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財經要聞

當地時間5月30日，世界黃金協會（WGC）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在央行黃金購買量達到歷史高位之後，有24%的央行計劃在2023年增加黃金持有量。新興經濟體的央行更熱衷於增加黃金儲備，71%的受訪央行預計，今年的總體黃金持有量將增加，而去年這一比例為61%。

在去年大舉購入黃金之後，很多央行今年依然在買入。根據世界黃金協會的數據，今年第一季度各國央行的全球黃金儲備增加了228噸。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特邀副研究員劉典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分析稱，各國央行尤其是新興經濟體對黃金愈發青睞的原因有多個方面。首先，黃金被視為一種避險資產，能夠提供穩定性和價值保值的特性。在不確定的全球經濟環境下，持有黃金可以作為一種防範風險的手段。其次，黃金具有廣泛的國際認可度和流動性，能夠為央行提供一種可靠的儲備資產。此外，一些新興經濟體可能通過增加黃金儲備來降低對美元的依賴，以應對可能的外部衝擊或貨幣波動。

在今年2月7日至4月7日期間，世界黃金協會對59家央行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和去年一樣，地緣政治擔憂、利率擔憂和通脹壓力上升仍然是央行看好黃金的主要原因。

在黃金成為香餑餑之際，央行對美元的看法比之前的調查更為悲觀。隨著其他國家在全球舞台上變得越來越重要，各國的外匯儲備正在多樣化，減少對美元的依賴。許多央行一直在通過增加歐元、日元、人民幣和黃金等其他儲備資產，積極實現外匯儲備多元化。

世界黃金協會央行業務主管Shaokai Fan表示，各國央行仍然認為黃金具有吸引力，長期以來，黃金一直被用作保值和對沖經濟動盪風險的工具。對於美元和黃金的作用，央行的看法已發生重大轉變。總體而言，央行對美元的悲觀情緒出現大幅上升，而對黃金的樂觀情緒大幅上升。

需要注意的是，害怕被制裁是各大央行增持黃金的一大理由，在俄烏衝突中，西方國家凍結了俄羅斯3000多億美元的資產。有25%的新興市場央行對此表示擔心，而發達經濟體的這一比例為0%。

在劉典看來，外匯儲備多元化是大勢所趨。多元化的外匯儲備可以降低國家對某一種貨幣的依賴，減少因該貨幣貶值或其他不穩定因素帶來的風險。而且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和經濟實力的增強，他們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也在提升，因此需要更多的外匯儲備來支持其經濟和金融發展。國際經濟體系的多極化趨勢也促使各國央行尋求多樣化的外匯儲備，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全球經濟格局。此外，從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來看，美元逐漸式微以及全球政經格局波動導致未來形勢仍不明朗，讓各經濟體對未來金融安全環境產生擔憂，增加黃金及非美元的外匯儲備有助於抵抗未來可能由其他因素引發的金融動盪。

儘管美元仍在全球貨幣體系中佔據主導地位，但實力已經在不斷下降。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美元在國際外匯儲備中的份額在2022年第四季度降至58%的20年低點，遠低於上個世紀之交時的約78%。

對於近期全球熱議的去美元化，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鍾正生告訴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去美元化並不是一個新話題，但不同宏觀環境下這一議題受到的關注程度不盡相同。近年來，當美元和美元資產價格不穩，或者美國頻繁動用“美元霸權”時，去美元化的呼聲便增多。本輪去美元化熱潮的背景頗為複雜，既有美元資產國際儲備下滑，也有人民幣國際化的進展，還離不開美國銀行危機和債務上限風波的頻頻擾動。

在劉典看來，一些國家和地區正在積極採取措施減少對美元的依賴，並增加其他貨幣和資產的使用，去美元化趨勢可能會對美元的國際地位產生影響。首先，美元的全球需求可能會下降，導致其價值下降，這可能對美國經濟和金融市場產生影響。其次，一些國家可能會加強與其他國家的貨幣合作和貿易結算，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多元化和更加平衡的發展。另外，去美元化可能促使國際貨幣體系的重構，可能涉及新的儲備貨幣的出現或國際貨幣規則的變化。

與此同時，中國等國家在去美元化和人民幣國際化方面可能會迎來一些機遇。劉典認為，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和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中國可以增加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中國可以通過促進人民幣使用和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為全球經濟的發展注入新的動力。

另一方面，劉典也提醒，人民幣國際化也面臨一些挑戰，包括金融市場的深化和開放、人民幣的穩定性和可兌換性、金融監管和透明度等方面。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景需要綜合考慮這些因素，並採取適當的政策和改革措施，提高人民幣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和影響力。

儘管全球去美元化是大勢所趨，但會是一個長期而緩慢的進程。

鍾正生認為，去美元化的實現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不會一蹴而就。 2022年以來，地緣衝突、能源危機、美聯儲激進加息等宏觀風險急劇上升，各國為平衡風險而減少美元資產、增持非美貨幣和黃金。但在這些風險退潮後，去美元化未必能持續加速。從絕對水平看，美元的儲備和結算功能在全球仍保持“一枝獨秀”。

具體來看，儲備方面，美元儲備的全球佔比雖有下降，但規模仍是第二名歐元的三倍。結算方面，截至今年3月，美元仍是SWIFT系統中佔比最高的幣種，且人民幣、歐元等結算多發生於中歐兩大經濟體參與的區域貿易中，與美元結算的國際化水平仍有距離。人民幣方面，中國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短期不會積極尋求“取代”美元。

機構層面，穆迪表示，美國轉向保護主義、制度弱化以及債務違約等風險，都將威脅到美元在全球的主導地位，預計未來幾十年將出現一個更多極化的貨幣體系，但仍將以美元為主導，挑戰者將難以完全複製美元的規模、安全性和可兌換性。

此外，美國政府和美聯儲很可能為捍衛美元地位而採取更多行動。歷史上，美元走向離不開政策定調。早在2021年1月，美國新財長耶倫便代表拜登政府表明了匯率政策立場，明確表示美國不會主動尋求弱勢美元，重申“市場決定匯率”的承諾。此後兩年，美元步入升值週期。當前，為控制高通脹，拜登政府更可能希望美元升值或至少保值。

鍾正生認為，面對愈演愈烈的去美元化威脅，不排除美國政府進一步採取行動，鞏固美元的儲備和國際結算功能，向世界展現美國捍衛美元的決心。美聯儲可能採取的行動是，更加堅定地尋求物價穩定，不過早地降息和停止縮表，盡力穩住美元匯率。

對投資者而言，去美元化情緒的可能降溫可能觸發部分資產價格調整。鍾正生分析稱，美元指數可能獲得階段性支撐。尤其考慮到當前看空美元、看多歐元的交易已經較為擁擠，美元指數可能階段性企穩或反彈。黃金、加密貨幣等“美元替代貨幣”價格可能出現回調。

本週，英偉達股價連連上漲，30日的單日漲幅高達3%，收於401.11美元，市值在盤中一度突破萬億美元大關口。

值得一提的是，在投資人大買特買之後，英偉達的市盈率卻出現了下滑。根據華爾街常用的指標“遠期市盈率”，英偉達目前的股價約為華爾街對未來12個月平均收益預期的45倍。而Refinitiv的數據顯示，美東時間5月18日，即英偉達發布大超市場預期的一季報和二季度業績指引的約一周前，英偉達的市盈率為62倍。

據外媒分析，這是因為華爾街分析師對於英偉達未來盈利預期的上調速度，已經超過了股價漲幅。路透社報導稱，華爾街目前對英偉達今年第二季度的每股收益普遍預期已經上調95%至2.05美元，同時還將公司今年全年每股收益預期上調了71%至7.75美元。

英偉達上周公布的業績指引顯示，二季度公司的營收預期比華爾街的預期高出50%以上。英偉達CEO黃仁勳也表示，公司正在“大幅增加供應，以滿足市場對數據中心芯片不斷飆升的需求。”

根據Refinitiv收集的數據，目前覆蓋英偉達的分析師已經將公司的目標價中值從上個月月底的300美元上調至450美元，上調幅度達50%。具體來看，高盛將英偉達目標價從275美元上調至440美元，摩根大通從250美元上調至550美元，巴克萊從275美元上調至500美元，富國銀行從320美元上調至450美元。

對於英偉達後續的表現，市場研究公司Bernstein的分析師Stacy Rasgon認為，投資者還在觀望英偉達股價今年出現的這一波強勁走勢，是否標誌著開啟一個新的上漲通道。 Rasgon認為，英偉達一季報發布前的高估值反映出市場對其估值過低的押注。

英國金融服務公司Hargreaves Lansdown市場主管Susannah Streeter則表示，儘管投資者對英偉達一季度營收的大幅增長感到興奮，但他們必須注意供應鏈壓力等問題。 “英偉達在人工智能領域處於領先地位，（營收）增長的階段性變化不太可能是短暫的，但這種規模的超高速增長也將帶來挑戰。”

截至美東時間5月30日收盤，英偉達已經成為年初至今標普500指數成分股中漲幅最大的公司，累計漲幅達175%，而同期標普500指數漲幅僅10%。

路透社的分析顯示，人工智能一直是近幾周公佈業績的美股上市公司的主要主題，在標普500指數成分股公司召開的投資者電話會議上，人工智能一詞被提及近900次。在英偉達的電話會議上，人工智能也被提及了86次，超過了Alphabet的52次和微軟的35次。

對於這只今年以來的“超級大牛股”，也有不少頂級基金經理表現出謹慎的態度，認為其估值過高。

華爾街著名空頭Jim Chanos就對英偉達近期的漲勢嗤之以鼻，他上週便稱AI已經被過度炒作，“華爾街非常擅長創造供給以滿足需求”。

方舟投資首席執行官、“木頭姐”凱西·伍德（Cathie Wood）當地時間5月30日（週二）又發布推文稱，方舟基金從2014年以來就看好英偉達，但考慮到英偉達高達25倍的預期市值營收比，其估值已經過高了。也正是因為這樣的考量，“木頭姐”今年1月份清倉了英偉達，因此也錯過了這輪“瘋漲”行情。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註意到，早在今年2月份，彼時英偉達的股價還在234美元左右，市盈率約為50倍，伍德就表示英偉達的估值“非常高（Very high）”。她在2月27日接受CNBC採訪時表示，“我們看好英偉達，我們認為這是一隻好股票。但對於一隻旗艦基金來說，我們一直在鞏固我們的最高信任度，這在一定程度上與股票的估值有關。”

彭博社的數據顯示，2022年10月，當英偉達從底部開始反彈時，ARKK旗艦基金還持有75萬股，但根據彭博社的數據，截至去年11月，伍德就將英偉達的頭寸大幅削減至3.9萬股左右，直到今年1月徹底清倉。

本週一，投資人Martin Pelletier對比了幾家科技巨頭的市值與營收之比，發現英偉達的市值是營收的38倍，超過了“木頭姐”預測的25倍，也遠遠超過微軟的12倍，還高於特斯拉、蘋果、谷歌以及Meta。

彭博社報導中稱，從公司實際的淨利潤來看，英偉達目前的估值也確實是最貴的。英偉達目前的股價是現金流的140倍還多，是同行AMD的兩倍還多。此外，就市淨率來看，英偉達的漲幅也過於明顯——目前英偉達的市淨率約為40倍，另外兩家芯片巨頭ASML和KLA的市淨率均為30倍不到。

包括Takeru Hanaya在內的SMBC日興證券分析師也給英偉達“潑冷水”，其團隊在一份研報中寫道：“雖然英偉達最近公佈的業績提高了市場對人工智能服務器的預期，但芯片行業正在進行的降價和庫存的調整表明，人工智能預期與整體市場疲軟之間存在反差。”

彭博社還援引獨立分析師William Keating上週末發表的一份研報稱，“我們基本認為，無論未來的潛在增長如何，英偉達目前的股價都處於泡沫區域。換句話說，我們認為英偉達已經見頂，在這個階段追漲沒有什麼意義。”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華盛頓共識”一度在成為美國維繫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支撐，其主張的“大市場小政府”、“私有化”以及“貿易與金融自由化”的理念，也成了美國二戰後輸出最為成功的政策框架。但如今作為向全世界推廣自由市場經濟的美國，卻正顛覆著“華盛頓共識”的理念。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傑克•沙利文近期發表“重振美國經濟領導地位”講話，承認美國工業和持續創新能力受到了真正的打擊，旨在以國家力量介入產業政策振興製造業，這標誌著美國經濟理政理念正在發生著重大轉變。這種轉變下，世界經濟格局將如何演變，中國將面臨什麼挑戰？

1989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美國政府三大機構提出一系列政策主張，具體以新自由主義學術為主要理論，旨在為陷入債務危機的拉美國家提供經濟改革方案，並達成了控制財政赤字、重視文教與基礎設施、降低邊際稅率、實施利率市場化、採用浮動匯率制度、實施貿易自由化、放鬆對外資的限制、實施國有企業私有化、放鬆政府管制、保護私有產權等10條措施，這稱作“華盛頓共識”。它強調“政府的角色最小化、私有化和自由化”，在90年代初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的環境下，世界各國政府紛紛開始優先考慮西方經濟的模式，美國藉此機會通過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貸款援助、巨額投資作為交換條件，得以將此模式推行開來，智利、墨西哥、巴西、俄羅斯、阿根廷、波蘭以及東南亞各國開始實施“華盛頓共識”。

在“華盛頓共識”下，以自由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秩序理念，曾一度促進了貿易全球化、金融國際化以及國際合作領域的擴大。根據世界銀行公佈的數據，全球貿易占GDP比重從1985年的36.7%上升至2021年的56.5%。在1980-2000年20年間，美國經濟取得快速發展，名義GDP年平均增長超過6%，其在全球的影響力不斷提升。

但看似推動全球化的同時，“華盛頓共識”也帶來了一些嚴重的經濟與政治問題。自由市場經濟下，美國擁有四十年繁榮的同時，工業基礎逐步被掏空、製造業空心化逐步在加劇。自1952年至2022年70年間，美國製造業佔GDP比重累計下降16.2%。筆者曾在《二戰後美國製造業的變遷與衰落》中提到，從美國財富500強的公司名單裡，自1955年一直到1980年，美國傳統生產型行業在財富500強比重仍在70%以上。80年代開始的美國金融化和監管放鬆極大促進了銀行和保險公司的壯大，進入90年代，金融混業經營改革進入快車道，傳統製造業比重在1995年下降到50%以下。

對於90年代的亞洲經濟市場，對外投資的完全放開實際上也是對投機性的“熱錢”打開了窗口，這難免出現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狀況。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席捲泰國，不久之後，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外向型經濟的國家受到波及，各國貨幣大幅貶值，亞洲主要股票市場大幅下跌，打破了亞洲經濟騰飛的景象。

2008年次貸危機亦成為“華盛頓共識”進程中的標誌性事件。在自由化的條件下，美國銀行系統在金融體系中的比重過高、資本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監管不力等不但導緻美國房地產泡沫破滅，直接引發全球性的經濟大蕭條。

不同於“華盛頓共識”，中國開闢出特有模式。相較於“華盛頓共識”有組織地出台，“北京共識”則是由國際輿論自發形成的一種觀點。2004年美國《時代》周刊的高級編輯，高盛公司的資深顧問喬舒亞•庫珀在英國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發表了一篇調查論文，指出中國結合國情形成了自己的發展模式，他把這一模式稱為“北京共識”。這種模式強調“主動創新和大膽試驗”，指出創新是中國經濟發展和持續進步的手段，強調解決問題應因事而異，不求統一標準。強調現代化發展不僅需要市場實現資源的高效配置，也需要政府發揮著充分調控的作用，強調公有經濟與私有經濟各展所長，強調市場與政府角色彼此協調。“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是“北京共識”的集中體現。

相對於華盛頓共識帶來的負面效應不斷顯現，中國經濟政策遵循“北京共識”，推動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根據世界銀行公佈的數據，中國GDP在全球經濟中佔比從1990年的1.6%上升至2021年18.5%。而且，依照北京共識，中國更好地應對了1998年東南亞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筆者曾在本專欄文章《從“巨大中華”看產業政策之爭》中提到，2008年“四萬億”刺激計劃中，中國鋼鐵、光伏位列十大振興產業之中，發展迅速，卻在其後兩三年成為了產能過剩的重災區，一時間廣受詬病。而在2011年至2015年期間全球鋼鐵、光伏行業大調整的背景下，多數海外企業虧損嚴重，頻頻倒閉，但中國企業得益於國家產業支持存活了下來，大幅佔領國際市場，盈利大幅增長的同時也增強了國際競爭力。

中國通訊、電子等相關產業的發展，也得益於“北京共識”在產業政策上的應用。上個世紀90年代初，中國通訊業發展剛剛起步，方興未艾，與國際先進企業相比差距明顯，而中國政府在八、九十年代提出發展國內通訊行業的產業政策，包括加大研發投入、鼓勵電信企業創新、對技術改造項目實行海關半稅政策、對急需的通信設備實行特批全免關稅政策，並對通信業發展給予各種費用減、免、返等特殊優惠政策等等。再加上自主研發程控交換機的突破，九十年代後期國內出現了饒有名氣的“巨大中華”（巨龍通信、大唐電信、中興通訊、華為技術）四家通訊企業，其中華為公司更是異軍突起，作為四家中唯一一家民營企業，憑藉更加市場化的運營方式、優秀企業家精神以及先進的公司治理理念和員工的勤奮等個性化因素，成為全球的行業領軍企業。自2010年首次殺入世界500強以來，全球排名從397提升至2022年的57位，位列全球通訊產業龍頭。

近年來，新冠疫情的大流行以及俄烏戰爭等因素帶來的衝擊，更加暴露出“華盛頓共識”政策的局限性：過度的“自由市場經濟”驅使戰略物資生產的產業鏈外包，疫情暴露了生產供應鏈的脆弱性的傷疤，俄烏衝突等地緣政治因素反映過度對外依賴的風險，全球大宗商品供應受到明顯衝擊，全球通脹加劇了不確定性。此環境下，“華盛頓共識”似乎已經難以維繫，美國政府也在對自由貿易和市場經濟加以反思，對加大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抱以主張。

近期從美國高層的表態和出台的政策來看，“華盛頓共識”正在褪色。今年4月，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在提出美國新的國內外經濟政策，被看作是拜登內閣轉向的吹風：以國家介入為主旨的產業政策、重振美國的製造業和恢復貿易保護主義。沙利文指出，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過度強調了市場的效率，取消稅收、放鬆管制以及私有化被放在優先於公共利益的地位，使得一些如半導體和基礎設施領域重要部門陷入萎縮，損害了美國的工業能力。他提出，要通過公共投資來支持對經濟增長起基礎性作用的、具備國家安全戰略性的產業發展，尤其是醫療設備、半導體和關鍵性礦產資源。

而在此之前，拜登政府密集出台的《2021美國創新和競爭法案》《芯片與科學法案》以及《通脹削弱法案》，是典型的政府乾預市場行為，皆可看作“華盛頓共識”轉向後的產物。2021年1月，拜登政府發布《關於確保未來由美國工人在美國製造》的行政令，強調政府在聯邦合同簽約中優先選擇國內供應商，最大限度使用美國服務與商品。同時，拜登政府推出《2021美國創新和競爭法案》，旨在促進美國半導體、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降低半導體行業對外依賴程度。2022年8月，拜登政府連續發布《芯片與科學法案》和《通脹削減法案》，試圖加快關鍵產業鏈的本土化進程，圍堵中國半導體發展。其中《芯片和科學法案》提出拿出527億美元資金支持美國半導體行業發展，同時通過產業補貼、出口管制清單、實體制裁、外資安全審查、以及“中國護欄”條款等手段，對中國芯片行業採取封鎖。今年5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演講，向外傳達了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聲稱要同中國展開劇烈競賽，以“投資、協同、競爭”定義對華政策框架，決意用更大力量維護在“關鍵領域”的戰略優勢。這表明未來美國在國內產業政策干預、對中國技術的製裁上將更加常態化。

面對美國“華盛頓共識”的轉向，中國經濟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必要的。下一步，中國經濟政策還需要在以下四方面加快推進。

一是利用中國巨大的市場規模和完整的產業鏈優勢，在深化供給側改革的同時積極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宏觀政策還可以進一步發力，鞏固經濟企穩回升基礎。財政政策特別是中央財政還有積極加力的空間，鑑於中國企業和居民社保和公積金負擔較重，針對積極合規繳納社保的企業進一步降低社保、公積金費率，不僅可以增加居民當期可支配收入，企業經營狀況改善也會帶動其消費性支出；同時，輔以向中低收入群體發放現金補助或消費券、推動綠色智能家電下鄉和以舊換新、對中小企業發放採購券等，有助於提振微觀主體信心。

二是加大力度推進科技創新驅動戰略，解決技術卡脖子問題。5月28日C919國產大型客機圓滿完成了首次商業飛行，揭開了國產民機事業的新篇章，意味著中國在工業製造業領域上實現了新突破。針對國際科技競爭和外部遏制打壓，政策層將科技創新作為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二十大明確提出，完善黨中央對科技工作統一領導的體制，健全舉國體制，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兩會期間進一步針對科技創新佈局，新設中央科技工作委員會等機構。下一步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堅決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提高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水平。

三是積極發展數字經濟和深化數實融合，全面提振平台企業和民營企業預期活力，提升國內經濟大循環的韌性和效率。4月政治局會議強調平台企業政策從強調監管轉為鼓勵創新，要求“推動平台企業規範健康發展，鼓勵頭部平台企業探索創新”。在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大趨勢下，平台企業在提振消費、改善就業（特備是青年就業）、加快創新等方面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下一步平台政策要更加註重發展，鼓勵頭部平台企業探索創新。

四是為應對逆全球化、中美貿易摩擦等問題，繼續加大區域一體化合作。發揮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和一帶一路作用，加快形成中亞南亞西亞開放通道和打造內陸改革開放高地；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製度型開放，推進自貿試驗區高質量發展，積極打造高能級開放平台；積極參與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充分發揮中歐班列西安集結中心作用，加快形成面向中亞南亞西亞國家的重要對外開放通道，在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中發揮更大作用；著力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提高招商引資的質量和水平。

曾經滿懷希望投身於“印度製造”洪流中的中國企業發現印度的投資環境日益惡化。

今年4月，小米印度公司對印度執法局扣押資產的申訴被印度法院駁回。一年前，印度執法局指控小米印度公司以特許權使用費的名義向外國實體非法彙款，凍結了小米在印度近6.8億美元（約合人民幣48.1億元）的資產。但小米否認有任何不當行為。

“我們正在研究目前的情況並等待書面判決。我們希望重申，我們在印度的經營行為遵循一切本地法律法規。”小米方面對《財經》記者表示。

印度總理莫迪在2014年提出了“印度製造”倡議，希望將製造業在印度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5%提升至25%。也正是在這一年，包括小米在內的中國智能手機製造商開始進入印度市場。小米、vivo、OPPO這些中國手機品牌一度佔據印度超過75%的市場份額。但在受到印度用戶歡迎的同時，這些企業又感受到日漸壓縮的空間及種種不確定性。

在小米案中，印度執法局認定小米印度公司是從印度製造商那裡採購，並未從三個外國實體那裡得到任何服務，因此認為小米以特權使用費名義將資金匯往國外的行為違反了印度《外匯管理法》。面對指控，小米印度公司回應稱，特許權使用費和賬單都是合法且真實的，公司支付的特許使用權費是用於印度版本產品使用的授權技術和知識產權。

長期為中國企業赴印度投資提供法律服務的律師李欽對《財經》記者表示，如果小米印度公司的申訴最終被駁回，它還可以上訴。在他看來，本案的分歧在於，雙方對稅法和外匯管理法等法律的理解不同，比如企業認為是合理的稅務籌劃或者正常的服務貿易而將資金匯出印度，但印度政府認為是對稅法的濫用和對外匯管理法的違反。

小米陷入的爭議並非孤立事件，印度市場上的其他中國智能手機公司面臨相似的麻煩。去年7月，OPPO被指控逃避關稅439億印度盧比（約合人民幣37.6億元）。印度收入情報局稱，OPPO在進口手機零部件時錯誤使用了關稅豁免，並在計算進口貨物交易價值時未包括特許權使用費。

vivo則面臨逃稅221億盧比的指控，並被凍結46.5億盧比的資產。去年7月，印度執法局在印度全境突擊搜查與vivo及其經銷商相關的48處生產經營場所，稱vivo在印度的銷售收入被轉移至海外以避稅。

當時中國駐印度使館發言人王小劍表示，中國政府一貫要求中國企業在海外合法合規經營，同時堅定支持中國企業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他指出，印方頻繁調查中國企業的做法不僅擾亂了企業正常經營活動，損害企業商譽，更阻礙了印營商環境改善，挫傷了包括中國企業在內的各國市場主體在印投資經營的信心與意願。

在印度中資手機企業協會秘書長楊述成看來，2015年到2019年是中資企業在印度的黃金期，此後形勢急轉直下，中國投資者信心遭到嚴重打擊。儘管他仍認同印度的人口紅利，但認為現在的各種案例都表明印度不再是中資理想的投資目的地。“未來五到十年，印度對中資企業的營商環境都不會改善。”楊述成對《財經》記者說。據他了解，一些中小企業已經撤離印度或者縮減在印度的產能。

楊述成指出，在印度的中資公司經常面臨查稅和合規調查，從公司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到關稅，而且查稅方式讓人難以接受，通常是聯合幾個部門一起，動靜很大，針對中國企業的執法也過於嚴苛。

除了面臨越來越多的審查和調查，在印中資企業面臨的另一主要挑戰是簽證問題。儘管印度政府沒有正式宣布停止向中國申請者發放工作簽證或者商務簽證，但據楊述成表示，大部分申請者的資料都被退回，導致無論是管理人員還是技術人員都難以進入印度。

嚴瀟瀟的公司是最早將業務遷至印度的手機供應鏈企業之一，2016年跟隨OPPO和vivo的步伐來到印度。過去幾年，他深刻感受到印度投資環境的惡化。“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簽證。”嚴瀟瀟對《財經》記者說。他的公司之前有20多個中國員工，現在僅剩他一人。

作為過去三年為數不多的獲得印度工作簽證的中國人，嚴瀟瀟還記得2016年的時候辦理印度簽證很容易，註冊公司也很簡單。但如今中國人很難在印度註冊公司，通過印度政府審批的幾乎都是蘋果供應鏈上的公司。

2020年，在中印邊境衝突爆發後，印度收緊了中國公司在印度的投資，並加大了對中資企業的稅務和合規審查。印度還以安全問題為由禁止了300多個與中國有關聯的手機應用程序，包括抖音海外版TikTok和微信。

2020年4月，印度對《外商直接投資綜合政策》進行修訂，要求來自陸上鄰國的投資必須經過印度政府審批。此前外商投資的政府審批路徑僅適用於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雖然與印度陸路接壤的國家還有緬甸、不丹、尼泊爾，但是這些國家的投資者在印度並不活躍，因此這項政策的修訂被普遍解讀為針對中國。

自2014年起，中國成為印度外國直接投資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印度在2020年修訂外國投資政策之後，中國企業在2021年對印度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同比下降近七成。在李欽接觸的客戶中，有一家中國科技企業本來已經決定去印度註冊公司，但在印度出台外國投資新政之後，這家企業意識到通過審批的希望渺茫，放棄了印度市場。

2022年3月，印度政府首次公佈了來自與印度陸路接壤國家投資者的獲批情況。自2020年4月頒布新規以來，印度政府一共收到了347份投資申請，其中66起得到了印度政府的批准，193個申請被拒或由投資者主動撤回，剩餘的為未決狀態，申請獲批率約為19%。在具體行業方面，獲得審批數目最多的行業是服務業，其次是電子和汽車行業。

今年3月，印度財政部長尼爾馬拉·西塔拉曼透露，過去一年有54份來自中國的投資申請仍在等待印度政府的審批。

“中國企業與印度企業設立合資企業或者在印度設立工廠，且屬於印度歡迎的製造業或者高端服務業或者較大的投資額等得到許可的機率較高。”李欽說。

截至今年1月，一些處在蘋果供應鏈中的中國企業獲得了印度政府的投資許可。儘管它們不被允許成立獨資公司，但印度政府同意它們與印度公司組成合資企業。

據印度媒體今年3月報導，印度計劃為在印度合資設廠的中方投資者設定49%的股份上限。合資企業中的印度合夥人將擁有至少51%的股份，以確保他們可以控制企業的管理。尋求與中國企業建立合資企業的印度公司表示，這一上限將取決於中國公司願意轉讓的技術密集程度。

但一些國際公司更傾向於各佔50%的結構，他們擔心49%的股權上限可能會使中國的製造商不願意分享技術。儘管印度在2020年之後收緊了來自中國的投資，但國際和印度企業都意識到印度需要中國公司的幫助來建設相關供應鏈。

去年11月，印度智庫國家應用經濟研究委員會為印度工業聯合會撰寫的一份報告建議，如果印度想要在2026年3月實現3000億美元電子製造業產值的遠大目標，應放寬來自中國的投資。這份報告強調了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重要地位。市場研究機構Counterpoint的數據則顯示，在印度智能手機生態系統中，本地採購的元器件只佔了15%，而進口產品中大約五分之四都來自中國。

報導稱，莫迪政府已經要求印度業界提交願意成立合資企業的中國供應商名單。印度手機製造商Lava已經在與中國公司華勤就成立合資企業展開談判，印度電子企業迪克森科技也在與中國手機零部件供應商討論成立合資企業。

除了預先的投資審查，印度還在2022年修改公司法中關於董事任命與資格的條款，要求在印度公司中擔任董事的人如果來自與印度接壤的國家也要得到印度政府的批准。

面對印度政府的一系列歧視性政策，中資為什麼還要去印度？李欽表示，這是因為很大一部分中資企業與蘋果、三星等國際性企業簽署了全球供應鏈合同，如果無法履行將被取消資質。

此外，印度曾在2015年推出分階段製造計劃（PMP），以加徵關稅的方式迫使外國企業將手機、手機零部件產能轉移至印度，希望在印度培育一個完整的手機製造生態系統。2018年，印度成為世界上第二大手機生產國，如今在印度國內銷售的手機絕大部分都為印度製造。

2020年，印度更進一步頒布生產掛鉤激勵（PLI），為14個關鍵行業提供財政優惠，希望吸引外國製造商並扶持本土製造業冠軍。這些行業包括製藥、電子/技術產品、電信和網絡產品、汽車和汽車部件、無人機等。

儘管在印度投資有風險，但印度市場的中資公司也有其堅守的理由。印度市場仍然有吸引力，市場規模和人口紅利都難以令人忽視。在嚴瀟瀟看來，印度已經具備了成為製造業中心的條件。除了印度本地企業發展很快，歐美日韓等外資企業也很發達。而且印度不像中國那樣受到限制，可以購買各種先進設備，只是缺乏技能人才。

今年5月，印度媒體報導，蘋果公司供應商緯創（Wistron）將撤出印度，並在一年內向印度國家公司法法庭和公司註冊局申請解散其印度業務。

七年前，緯創響應蘋果公司供應鏈多元化策略赴印度設廠，並於2017年二季度正式投產。在蘋果公司的三大全球供應商中，緯創是第一家在印度組裝蘋果手機的供應商。緯創退出之後，印度的塔塔集團將接管其在印度南部卡納塔克邦的工廠。

緯創離開印度的主要原因是看不到長期盈利前景。另一方面，緯創在印度的經營不止一次陷入爭議。2020年12月，緯創的一家工廠發生勞資糾紛，主要生產設備和倉庫被工人打砸，造成大約700萬美元的損失。調查顯示，為緯創提供服務的勞務公司沒有按時向工人發放薪資。緯創在處理加班、節假日放假這些問題時也常與當地員工產生文化衝突。

作為世界上經濟增速最快的國家之一，印度以其龐大的市場規模吸引了跨國企業的到來。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外國公司放棄了在印度的投資。印度官方公佈的數據顯示，從2014年至2021年11月，有2783家在印度註冊的外國公司關閉了在印度的業務，約佔在印跨國公司的六分之一，撤離的公司包括法國零售巨頭家樂福、美國摩托車製造商哈雷戴維森和美國汽車公司福特等。

美國福特汽車在2021年撤出印度生產線時表示，儘管它們重金投入印度市場，但公司在印度的營業虧損累計超過20億美元，印度市場對於福特汽車的需求弱於預期。

李欽在一篇文章中寫道，由於外企在印度頻頻遭遇打壓，印度被稱作“外企墳場”。殼牌、諾基亞、IBM、凱恩能源、沃達丰等外資企業都曾被印度開過巨額稅金罰單。他分析說，這些外資企業在印度遭受的各種調查、處罰，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魔幻”的印度法律制度所致，而印度的法律可以用15個字來概括：高標準立法，普遍性違法，選擇性執法。

在李欽看來，印度是一個複雜的市場，罷工、徵地問題、三權分立下的不同立場等等使得外國企業在印度的發展充滿挑戰。楊述成則感嘆，國際環境的變化對企業打擊是如此之大，國際關係會影響到每一家企業，出海的中資企業要充分評估投資目的地的政治環境。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對於俄烏戰事的演變，客觀講，俄烏衝突錯綜複雜，雙方都還沒有到精疲力竭之時，烏克蘭還有西方的坦克（之後明顯就是戰鬥機）作為後手，俄羅斯仍有一定的後備軍力和核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5月19日七國集團峰會期間，拜登政府已經宣布，美國及盟友計劃向烏克蘭提供F-16戰機。前不久曝光的一份美軍方《頓巴斯地區之戰可能導致整個2023年陷入僵局》報告，亦認為這場戰爭正在演變成一場曠日持久的衝突，很可能持續到2023年以後。

首先，在軍事角度。如果跳出巴赫穆特這個血腥的局部戰場絞肉機，從宏觀面觀察，目前攻守易勢，但烏克蘭的大反攻還沒正式開始。《紐約時報》4月報導，最近洩露的一份美軍文件，包含今年1月至4月烏克蘭新兵訓練和裝備交付狀況，顯示烏方正在組建12個旅的作戰部隊，其中九個旅由美國和其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提供訓練和補給。

在這九個旅中，六個旅計劃在3月31日前就位，其餘三個旅計劃在4月30日前完成戰備。簡單說，這九個西方裝備的旅是烏方此輪反攻的核心力量，還沒動用，反攻自然就沒開始。此前眼花繚亂的無人機襲擊克里姆林宮，和烏軍破壞小組潛入俄羅斯別爾哥羅德州等，都只是前戲的騷擾戰。

為什麼烏克蘭反攻還沒正式開始？在戰略上是烏方等待時機，仍在尋找俄防線縫隙，在技術上部分裝備也還沒有完全到位。如五角大樓已確認，31輛美製M1主戰坦克最早今年秋天才能到達烏克蘭。

其次，在政治層面。美國2024總統大選將深刻影響俄烏戰事的走向，尤其是步步緊逼的前總統特朗普，正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巨大變數。5月13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訪問意大利期間，就特朗普聲稱“一天之內可以解決俄烏衝突”作出回應。他稱“特朗普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莉日前則警告，如果特朗普在2024年再次當選總統，將意味著“美國民主和烏克蘭的終結”。

如果說希拉莉與特朗普多少有點私人恩怨，澤連斯基的言論實際上已經是對美國2024大選一種不同尋常的站隊表態。在這背後的是特朗普咄咄逼人的民調支持。5月1日發布的CBS民調，在共和黨初選的候選人中，特朗普以58%的得票率遙遙領先，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22%緊隨其後。《華盛頓郵報》和美國廣播公司4月26日至5月3日進行的另一項民調顯示，儘管面臨一系列訴訟和調查，特朗普支持率仍領先拜登七個百分點。

5月24日，德桑蒂斯已正式宣布參選。須指出的是，他3月曾表示：“雖然美國有許多重要的國家利益——保護我們的邊界，解決我們軍隊內部的戰備危機，實現能源安全和獨立以及遏制中國等——但進一步捲入俄烏衝突並不是其中之一。”此說甚至引起了特朗普的抄襲指控，認為這“只是在追隨他的腳步”。切換回澤連斯基，他自然不會希望這兩位共和黨人中的任何一位2024年上台。他在意大利的表態，實際上體現出對特朗普（或德桑蒂斯）日益逼近的某種焦慮。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5月18日，《金融時報》援引數名美歐官員的話稱，隨著美國即將進入選舉週期，烏克蘭只剩下五個月的時間，向美國和其他西方支持者展示一些“進展”，以此說明西方大規模援助並沒有白費。換句話理解，烏克蘭的此輪反攻，應該將在未來五個月內發生，而美國共和黨總統初選的首場正式辯論，定於8月在密爾沃基舉行。

假設大戰在8月爆發，俄方在戰場上一定程度上壓制住這九個西方裝備旅的生力軍，並抓住時機，利用特朗普（或德桑蒂斯）在共和黨總統初選中的任何勝利，借“勢”把烏方逼上談判桌，達成某種雙方都不心甘情願，但又可勉強接受的政治妥協，或就是非常不錯的戰爭收尾方式。

越南2022年的經濟表現相當靚麗，全年經濟增長8.02%，為12年以來的最大增幅。可是2023年的情況大為褪色，第一季度經濟增幅僅為3.32%，主要受到出口銳減的影響。越南當局年初的經濟增長預期為6.5%，恐怕難以實現。

越南2023年1月—4月的經濟數據著實暗淡，令人懷疑越南這顆剛剛升起的全球經濟增長新星將就此隕落。

數據顯示，越南2023年第一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3.32%，為12年以來第二低的一季度數據，幾乎和新冠疫情大流行剛開始時的情況一樣。

這一數據和2022年的情況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2022年，越南GDP首次突破4000億美元，達4090億美元，人均GDP約為4110美元，全年經濟增速8.02%，為12年來最大增幅。

2023年頭幾個月越南經濟增幅大幅回調，主要是受到了出口顯著下降的影響。 2023年1—3月越南出口同比下降11.9%，4月情況愈發低迷，出口同比下降17.1%。

從結構上來看，一季度越南最終消費的增長情況還算過得去，同比增長了3.01%，與此同時，其資本形成（投資）同比僅微增0.02%，對GDP的增長基本上貢獻為零。

進出口方面，2023年第一季度，越南的進出口總額約為1542.7億美元，同比下降13.3%；其中，出口額約791.7億美元，同比下降11.9%，進口額約751億美元，同比下降14.7%。

整體來看，一季度越南終端消費需求一般、投資疲軟、進出口大幅下滑，因此最終導致其GDP增幅大幅下滑。

按照越南當局的說法，越南一季度GDP數據不及預期，主要是受到全球經濟惡化帶來的影響，屬於“不可抗力”。

越南的經濟表現極度倚重出口增長，截至2021年，越南出口總額為3345億美元，佔其GDP的比重高達91%。

越南是世界上最大的服裝、鞋類和家具出口國之一，與此同時，越南也正逐步成為世界高科技製造中心。其中，韓國對越投資項目多達9288個，投資總額逾790億美元，集中於加工製造業、電子、高科技、物流和建設等領域。越南已經成為蘋果公司在全球第二大的生產中心。

但是，在全球經濟（特別是美歐經濟）增速下滑的大背景下，越南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難免會受到衝擊。當前越南紡織品，以及電子產品的外貿出口訂單均顯著下降。

據越南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2月，越南電子產品出口金額累計同比下滑10.9%，紡織品的出口金額累計同比下降16.6%。

海外企業對越南的投資熱情方面，受監管收緊以及全球流動性緊張等因素影響，韓國企業對越南的投資熱情迅速降溫。

2023年一季度，韓國企業在越南的投資總額僅為4.74 億美元，同比下降了70.4%；而從投資項目數量來看，一季度韓國企業在越南投資項目總數共計344個，同比下降了16.9%。

越南經濟2023年開局不利，第一季度GDP僅增長3.32%，而越南當局年初提出的GDP全年增長6.5%的目標，怕是難以實現，因為越南經濟的增長，倚重出口，而在全球經濟增速下滑的情況下，外需乏力，出口靠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