；政策不如預期的風險；原物料價格波動超預期的風險；國際貿易摩擦加劇的風險等。

隨著川普政府關鍵職位的提名逐步公佈，以及對外經貿政策主張越來越多的主張為媒體揭露，川普新政府對華關稅政策的內容也逐漸明晰。與先前市場預期比，筆者以為有利的方面是主要是加徵關稅可能是個逐步的過程，不會一開始就是60%或更低，而美國和歐洲日本以及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間的經貿關係也會備受打擊，這也有助於中國修復與歐洲和日本等國家的經濟關係；而不利的方面主要是中美關稅衝突難以避免，兩國關係可能又會重新因為經貿問題引發兩國關係的全面惡化。

面對當前的局勢，中國需要抓住一年左右的緩衝期，首要解決房地產和地方債務問題，推動自身經濟的穩定，其次是緩和和歐洲日本的經貿關係，防止歐洲和日本以美國建構新的對華經貿的統一戰線。從中長期看，還是要加大市場化法治化的改革開放。只要中國做好自己的事情，中美徹底脫鉤的可能性不高。

市場對川普政府上台之後的關稅政策一直存在較大分歧。一些觀點認為川普在就任之後可能立即大幅對華加徵60%的關稅，如他在競選時所做的承諾，而另一些觀點認為川普意識形態色彩不強，重視商業利益，有談判妥協的空間。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加徵關稅可能是個逐步的過程，但想要避免關稅也不太現實。這兩天川普在社群平台上發帖，以未能有效管控毒品以及非法移民為由，宣稱在其總統任期的第一天，將對所有從墨西哥和加拿大進入美國的產品徵收25%的關稅。他也以類似的理由宣布對所有從中國進入美國的產品額外徵收10%的關稅。

這一方面意味著關稅的落地已經近在眼前，一方面也意味著短期中國面對的關稅水準低於先前的一些預期。實際上，先前獲美國財長提名的華爾街對沖基金投資人貝森特也呼籲，加徵關稅需要採取分階段、逐步實施的方式。

對中國而言，美國加徵關稅有三個不同的目的：增加稅收，施壓迫使中國改變一些經濟政策，和強硬的拖曳策略。

第一個目的：增加稅收彌補美國的財政赤字。近日，美國新財長貝森特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關稅可以作為多種工具來使用；他專門談到在美國的早期歷史上，關稅長期是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

在貝特森「三三三」的施政方針中，即美國經濟成長達到3%、財政赤字回落到3%的GDP，每天增加300萬桶石油。把美國的財政赤字降低到3%的挑戰很大，特別是還要落實川普減稅的競選主張。即使削減一些川普認為不合適的支出，如環保等，也很難實現萬億美元量級的赤字削減。馬斯克推動政府精兵簡政的效果仍屬於未定之數，透過對進口產品包括對中國進口產品加徵關稅則比較確定的有助於增加政府收入。

中美貿易摩擦以來，美國的關稅從2017年的352.1億美元上升到2023年的773.9億元，應該大部分與中國的商品進口有關。根據美國Tax Foundation的估算，若對所有國家加徵10%的關稅可能為美國政府帶來每年1700億美元的收入，若稅率達到20%，則收入可達2800億美元。

第二個目的：以加徵關稅作為施壓籌碼，改變中國的補貼以及補貼等政策。貝森特明確表示，關稅是川普總統與貿易對手的「協商工具」。他特別批評中國，“通過一系列政策將資源從家庭部門轉移到製造業部門，（導致）中國出口產品開始湧入世界”、“市場准入和透明度的缺乏也使中國公司免受競爭壓力” 「當市場參與者沒有相同的誘因和約束條件時，自由市場經濟邏輯就會崩潰」。

在這種情況下，美方可能利用關稅迫使中國改變一些既有的政策安排， 以提升美國企業的競爭優勢，取得更大市場份額。持有這類觀點的美國經濟界高層是很流行的。

當然，針對國際上對中國補貼製造業的批評，中國政府也已經在推到改革，例如，中國已經公佈並實施了《公平競爭審查條例》。 《條例》要求，沒有法律、行政法規依據或未經國務院批准，不得給予特定經營者稅收優惠，實施選擇性、差異化財政獎勵或補貼，也不得在要素取得、行政事業性收費等方面給予特定經營者優惠。

第三個目的：美國鷹派，他們主張利用高關稅作為手段，推動中美經濟完全拖鉤。這是三個目的中最壞的結果，也更需要付出努力盡量拖延脫鉤的時間。

美國的關稅政策實施節奏偏慢，無疑有利於中國調整因應；而美國和盟友分裂加大，也有利於中國修復與這些國家的關係。但是，目前看川普加徵關稅的態度較為堅決，中美關係很難改善，是對中國不利的一個面向。

由於川普需要優先處理一些國內事務，如削減官僚體制等，目前看美國加徵關稅更可能逐步實施，這也意味著中國有一年左右更充裕的時間來應對關稅的衝擊。

例如，貝森特在獲得提名後的首次採訪中表示，他的政策將優先事項將是兌現川普的各項減稅承諾，包括使其第一任期內的減稅政策永久化，以及取消針對小費、社會安全福利和加班費徵收的稅。另外，高通膨引發民眾不滿是這次民主黨大選失利的主要原因，抗通膨仍是川普第二任期需要解決的優先事項。短期對華大幅加徵關稅並不是當下的最優選擇。

此外，美國對外加徵關稅不只針對中國，其他國家包括盟友國家也是他的目標，客觀上有利於中國修復和相關國家的關係，從美國建立的對華包圍圈中突圍。

實際上，傳統盟友加拿大已經被川普在社群媒體上發文直接威脅。而歐盟、日本對此都十分警惕，嚴陣以待。例如日英兩國政府已經在規劃新設外交和經濟閣僚參加的經濟版「2+2」會議，幫助重建因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而倒退的國際經濟秩序。

但是，川普政府加徵關稅的最終決心可能比較堅決，中國也需要做好中美貿易關係、甚至整體關係持續惡化的準備。

從川普挑選財政部長的人選來看，其對關稅政策的落實比較堅持。據報道，川普曾經有四個財長候選人，除了貝森特之外，後來成為商務部長的盧特尼克、私募基金創辦人羅文、聯準會前理事沃什也都是潛在人選。羅文和沃什都是因為在關稅問題上與川普立場並不一致，最終被川普排除在外；而貝森特之所以被選定，也是因為川普認為他更能執行政府的新政策。

在川普第一任期內，因為貿易摩擦中美關係急轉直下。伴隨著更高水準互徵關稅的到來，中美經貿關係再度受到衝擊恐怕是大概率事件；而中美經貿關係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這也意味著中國需要為更糟糕的中美關係做好準備。

當然，整體而言，中國需要抓住這一年的緩衝期，加速產業鏈重新佈局、解決房地產和地方債務問題，推動經濟穩定。中期而言，要進一步加大改革開放。綜合考慮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可能分歧加大，只要中國做好自己的事情，中美乃至中國和西方國家走向徹底脫鉤的可能性不高。

俄烏戰爭後，對俄羅斯是「越打越窮」還是「越打越富」問題，引發了熱烈討論，答案莫衷一是。

不可否認的是，俄烏戰爭加速了俄羅斯政治經濟政策的重大轉變，即俄羅斯在政治經濟上越來越重視國內自主的物質生產。俄羅斯推行了一系列的產業政策，許多工廠、農場和研究機構在蘇聯解體三十年後，終於再次獲得了產業專款撥款。不少產業在民辦官助的刺激下，產能恢復並超過了蘇聯最高水準。

此外，在政治上，技術官僚逐漸佔據了政府中的主要位置。同時，俄羅斯各級官員也出現了在招標引資、產業復興、基礎建設等方面的「政績競標賽」。

產業政策、技術官僚、政績錦標賽，使得俄羅斯政治經濟具有了「有為政府」的色彩。而全國自上而下推崇「進口替代、力求增加出口」的重商主義，逐漸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近日，俄羅斯駐英國大使安德烈·克林在接受BBC採訪時，自豪地宣傳：「我們取代了英國的位置，製造業排在全球第7名，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成就。」他的這一表態，就是俄羅斯意識形態轉變的體現。

在所有產業中，俄羅斯農業的復興速度最為迅速。目前，俄羅斯與居民日常生活相關的七大食品類別中，肉類、馬鈴薯、水產實現完全自給。雞蛋在選舉前由俄農業部自導自演的短缺後，目前自給率也維持在98.6%。牛奶、蔬菜和瓜類的自給率，也都在食品安全線以上。只有在水果方面，由於氣候和地理的限制，自給率只有46%，低於60%的安全線。

可以說，俄羅斯目前的農業，解決了吃飽和吃好的問題，把肉蛋奶菜都掌握在自己的菜籃和飯碗裡。要知道，這是前蘇聯自始至終都沒有解決的問題，農業復興大大提振了俄羅斯的民族信心。優秀的食品安全情勢，也穩定了戰爭時期的食品物價，進而保障了俄羅斯民生和政治穩定。

俄羅斯的農業復興，離不開俄羅斯自上而下的重商主義和產業政策。作為俄羅斯高等經濟大學訪問學者，筆者近距離觀察並參與了俄羅斯苜蓿產業復興的過程，可以提供一個代表性的案例。

苜蓿作為高蛋白的牧草之王，是乳業和肉牛產業的物質基礎，對人民吃肉喝奶極為重要。俄羅斯苜蓿產業也曾有過輝煌，前蘇聯的苜蓿產業和科技研發曾經接近美國的水準。但是，在蘇聯解體後，由於苜蓿產業高度依賴集約化的種植加工儲運體系和完整的肉奶產業鏈，俄羅斯大部分農村難以繼續進行苜蓿種植，苜蓿產業也處於崩潰消失狀態。

2014年後，俄羅斯苜蓿口的學者開始向俄羅斯農業部建言苜蓿產業的重要性。一些下海經商的學者，開始從事苜蓿種植、推廣和產業協會重組工作。在此背景下，2018年，俄羅斯苜蓿在全國成規模地推開，並在2021年實現了國內自給。

2022年，普丁總統曾親自向習主席提出要向中國出口苜蓿，並獲得批准。同年，俄羅斯政府開始向苜蓿研究機構撥付巨額專項基建經費，並透過與中國發改委功能類似的“部委-大型商業銀行聯席機制”，向牧草出口企業和產業協會批復和發放了專項產業資金。就在剛過去的10月，俄羅斯農業部和駐外使館的官員，都在幫助商人向中國和沙烏地阿拉伯這兩個苜蓿進口大國推廣俄羅斯苜蓿。這個例子充分體現了俄羅斯民辦官助的產業發展模式。苜蓿等飼草料的充足，也保障了戰爭期間肉奶供應和價格的穩定性。

目前，圍繞著“物質生產能力的重建”，俄羅斯出現了以下深層的變化。

在意識形態方面，俄羅斯有一種思潮，主張「帝俄」、「蘇聯」、「聯邦」三個時期互不否定。儘管當前俄羅斯人對蘇聯時代有各種各樣的認識，但是他們大多都懷念和讚賞蘇聯時代巨大的物質產能。蘇聯的產能、帝俄的民族主義和宗教，以及聯邦時期的市場經濟，毫無矛盾地融合在一起，成為當前俄羅斯政治經濟的重要意識形態。有些企業門口同時升起帝俄、蘇聯、聯邦三面旗幟，這就是產業界的政治表態。

其次，俄羅斯目前有濃厚的「進口替代」和「增加出口」的重商主義氛圍。在與俄羅斯學者和商人交流時，他們經常直言不諱地表示：「不希望出口原料，希望出口製成品」、「不希望中國人去俄羅斯包地種植，購買成品就可以了」、「不能從事大規模物質生產，會讓中國人看不起”，可見他們對出口的渴望有多強烈。現在俄羅斯官員和商人與中方人員在談判時，很討厭中國企業提出的「輕資產」概念，大多要求中方技術轉移，在俄羅斯建立組裝廠。

今年上半年，俄羅斯汽車產業遊說立法機構，推出針對外國進口車輛的高額報廢稅，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針對外國汽車的報廢稅，可以超過新車價格的1.5倍，基本上掐死了通過中亞國家「平行進口」汽車的通道。在目前的報廢稅限制下，外資企業如果要維持在俄羅斯汽車市場的份額，必須要進行在地化生產，這是俄羅斯版本的「市場換技術」。

俄羅斯在對外經貿方面，形成了具有俄羅斯特色的舉國體制，這點對中資企業影響較大。目前，中資企業普遍存在一種「俄羅斯現在被孤立，而且在戰爭狀態，必須依賴中國產品」的認識。但是，俄羅斯自沙俄時代以來，在莫斯科-聖彼得堡有一些商業世家，數代人從事對外採購，具有龐大的採購網絡。尤其是今年改組政府後，這群官商在政府裡的位置，進一步強化了俄羅斯對外貿易的國家體制。

在對華採購中，俄羅斯採購商人秉持繞過一切中間商的原則，能夠下沉到中國的縣域，找到源頭供用商。在實際操作中，俄羅斯採購人員反覆地、耐心地詢價。即使俄羅斯國內再急，他們詢價週期也很長。然後，他們會把供用商的報價向國內匯總，在實現摸底後，展開進行下一輪的壓價。

這種舉國體制非常有效，以至於中國的一些銷售經理反映，俄羅斯現在是一個沒有利潤的市場。在俄羅斯採購商耐心詢價和中資企業的相互競價情況下，一些機電產品的價格在最近半年內出現了腰斬，部分產品幾乎沒有利潤了。

不光在壓價方面，這種俄羅斯特色的舉國體制，也迫使中資企業進行技術轉移和就地生產。而大多數的中資企業，仍然沒有覺察到俄羅斯存在對外經貿上的舉國體制，低估俄羅斯商人的談判能力，自己把利潤「卷」沒了。

目前俄羅斯這種政治經濟轉型，存在一些有利因素，也有一些不利因素。其中有利因素包括，俄羅斯仍有一個相對封閉的俄語圈市場。由於俄語互聯網的相對封閉性，俄羅斯本土互聯網企業守住了俄語區，學習創新能力很強。例如最近俄羅斯本土電商OZON，也在搞雙11購物節。戰爭和製裁，恰恰保護了俄羅斯相對薄弱的產業，予以他們恢復和發展的空間。

此外，前蘇聯培養的最後一批產業工人和科技專家，還具有工作能力，並且拿到了一定的撥款。他們是知道如何運作一個產業體系的。因此，由他們重建一些產業和研發體系，仍然比較快。

不利因素方面，首先是戰爭導致的俄羅斯國內利率升高，對民營企業造成很大的信貸壓力。接近20%的基準利率，讓一些無法取得軍工訂單的工廠和企業，難以進行技術改造和產能擴充。

儘管俄羅斯政府重視技術引進和產業自主，但俄羅斯仍缺乏推動這一進程的技術官員，在地方政府層級尤其缺乏。俄羅斯目前在推行非常激進的幹部年輕化政策，90後紛紛上位。但這些40歲以下的官員往往不知道如何推動產業發展和引進外資，比較急躁且缺乏章法，同時在老幹部面前，鎮不住場子。

除此之外，俄羅斯現在沒有實現產業自主和對外開放的辯證統一。在民辦官助的產業復興過程中，有些商人往往處於自身利益，在政策和法規中挖坑，以維持自身的壟斷地位，過度排斥國外產品，不利於產業的迭代更新。而俄羅斯的科學研究經費基本上枯竭，目前，俄羅斯又進一步減少了2025年的科技預算，許多科研人員靠著情懷和科學世家的傳統而苦苦支撐。

由於戰爭和歐美製裁的持續，俄羅斯的親歐美勢力在政治和經濟上都不足以對抗本土產業派。因此，重商主義會在俄羅斯長時期處於主導地位，並孕育出相關的利益集團，從而繼續促進俄羅斯相關產業的復興，也將增強俄羅斯的貿易保護主義。

因此，具有「有為政府」色彩、重建物質生產能力、追求「重商主義」的戰時俄羅斯，絕對不能算是完全美好的貿易夥伴。但俄羅斯在本輪科技革命中，各種因素驅動的再工業化，無疑有利於它承接產業技術擴散，跟上本輪科技革命。因此，重建物質生產能力的俄羅斯，仍將是世界政治經濟舞台上的重要棋手。中國政界、產業界和學術界，需要強化對俄羅斯的理解和認知，未雨綢繆地管理和協調中俄關係。

「雷根大循環」（1982-1985年）的歷史背景是，美國經濟在1970-80年代初陷入“大滯脹”，1981年裡根上台後，實施了減稅、減少政府開支、放鬆管制、強硬國防和外交等政策。經濟表現上，經歷前期衰退後，1983-1985年呈現出“強有力的經濟、強勢的貨幣、龐大的預算赤字、巨額的貿易逆差”，最終實現了“無通貨膨脹下的經濟增長”。

「大循環」的關鍵傳導路徑包括：減稅、經濟成長與赤字適度擴張；經濟成長、高利率與資本流入；內需成長、強勢美元與貿易逆差；國防支出與強勢美元；經濟成長、高利率、進口成長與物價穩定。 1986-1989年雷根執政後期，美國持續維持「無衰退、無通膨」的經濟環境，並拉開二十年「大穩健」時代序幕。然而，「雷根大循環」並沒有能夠延續下去，「高利率」、「強勢美元」、「高赤字」和「巨額貿易逆差」等特徵先後出現轉折，主要原因在於美元走強與財政赤字擴張不可持續。

先比較政策：首先，川普與雷根一樣採取了「減稅+強硬國防」的內外政策組合，這曾是「雷根大循環」的關鍵起點。其次，川普與雷根執政時都呈現了「寬財政+緊貨幣」的政策組合，儘管川普並不支持貨幣緊縮。再一次，雷根和川普都希望擴大出口，但川普採取了更激烈和直接（關稅）的貿易保護手段。最後，川普和雷根對美元的態度“表面不同、實質相近”，都較大程度上放任美元自然走強，但也關注匯率過強對貿易的負面影響。

再比較經濟：2017-2019年川普的第一個任期內，出現了類似「雷根大循環」時期（1983-1985年）的經濟情形；但是從赤字擴張、高利率、強美元和貿易逆差的程度上看，「川普大循環」的程度明顯弱於「雷根大循環」。展望川普的第二個任期：「川普大循環」可能更加不穩定，且美國經濟能否繼續保持「無衰退、無通膨」格局有待觀察，尤其是通膨反覆風險值得警惕。具體原因包括：川普減稅政策收益或不明顯，財政赤字擴張壓力更大，貿易保護程度可能更深且貿易逆差更難擴大，貨幣政策獨立性可能弱化等。

美債：利率都先升後降，緊跟貨幣政策變化，都經歷了聯準會從升息到降息的過程。展望川普第二任期，美債利率也可能「前高後低」。

美股：整體表現積極，但「雷根大循環」後期因經濟疲軟等引發崩盤。展望川普第二任期，美股雖大方向積極但面臨通膨反覆等風險。

美元：在雷根時期呈現「倒V型」走勢，川普時期走強。展望川普第二任期，美元可能繼續偏強但有邊界。

黃金：雷根時期緊跟美元呈“V型”，川普第一任期美元解釋力弱化。展望川普第二任期，金價可能先弱後強，且投資機會或高於風險。

風險提示：美國經濟與通膨超預期下行，美國貨幣政策超預期變化，川普第二任期對內或對外政策落地不及預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