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呼吸：美国暴力执法的死结

从“古德之死”到“普雷蒂之死”，不到三周，相距不足两公里的地方，美国联邦执法人员的枪声再次响起。这片土地，也正是近六年前乔治·弗洛伊德发出“我无法呼吸”悲鸣的地方。五年多过去，暴力执法的阴影从未散去，反而让整个社会陷入“漫长的窒息”。

美国的暴力执法问题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种族歧视、贫富分化、枪支泛滥和制度偏袒等顽疾交织下的恶果。在两党无休止的政治攻讦中，这个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这幅漫画辛辣地讽刺了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的行为，描绘其执法人员将象征美国核心价值观的自由女神压在身下，暗示自由、法治等理念正遭到暴力侵蚀。

“街头屠杀”：暴力执法悲剧重演

1月25日，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居民冒着寒风，悼念被枪杀的重症监护室护士亚历克斯·普雷蒂。朋友们形容他“温和、善良，富有同情心”。然而就在前一天，37岁的他倒在了联邦执法人员的枪下。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官方说法是，普雷蒂当时持枪靠近执法人员，并“暴力抵抗”，后者被迫“防卫性开枪”。但目击者视频很快揭穿了这一说法：普雷蒂手中拿的是手机，没有任何画面显示他持有武器。

2026年1月25日，民众在加州旧金山为亚历克斯·普雷蒂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抗议暴力执法。

这已是当地当月第二起致命执法事件。1月7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人员开枪打死了美国公民蕾恩·妮科尔·古德。她的死亡地点，距离弗洛伊德遇害处仅约1.6公里。

接连的暴力事件点燃了民众的怒火，他们痛斥这是“街头屠杀”和“冷血处决”。《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莉迪娅·波尔格林写道：“在明尼阿波利斯，我看见一场内战。”

ICE只是美国暴力执法的冰山一角。据“警察暴力地图”网站统计，2025年美国警察共造成1314人死亡，全年只有6天没有发生警方致死案件。伊利诺伊大学的研究也显示，每年约有25万人在执法中受伤，超过600人死亡。美国《大西洋》月刊评论认为，美国的执法文化已经崩溃，残暴和非人性化的理念深植于许多执法部门。

历史与社会：暴力执法的深层根源

美国的暴力执法根植于其历史，并与种族歧视、贫富差距和枪支泛滥等问题交织，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

美国的警察制度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南方追捕逃亡黑奴的“奴隶巡逻队”，他们被授权使用暴力。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指出，美国现代法律体系深深根植于奴隶制。这种历史原罪，让执法体系从诞生起就带有系统性的种族歧视。

2022年5月25日，弗洛伊德的家人参加其遇害两周年纪念活动，他的死曾引发全美范围的抗议浪潮。

时至今日，种族主义的幽灵依旧盘旋。统计显示，自2013年以来，黑人被警察杀害的概率是白人的2.8倍。尽管“弗洛伊德之死”曾掀起大规模抗议，但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五年多后，近九成受访者认为警察与黑人的关系并未改善，甚至变得更糟。

贫富差距是另一个关键视角。研究表明，社区的贫困率与警察暴力致死率成正比，最贫困社区的致死率是最富裕社区的三倍多。这揭示出暴力执法也是美国社会制度性不平等的直接体现。

此外，枪支泛滥也加剧了暴力循环。美国民间枪支保有量估计高达4亿至5亿支，超过了3.4亿的总人口。德克萨斯大学教授迈克尔·谢拉-阿雷瓦洛指出，在这种环境下，警察会假定任何执法对象都可能携带武器，这深刻影响了他们的训练、心态和武力使用规则。

“豁免权”护体：为何追责如此之难？

尽管对暴力执法的投诉层出不穷，但受罚的执法人员却寥寥无几。美国司法体系为他们打造了一件坚固的免责“护身符”。

其中最核心的是“有限豁免权”原则。该原则规定，只要公职人员的行为不违反“一个理性人应该知晓的宪法和法规”，就可以免责。在司法实践中，这通常要求必须找到“情节完全一致的判例”才能判定执法者违法，导致追责极其困难。

这层“盾牌”让许多有“黑历史”的警察得以长期留在队伍中，行为愈发肆无忌惮。例如，在“跪杀”弗洛伊德之前，警察德雷克·肖万已收到至少17起投诉，但其中16起都以不了了之告终。

近期，特朗普政府甚至主张射杀古德的ICE执法人员应享有“绝对豁免权”，这意味着相关指控在进入调查阶段前就会被驳回。布鲁金斯学会警告，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执法规范，带来更深远的负面影响。

同时，美国警察机构层级分散，联邦、州、县、地方各自为政，导致联邦层面的问责体系形同虚设，连准确掌握不当执法信息都十分困难。

党争的撕裂：改革为何寸步难行？

从“我无法呼吸”到“为古德伸张正义”，民众的愤怒一次次爆发，但暴力执法问题始终无解，背后是一个深陷党争漩涡的美国。

在最近的两起枪击案后，两党立刻陷入了互相指责。共和党阵营将受害者定性为“本土恐怖分子”，而民主党则谴责执法者滥用暴力。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双方都急于利用这一议题攻击对手、拉拢选民，而公共安全再次沦为政治算计的牺牲品。

这种对立加剧了社会的“情感极化”。特朗普政府推行强硬移民政策，质疑少数族裔的合法性；民主党则为争取选票，将执法机构描绘成种族压迫工具。这种“双向妖魔化”的叙事，激化了执法人员与民众的矛盾。

更严重的是，愈演愈烈的党争让执法体系改革陷入停滞。弗洛伊德案后，民主党曾提出旨在加强问责的法案，但因两党在国会相互掣肘，法案至今未能通过。改革被党争绑架，暴力执法的乱象只能在恶性循环中不断重演。

正如《时代》周刊所写：“美国已成为一个被党争仇恨撕裂的国家。”层出不穷的暴力执法和无休无止的政治争斗，正是美国制度缺陷与治理失灵的又一例证，不断加深着民众对未来的迷茫与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