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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年底至今,特朗普对新美联储主席的人选一直犹疑不定,这种纠结和顾虑,也令市场对其“亲信”——哈塞特当选的信心一路下滑。

一项旨在向加州超级富豪征收一次性重税的提案,正搅动着整个硅谷和黄金之州。支持者认为,此举旨在纠正富豪们与其巨额财富不相匹配的税收贡献;而批评者则警告,这可能会扼杀由人工智能(AI)产业驱动的经济复苏,并引发一场科技创始人和资本的大迁徙。
这项提案若能征集到足够多的选民签名,将于今年11月交付公投。尽管加州选民曾多次投票支持对富人增税,但商界已明确表示反对,连州长加文·纽森也对此持保留意见。争议的核心在于:这究竟是实现税收公平的必要一步,还是会最终导致人才、企业和税收收入流失的短视之举?

这项名为《2026年亿万富豪税法案》的提案,计划对加州亿万富豪的资产征收一次性5%的“消费税”。
据提案起草者测算,此法案将影响加州约200位亿万富豪,预计在2027年至2031年间,为州政府带来约100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这笔资金将被注入一个专项基金,主要用于填补联邦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的资金缺口。
征税范围极其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形式的财富,包括:
• 未上市公司的股权
• 公开交易的股票
• 价值超过500万美元的个人资产(如艺术品、珠宝)
• 余额超过1000万美元的退休账户
唯一的重大豁免项是通过可撤销信托直接持有的房地产。此举部分是为了避免与加州著名的第13号提案直接冲突,该提案严格限制了房产税的税率和增幅。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房产是通过合伙企业持有或计入公司资产,则仍需纳税。
为缓解现金流压力,提案允许纳税人在五年内分期支付税款(需支付利息),或针对流动性差的资产(如初创公司股权)设立延期缴税账户,直至资产出售或变现时再行缴纳。
该法案由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联合医疗健康工作者西部分会(SEIU-UHW)发起,其条款设计充满了防止避税的考量。
一个关键设计是,虽然税款计算依据的是2026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但税务居民身份的认定时间点却提前到了2026年1月1日。这意味着,在2026年内迁出加州可能无法规避此税。
即便如此,一些富豪似乎已在提前行动。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去年12月斥资1.735亿美元在迈阿密购置房产,其关联企业也在此关键节点前迁出加州。
然而,想与加州彻底“分手”并非易事。加州税务部门在处理税务居民身份争议时向来以强硬著称。
• 喜剧演员拉塞尔·皮特斯案:尽管他在内华达州(无州所得税)拥有房产、驾照和公司,但法院最终裁定他在2012至2014年间仍为加州税务居民,因为其女儿定居加州,且信用卡记录显示他在加州的居住时间最长。
• 布拉卡蒙特案:一对夫妇试图通过迁居内华达州来规避出售企业产生的巨额税负,最终败诉。该案判例确立了法院会综合考量所有因素(如登记信息、个人与职业关联、居住时间等)来判断纳税人是否真正永久离开。
旧金山税务律师沙伊尔·P·沙阿直言:“加州税务居民身份的认定完全是主观的。”对于在硅谷深耕数十年并积累巨额财富的科技富豪来说,要证明自己无意重返加州,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尽管富豪们在行动,但税务律师乔恩·D·费尔德哈默表示,该法案在法律层面也面临多重挑战。他和团队列举了八种可能的法律挑战路径,其中之一便是法案的“溯及力”。
如果选民在11月通过该法案,其效力将追溯至年初。费尔德哈默指出,虽然最高法院曾允许联邦税法的追溯,但对于一个全新的税种,现任最高法院的态度尚不明确。他给客户的建议是:“要想保住对法案溯及力的抗辩权,最好在投票前就完成迁居,且越早越好。”
此外,法案的执行也充满复杂性。为防止富豪低估或隐匿资产,提案设置了复杂的估值规则:
• 未上市公司:默认估值为“账面价值 + 年度账面利润 × 7.5倍”,且不低于上一轮融资估值。
• 个人资产:估值不得低于其投保金额。
• 慈善捐赠:必须在2025年10月15日前签订有法律约束力的捐赠协议才能抵扣。
即便提案最终通过公投,也几乎肯定会面临旷日持久的法律诉讼。
关于该法案对加州经济的长期影响,支持者与反对者各执一词。
提案的起草学者之一、密苏里大学税法教授戴维·加马奇认为,“富豪出走论”是“危言耸听”,缺乏现实依据。
但加州无党派机构——立法分析师办公室(LAO)的评估报告则指出,该法案可能导致加州每年损失数亿乃至更多的个人所得税收入。费尔德哈默认为这还是保守估计,如果科技巨头们真的将公司总部迁走,那么加州损失的将不仅是富豪本人的税收,还包括其员工和公司贡献的税收。
目前,加州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已达13.3%,位居全美之首。该州一半的个人所得税收入来自仅占总人口2%的最富裕人群。
核心论点:纠正税收不公
提案起草者引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的研究指出,亿万富豪群体实际缴纳的税款仅占加州个人所得税总收入的2.5%左右。
他们解释说,超级富豪与普通高收入人群不同,他们有更多手段避免将财富转化为应税收入。例如,他们可以通过质押股票获得贷款来维持生活,而无需出售股票来缴纳资本利得税。提案的核心目的就是“直接纠正这一不公现象,对所有财富征税”。
反对者担忧:扼杀AI复苏势头
税务律师沙阿则表达了更深层次的担忧:即使提案最终未能通过,其引发的讨论本身就可能向外界释放错误信号,阻碍旧金山湾区在AI浪潮下的经济复苏。他表示:“凡事过犹不及,总要有个限度。”
费尔德哈默警告称,“负面影响已经产生”。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位初创企业创始人在2026年底成为纸面上的亿万富豪,但随后公司估值暴跌。即使他从未套现,也可能要为那笔已消失的财富背上沉重的税负。为了缴税,他不得不出售股票,而出售所得又要缴纳高额的资本利得税,这将导致其股权被不断稀释。
在这场“向富人征税”的竞赛中,加州并不孤单。纽约市的综合个税税率已是全美最高,而新当选的市长更是承诺进一步提高税率。这一趋势无疑让加州那些正全力阻击亿万富豪税的阵营感到忧心忡忡。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项争议性政策,正将美欧贸易关系推向新的悬崖。为推动购买格陵兰岛的谈判,白宫宣布将对欧洲八个国家征收惩罚性关税。
高盛一份最新报告对此进行了沙盘推演,结论是:一旦关税落地,受影响国家的实际GDP平均将下滑0.1%至0.2%。尽管市场对这一政策能否真正执行仍有疑虑,但其潜在的经济杀伤力已引发高度关注。
根据计划,美国将从2月1日起对丹麦、挪威、瑞典、法国、德国、英国、荷兰和芬兰的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如果到6月1日仍未就购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税率将直接跳升至25%,且无限期维持。
高盛分析师在其基准情景中假设,这笔新关税将叠加在现有措施之上。这意味着,欧盟成员国每年约有2700亿欧元的对美出口商品,都将直接暴露在新的贸易风险之下。
具体来看,不同国家受到的影响差异巨大:
• 风险敞口最大: 德国、荷兰和芬兰。若美国对所有商品实施“无差别”全面关税,受影响的出口额将占这三国GDP的3%至3.5%。即使只针对现有对等关税范围内的商品,冲击面也达到其GDP的1.5%至2%。
• 德国受创最重: 作为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德国将承受最沉重的打击。在高盛认为最可能发生的“10%增量对等关税”情景下,德国GDP将被拖累约0.2%;若升级为全面关税,拖累幅度将扩大至0.3%。
• “末日情景”: 一旦6月关税升级至25%,各国GDP的损失将进一步扩大至0.25%到0.5%。更糟糕的是,这一冲击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建立在去年关税战已造成0.4%实际GDP损失基础上的“雪上加霜”。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整个欧元区的GDP风险敞口约为1%至1.5%,英国则为1%至2%。报告还提醒,如果贸易冲突进一步打击市场信心或引发金融动荡,对GDP的实际冲击可能比模型预测的还要严重。不过,如果贸易能够通过未受制裁的欧盟国家进行转口,负面影响或许能得到部分缓冲。
至于通胀,高盛的观点相对温和。报告认为,在不考虑报复措施的前提下,需求走弱会抑制通胀压力,因此关税带来的通胀效应将非常微弱。基于央行通常依据GDP和通胀进行决策的“泰勒规则”,经济增长受阻反而可能促使央行小幅降息以稳定经济。
面对美国的关税大棒,欧盟并非毫无还手之力。高盛在报告中梳理了欧盟可能采取的三种反制手段,强度逐级递增。
第一级:暂停现有贸易协议
这是门槛最低、最容易实施的选项。欧盟可以暂停落实去年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因为其中对美方的关税减免需要经过欧盟议会批准。
第二级:实施报复性关税
欧盟可以启用已获批的清单,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工具箱里包括:
• 一份价值250亿欧元的清单,用于回应美国的钢铝关税,覆盖大豆、铜、铁、摩托车和橙汁等商品。
• 一份此前计划的、价值高达930亿欧元的制裁清单,目标包括美国的飞机、汽车和农产品。
高盛指出,如果启动这些反制措施,将给欧洲自身带来温和的通胀压力。
第三级:启动“反胁迫工具”(ACI)
这是欧盟为应对地缘政治经济胁迫而设计的终极武器。虽然从启动到实施流程漫长,但它能释放出最强烈的反击信号,为谈判争取时间。ACI的工具不仅限于关税,还包括投资限制、对美国资产或数字服务征税等更广泛的政策工具。
相比之下,高盛认为英国采取报复行动的门槛较高,这与其去年在贸易谈判中的立场一致。英国文化大臣丽莎·南迪近期在采访中也暗示,英国预计将优先通过外交途径与特朗普政府接触和斡旋,而不是直接卷入贸易战。
欧盟正重新考虑一个方案:建立一个独立于现有体系之外的科技监管部门,专门用于执行欧盟的数字法律,并有权对美国科技公司的违规行为进行打击。
这一提议出现的背后,是欧盟日益增长的焦虑。在部分官员看来,面对来自美国的持续政治压力,欧盟必须掌握数字领域法律的实施与执行主导权,而当前的执法架构显然力有不逮。
将数字执法的权力委托给一个独立机构,可以显著增强欧盟在与美国谈判时的地位。布鲁盖尔智库的研究员Mario Mariniello指出,由于欧盟网络内容领域的政治化程度很高,执法很难独立于政治之外,因此将执法权分离出来会带来明显的好处。
德国绿党欧洲议会议员Sergey Lagodinsky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他认为目前的执法部门各自为政,缺乏有效协调。欧洲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数字执法机构,来提供法律的确定性,并确保欧盟法律能在全境得到一致的执行。
过去,欧盟在关税谈判、俄乌和平进程等重大议题上,倾向于让渡部分权益以换取美国的支持。例如,德国绿党欧洲议会议员Alexandra Geese就曾指出,《数字服务法》(DSA)就因特朗普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而未能有效执行。
近期的冲突更加剧了这一矛盾。上个月,欧盟委员会依据《数字服务法》对马斯克的社交平台X处以1.2亿欧元罚款,理由是其违反了透明度义务,这也是该法案下的首张罚单。然而,此举立即招致美方的强烈反击,该法案的制定者之一、前欧盟委员Thierry Breton甚至被美国实施了旅行禁令。
除了《数字服务法》,欧盟手中还有更具威慑力的工具。法国总统马克龙提议启用欧盟的“反胁迫工具”(Anti-Coercion Instrument, ACI),该工具也被外界称为“贸易火箭筒”。
ACI赋予了欧盟广泛的反制权力,除了对货物征收关税外,还能够:
• 限制外国直接投资
• 阻止服务贸易
• 将外国公司排除在公共采购招标之外
这一工具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打击可能尤为精准。例如,美国的云服务提供商可能会被禁止参与医院、学校和行政基础设施等政府项目的竞标。此外,该机制还允许欧盟限制数据流动和数字服务。
如果欧盟进一步收紧对美国企业服务许可证的有效性,许多美国科技巨头在欧洲的子公司,将可能无法合法地向其欧洲客户销售母公司的软件产品。
尽管欧盟可以通过限制美国科技企业来争取谈判筹码,但如何使用这些筹码,各成员国之间却难以在短时间内达成共识。
例如,高度依赖贸易的德国以及与美国关系密切的意大利,都希望避免与华盛顿发生严重冲突。与此同时,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国则明确表示,不支持建立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因此,这一设想距离成为现实,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欧洲央行的权力格局正在悄然改变。克罗地亚央行行长鲍里斯·武伊契奇(Boris Vujčić)已被正式提名为欧洲央行下一任副行长,这标志着将首次有东欧地区代表进入该行最高决策层——执行理事会。
据欧元集团主席透露,在获得欧元区21国财长的一致支持后,武伊契奇预计将于今年6月1日正式接替西班牙人金多斯,履新欧洲央行副行长一职。这一任命打破了欧洲央行成立25年来一直由欧盟四大经济体主导高层的惯例,让一个来自欧洲小型经济体的声音得以进入权力核心。
现年61岁的武伊契奇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央行官员。他自2012年起便执掌克罗地亚央行,此前还长期担任副行长。他不仅全程参与了克罗地亚加入欧盟的谈判,更主导了该国在2023年加入欧元区的全过程,使其成为欧元区第20个成员国。

随着克罗地亚入欧,武伊契奇也顺利进入了由27名成员组成的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在委员会中,他被普遍视为立场较为强硬的“鹰派”成员之一。就在近期,他还公开表示,当前通胀与经济增长面临的风险已趋于平衡,暗示下一次利率调整的方向并非只有降息一个选项。
目前欧洲央行正处在一个相对平稳的观察期。自去年6月以来,其货币政策立场便未再调整,市场普遍预期今年内不会下调存款利率,而欧盟近几个月的通胀率也稳定在2%左右,经济保持温和扩张。
这次任命对东欧国家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尽管东欧国家已占欧元区成员国的三分之一,但在此之前,从未有人能进入欧洲央行的执行理事会。为了实现这次历史性的突破,东欧国家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强力游说。
竞选过程十分激烈。在首轮投票中,来自立陶宛、爱沙尼亚、葡萄牙和拉脱维亚的候选人因支持不足而相继退出。最终的对决在武伊契奇与芬兰央行行长奥利·雷恩之间展开,后者一度被认为是更有优势的候选人。
一位高级官员透露,德国的支持是武伊契奇获胜的关键。德国力挺克罗地亚,一方面是为认可新晋欧元区成员国付出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克罗地亚稳健的货币政策立场。有趣的是,这一结果与欧盟议员的偏好相悖,他们此前更倾向于拉脱维亚或葡萄牙的候选人。
欧洲央行的观察人士指出,副行长一职并非最炙手可热的职位。欧洲最大的几个国家此次并未参与角逐,显然是把政治资本集中在明年即将出现的更重要职位上。
明年,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和市场操作主管两大关键职位都将换人,预计德国、西班牙和法国届时都将下场竞争,以维持其在欧洲央行的主导地位。
武伊契奇的任命,也让2027年10月现任行长拉加德任期届满后的继任者之争,保持了更大的开放性。按照惯例,欧洲央行正副行长这两个最高职位的人选,通常会在大国与小国、北方与南方、鹰派与鸽派之间寻求平衡,有时还会兼顾性别因素。
目前,下任行长的热门人选包括西班牙央行行长巴勃罗·埃尔南德斯·德科斯,以及前荷兰央行行长克拉斯·克诺特。此外,德国央行行长约阿希姆·纳格尔和欧洲央行执行理事会成员伊莎贝尔·施纳贝尔也已表露了参选意向。
美国总统特朗普因格陵兰岛主权问题再发关税威胁,美欧紧张关系迅速升温。面对新一轮的贸易压力,欧洲正在评估反制方案,其中一项可能动摇资本市场的极端选项,正在投资者中引发激烈讨论。
事件的导火索是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上的一则声明。他宣布将从2月1日起,对丹麦、挪威、瑞典、法国、德国、英国、荷兰和芬兰的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并威胁若相关方不同意美国“全面、彻底购买格陵兰岛”的方案,税率将从6月1日起提高至25%。
周一,这场风波已经对市场造成冲击。美国股指期货、欧洲股市和美元应声下跌,而黄金、瑞士法郎和欧元等避险资产则走强。这一幕仿佛是去年4月特朗普启动关税政策后市场反应的重演,也预示着一轮新的“抛售美国资产”交易潮可能正在酝酿。
欧盟方面,最直接的回应是提议暂停批准去年7月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同时,各国领导人也在讨论对价值930亿欧元(约108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德国财政部长更是呼吁欧洲做好准备,采取最强有力的贸易反制。
在众多选项中,德意志银行率先指出了一个美国最关键的弱点:对外国资本的高度依赖。该行外汇研究主管George Saravelos认为,欧洲可以将庞大的美国资产“武器化”。
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欧洲拥有格陵兰岛,也拥有大量美国国债。” 报告指出,欧洲国家持有的美国债券和股票价值高达8万亿美元,几乎是世界其他地区总和的两倍。
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欧盟持有的美国资产总额甚至超过10万亿美元,英国和挪威还持有更多。理论上,如果欧洲选择抛售这些资产,将直接推高美国的借贷成本,并可能引发美股大跌。
然而,这个看似威力巨大的武器,动用起来却困难重重。多数市场策略师认为,欧洲最终采取这种极端措施的可能性极低。
首先,这些资产绝大部分由不受政府直接控制的私人基金持有。其次,大规模抛售也会严重损害欧洲投资者自身的利益。
法国兴业银行首席外汇策略师Kit Juckes表示,美国巨大的净国际投资逆差确实是美元的潜在威胁,但这需要海外持有者愿意承受相应的经济损失。
他补充说:“欧洲公共部门的投资者或许会停止增持,甚至开始抛售,但要让他们为了政治目的牺牲投资收益,当前的局势恐怕还需要进一步升级。”
欧洲公共部门确实持有部分美国资产,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挪威2.1万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但与私人投资者的持有量相比,这只是其中一部分。
荷兰国际集团(ING Groep NV)的研究团队也指出,尽管欧洲在理论上拥有筹码,但现实中可能需要采取更温和的策略。“欧盟几乎无法采取任何措施迫使欧洲私人投资者抛售美元资产,最多只能尝试激励他们将资金投向欧元资产。”
将贸易争端升级为一场直接冲击资本市场的金融冲突,意味着局势的严重恶化。目前,尚不清楚欧洲官员是否会认真考虑推动投资者从美国撤资。因此,尽管“抛售美债”的讨论甚嚣尘上,但它在短期内仍然更像是一种威慑,而非现实可行的政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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