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战争一周年：这场屠杀是怎么发生的？

2023年10月7日「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以来，加沙战争已经持续一年。这是过去几场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历时最长的对外军事行动，也是巴勒斯坦人近年遭遇的最大生存危机。

据加沙卫生部统计，2023年10月7日至2024年10月4日期间，有至少41,802名巴勒斯坦人被杀，96,844人受伤，数十万人流离失所。今年5月的联合国报告也示警，加沙的生产基础已被破坏，各部门损失超过90%，2024年的加沙GDP则可能下降51%，且加沙至少有37万套住房遭破坏，其中7.9万套完全被毁，就算以每年992套的速度重建，也要到2040年才能完成，且整体重建费用约在400亿到500亿美元间，破坏规模是二战以来首见。

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办公室（OCHA）10月报告更揭露，2023年10月以来，加沙至少87%的学校遭到直接袭击或损坏，其中包括近东救济工程处三分之一的学校，这表示即便战火停止，加沙儿童也有很高比例会成为失学一代。此外，由于以色列的长期封锁与空袭，加沙现在严重缺乏食物、饮用水、药品与燃料，电力与通讯同样脆弱，医疗保健体系基本已在崩溃边缘，饥荒与疫病更是持续蔓延。

从各个角度来看，加沙浩劫的任一场景，都是远超「反恐」的骇人存在，以色列也因此被南非告上国际法院，蒙受「种族灭绝」的严厉指控，但即便如此，其手中屠刀还是没有一丝犹豫。整体来说，加沙战争既是以色列屠戮巴勒斯坦平民的极致展现，也是一个族群承受漫长压迫的悲惨缩影。而这场屠杀既有历史远因的牵引，也与地缘政治的变化息息相关。

历史远因：以巴积怨与强硬派崛起

首先观察历史远因。

众所周知，以巴冲突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在一战后的巴勒斯坦托管地内，犹太人的建国诉求已与阿拉伯人严重冲突；1947年联合国通过分治方案，建议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国」与一个「阿拉伯国」，算是「两国方案」的最早尝试，但这个建议没能突破以阿对峙的残酷现实，阿拉伯世界依旧集体反对、以色列则自行宣布建国，第一次中东战争于是在1948年爆发。这场冲突导致数十万巴勒斯坦人流亡，以色列则在1949年确认建国成功，但这远非冲突句点。

之后以阿之间爆发了多场战争，拥有西方奥援的以色列不断扩张领土，巴勒斯坦则因此失去更多土地与政治自主权。例如1967年六日战争后，以色列就占领了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以上三地成为今日以巴冲突的重要板块，东耶路撒冷更因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重大意义，所以一直是以巴谈判的重点议题。

而以色列在军事上的所向披靡，也催生了内部强硬派的崛起，随之而来的，还有愈发严重的定居点问题。 1967年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后，犹太定居点问题开始发酵，即便1993年《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签署后，西岸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统治下实行自治，以色列定居点的数量还是持续增长，西岸也因此被切割成无数破支离碎的「陆上岛」。

这种情况看在巴勒斯坦人眼中，当然会认为是对本族领土的非法占领，更是对巴勒斯建国基础的不断蚕食鲸吞。但以色列社会的持续右转、政坛右派的崛起，都让如火如荼的定居点运动缺乏制衡，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也因仰赖以色列税收与欧美援助，所以被迫忍气吞声、任人宰割，巴勒斯坦民众与犹太定居者的暴力冲突则反覆上演。截至2023年，居住在西岸的以色列定居者已超过70万人，居住在东耶路撒冷的定居者也超过22万人。

而在以色列内部强硬派茁壮时，巴勒斯坦内部的路线斗争也愈发分明，并且同样展演了强硬派崛起。

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简称巴解）成立，并在之后几年逐渐成为巴勒斯坦人的谈判代表，强调通过武装斗争和外交手段来恢复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993年，巴解领袖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与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协议》，成为巴方同意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冲突的里程碑，「两国方案」因此再现曙光，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也在这个脉络下成立，开始管理部分巴勒斯坦自治地区，巴解的代表地位则因此巩固。

但这个尝试没有获得立场强硬的哈马斯（Hamas）支持，后者也因此在协议签署后，还不断对以色列发动大小袭击；不过以色列的情况也是半斤八两，不仅无法阻止定居点扩张，最终也未能依照协议完整撤军。双方的阳奉阴违、强硬派势大，都导致了和平进程的原地打转，而诸如边界划分、难民回归、东耶路撒冷地位等核心问题，则迟迟得不到谈判解决。最后各方血仇持续积累，「第二次大起义」于是在2000年爆发，奥斯陆协议从此进入「脑死」状态。

接着哈马斯与法塔赫（Fatah，巴解内部最大派别）的分裂，更让本就难解的以巴冲突雪上加霜。长期以来，哈马斯都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反对「两国方案」，主张通过武装斗争来解放巴勒斯坦全部领土，并也因此聚拢大量民心，威望逐渐压过软弱的巴勒斯权力机构。 2006年，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立法机构选举中胜出，与法塔赫的斗争也正式浮上台面，最后在国际拒不承认哈马斯、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军事冲突的背景下，双方正式分裂：哈马斯实质掌控加沙地带，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则继续控制西岸。

而这种地理与路线分裂导致了以巴谈判的窒碍难行：巴勒斯坦无法形成统一的对外立场，而以色列在面对巴勒斯坦问题时，也往往以「哈马斯是恐怖组织」为由，拒绝进行谈判，甚至借此强化了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和军事行动。

这就导致了看不到尽头的恶性循环。首先，以色列的长期封锁迫使加沙深陷贫困，大量不满民众因此加入哈马斯的反以行动，后者于是拥有源源不绝的武装人员，可以持续对以色列进行小规模骚扰与袭击。但这种做法往往只会招来更加强悍的军事报复，而不能改善加沙困境；不过以色列的打击也无法真正吓阻哈马斯，反而是让后者借此搜刮更多民意支持、更加壮大。与此同时，哈马斯的不断袭击，也增加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政府采取强硬手段的内部正当性。

整体来说，在2023年「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前，以巴之间就已开始敌意螺旋的反覆升级，巴勒斯坦更是深陷忍耐与绝望的极端情境：西岸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统治下，受到欧美援助钳制、以色列压迫，只能竭力维持所谓「和平进程」的最后一丝体面，放任定居点得寸进尺、软土深掘，同时祈求自己的做小伏低能至少保全身家性命；加沙则在哈马斯统治、以色列封锁下，于看不到出路的畸形环境苦苦流血挣扎，并用无数伤亡与人命，勉强维持巴勒斯坦武装斗争的最后一点能量，问题是这种斗争情境无法改善加沙困境，大量「烈士」的牺牲最终没有带来任何希望，反而是换来更多绝望。

注：2022年10月1日，哈马斯加沙领导人辛瓦尔（Yahya Sinwar，中）、哈马斯高层Mahmoud al-Zahar（右）和哈马斯运动国家倡议秘书长Mustafa Barghouti （左）出席一个在加沙清真寺的集会。

地缘近因：以阿和解与伊朗扩张

而中东近年的地缘格局变化，也逐渐改变了以巴冲突的背后结构，并为「阿克萨洪水行动」的爆发积累能量：阿拉伯世界不再是巴勒斯坦人的背后靠山，伊朗则在扩张势力范围的过程中，将以巴冲突化作刺向以色列的利刃。

首先是阿拉伯国家的立场转变。

基本上1973年赎罪日战争结束后，阿拉伯世界就被迫臣服于残酷现实：只要美国继续支持以色列，阿拉伯联军的任何反抗都是以卵击石。于是曾经大力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埃及与约旦，分别在1980年、1994年与以色列建交，许多国家更是与以色列展开了文化交流与经贸互动，只差没有「捅破窗户纸」、落实建交的最后一步。

2020年，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成功促成阿联酋、巴林、摩洛哥、苏丹四国与以色列建交，这一发展昭示了：越来越多国家愿意公开边缘化巴勒斯坦议题，来换取提升国家利益，例如阿联酋就意在采购美国的F-35战机，苏丹则是希望卸除经济制裁重担。而这些国家的集体外交转向，无可避免会削弱巴勒斯坦议题的国际声量，并让以色列的强硬姿态更加肆无忌惮。

而沙特作为逊尼派阿拉伯国家领袖、海湾阿拉伯国家领导、伊斯兰世界的两圣地监护人，虽然长期顾及阿拉伯舆论、未敢与以色列迅速建交，却还是在观察阿联酋、巴林两个海湾国家「试水温」后，低调于拜登（Joe Biden）任内启动了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谈判。如果「阿克萨洪水行动」没有爆发，这一发展极可能在拜登竞选连任时，成为民主党宣传「中东政绩」的关键主打，毕竟连王储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本人都亲口承认：双方距离建交「从来没有那么接近过」。

不过沙特的做法也不是完全不能想像。从时序发展来看，王储穆罕默德本人出生在1985年，距离赎罪日战争已有12年，当时埃及也已跟以色列建交5年，《奥斯陆协议》则在王储8岁时签署、约旦也在王储9岁时同以色列建交。基本上对成长于「后以阿战争」时空的穆罕默德来说，以巴议题就算重要，也已是「上个世代」的斗争；2011年、26岁的王储担任沙特国防大臣时，沙特最重要的对外战略议题，反而是与伊朗的地缘对峙，而非以阿冲突等「前尘往事」。

或许正因如此，王储在推动对以关系正常化上，能比前人「更没有包袱」，也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只是从结果来看，王储也明显低估哈马斯的斗争意志，没有预判到来自加沙地带的可能反扑。

这里便要提及引爆「阿克萨洪水行动」的另一股能量：伊朗的地缘扩张。

图为2024年10月7日，以巴冲突满一周年之际， 也门首都萨那（Sanaa）民众集会声援加沙，并悼念遭以军空袭致死的黎巴嫩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Sayyed Hassan Nasrallah ）。

众所周知，伊朗从2000年代开始，便通过支援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叙利亚阿萨德（Bashar al-Assad）政权、也门胡塞武装、加沙哈马斯等代理势力，成功打造名为「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的安全缓冲带，并对以色列与沙特形成南北包围，基本上这也是促成2023年沙伊复交的最大关键。

而从德黑兰的视角来看，加沙哈马斯的整体战力虽没有黎巴嫩真主党强大，却因为地理上邻近性，而能充当突袭以色列的重要暗器；从哈马斯的立场出发，伊朗的援助当然出自国家私利，但在阿拉伯世界普遍冷待巴勒斯坦议题的现实下，德黑兰别有居心的支援，已是哈马斯不可多得的续命浮木，双方自然一拍即合。

只是伊朗的支持其实也无助解决以巴冲突，反而导致问题更加难解。一方面，哈马斯得到了组织运行的资金、行动所需的军备，以及由德黑兰协助训练的战斗人员、高级指挥官，不仅成功抵御以色列对加沙的多次军事行动，还有能力对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可是伊朗的介入也导致以巴问题与以色列-伊朗代理冲突相互纠缠，巴勒斯坦武装斗争虽然因此再获能量，却也被锁在以德黑兰为主体的斗争网格中，成为「伊朗扩张」的现实注脚，并且加剧以色列歼灭哈马斯的敌对意志。

屠杀为什么发生

从这里回顾2023年的「阿克萨洪水行动」、以及随后爆发的加沙战争，前述历史远因与地缘近因，其实都发挥了一定作用。

首先就是以色列强硬派的全面掌权。 2022年内塔尼亚胡再任总理后，利库德集团与极右小党结成执政同盟，新政府的极右势力不仅大力支持扩张犹太定居点，也主张要对巴勒斯坦人采取更强硬政策，包括提高对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社区的监管，还有升级对东耶路撒冷的控制，这就导致了新一波阿克萨清真寺（Temple Mount／Al-Aqsa Mosque）冲突：2023年初，犹太极端民族主义者和以色列安全部队多次闯入阿克萨清真寺，并与在场的巴勒斯坦人发生摩擦，导致了多次暴力事件。毫无疑问，这些行为都在持续激化巴勒斯坦社会的反抗情绪。

接着就是伊朗的背后支援。观察「阿克萨洪水行动」的整体经过，哈马斯不仅借着地道网络、火箭袭击成功打击以色列，也在过程当中展现了行动速度与作战复杂性，足见其在以色列多年封锁打击下，还是保有一定军事实力。而这当然是伊朗多年支援与培训的直接结果，甚至就连「阿克萨洪水行动」本身，都可能是德黑兰协助规划而成。当然，这场行动究竟是哈马斯主动提议发起、还是伊朗直接下指导棋，外界恐怕永远不得而知，但德黑兰能借此收获的短期战略好处倒是很明显：沙特与以色列的建交进程被迫中断，伊朗暂时阻绝了以色列进一步渗入海湾的可能。

再来是阿拉伯国家的保持距离。综观加沙战争爆发后的中东各国动态，在言辞谴责与经贸动作上表态最硬的是土耳其，在军事支援与实质干预上行动最硬的是伊朗，阿拉伯国家即便纷纷谴责以色列，却除了卡塔尔、埃及的协助斡旋外，没有其他关乎冲突降温的实质动作，已与以色列建交的国家更没有一国选择断交，只是不断威胁降级，而沙特虽被迫承诺「在巴勒斯坦建国前不会与以色列建交」，却也没有为了停止冲突进行实质努力。整体来说，阿拉伯世界群情激愤不假，但阿拉伯各国领导人普遍选择与冲突保持距离，这显然是「以阿和解」趋势作用的直接结果。

而加沙战争爆发后，前述背景还是持续牵引冲突走向与脉动。以色列在强硬派全面掌权下，不灭哈马斯誓不罢休，这就导致内塔尼亚胡持续在美国的「三阶段停火框架」上新增条件，并且拒绝撤军加沙地带，更把冲突整体上升成「与伊朗邪恶轴心」的决战，意图强化自己在加沙地带的「反恐」正当性；伊朗则持续调动包括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抵抗轴心」板块干扰加沙战事，最后导致以色列杀红了眼入侵黎巴嫩，以伊两国甚至上演导弹互射的危险场面，把整个中东局势推到了大战边缘。

各方倾轧博弈间，加沙平民成了新一轮以巴冲突、以色列与伊朗代理战争的最大受害者，被高喊民主自由的西方国家集体漠视、被「反恐行动」与「反抗烈士」两种极端情境夹杀蹂躏。整体来说，这是「两国方案」彻底死亡的悲惨体现，而加沙平民的苦难，则依旧看不到终点。

来源: 香港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