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S统计口径是否有误？如何正确看待美国7月非农数据

经济

摘要:

如何正确看待美国7月非农数据?降息预期的增加为什么反而会导致大类资产的下跌；以及在去年的同一时间里，市场也是由劳动力数据的放缓，从而触发了萨姆规则，导致市场开始交易“衰退和滞涨”的趋势。随着时间来到了本次劳动力数据引发的恐慌抛售，这是否预示着这一轮的下跌才刚刚开始？

美国劳工部8月1日公布的7月非农就业岗位新增仅7.3万个，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10万个。失业率从4.1%微升至4.2%。在这份报告发布之际，一度引发市场抛售，同时引发了不少的质疑。

事实上，真正引发市场恐慌抛售的是劳工部对于前两个月非农数据的修正。在修正之前，5月份以及6月份的新增岗位分别为12.5万以及13.3万，修正之后分别来到了1.9万与1.4万。如果说在扣除其中政府部门的招聘，相当于将原本两个月25.8万的就业人数下修到了接近为0的水平，这实在是过于夸张，也令某些政客感到失望。

要知道如果说仅仅只是一个正常的下修幅度，一定在市场的预期之内；但是如此大幅度的数据的下修，单纯从结果的角度出发，这跟造假貌似也没有太大的区别。随后市场经历了股、债、汇三杀的局面；同时，特朗普也发文称要解雇劳工部部长。

相较于较为稳定的失业率，本次非农的统计口径注定了这一组数据会有很强的噪音。我们知道非农数据的统计来源是BLS，这一部分的统计口径是由劳工部通过对于部分企业发送问卷调查的方式来收集相关的信息；这就存在在非农报告发布之前，一定会有很多企业未能按时提交回复的情况，而此时此刻就需要劳工局来进行一个估算。所以在后续企业会陆续提交回复之前，劳工部便会对于之前的初步估算来进行一个修正。况且，本轮非农数据的公布是在8月的第1天，数据统计不完整是符合逻辑的。

另外一个被市场完全忽略的叙事那就是美国就业市场上长期存在的“夏季效应”。美国就业市场的“夏季效应”通常指的是夏季（6月至8月）期间，由于季节性因素导致的就业市场特定变化和波动。该效应在美国历年的就业数据中都是较低的（炎热的夏季推升旅游、探亲、度假热度同时推低了找工作的欲望）。这一效应不是一个官方或固定的经济术语，而是市场观察者、经济学家和投资人在分析就业数据时经常提到的季节性现象。

所以本轮非农数据的统计口径存在噪音以及面临修订是一个必然事件，而且7月非农数据它的企业回复率要比5月包括6月更低，所以要事先建立一个等到下月数据公布的时候，本月的7.3万同样可能面临一个大幅修正的预期。而且市场也有可能重新拾起这样一个趋势来加以炒作。

第二个问题那就是市场事前关注的焦点——通胀数据，此焦点归根结底是期望通胀放缓可以增加美联储降息的概率，从而利好大类资产价格。也就是把降息跟利好进行一个挂钩绑定。但是为何得益于本次的劳动力数据导致9月份的降息概率已经飙升至了80%，资产价格却反而出现了大幅的下跌呢？这里的关键点就在于要知道降息的前置条件一共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随着通胀的放缓，央行所实施的主动降息，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隔夜利率更加贴近于中性利率，这是对于资产价格有力的降息前置条件。

第二种是市场暴露了通胀或者说衰退的相关的问题，导致央行被迫进行一个降息救市，这是典型的对于资产价格不利的降息前置条件。

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上一轮由劳动力市场的放缓引发的恐慌抛售行为，也就是去年的7月底8月初的行情为，日元的“套利机会”加上失业率在当时出现了持续的上涨，最终是由萨姆规则被触发所引起的衰退滞涨趋势，但是反观当下影响因素其实只有非农下修所引发的阶段性恐慌情绪。

上图可以看到，市场的恐慌情绪跟去年的同一时间相比完全不是一个量级。而且反观当下，企业管理层对于二季度的指引包括对于资本支出的加大，或者说现阶段由人工智能驱动的科技进步，这些在二季度财报季所反应出来的现状是更具代表性的，现阶段的背景显然是不支持这样一个衰退的趋势。

而且如果说我们回过头去看，标普从4月份的低点已经上了34%，纳指更是上涨了45%，整个的上涨过程并未经历任何相应的调整；此时此刻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之下，任何的利空都会被进行一个放大的处理，市场毕竟也存在着获利了结的需求。

如果说我们将时间周期拉长来看，后续市场有降息预期和财政扩张；有减税，有去监管，有川普的“临阵退缩”有美联储的“看跌期权或救市”，所以说不确定性以及风险相较于去年同期都会小非常多。根据这些要素，我们认为基于本次非农数据所引发的恐慌抛售将是短暂的，投资人不必恐慌。

文章来源：Eva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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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文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未考虑到某些用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其他需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

Damon

经济

今年上半年，日本经济企稳迹象初现，下半年日本消费复苏态势或将持续。随着外部因素不确定性下降，日本企业投资预计也将保持韧性。未来日本经济有望温和修复，日本央行短期虽维持观望态度、放缓缩表步伐，但中长期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趋势未改，年内仍存在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

日本通胀下半年或将有所放缓，但仍具有黏性

受2024年底以来日本央行连续加息、日元汇率一度走强影响，输入型通胀压力阶段性缓解，但4月后日元回调、美联储降息预期延后，日元走势偏弱重新对通胀形成温和推升。由于日本恢复汽油补贴，日本6月通胀压力有所放缓。考虑后续日元升值空间、原油价格偏弱运行、政府推出从库存中释放大米等缓解措施后日本超市大米价格有所回落，下半年日本通胀或将有所放缓，但预计日本通胀也将保持黏性。此外，也需注意受7月参议院选举结果影响，日本政策不确定性加剧，若新增补贴、消费税削减等财政扩张政策落实，这或进一步推升潜在日本通胀压力，未来日本通胀上行风险仍需关注后续财政及关税贸易政策落地情况。

今年上半年日本家庭支出整体呈现复苏态势

5月日本家庭月度实际消费支出同比大幅回升至4.7%，为近26个月以来最高点，日本消费呈现复苏态势。自2025年4月以来，日本消费者信心指数各分项指标出现改善，居民预期有所企稳。此外，未来若现金补贴或减税政策落地，有望推动日本消费动能增强。然而后续也需观察关税政策对于日本经济负面影响的程度。

在日本消费逐步修复、企业盈利较好的背景下，企业投资动能虽有所波动但整体仍有支撑

机械订单作为日本企业设备投资的领先指标，近期非制造业的投资增速有所降温，但日本制造业机械订单同比增速仍保持在历史较高水平。另一方面，建筑投资的领先指标已开工建筑面积中非住宅的开工面积近期有所上升，并且日本Sentix投资信心指数自4月以来也明显反弹，反映出企业对中长期投资的信心有所修复，但整体而言企业投资二季度因关税影响有所走弱。预计在日本国内内需弱复苏的背景下，日本企业投资仍具韧性。

未来日本经济有望温和修复，日本央行年内存在加息的可能性

2025年一季度日本实际GDP环比零增长，经济动能阶段性放缓，但随着美国与其他国家贸易冲突缓和，日本消费者信心回暖，服务业PMI指数回升，日本内需有所修复，日本经济企稳迹象初现。与此同时，当前执政联盟失去参众两院多数地位，在野党推动削减消费税的财政扩张倾向预计将增强，市场对日本长期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升温。日本央行短期虽维持观望态度、放缓缩表步伐，但中长期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趋势未改，年内仍存在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

风险因素

日本经济变动超预期；日本货币政策超预期；美国贸易政策超预期；地缘政治风险超预期等。

来源：中信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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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央行

经济

美联储理事库格勒(Adriana Kugler)周五出人意料地宣布将于8月8日提前辞职，这意味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能比预期更早地，为这一至关重要的美联储理事席位寻找继任者，乃至借此机会更深入地插手美联储事务……

库格勒的任期原定于1月31日结束，她是由美国前任总统拜登任命的。

“能够在美联储理事会任职，是我一生中的莫大荣幸，”库格勒在提交的辞职信中写道。该信目前已在美联储官网发布，但未说明她提前离职的具体原因。信中特别提到，“能在实现抑制通胀与维持强劲韧性劳动力市场的双重使命关键时期履职，我深感荣幸。”

值得一提的是，库格勒本周三就已极其不同寻常地缺席了美联储7月议息会议，同时并未安排其他人替她投票，美联储称其因“私人事务”请假。

而在本周的议息会议上，当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议进行表决时，则出现了多达两名理事持反对意见的罕见局面——这是1993年以来的首次。

对此，美国特朗普周五下午对记者表示，“我认为库格勒的辞职，是因为她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利率问题上存在分歧。美联储理事会现在有了一个空缺席位，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不过，库格勒提前辞职的真相，是否真如向来口无遮拦的特朗普所述，目前显然尚无法证实。事实上，特朗普有关库格勒与鲍威尔在利率问题上存在分歧的说法，从逻辑上并不太站得住脚。因为从过往的立场看，库格勒甚至算得上是美联储理事中最为鹰派的官员之一。如果她本人出席了本周的议息会议，很可能也将会对美联储本周按兵不动的决定表示赞同。

(美联储内部鹰鸽阵营排列：库格勒算是最鹰派的理事)

据悉，自2023年9月13日就任美联储理事的库格勒，今秋计划重返乔治城大学执教。鲍威尔在美联储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我高度肯定库格勒博士在理事会的贡献，并祝愿她未来事业顺利。她为理事会工作带来了卓越的经验与学术洞察力。”

提前改造美联储

无论如何，库格勒提前离任留下的空缺，将给特朗普在当前这个敏感时刻“改造”美联储，提供一个“天赐良机”……

目前，特朗普政府正物色明年五月鲍威尔主席任期届满后的接替人选，其中某位候选人可能会通过先填补上库格勒的理事席位，作为接下来就任主席的“铺垫”。

负责物色下任美联储主席人选的美国财长贝森特本周四已构想好了具体路径：白宫先任命人选填补库格勒席位，该人选继而可在明年五月角逐鲍威尔职位。白宫还期望鲍威尔在主席任期结束后彻底离开美联储理事会，从而腾出第二个理事席位。鲍威尔尚未表态是否留任——其理事任期将持续至2028年。

RSM首席经济学家Joe Brusuelas周五指出，“无论是否情愿，我们都将迎来‘影子主席’。白宫要求美联储降息的压力将加剧，对美联储独立性的干预也将变本加厉。”

据业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当前考量的下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包括了：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前美联储理事凯文·沃什、以及去年提议设置“影子主席以”削弱鲍威尔权威的财长贝森特本人。现任美联储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也在潜在继任者名单中。

库格勒席位意外空缺之际，特朗普正向美联储施压要求降息至少300个基点。周五他在社交平台发帖，要求美联储理事会“接管掌控权”，并敦促鲍威尔领导下的委员会“执行众望所归的政策举措”。

在周三美联储政策会议上主张降息25个基点的美联储理事沃勒与鲍曼，周五则通过声明解释了他们此次会议投下反对票。两人均将劳动力市场隐忧作为美联储应启动降息的依据。沃勒在声明中强调，“我认为观望态度过于谨慎，未能合理平衡经济前景风险，可能导致政策滞后于形势发展。”

在沃勒与鲍曼声明发布30分钟后出炉的美国7月非农就业报告，则显示新增就业岗位远逊于预期，疲软数据导致利率市场上9月降息的概率从前一日的不足40%飙升至了80%。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平台称赞了两位美联储理事的异议之举，宣称美联储内部异议声浪必将日益强劲。

美联储理事会共有七个席位，这七人在任内均在负责制定货币政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中拥有永久投票权。FOMC的另外五个席位由全国各地的地区美联储主席轮流担任。美国总统有权提名美联储理事(需经参议院批准)，而地区联储主席则由辖区联邦储备银行遴选。

事实上，有鉴于目前美联储内部已经有两位极为鸽派的理事，一旦特朗普再用一位鸽派人士填补上库格勒(鹰派)留下的空白，即便鲍威尔依然不愿“妥协降息”，整个美联储理事会内的格局或许也已变为了“鹰鸽两分、势均力敌”的态势。

对于鲍威尔而言，这个周五无论是非农低迷还是库格勒辞职的消息，或许都正令他深感焦头烂额……

文章来源：财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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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n

经济

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8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总统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指责劳工统计局局长埃丽卡·麦肯塔弗在2024年美国大选前“人为夸大”就业数据，要求立即将其解职，并由“更有能力的人选”接替。

根据美东时间周五早上发布的报告，美国7月新增就业岗位为7.3万个，远低于市场预期，失业率上升至4.2%。更引人关注的是对5月和6月数据的大幅修正，两月合计被下修了25.8万个岗位。

具体而言，5月新增就业从原先的14.4万被下修至1.9万，6月从14.7万被下修至仅1.4万。

劳工统计局（BLS）在报告中表示，此类修正是“基于企业和政府机构提供的后续报告，以及季节性因素重新计算的结果”。

最新就业数据发布后，特朗普在其自创社交媒体平台Truth Social上发文，指责麦肯塔弗，称当前的就业报告“由拜登任命的官员编制”，并已下令其政府将她免职。

在当天的贴文中，特朗普指责麦肯塔弗和劳工统计局在去年大选前“伪造”就业数据，并指出2024年2月的基准修正显示，2023年的就业增长被高估了约81.8万个岗位。

特朗普在贴文中声称，麦肯塔弗和劳工统计局严重高估就业数据，旨在帮助前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赢得大选。

“我们需要准确的就业数据，”特朗普写道。“她将由一位更有能力和更合格的人取代。这类重要的数据必须公正、准确，不能被政治目的操纵。”

美国劳工部长洛丽·查韦斯-德雷默周五宣布，劳工统计局副局长威廉·威亚特罗夫斯基将暂代局长一职，直至找到继任者。

麦肯塔弗于2023年7月被美国前总统拜登提名，并于2024年1月以86票赞成、8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通过参议院确认。投票中获得了两党的广泛支持，现任美国副总统、共和党人J·D·万斯也投下了赞成票。

与此同时，特朗普周五再次将矛头对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在特朗普领导下，经济正在蓬勃发展，尽管美联储也在玩花招，这次是用利率。他们在总统大选前两次大幅降息，我猜是想让卡马拉当选——结果如何？杰罗姆‘太迟了’鲍威尔也该被‘送去退休’了，”特朗普写道。

今年以来，特朗普多次施压鲍威尔要求降息，甚至威胁要将其解职。然而，鲍威尔领导下的美联储已连续五次在利率会议上按兵不动

在本周利率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鲍威尔表示：“我们仍需时间真正理解关税政策的影响。”

他强调，如果过早行动，可能导致通胀未被彻底解决，反而得不偿失；而行动过晚，则可能对劳动力市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鲍威尔最初由特朗普于2017年提名担任美联储主席，2021年再由拜登提名连任。

文章来源：财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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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政治

经济

2025年，世界见证了美国地缘经济战略的一次急剧转向。

特朗普政府以“对等”和“公平”为名，挥舞关税大棒，对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贸易战。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贸易摩擦，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旨在重塑全球供应链、遏制中国影响力、并重新确立美国经济霸权的战略行动。

东南亚，作为全球制造业网络中与中国联系最紧密的地区之一，骤然发现自己被推到了这场风暴的最前沿，一道无形的“关税铁幕”正在缓缓落下。

这场攻势的规模和烈度是惊人的。

4月初，华盛顿宣布了其“对等关税”计划，清单上的数字触目惊心：对越南出口商品加征46%的关税，对柬埔寨加征49%，对泰国36%，对印度尼西亚32%，对马来西亚也达到了24%。

这些数字远超市场预期，瞬间在亚洲新兴市场引发了恐慌。消息公布后，泰铢、马来西亚林吉特、印尼盾等东南亚国家货币应声跳水，资本市场剧烈震荡。荷兰国际银行的分析师直言，受此次关税公告打击最严重的地区无疑是亚洲新兴市场。

美国官方将此举包装为对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回应，声称是其他国家的高关税壁垒迫使美国采取“对等”措施。然而，这种叙事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许多被加征高额关税的东盟国家，恰恰是美国享有巨额贸易顺差的来源地。2024年，美国与东盟的贸易总额高达4768亿美元，其中东盟对美出口3523亿美元，贸易顺差达2277亿美元。

这清晰地表明，特朗普政府的真实目标并非追求贸易平衡，而是另有所图。

更深层次的分析揭示了其背后的地缘战略意图。多位分析人士指出，这轮关税是华盛顿“一次蓄谋已久的升级”，其核心目的在于通过经济胁迫，强行推动全球供应链与中国“脱钩”。通过大幅提高东南亚国家产品的成本，特别是那些深度嵌入中国产业链的产品，美国试图让维持与中国的紧密联系变得“在经济上不划算”。

这一策略的本质，正如马来西亚媒体所指出的，是将国际经贸演变为“政治勒索”的工具，意图通过经济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屈从于其战略节奏。贸易，在这一刻被彻底“武器化”了。

此外，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巨大不确定性本身，也成为一种战略武器。

华盛顿在4月宣布高额关税后，又宣布推迟90天执行，为双边谈判留出窗口。这种“极限施压”的策略，让目标国家和企业陷入了极大的困惑与焦虑之中。企业无法制定长期投资计划，资本支出和贸易活动因政策前景不明而受到压制。这种人为制造的混乱状态，最大化了美国在双边谈判桌上的筹码，迫使各国争相寻求与美国达成任何能够提供些许确定性的协议，哪怕代价高昂。

注：截至发稿时，东南亚多国与特朗普政府谈判的关税变化

可以说，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并非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场地缘政治权力游戏。他以“公平贸易”为幌子，行“经济胁迫”之实，其最终目标是瓦解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生产网络，重建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更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全球经济秩序。

东南亚国家，无论情愿与否，都已被卷入这场大国博弈的漩涡中心。

“东盟的困境”：集体迷失与各自为战

面对美国来势汹汹的关税大棒，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本应成为地区国家抱团取暖、集体应对的天然平台。然而，现实却残酷地揭示了“东盟方式”（ASEAN Way）在赤裸裸的强权政治面前的脆弱性。

在官方层面，东盟各国部长发表联合声明，表达了对美国单边关税政策的“深切担忧”，重申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并呼吁美国进行建设性对话。这些声明措辞严谨，立场正确，却如同一纸空文，无力阻挡华盛顿的单边主义铁蹄。

问题的根源在于，东盟作为一个组织，其核心运作原则是协商一致和不干涉内政，这使得它在面对一个拒绝多边框架、奉行“交易式”双边主义的强大对手时，显得力不从心。

东盟的反应机制是发布联合声明和呼吁对话，而特朗普政府的策略则是绕开多边机构，通过双边施压达成符合自身利益的“交易”。这两种模式的根本性错位，决定了东盟无法形成统一的、具有威慑力的反制力量。

于是，一幅“集体迷失、各自为战”的图景在东南亚迅速展开。

几乎在东盟发表联合声明的同时，各成员国已经开始了与美国的双边接触。越南迅速派遣高级别代表团访美，展开密集磋商。泰国也公开表示愿意与美国谈判，寻求解决方案。作为2025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虽然努力协调各国立场，试图推动“东盟作为一个整体”来应对挑战，但其自身也面临着25%的关税压力，同样被迫卷入了与美国的双边谈判。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的警告一针见血。他多次呼吁，“我们的凝聚力绝不能止于宣言”，并明确指出，东盟作为一个“联合的集团”所面临的真正挑战，是美国的关税，而非其他。这番话道出了地区内有识之士的清醒认知，也反衬出东盟集体行动的无奈与乏力。

压垮东盟集体阵线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越南先例”的确立。

越南是本轮关税战中遭受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面临高达46%的惩罚性关税。巨大的压力迫使河内不得不全力寻求突破。最终，美越达成协议，将关税降至20%。从越南自身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危机公关，避免了最坏的结果。但从整个东盟的视角看，这个协议却是一次战略性的失败。

越南的协议为其他东盟国家设定了一个新的、极高的“参照基准”。它彻底改变了地区内其他国家的博弈逻辑。

各国关注的焦点不再是如何联合抵制美国的非法关税，而是如何通过双边谈判，为自己争取一个不劣于（甚至优于）越南的“交易”。这使得东盟成员国之间从潜在的合作伙伴，瞬间沦为争夺美国市场份额的竞争对手。印尼工商界人士就曾公开表示，越南20%的关税对印尼构成了直接的竞争威胁，因为两国在纺织、鞋类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上高度重叠。

美国的“分而治之”策略取得了完美成功。通过率先与越南达成协议，华盛顿巧妙地瓦解了东盟形成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将一个集体性危机，分解为一系列孤立的双边问题。东盟各国被迫在相互猜忌和竞争中，独自面对美国的极限施压，最终只能吞下各自的苦果。

印尼观察：一场极限施压下的“交易式外交”

在东盟各国仓皇应对的乱局中，印度尼西亚的案例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观察窗口。

作为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和人口大国，印尼的应对策略、谈判过程及其最终结果，集中体现了中小国家在超级大国经济胁迫下的艰难处境与无奈抉择。通过深入剖析雅加达的这场“交易式外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特朗普关税战的真实代价，远不止于关税本身。

从32%到19%：雅加达的艰难抉择与代价

2025年4月，当美国宣布将对印尼商品征收32%的“对等关税”时，整个印尼商界陷入了巨大的恐慌。印尼雇主协会（Apindo）迅速发出警告，称如果这一税率成为现实，将可能引发大规模裁员、印尼盾汇率剧烈波动，甚至导致大量中国商品为规避美国关税而涌入印尼市场，冲击本国产业。纺织业协会更是具体预测，可能会有5万至7万名工人因此失业。

面对迫在眉睫的危机，雅加达政府展开了一场堪称“疯狂”的外交斡旋。印尼高级别谈判代表团紧急飞往华盛顿，与美方进行密集磋商。为了展现“诚意”，印尼方面甚至抛出了一个价值高达340亿美元的贸易方案，承诺大量采购美国商品，以换取关税减免。

经过数月的极限拉扯，最终的“交易”细节浮出水面。

特朗普总统高调宣布，与印尼达成了一项“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对印尼商品的关税从威胁的32%降至19%。作为交换，印尼付出了惊人的代价：承诺向美国采购价值150亿美元的能源产品、45亿美元的农产品，以及50架波音飞机；更关键的是，印尼同意对所有美国出口到印尼的商品实行“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豁免”，即零关税准入。特朗普骄傲地宣称，“我们的牧场主、农民和渔民将首次能够完全进入超过2.8亿人口的印尼市场。”

这笔交易的本质，是一种典型的“非对称互惠”。美国所谓的“让步”，仅仅是降低了一个由其单方面凭空制造出来的惩罚性威胁，其自身并未付出任何实际成本。而印尼的“让步”，却是具体的、真金白银的、且具有长期约束力的经济承诺。印尼经济学家直言，这份协议“并不理想”，它几乎肯定会导致印尼长期以来对美享有的贸易顺差大幅缩水。

这根本不是一场平等主体之间的自由贸易谈判，而是一场赤裸裸的胁迫。协议的达成，与其说是外交胜利，不如说是印尼在重压之下，为换取确定性而付出的“保护费”。

“镍牌”的博弈：资源民族主义如何成为双刃剑

在这场与美国的艰难博弈中，印尼手中并非没有牌可打。其最大的一张王牌，就是“镍”。

印尼拥有世界第一的镍储量和产量，是全球不锈钢及电动汽车（EV）电池产业链中不可或逾越的关键一环。近年来，佐科政府大力推行“下游化”（hilirisasi）的资源民族主义政策，其核心举措是在2020年全面禁止未经加工的镍矿石出口。

这一政策的初衷，是将产业链留在国内，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从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禁令一出，迫使外国投资者，尤其是中国企业，不得不将冶炼厂直接建在印尼。

在高达300亿美元的中国资本涌入后，印尼迅速建成了庞大的镍加工产业集群，中国企业目前控制着印尼约75%的镍冶炼产能。这一方面帮助印尼成功实现了其“下游化”的战略目标，使其成为全球镍市场的主导者；另一方面，也让印尼的镍产业与中国资本形成了深度捆绑。

这张“镍牌”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发挥了微妙的作用。最终达成的协议中，关键矿产被明确豁免19%的关税。这表明华盛顿认识到印尼在全球电池供应链中的战略地位，不敢把印尼逼得太紧。然而，这张牌也是一把双刃剑。

印尼所面临的战略悖论在于：其成功维护资源主权的基石——庞大的中国投资——恰恰使其成为美国地缘经济遏制战略的重点关注对象。

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IRA）就以供应链安全为由，将那些与“受关注的外国实体”（主要是中国）有关的电池组件排除在电动汽车税收抵免之外。这意味着，尽管印尼拥有海量的镍资源，但由于其产业链中浓厚的“中国背景”，其产品很难享受到美国主导的西方绿色能源市场的政策红利。

因此，印尼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它既想利用自己的镍资源优势作为与西方讨价还价的筹码，又无法在短期内摆脱对中国资本和技术的依赖；它成功地通过资源民族主义提升了自身的经济主权，却又在不经意间将自己置于中美大国博弈的交叉火力之下。如何在这两者之间走钢丝，将是印尼未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关键产业的“阵痛”：棕榈油、纺织业的未来迷雾

对于印尼经济而言，宏大的地缘战略博弈最终会传导至具体的产业和万千民众的生计。19%的关税，对于利润本就微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印尼的棕榈油、纺织品、鞋类和家具等传统优势出口产业，在这场关税战中首当其冲，感受到了最直接的“阵痛”。

印尼雇主协会（Apindo）主席辛塔·卡姆达尼（Shinta Kamdani）多次警告，关税带来的最大风险在于，印尼产品将在美国市场上丧失相对于邻国的竞争力。

她举例说，越南是印尼在鞋类等产业上的最大竞争对手之一。如果越南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只需承担20%的关税，而印尼产品需要承担更高的税率（在谈判前是32%），那么美国采购商无疑会选择前者。即便最终印尼争取到了19%的税率，这种微弱的优势也随时可能因汇率波动等因素而被抵消。

印尼棕榈油协会（Gapki）也表达了同样的忧虑。印尼是美国棕榈油市场最主要的供应国，占据约85%的份额。但关税的差异化实施，可能导致美国买家转向关税更低的马来西亚，从而侵蚀印尼的市场份额。

这种现象揭示了美国关税政策一个更为阴险的后果：它不仅对单个国家施加压力，更是在东盟内部巧妙地制造了一场“内卷化”的竞争。

通过与不同国家谈判达成不同的关税税率，美国成功地在这些经济结构相似、出口产品重叠的国家之间打入了楔子。这迫使东盟国家将彼此视为争夺美国市场订单的直接对手，而不是在区域一体化框架下的合作伙伴。这种“以邻为壑”的局面，从根本上削弱了东盟的经济凝聚力，使其更难形成合力来应对外部挑战。这正是华盛顿“分而治之”策略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战略对冲与“向东看”：东南亚的未来出路

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这场关税战，虽然给东南亚国家带来了短期的混乱与阵痛，但从一个更长的历史维度看，它也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催化剂。美国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正在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加速推动亚洲经济格局的重构，迫使东南亚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与未来。

一个日益清晰的共识是，美国已不再是一个“可靠的贸易伙伴”。其政策的反复无常和以自我为中心，使得过度依赖美国市场成为一种巨大的战略风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东南亚国家不约而同地加快了战略对冲的步伐，其核心方向是“向东看”，即深化区域内部以及与亚洲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合作。

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加倍重视。越来越多的地区政治家和学者呼吁，应充分利用和深化RCEP框架，拆除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以对冲美国保护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

企业层面也闻风而动，“中国+1”（China Plus One）战略正在被广泛采纳。跨国公司不再将生产基地完全迁出中国，而是在保留中国核心产能的同时，在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增设新的生产设施。这种布局既可以利用东盟的低成本优势，也能有效规避美国针对单一国家的关税壁垒，实现风险对冲。

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地区并未停下贸易自由化的脚步。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的贸易协定、英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都表明全球贸易合作多元化仍在前行。相比之下，美国却游离于主流之外，其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因拒绝提供真正的市场准入（即降低关税）而被亚洲伙伴普遍认为“缺乏实质性利益”。这种对比，进一步强化了东南亚国家寻求多元化出路的决心。

然而，美国的遏制手段也在演变。

在与越南和印尼达成的贸易协议中，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新工具是“反转运”（anti-transshipment）条款的武器化。协议规定，任何被怀疑是从中国等高关税国家转运至越南或印尼再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被加征高达40%的惩罚性关税。

这一条款的危险之处在于其定义的模糊性：何为“转运”？是简单的更换标签，还是指产品中含有一定比例的中国产零部件或原材料？

这种模糊性赋予了美国海关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其可以随时对来自该地区的任何进口商品进行惩罚。这实际上是将供应链审查的责任和成本，转嫁给了越南和印尼等国。它们现在必须投入大量资源来追踪和证明其出口产品的原产地，以避免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这是一种极具侵略性的“长臂管辖”，让美国能够深入到伙伴国家的主权经济空间内部，强行推行其与中国“脱钩”的议程，将贸易伙伴变成其经济战中不情愿的“代理警察”。

结语

综上所述，特朗普的关税战如同一场压力测试，暴露了东南亚在全球变局中的脆弱性，也激发了其寻求战略自主的紧迫感。

华盛顿的本意是重塑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供应链，但其采取的手段却事与愿违，反而成为了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最佳助推器”。

面对一个日益内顾和不可预测的美国，东南亚国家加速“向东看”，深化以RCEP为代表的区域合作，构建更具韧性的本土供应链，将是唯一现实且理性的选择。这条路或许充满挑战，但它通向的，是一个更加多元、平衡和自主的未来。

来源：微信公众号“底线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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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antha Luan

大宗商品

经济

美国正计划构建“矿山到磁体”的全方位稀土供应链，以摆脱关键矿产的对外依赖。面对中国在稀土加工领域的绝对优势，美国在加强自身生产能力的同时与盟友构建稀土加工中心，充分利用各国比较优势达成目标。如何确定加工中心的全球布局？该布局又将如何重塑全球稀土产业格局？本文基于独家数据与分析，揭示了这场资源博弈背后的战略选择。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一直主导着全球稀土元素（REEs）生产。随后中国崛起，成为稀土元素的主要供应国，在全球市场具有重要地位。

2012年后，美国莫利矿业（后破产）和澳大利亚莱纳斯稀土两家生产商进入市场，这一格局开始面临竞争。如今，随着中国对稀土资源实施出口限制，美国稀土资源受限，面临着国家、经济和能源的多层面安全风险。

稀土是建设先进国防系统的核心材料，涉及到F-35战斗机、核潜艇、战斧导弹、雷达系统、捕食者无人机及联合制导攻击武器等装备。例如，一架F-35的制造需要超过900磅稀土，一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需约5200磅，而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用量达9200磅。民用领域，稀土对癌症治疗、磁共振成像与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汽车（内燃机与电动车）、手机电脑等含半导体的消费电子产品不可或缺。如果稀土短缺，这些产业都会受到影响。

中国能以占全球60%的稀土产量却控制着全球90%的加工量，主要依靠全球采购稀土、国内集中加工的战略布局。而美国尽管凭借加州芒廷帕斯矿（占全球供应量15%）成为全球第二大稀土生产国，却长期以来依赖中国进行稀土分离。直至2024年初，美国仍将大部分本土开采的稀土运往中国加工。

目前没有一个国家具备独立挑战中国稀土产业主导地位的财力与技术能力。建立一条有韧性的稀土供应链，美国想要跟全球伙伴合作。

加工中心是稀土能力建设的重点

矿物加工中心是将原矿转化为工业用精炼材料的集中化设施，通常覆盖价值链多个关键环节，通过规模化效应简化监管审批（如减少运营所需的许可和环境评估数量），并整合能源、运输、水资源等基础设施、专业技术人才及金融资本，从而提升全链条运营效率与成本效益。

加工中心还能为新兴稀土加工产业的研发提供理想平台。美国稀土产业鼎盛时期曾投入大量资金研发分离技术，艾姆斯实验室就是这时投入建立的。该实验室在20世纪50年代开创的稀土分离技术，为雷达、激光制导武器等国防技术及彩色电视、光纤通信等民用技术奠定了基础。在50至60年代，政府对艾姆斯实验室等机构的投资为私营领域技术突破提供了智力支持，但随着制造业外迁，美国在20世纪末逐渐减少稀土技术研发投入。

但仅靠分散稀土矿石来源无法打破中国对关键供应链的控制。去年美国主导的“矿物安全伙伴关系”支持了巴西Serra Verde项目（亚洲以外唯一同时产出轻、重稀土的矿山），但其矿石仍需运往中国加工——这凸显出中国在中游加工的绝对优势。

美国在稀土工业的布局

2023年，美国国防部宣布了于2027年前建成完整“矿山到磁体”供应链的目标。而实现该目标需要对新兴的稀土加工产业实施大规模投资。

通过《国防生产法》，国防部已向商芒廷山口材料公司（MP Materials）、莱纳斯稀土有限公司（Lynas USA)、Noveon Magnetics等企业拨款超4.39亿美元，用于轻、重稀土分离加工及永磁体制造能力建设。这些投资多数流向了得克萨斯州：莱纳斯在洪多建设轻稀土分离设施、在锡德里夫特建设重稀土加工厂；MP Materials在沃斯堡建造首个稀土金属、合金及磁体制造基地；Noveon Magnetics在圣马科斯设立稀土磁体工厂——得州正成为美国稀土加工与磁体制造中心。

将国内生产能力与盟国能力相结合，对实现国防部建立稀土供应链的目标至关重要。与合作伙伴共建稀土加工中心可以帮助美国获取关键原料、加速规模化生产，并降低风险依赖。理想的合作伙伴应具备丰富的稀土资源、一流的基础设施、可负担能源、有力研发承诺、低运营成本、政治稳定及鼓励工业投资的监管环境等要素。

美国现已开启稀土战略国际合作：特朗普总统首次访问沙特时将矿产外交列为首要议题，奠定了两国关键矿产合作的基础。

MP Materials与沙特矿业公司（Maaden）签署备忘录，涵盖从开采到磁体生产的全价值链合作。该项目预计2025年启动建设，2028年中投产。沙特矿业公司的CEO表示，“通过与MP Materials的合作并深化与美国的伙伴关系，我们旨在打造支持沙特先进制造的全球稀土价值链中心”。沙特预计将于2028年开始生产重稀土。

格陵兰岛也因稀土资源成为特朗普外交重点。2025年6月，美国进出口银行宣布将为关键矿业公司（Critical Metals Corp）位于格陵兰岛的Tanbreez稀土项目提供1.2亿美元非稀释性融资，成为特朗普政府本届任期的首次国际矿业投资。

国际中游加工中心理想伙伴的遴选标准

鉴于很少有国家能独立满足建立稀土加工中心所需的巨额资金、先进设施和专业技术等条件，集中资源于少数几个战略枢纽更为现实。本文通过10项量化指标评估10个国家，以数据分析战略中心的最佳选址。

1、政府支持

鉴于资本市场的有限支持难以负担启动稀土加工中心的成本，政府支持是推动加工中心建设的关键因素，其形式包括直接融资、创造有利环境、支持发展研发能力等。除美国国防部外，部分国家政府也为稀土加工产业提供了支持：澳大利亚政府提供12.5亿澳元建设本土稀土精炼厂；日本自2010年持续投资海外稀土项目和国内技术；沙特则通过公共投资基金支持"矿山到磁体"供应链发展。

2、商业合作

与美国企业建立稀土加工合作的国家更容易建立起长期战略协议。如澳大利亚莱纳斯在美政府支持下于得州建设分离设施；MP Materials与沙特矿业公司在沙特开发稀土分离基础设施等。

3、靠近原料

加工中心与资源地的地理分布至关重要。轻、重稀土专用加工中心靠近各自矿源可提升效率、降低运输成本、减少供应链脆弱性。运输成本可占到矿产交付总成本50%以上，因此是否靠近原料产地会直接影响商业可行性。

澳大利亚、巴西、印度、沙特、越南因丰富稀土储量具备优势。加拿大、沙特正积极推进勘探。美国主产轻稀土，而镝、铽等重稀土矿仍集中在中国和缅甸，而巴西不仅在地理上更接近美国，也可作为重稀土元素的重要替代来源。此外，沙特的Jabal Sayid矿据估蕴含大量重稀土。

澳大利亚正崛起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稀土生产加工国，投入建设了多个加工设施，包括获12.5亿澳元政府贷款的艾璐卡资源公司的Eneabba精炼厂（预计2026年投产，产品含钕、镨、镝、铽），获8.4亿澳元联邦资助的阿拉弗拉稀土公司Nolans项目（预计2032年起供应全球4%的钕镨产量）等。此外，2025-2027年间，澳大利亚计划将稀土氧化物产量翻三倍。

2025年5月，澳大利亚莱纳斯在马来西亚工厂首次实现中国境外氧化镝商业化量产，但未公开具体产量。其原料来自西澳韦尔德山矿（储量约200万吨稀土氧化物）。莱纳斯还与马来西亚吉兰丹州政府签约共同开发该州稀土资源，但大部分产品仍需运往中国精炼。

4、基础设施

加工中心需要完备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网络、供水系统和废物处理设备。美国可能借助盟友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的交通设施。

水利设施方面，平均每公斤稀土需消耗11,170公斤水，加拿大在拥有全球20%淡水资源的前提下进一步投资建设稀土加工水循环系统，而沙特则通过海水淡化项目满足工业用水需求，印尼也投资17亿美元建设水利设施。此外，生产环节还需处理废气、废水及放射性副产品。每吨稀土产生约13千克粉尘、9600-12000立方米废气、75立方米废水及1吨放射性残渣。

5、能源

采矿业是最耗能的产业之一，占全球工业能源消耗的38%、全球电力消耗的15%。稀土分离加工尤为耗能，单吨分离能耗是初始提取的9-13倍。澳大利亚虽能源产能充足，但其过高的价格仍阻碍低成本加工。而沙特正凭借可再生能源投资成为能源可负担性领域的领导者，其光伏发电平准成本为世界最低，计划在2030年前跻身全球七大矿物加工国。

6、营商环境

加工制造设施面临多重许可、纳税和监管，复杂法规会增加运营成本。法律不透明、程序繁琐、出口限制等均不利于长期大规模矿产投资。美国稀土加工中心发展面临两大监管障碍：许可延迟阻碍项目实施（如莱纳斯因废水处理许可搁置锡德里夫特项目），以及近期《通胀削减法案》45X条先进制造生产税收抵免的逐步取消（2033年终止）与稀土项目多年开发周期不匹配。

日本、加拿大、沙特、澳大利亚的监管体系均鼓励投资。澳大利亚2025年初通过法律，为31种关键矿物（含稀土）提供加工成本10%的生产税收抵免。沙特2021年实施《矿业投资法》，简化许可流程，配套“全球供应链韧性计划”提供27亿美元激励，已促成超90亿美元投资协议。而巴西平均采矿许可审批耗时16年，融资困难，官僚主义的监管体系不利于矿业的发展。

7、勘探投资

全球稀土勘探活动因矿业公司的投资而活跃。勘探支出不仅关乎矿床发现，更向中游加工商传递未来原料供应信号。澳大利亚占全球稀土勘探支出的42.9%，其近期发现的镝资源有助于降低对中国供应链依赖。巴西、南非、沙特勘探兴趣提升，非洲的南非、马拉维、乌干达、纳米比亚位列2024年勘探投资前十目的地。

8、运营成本

高成本使稀土加工产业利润空间小。中国劳动力成本不高、环保部门支持及规模化运营，保持全球最低成本，硬岩矿生产每公斤稀土氧化物成本可控制在11美元以下。美国芒廷帕斯和澳大利亚韦尔德山矿虽成本具竞争力但产量较小。具有成本优势的加工中心往往需低价原材料和能源、高效运输、先进技术及熟练工。

9、研发投入

优先发展研发对提升稀土分离和精炼效率至关重要。持续的研发投入可开发出节水节能、环保、高回收率的新工艺，日本、澳大利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领先。澳大利亚关键矿物研发中心加强国际合作，政府、行业与高校联合提升技术能力。日本室兰工业大学设稀土研究中心，与越南合建河内稀土研究与技术转移中心，同时日本拟于2026年1月起在东京以南1900公里的南鸟岛附近开展深海稀土试验开采。

10、政治稳定

矿业易受政治动荡影响，政治稳定和政策可预测对长期投资至关重要。2023年弗雷泽矿业调查显示，54%加拿大受访者和52%澳大利亚受访者认为政治稳定是吸引投资关键因素，而5%的受访者对南非表现出同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