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2.0的“全球大交易时刻”

Thomas

政治

经济

摘要:

特朗普的商人思维将外交舞台变成了交易市场，在他的眼中一切都有一个可交易的价格，这必然对世界格局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影响。

美国新总统特朗普搅动的世界格局每天都有新变化，世界也悄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交易时刻”。而对这次交易的深刻理解，可能会影响国家、企业甚至个人的未来。

我们已经看到：特朗普的商人思维将外交舞台变成了交易市场，在他的眼中一切都有一个可交易的价格，这必然对世界格局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影响。眼下，关税成了明晃晃的筹码，安全承诺成了报价单，传统盟友关系正在现实利益面前打破以往。与此同时，以“你好我好大家好”为特征的多极化愿景已被大国间的冲突、妥协与博弈所取代。在未来几年，我们很可能会目睹核心国家之间频繁交锋，每一项政策与每一次施压都旨在谋求自身利益，意图在对方妥协后达成交易。这种局势注定会给企业和个人的发展带来动荡的外部环境。

回顾过去几个月，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可谓“左右开弓”：一方面，他对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俄罗斯等国家全面发起攻击，这对许多中国的全球化公司产生了实质性影响。谁会率先达成和解，谁又会加剧对抗，成为了重要的观察焦点；另一方面，新秩序的轮廓逐渐显现，国际舞台的主角为“3+1”阵容：美国、中国和欧盟这三大玩家，加上因乌克兰战争而被迫参与的俄罗斯。这四国之间动态平衡的变化，将决定全球格局的未来走向，同时也影响着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环境。

图片在本文中，我们将聚焦于“3+1”的全球新格局，站在中国全球化企业的角度，探讨“全球大交易时代”潜在的风险与机遇。希望能帮助企业理清国际宏观环境的变化线索，以便在策略上趋利避害，灵活应对这一变局。

本质：四角博弈的核心是关系和筹码

坦率地说，四角博弈关系已经超越了一般学术研究的难度，对企业界来说更是一个谜团。

为了可以更好地帮助读者理清楚未来地缘政治趋势，欣孚智库基于对中美、欧盟、俄罗斯四国关系的建模分析，梳理出每对关系的现状、制衡手段、交易潜力及其在动态平衡中的角色，以便更好地理解四角博弈的发展方向，下图模型有利于理解目前的四方关系现状。

基于欣孚智库的系统研究，我们再从“关系现状、制衡手段、交易潜力”这三个维度进一步建模细化分析上图中所示的六组关系，具体分析展开如下：

关系一：中国和美国——欣孚智库定义双方彼此确认作为针锋相对的战略敌手，判断两者短期间难见交易促成。

中美关系已明确被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这一判断在未来长期趋势中难以动摇，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都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中国依靠经济韧性和地缘政治杠杆牵制美国，而美国则通过军事优势和技术封锁遏制中国，双方陷入僵持。这种博弈构成了四角关系中最核心的张力。

从制衡手段来看，中美两国呈现出针锋相对的态势。

中美两国在制衡中呈现出对立态势。过去七年，美国主要采取了两种手段：首先是关税攻势，从钢铝、光伏产品扩大到电动汽车，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加征高达100%；其次是技术脱钩，通过芯片禁令和高科技出口限制，直接冲击中国科技产业。

中国也采取了相应措施：通过出口管制，将稀土和镓等关键资源作为谈判筹码，并利用超过一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形成威慑。这一对峙局面被称为“冷战2.0”，而经济实力的相对均衡（根据IMF的预计2050年中国GDP仅比美国高出15%）使双方难以彻底决裂。与此同时，中国在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的突破也令美国感到压力。

那么，中美之间达成直接交易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坦率地说，短期内前景并不乐观。回顾特朗普的首个任期，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达成历时两年多（2018-2020），而目前看来，双方达成新协议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原因在于，中美两国目前缺乏足够的动力做出妥协。对于美国而言，关注重点在于中期选举前关税对消费者成本的影响以及制造业回流的进展；而对于中国，关键在于能否顺利实现内需转型。短期内，这些核心问题难以有效解决，因此直接达成交易的希望不大。所以，企业界和公众需做好应对中美关系长期对抗和阶段性冲突的心理准备。

关系二：中国与欧盟——欣孚智库对其定义为模糊化的竞合关系，合作的一面是稳定的跨国公司和贸易纽带，竞争的一面在于地缘政治的差异化判断。

中欧关系复杂微妙，既有合作的吸引力，也潜藏着竞争，如同雾里看花。中欧关系复杂且微妙，中国对欧盟的间接施压与欧盟的谨慎合作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如同一个跷跷板，其倾斜方向受到美俄关系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与中美之间全方位的战略竞争不同，中欧关系更像是一场虚实结合的博弈。在市场层面，欧盟对中国企业设置了一些隐性壁垒。例如，2024年欧委员会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最高38.1%的关税，并通过提高绿色标准和发起反补贴调查来抬高市场准入门槛。同时，中国对欧盟的压力主要体现在“溢出效应”上，比如2023年中国对镓、锗等稀土元素的出口限制，对德国半导体供应链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中国市场自身的变化，如消费升级和国产替代趋势，也加剧了欧洲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难度。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中欧之间仍然存在交易潜力，但要想取得进展需要外部事件的催化。比如，如果美俄率先达成协议，欧盟可能会倾向于与中国合作，以平衡来自美俄的压力；而如果美欧先达成协议，中欧的交易空间将显著缩小。交易能否成行，关键在于双方需求的匹配程度：中国希望稳定出口市场，欧盟则更加关注供应链安全和经济利益。当然，除了2021年被搁置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外，未来中欧可能达成的重要交易将涵盖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以及中国互联网企业在欧洲的利益等多个领域。

总体上欣孚智库判断，特朗普2.0时代中欧关系改善的空间远远大于恶化的空间，欧盟在当下国际关系格局中需要中国的支持，起码不能作为反对力量。

关系三：美国与欧盟——欣孚智库判断两者会从铁盟到松散伙伴，欧盟包括军事在内的独立自主将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进程。

美欧关系仍是盟友框架，但裂痕逐渐显现。特朗普威胁对欧盟商品加征25%的关税，同时削减对北约和乌克兰的援助，以迫使欧盟在贸易和技术领域作出让步。尽管欧盟方面表态强硬，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多次强调要“对等回应”，但实际上却倾向于与美国拉近关系，例如提议协同对华政策，并推动各国提高北约军费（德国已承诺增至GDP的2%）。这种既存在分歧又有黏性的局面为其他交易（如美俄或中欧）创造了空间，但美欧关系的根本松动仍然有限，欧盟的妥协倾向可能间接加速其他交易的发生。

美国凭借安全承诺（如北约）和经济杠杆（如关税）牢牢牵制着欧盟。欧盟则试图依靠其全球最大单一市场的贸易优势和27国协调的“战略自主”来制衡美国。然而，实际上，欧盟的制衡手段非常有限且单一。尽管欧盟已提出8000亿欧元的投资计划，德国也试图废除债务上限，但在现实情况下，中短期内仍然难以真正撼动美国的主导地位。

因此，美欧达成交易的可能性依然较高，且主动权掌握在美国手中。特朗普可能优先向欧盟施压，因为欧盟对美国的依赖较强且缺乏有效反制能力。双方交易的内容可能包括关税减免换取北约军费提升，以及深化技术合作（如《欧盟-美国贸易与技术理事会TTC》框架）。然而，欧盟摆脱对美国的历史惯性在短期内几乎无望，妥协恐怕仍将是其主基调。

关系四：美国与俄罗斯——欣孚智库认为两国大概率从敌对到潜在交易对手，大概率最终出现交织不信任和信任的低烈度摩擦状态。

在特朗普上台后，美俄关系出现转机，敌对态势有所缓和。虽然乌克兰战争一度使双方关系剑拔弩张，美国在2022年至2024年间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援助，但特朗普胜选后迅速停止了这一支持。近期在沙特举行的会谈显示，特朗普团队与俄罗斯已经展开了秘密接触，俄罗斯希望借此缓解经济压力，而美国则意图摆脱乌克兰战争的泥潭。2025年初至今的一系列动态表明，特朗普将外交重点转向“快速止战”，这为美俄关系缓和奠定了基础。

此前，美国通过军事援助和全面制裁对俄罗斯施加了巨大压力，而俄罗斯几乎没有对美国进行直接反制的能力。俄罗斯经济的疲软——2024年其GDP仅占全球的2%，且2025年受战争和制裁的影响进一步承压——严重限制了其谈判筹码。然而，特朗普的政策转向为俄罗斯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尽管如此，俄罗斯的议价能力仍然有限，主要依赖能源出口和地缘影响力与美国周旋。

美俄之间达成交易的可能性最高，且进程可能相对较快。特朗普对乌克兰问题的态度明确，退出战争泥潭的意图十分清晰。双边谈判可能涉及乌克兰东部地区划归俄罗斯、部分制裁解除以及能源合作的重启。此外，美国可能将对中国施压作为附加条件，这将直接考验中俄关系的韧性。如果美俄达成交易，全球格局将被重塑：美俄关系的缓和不仅为中国和欧盟打开了交易窗口，也会加剧对中国的压力。俄罗斯的态度摇摆将成为这场博弈中的关键变量。但两国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应该还会成为交易的最大障碍。

瑞士IMD商学院地缘政治与战略教授西蒙•伊孚奈特表示在接受笔者独家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俄应当是最可能最先达成协议的双方，不过这个所谓的‘协议’是没有任何长期保证的”，言外之意便是即便是未来单方面撕毁，也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关系五：中国与俄罗斯——欣孚智库认为两国同盟会进入考验期，在建立背靠背关系的基础上两者都会进一步为己方增加筹码。

中俄关系被确立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尤其在过去几年，两国在应对美国问题上保持了高度协同，这种近乎同盟的关系为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地缘战略缓冲。然而，随着俄罗斯为摆脱乌克兰战争困境而出现立场摇摆，中俄关系的不确定性日益凸显，可能成为四方关系中的潜在“软肋”。

具体而言，如果俄罗斯为了与美国达成交易而牺牲中俄之间的利益——比如提高对华能源价格或配合美国遏制中国——中国将面临短期的能源压力（2023年俄罗斯对华石油出口占其总量的20%，2024年这一比例略有上升）以及市场限制（2024年中俄贸易额超过2400亿美元，2025年初的数据显示这一趋势尚在继续）。这不仅可能威胁到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展，也可能动摇双边合作的稳定性。

从中俄目前的互相牵制的状态来看：中国通过经济支持和庞大的市场来牵制俄罗斯，而俄罗斯则以能源供应和军事合作（例如中俄联合军演）来维系同盟关系。然而，由于西方制裁持续施压，俄罗斯经济持续承压——2024年其GDP增长率预计仅为1.5%，且2025年初的数据表明情况并未明显好转——这使得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加深，其反制能力也极为有限。因此，中国在双边关系中占据相对主动的地位，但俄罗斯的能源和地缘战略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筹码。

如果美俄达成交易，中俄在短期内再度签署新协议的可能性较低。中国有可能需要重新审视其对俄策略。尽管中俄关系在短期内难以破裂，彼此依然有稳定的关系和相互需求，但潜在的风险已经浮现。面对这一风险，中国可以会通过加大能源进口多元化（例如从中东或非洲）或加速国内新能源产业布局来应对俄罗斯立场变化所带来的冲击。从长远来看，俄罗斯的摇摆不定将考验中俄关系的韧性，同时也可能为中国与其他国家（例如欧盟）的交易创造新的契机。

关系六：欧盟与俄罗斯——欣孚智库认为两者关系会相当长时间处于无解的敌对，乐观来看，这种敌对消除也可能需要10年以上时间。

由于乌克兰战争，欧盟与俄罗斯陷入了彻底的长期对立状态。在2022年至2024年间，欧盟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850亿欧元的援助，并对俄罗斯实施了12轮制裁，最新的制裁针对其能源企业。尽管俄罗斯警告欧盟不要干扰其与美国的潜在缓和，欧盟仍然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从战前的30%降至2024年的10%以下）和地缘冲突的升级使得双方关系难以改善。

欧盟通过经济制裁来压制俄罗斯，而俄罗斯则利用能源供应和军事行动进行反制。与此同时，欧盟的依赖削弱了其自主性，而俄罗斯的经济疲软（2024年受制裁影响，GDP增长几乎停滞）限制了其博弈能力。双方制衡呈现出不对称，欧盟越发依赖外部支持，俄罗斯则受制于内部困境。

如同前联合国顾问、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森所言，“理论上欧俄之间应有达成交易的理由，毕竟双方还会是彼此长此以往的邻国”，但当前及可预见的未来几乎没有可能性。双方的敌对关系未见缓和迹象，且均无妥协意愿。欧盟计划到2025年将俄罗斯天然气占比降至5%以下，而俄罗斯则将外交重心转向美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短期内，欧俄关系的僵局将继续限制双方在四方格局中的灵活性。

展望：中国企业如何应对“大交易”时代的风险波动？

综合上述分析，欣孚智库认为四角关系的联动性已成为核心特征，单点突破可能引发系统性变局。当前，美俄交易最有可能率先落地（概率约60%），时间窗口或在2025年中，因双方存在紧迫且互补的需求；美欧交易次之（概率约50%），受制于欧盟的妥协意愿，可能在2025年底前成型；中欧交易则为条件触发型（概率约40%），需美俄先行，突破时点或推迟至2026年初。四角格局的演变将以“交易优先级”而非传统意识形态为主导。中国应警惕美俄关系缓和对中俄关系的潜在影响，同时抓住欧盟的战略焦虑，推进中欧合作以分散风险。这一判断基于2025年3月的最新局势，未来变量（如俄经济进一步恶化或欧盟内部分裂）可能加速或改变排序。

在“大交易”时代，中国的全球化企业和积极布局海外市场的企业如何规避风险，已成为一个迫切且直接的问题。基于当前（2025年3月）的复杂局势，我们提出以下四点建议，旨在帮助企业稳固根基，寻得发展机遇。

首先，校准对美认知，理性看待中美博弈。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虽强劲，但也揭示了其产业战略的局限。关税壁垒是一把双刃剑——2024年美国对华商品加征的高额关税，直接导致其国内消费品价格上涨，损害了美国消费者利益；技术脱钩的尝试虽然声势浩大，但其“长臂管辖”不仅扰乱了全球供应链，也引发了包括欧盟在内的盟友的反对。中国并非处于绝对劣势，我们具有强大的经济韧性（2024年GDP预计增长超过5%）、战略地理位置，以及对全球投资者的长期吸引力。因此，企业应避免不必要的恐慌，将精力集中于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同时密切关注美国经济出现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以及美元资产的安全性。

其次，企业需密切关注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但切忌盲目判断和押注。在过去七年中，面对美国施加的关税压力，许多中国制造企业选择将供应链转移至东南亚、墨西哥或南美，以寻求更低的生产成本。然而，这一策略的结果差异显著：一些能够精准把握市场节奏的企业（如部分电子产品制造商）成功保住了北美市场并积极拓展新兴市场；但更多企业因忽视海外建厂的综合成本（包括劳动力、土地、运营效率等）以及潜在的政策变动风险而遭受损失。例如，光伏产业在2023-2024年大规模投资东南亚后，美国迅速调整相关政策，新增的关税壁垒使这些企业陷入困境。2025年初的数据表明，由于美国收紧“近岸外包”政策，很多在墨西哥设厂的企业也面临业绩下滑。因此，企业必须全面、审慎地评估供应链迁移的节奏和潜在风险，避免盲目跟风。

第三，摒弃短期追求利润的全球化思维，回归长期科技创新战略，以提升竞争力。在复杂的国际市场中，无论是欧美等成熟市场，还是新兴市场，单纯追求短期收益已无法适应新的竞争环境。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是企业长期发展的关键。例如，包括vivo、OPPO、华为和荣耀在内的智能手机企业，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深入的本地化运营，在东南亚市场站稳脚跟。华为在美国制裁下也通过自主研发保住了国内市场的份额；而一些依赖代工生产的企业，由于缺乏定价权，面对关税冲击时利润大幅缩水。2025年的数据显示，新兴市场（如印度）对中国品牌的接受度正在逐步提高，但这需要企业持续投入研发和市场营销。只有掌握产品的定价权，企业才能更好地应对市场波动，顺利渡过当前挑战。

最后，企业应抓住战略机遇期，同时全面提升全球本地化运营能力。特朗普政府可能采取的单边主义政策部分缓解了拜登政府时期“盟友联合施压”的最坏局面，为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时间窗口。然而，随着多极化趋势取代原有的WTO多边框架，贸易摩擦的来源愈发多元化——例如，欧盟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征收高额关税，以及印度提出的本地化生产要求等——都增加了企业全球本地化运营的难度。因此，企业需要组建专业的政策分析团队，精准选择海外拓展方向。例如，比亚迪通过在欧洲投资建厂并调整电动汽车产品策略，成功缓解了关税压力；而那些盲目扩张的企业往往遭遇挫折。稳健的市场基础和忠实的用户群体至关重要，战略性选择远比战术努力更为关键，这已经成为业界共识。

综上所述，在“大交易”时代，出海企业对于宏观政策的研究和洞察能力至关重要，外部环境变化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将愈发显著。中国企业应以战略思维迎接挑战，充分利用特朗普时代带来的空间，积极稳健地落实全球化布局，同时不断提升本地化运营能力，从而获得所在国的认可。目前来看，依靠自主能力发展的企业在这次大交易中仍然存在较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理性研究变化趋势不必对中国经济过度悲观，也无需过度担忧尚未发生的黑天鹅事件。

伟大企业必将在跨越挑战周期中迎来新机会，这一步的跨越对于中国的全球化公司和出海企业而言，注定将面临更加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