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转移的历史规律已经打破

经济

摘要:

中国已经成功打破了原有“全球分工”体系的限制，成为一个更加完整独立的制造业生态，日、韩两国也继续保持着对中国之外其他国家工业制造业的领先。

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美国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制造业开始向战后重建的日本转移。到20世纪70年代，以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接棒日本，开始承接全球制造业。

20世纪90年代，日本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达到了巅峰状态。其家电、汽车、半导体和造船等行业都成为了全球市场的主导力量。在这一时期，日本占据了全球35%的汽车市场、47%的造船市场、超过50%的半导体市场，而面板市场的全球占有率更是高达94%。

在这之后，随着广场协定的签署，日本经济整体上开始走向下坡路，韩国分走了其全球制造业中的大量份额。

到21世纪初，韩国造船业的全球市场占有率一度超过50%；其显示器行业自2004年起连续17年保持全球第一；在智能手机领域，自2009年至今，韩国的三星与美国的苹果交替占据全球市场的领导地位。

但近年，日韩这些曾经全球领先的高端制造业，先后失去了全球领先的地位，各个行业的规模体量接连被中国赶超。

这就是此前被认为是“铁律”的制造业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的过程：从欧洲到美国，从美国到日本韩国，再从日韩到中国。奇怪的是，当全球制造业中心需要从中国转移到成本更低的越南、印度等地时，这个规律似乎不再起作用。全球制造业出现了中日韩“三国演义”的情况。

分析其原因，从全球化以及政治经济的角度看，日韩制造业在近代的发展，实际上是基于西方所主导的“分工体系”所形成的。甚至可以说，日韩作为制造业中心，缺乏足够的战略决策自主，这意味着其全球地位、规模存在先天的天花板。

再加上日本和韩国长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创新能力不足和产业链外迁等问题，最终导致优势逐渐减弱，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也随之削弱乃至于逐渐消失。

中国制造业的情况有明显不同——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制造业已经凭借完备的产业链、成本优势、技术储备、政策支持，以及较低的外部依赖性。

更重要的是，自苏联专家撤走之后，新中国的工业制造始终是一个自主决策的体系。这不仅让中国成功打破原有的“全球分工”限制，更有机会让全球制造业中心从此留在中国大陆，而不是继续转移到东南亚、南亚或其他地区。

成长

1995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仅为5%。而到2020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5%，期间日本制造业全球份额由20%下降到6%，韩国制造业的全球份额则始终未能突破5%。从规模上看，中国早已成为全球制造业的头牌。

早期的中国制造业，产能更多集中在基础加工等低端领域，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加入“西方全球分工体系”并获得有限利润——这也是当年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经济贸易体系，愿意接纳中国制造业的关键。

2010年之前，中国制造业主要承担鞋服的OEM代工、手机的组装、家电的装配以及部分汽车零部件的生产等环节。这些业务大多处于价值链的底端，利润空间十分有限。

中国从世界工厂向全球制造中心转变，是近10年左右才开始的。也正是在这些年，日韩部分传统优势产业，不仅在产量上，甚至在技术层面，也逐渐被中国所赶超。

例如在造船领域，中国造船量2010年后接连超过日本和韩国，成为世界第一，高端船舶市场也不断突破。2024年4月，中国已经能够开发27.1万立方米的超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而韩国目前的水平是17.2万立方米的“大型”天然气运输船。

韩国产业研究机构于2024年5月发布报告称，“中国造船业的价值链综合竞争力首次领先韩国。”这是韩国产业界开始重新评估中韩制造业实力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日本支柱产业汽车制造，也在面临来自中国的严峻挑战。

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日本汽车在全球市场长期占据着领先地位。到2023年全球销量排名前十的汽车公司中，日本车企仍占据四席，其中丰田更是连续四年蝉联全球销量第一。

近两年来，中国车企对日本车企的竞争压力与日俱增。2024年，日本车企的产销和出口量均同比下滑，部分车企甚至面临亏损困境，到2025年1月份，三大日本车企丰田、本田和日产在中国的新车销量均出现了两位数的下滑。

中国则凭借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汽车出口量跃居全球第一，并持续快速增长，甚至在燃油车领域也出现了局部领先的情况。日本车企在电动化、智能化等方面远远落后于中国，是导致其市场地位下降的重要原因。

同样的趋势不仅体现在日本的汽车和韩国的造船产业上，还涉及到许多日韩其他的传统优势产业。在电池和电力设备领域，中国已经超越曾经的老大韩国，跻身全球第一梯队。在光伏、数控机床、家电、航空航天、信息技术和芯片等领域，中国的全球市场份额也已超越了日韩，且不断取得新的技术突破。

中高端制造业作为人力、技术和资金密集型行业，对发展环境的要求较高。欧美发达国家虽在技术和资金方面占优，但人力成本较高，且在制造业方面的专业人才已经严重缺乏。而东南亚和南美洲等地区则在高技能人才、技术积累和产业配套方面更加薄弱，尤其无法适应技术含量更高的现代制造业。

相对而言，中日韩三国良好的基础教育和整个社会相对稳定的局面，都使其更具备发展中高端制造业的条件。普及高等教育后获得的人才支撑，已经让中国制造业获得了丰厚回报，并逐渐在中日韩三国的制造业竞争中占据优势。

困境

日本和韩国制造业过去的成功，离不开西方经济体系的扶持。但如今所面临的诸多困境，根源也在于其在发展的过程中，长期缺乏自主性。

二战之后日本制造业的重新崛起，主要通过承接美国制造业的转移来发展。以朝鲜战争为契机，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转移至日本，希望将其打造成“世界工厂” ，一方面可以获得更低的制造业成本，另外也希望能够打造一个面向中国的“离岸发达国家”，形成制衡。

然而，日本并未完全局限于被动接受低端制造业的转移，而是以此为基础，将重心逐渐提升到汽车、机械、电子和家电等高附加值的出口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日本相关产业结构不断精细化，尤其在关键材料和核心零部件技术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极高的竞争力。

上世纪70-80年代，蓬勃发展的日本工业产业不断蚕食欧美国家的市场，引发了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警惕。特别是1980年后，随着日美半导体贸易收支的逆转，以及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持续火热，两国的贸易摩擦急剧升级，日本也因此成为西方国家重点围堵的对象。

迫于外交压力和对西方国家贸易上的依赖，日本最终选择了妥协。《广场协议》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日元升值等一系列事件，使日本制造业陷入下行周期。

与此同时，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区开始逆周期投资——这其中自然也包含了来自西方资本体系的刻意扶持，为这两个地区后续在半导体、家电、造船等领域超越日本奠定了基础。

和日本类似，韩国制造业的发展也是在西方主导的“分工体系”框架下形成的。

20世纪70年代开始，韩国逐步接棒日本承接全球制造业，并逐步崛起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如今韩国的外贸依存度超过70%，是一个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且其众多产业仅专注于产业链中的某一特定环节。

以韩国的支柱出口产业之一半导体为例，韩国在该领域的核心优势集中在高端制造环节，而半导体制造所需的各类设备、关键零部件以及核心材料，则基本依赖进口。如韩国半导体设备的进口中，来自美国、日本和荷兰的产品占比超过77%，这使得韩国的半导体产业从根本上受制于美国及其盟友。

此外，韩国高度集中的产业体系，让财阀体系具有了极强的社会财富支配权，这导致韩国本国国民和其他企业，都很难享受到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利益分配。

近年来，日韩制造业一直在面临成本优势丧失、劳动力人口短缺等问题，在一些关键领域还因技术路径选择失误，而错失了发展机遇。随着全球供应链的重组以及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崛起，日韩部分产业如今已被中国赶超甚至替代。以面板和电视产业为例，日本不仅失去了全球独占的产业优势，更是连自己国内的市场也丢了不少，目前日本国内电视机市场份额的一半已经被中国企业获得。

如今，中国制造业也面临着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从中美贸易关系来看，其与当年的日美贸易关系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在高端制造领域。

但是中国与日韩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制造业具有高度的独立自主性，因此也就不会在西方国家的决策之下，再次形成所谓“制造业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的情况。

中国也在面临制造业成本上升、全球分工变化、人口老龄化、高端制造业受制于国外等诸多问题，但都可以通过产业升级和国产替代去积极解决。日韩虽然遭到了中国制造业的剧烈冲击，但是其产品在全球仍有强大的竞争力，大规模低成本生产的根基仍然存在，远不是其他东南亚、南亚国家可以超越的。

产业升级方面，中国凭借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已经开始将市场优势从人口红利转向技术红利转变。国产替代方面，中国则专注于攻克核心技术瓶颈，以实现关键领域的自主可控。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在经济政策方面的独立自主，而不是必须在面对制衡压力之后放弃。

优势

和日韩一样，中国制造业最初也是以丰裕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起家，通过发展加工贸易嵌入到全球分工体系。到2010年时，中国已经有200多种商品产量居世界第一，钢铁、水泥、煤炭、家电、手机、计算机等行业的产量世界占比超50%，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中国制造业这些年之所以能在部分领域赶超日韩，国内众多企业注重技术研发和品牌建设是关键原因。这些企业从最初的代工生产，逐步向自主研发、自主设计转变。

如今海尔、华为、中兴、小米、传音等品牌，都已凭借自主产品跻身世界前列，并且带动一系列产业链企业在中国持续稳定的供给零配件。

一系列的相关支持鼓励政策，也是制造业发展的关键推动作用。如通过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税收减免，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对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发给予财政补贴，助力制造业向高端化迈进等等。

《亚洲时报》刊文曾指出，高效的港口、众多的高速公路、可靠的铁路系统、完善的工业园区、稳定的治理、庞大的工作年龄人口和政府的支持等因素，是中国从潜在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的关键。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供应链网络，把中国制造的综合成本降到很低的水平，令其他国家难以与之竞争。

相较而言，日韩制造业的成本已经越来越高，引进的东南亚廉价劳动力，又无法弥补技术人才的短缺，技术进步与成本优势始终无法兼顾，这造成了在竞争中的逐步落后。

中国和日韩制造业另一个明显的不同是，中国这些年通过大规模的资本投入，产业链的完整性与复杂性已经明显提升，这意味着一个更加独立、能够顺畅运行的稳定生态。时至今日，中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工业体系最全的国家。相对日韩等国依赖全球分工的模式，中国制造业更具弹性。

另外，和日韩经济出口导向的性质不同，中国市场自身就有较强消化能力。OECD相关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并不明显。1995年，中国出口与生产的比值为11%，到2004年达到18%的峰值，此后制造业的生产不断被消费吸收，到2020年这一数值下降便至13%。

在部分新兴产业上，中国已经可以依靠本土市场的拉动实现崛起。典型的比如新能源汽车，其在中国本土的销量远超排名第二的美国。本土市场强大的消化能力，对相关产业发展形成正循环，同时替代了日韩在相关领域的份额，削弱了其在国际上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