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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匹配數據
聯準會降息週期下,比特幣未狂歡黃金卻高歌。這非市場失靈,而是實際利率高企、財政部抽水和防禦式降息造成的流動性困境。文章預測,黃金先行,比特幣的爆發將等待大規模量化寬鬆開啟。
聯準會開啟降息週期,傳統劇本裡,股票和加密貨幣等風險資產應該狂歡。但現實是,比特幣價格仍在8萬美元附近徘徊,反而是黃金一路高歌。
這個反常現象背後,並非市場失靈,而是更深層的結構性因素在運作。要看懂比特幣的下一步,我們必須先理解目前市場的流動性到底卡在哪裡了。
市場真正的矛盾在於,降息的訊號發出來了,但廉價資金的「水」並沒有流到資產價格裡。這背後有兩個核心障礙。
障礙一:實際利率依然在高位
市場交易員盯著的不是聯準會設定的名目利率,而是剔除通膨後的「實質利率」。只要通膨下不來,即便名目利率降低,實質利率仍會維持在高位,這對風險資產構成持續壓制。
從實體經濟來看,銀行並沒有因為降息就放鬆信貸標準,企業借貸意願也依舊疲軟。可以說,從政策利率到實體經濟的傳導管道被堵住了。

障礙二:美國財政部「抽水」更猛
同時,美國財政部還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行新債,為舊債再融資。尤其是在2025年下半年,發債吸走的流動性甚至超過了降息釋放的流動性。
結果就是,市場整體的錢不但沒有變多,反而可能萎縮。沒有足夠的“活錢”,自然無法推動比特幣價格上漲。
本輪降息週期與以往推動多頭市場的周期有本質差異。聯準會降息,不是因為經濟強勁需要「預防性」調整,而是因為失業率上升、企業違約增加、政府債務利息不堪負荷。
這是典型的“防禦式降息”,背後是衰退和滯脹的陰影。
在這樣的宏觀環境下,大型機構投資者的首要任務是“活下去”,而不是追求高收益。他們的第一個反應是降低風險敞口、囤積現金,而不是追逐高波動性資產。
比特幣雖然敘事宏大,但它在全球金融體系中仍被視為高風險資產的代表。當市場避險情緒升溫時,它往往被第一個當作「提款機」賣出,以換取流動性。
這和多頭市場的邏輯正好相反:在牛市中,資金最後流入加密貨幣;熊市或不確定性中,資金最先逃離。相較之下,黃金則被用作對沖美元長期貶值的工具,投資者在等待實際利率真正大幅下降。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美國的債務。目前,美國政府的利息支出已超過國防開支,成為僅次於社保和健保的第三大開支。
擺在華盛頓面前的只有三條路:
1. 借新還舊:不斷發行新債券來償還舊債。在聯邦債務已超38兆美元的背景下,這無異於飲鴞止渴。
2. 技術操作:轉向發行短期票據,以壓低長期收益率和平均融資成本。但這治標不治本。
3. 隱性違約:允許美元貶值。當債務無法以真實價值償還時,就用縮了水的美元來還。
這正是黃金價格飆升至4,500美元背後的結構性邏輯──全球資本正對沖美元信用危機。
為了避免系統性崩潰,金融體系需要持續的貨幣擴張和可控制的通膨。這意味著,聯準會最終只有一個選擇:要嘛印鈔導致貨幣貶值,要嘛不印鈔引發債務違約。歷史表明,政策制定者總是會選擇前者。
因此,重新啟動量化寬鬆(QE)和殖利率曲線控制,只是時間問題,而非會不會發生的問題。
了解上述框架,黃金和比特幣的短期分化就顯得非常合理。雖然兩者都是抗通膨資產,但它們的爆發節點不同。
黃金交易的是“未來的貨幣擴張”,而比特幣需要等到擴張“被確認”後才會採取行動。

第一幕:衰退衝擊,黃金見頂
當經濟衰退訊號被完全確認(例如美國失業率超過5%),黃金作為終極避險資產,價格可能繼續維持高點甚至衝高。
但比特幣可能面臨最後一跌。在衰退初期,所有資產都會被無差別拋售以換取現金。無論是2008年金融危機或2020年3月的市場熔斷,黃金在短暫下跌後迅速反彈,而比特幣則需要更長時間重建市場信心。
第二幕:聯邦儲備轉向,比特幣爆發
當經濟壓力大到一定程度,單純降息已無濟於事,Fed將被迫再次擴大資產負債表,也就是重啟QE。
這才是流動性閘門真正打開的時刻。屆時,資金將從黃金等避險資產流出,積極尋找高彈性資產。比特幣作為過剩流動性最純粹的載體,將成為這股資金洪流的主要目的地。一旦動能形成,比特幣的價格可能在短短幾個月內發生劇烈變化。
白銀在2025年的行情受到黃金關聯性和工業需求的雙重驅動,尤其是在AI、太陽能和電動車領域。 2025年,上海期貨交易所和倫敦金銀市場協會等主要交易所的庫存已降至臨界水準。
金銀比依然是判斷市場情緒的關鍵指標:
• 高於80:白銀相對黃金極度便宜。
• 低於60:白銀相對黃金偏貴。
• 低於50:市場通常進入投機狂熱階段。
目前該比率在59左右,顯示市場情緒更傾向於持有黃金,而非激進地囤積白銀。
拋開具體的2026年時間點,長期結論是清晰的:黃金和比特幣相對於法定貨幣都將持續上漲。唯一的變數是,在不同階段,誰是領漲的主角。
今年屬於黃金,下一階段屬於比特幣。
只要全球債務持續擴張,貨幣當局依賴印鈔來解決問題的模式不變,稀缺資產就將持續跑贏。從長遠看,法定貨幣是唯一確定會持續虧損的資產。
對投資人而言,現在需要的是耐心、數據和紀律。從黃金主導到比特幣主導的轉換不會有公開通知,它只會透過流動性指標、政策轉向和資本輪動的訊號悄悄發生。
2025年的全球市場,顛覆了許多長期認知。當所有目光都聚焦在數位資產時,真正的贏家卻是黃金、白銀這類實體資產。貴金屬的表現不僅遠超比特幣,也把大多數風險資產甩在背後。這背後揭示的,可能不是簡單的周期波動,而是深刻的結構性變革。
市場數據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白銀價格全年飆升141.4%,創下自1979年以來的最大漲幅;黃金價格則輕鬆突破4000美元大關,年漲幅達65.0%,是近四十年來的最佳表現。
相比之下,比特幣在10月沖上12.6萬美元的高峰後急轉直下。隨著市場流動性收緊和投資者獲利了結,比特幣在年底跌入技術性熊市,最終以6.5%的年度跌幅收官。

這引出了一系列關鍵問題:為什麼貴金屬在過去一年瘋漲?真的是通膨在驅動嗎?黃金和比特幣的關係該如何理解?更重要的是,金價已創歷史新高,是機會錯過了,還是故事才剛開始?
要找到答案,我們必須先弄清楚,黃金價格的真正推手到底是誰。
表面上看,黃金的暴漲似乎可以用傳統邏輯來解釋:地緣政治風險、持續的通膨,以及全球性的貨幣寬鬆。但深入分析會發現,這個解釋站不住腳。
黃金的上漲趨勢並非始於2025年,其基礎在2024年就已奠定。而推動這輪多頭市場的核心力量,不是散戶的投機或通膨對沖,而是各國央行——尤其是新興市場央行——持續且堅定的黃金儲備行動。
過去兩年,全球央行每年的黃金淨購買量都超過1000噸,刷新了歷史紀錄。中國在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從2022年1月到2024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連續18個月增持黃金,累計增加儲備約300噸(約1,000萬盎司)。
當2024年5月金價漲至2,300-2400美元區間時,中國官方宣布暫停公開揭露的黃金購買。根據成本估算,央行此輪增持的成本集中在每盎司1900至2250美元。以目前價格計算,這筆國家戰略資產配置的殖利率已超過100%。這並非被動應對,而是一次深思熟慮、搶在市場反應過來之前的策略佈局。
更關鍵的是,官方報告的暫停不代表黃金累積的停止。海關數據顯示,中國在2024年全年及2025年上半年,仍在透過香港和瑞士大量進口非貨幣黃金。這反映了一種更廣泛的「藏金於民」或透過國家關聯管道間接累積主權黃金的策略。
正是這種持續的需求,解釋了金價為何能走出單邊上漲行情。但要理解中國、俄國等國為何如此急於囤積黃金,我們需要將視線從黃金本身移開,轉向重塑全球儲備格局的地緣政治現實。
市場的轉捩點,並非來自通膨數據或利率決議,而是地緣政治。
俄烏衝突期間,美國及其盟友凍結了俄羅斯約3,000億美元的外匯存底。這不僅是一項制裁,而是對全球金融秩序的系統性衝擊。
這些儲備並非實體現金,而是以美國國債、歐洲主權債券、在美英歐商業銀行的存款以及透過歐洲清算系統託管的資金等形式存在。透過法律和行政手段,西方政府將這些資產鎖死在了全球結算體系之內。
對俄羅斯而言,這些錢在資產負債表上依然可見,但無法轉移、無法用於進口、無法換成盧布,也無法支撐戰爭開銷。
這個行動傳遞的訊息極為明確:以美元計價的資產,存在著主權等級的交易對手風險。
在全球化逆轉、陣營對抗加劇的背景下,這種認知徹底改變了各國的儲備策略。對於任何非西方聯盟體系的國家來說,持有大量美元資產不再是穩健的象徵,反而成了潛在的脆弱性。試想一個國家在面臨戰爭、能源短缺或糧食危機時,卻發現自己的金融儲備被鎖在別國的系統裡。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黃金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央。
在當前環境下,黃金的吸引力無關收益率,也無關投機。它的核心優勢在於它「不是什麼」。
黃金不是任何政府的負債。它不依賴支付網路、互聯網或任何清算系統。一旦實體黃金運回本國,就無法被凍結、制裁或透過行政命令作廢。
從這個意義上講,黃金是終極的去中心化資產。它不需要電力,不需要SWIFT代碼,也不需要任何許可。兩個國家可以用飛機運送黃金來完成貿易結算,完全繞過第三方金融機構的控制。
隨著全球對美元體系中立性的信任度下降,黃金自然成了那些將主權和抗制裁能力置於首位的國家的預設儲備資產。其價格上漲,與其說是源自樂觀,不如說是源自於恐懼──對不確定性的恐懼,對被體系排斥的恐懼,以及對國家財富失控的恐懼。
這就是黃金持續上漲的底層邏輯。它不是應對週期性通膨的交易,而是對世界秩序變化的結構性反應。
在這個框架下,我們才能重新審視比特幣的角色──它並非黃金的替代品,而是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戰場上運作的平行資產。實體黃金與比特幣的雙重貨幣戰場,以及美國和新興大國截然不同的策略,將決定未來資產配置的走向。

川普政府再次對全球氣候合作體系投下重磅炸彈,宣布美國將退出多個核心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下屬的兩大氣候問題核心機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和《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
此舉是美國計劃退出總計66個國際組織的一部分,標誌著其在全球氣候行動合作中的進一步退縮。外界普遍認為,這不僅會削弱美國自身應對溫室氣體排放的作用,也將嚴重限制這些關鍵國際機構的全球影響力。
川普政府這一系列的行動,與其國內政策一脈相承,核心是全面取消對污染和化石燃料產業的管制。這並非個案,此前美國已決定於2025年1月啟動為期一年的程序,正式退出2015年達成的全球性氣候協定《巴黎協定》。
美國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在一份聲明中解釋稱,本屆政府正在退出那些“業務冗餘、管理不善、非必需、存在浪費、運營糟糕”,且推行與美國利益相悖議程的機構。
支持者認為,退出這些組織將使美國擺脫旨在淘汰化石燃料的政策束縛。競爭企業研究所能源與環境中心主任Daren Bakst表示,此舉釋放了一個明確信號:“我們的國家不會參與那些試圖告訴人們該如何生活、該如何生產和使用能源的全球行動。”
在國內,川普已加快步伐,撤銷其前任拜登政府時期推出的多項氣候行動。他曾公開將氣候變遷問題稱為一場「騙局」。目前,涵蓋清潔能源和電動車領域的資助項目與稅收激勵政策已被廢除,可再生能源項目被叫停,科研撥款也遭到凍結或取消,甚至公眾獲取部分氣候相關數據的管道也受到了限制。
美國的退出,為國際氣候合作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變數。非營利組織美國環保協會執行董事Amanda Leland警告稱:“這種放棄減排和應對氣候災害的退縮行為,將損害美國民眾和企業的利益。這會將領導權拱手讓給其他國家,而美國將在這些關鍵決策中失去話語權。”
退出《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意味著美國將正式脫離這個召集各國設定減排目標、協調全球氣候大會的核心聯合國機構。事實上,美國官員已經缺席了去年在巴西舉行的最新一輪氣候談判。

亞洲協會政策研究院中國氣候中心主任李碩表示,美國的退出是「自《巴黎協定》通過以來,國際氣候行動面臨的最嚴峻挑戰」。他還補充說:“對中國而言,此舉意味著在清潔技術競賽中少了一個競爭對手。”
一旦正式退出,未來任何美國政府想要重新加入全球氣候行動,都可能面臨更複雜的流程。保守派人士認為,美國若想重返UNFCCC,必須再次經過參議院投票,並獲得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支持。不過,也有部分法律專家認為,未來的美國總統或許可以在沒有參議院批准的情況下直接重新加入。
除了政治和外交層面的影響,美國退出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的衝擊更為深遠。 IPCC於1998年由聯合國和世界氣象組織共同成立,是評估人類活動對全球暖化影響的核心國際權威科學機構。其發布的六份標誌性評估報告,為全球氣候政策的製定奠定了科學基礎。
歷史上,該機構高度依賴美國的資金支持和專業技術力量。憂思科學家聯盟氣候問責運動副主任Delta Merner指出,美國退出後,“將無法再為各國政府所依賴的科學評估報告提供指導”,儘管美國的個別科學家可能仍會以個人身份參與工作。
在多家頂尖聯邦氣象和氣候機構面臨大規模裁員和計畫關停的背景下,美國能否參與定於2029年發布的下一份重要評估報告,本來就已成疑問。
香港城市大學能源與環境學院院長Benjamin Horton直言:“此事的影響是重大的。美國歷來在評估報告各章節的撰寫中提供專業知識和領導力量,還貢獻了關鍵的地球系統監測數據。我不確定,沒有美國的參與,IPCC該如何繼續運作。”
為了在人工智慧(AI)競賽中保持領先,川普政府正押注於一項激進的核能擴張計劃。白宮的目標宏大——2050年將美國核電產能提升三倍。然而,面對高昂的成本、複雜的監管和私部門的財務顧慮,這個願景在市場專家和產業人士眼中,現實性備受拷問。
AI資料中心驚人的電力消耗,已成為美國能源供應的一大缺口,而川普政府將核能視為填補這一缺口的終極方案。
行動已經展開。 2024年10月,政府與私募巨頭Brookfield及反應器設計商Westinghouse達成了一項價值800億美元的合作,計劃新建8座大型核電廠。同時,政府也提供數十億美元貸款,試圖重啟包括密西根州Palisades、賓州三英里島在內的已退役核電廠。
這項策略吸引了矽谷巨頭的注意。微軟、谷歌和亞馬遜已開始簽署長期購電協議,或直接投資小型模組化反應器(SMRs)。但資本市場對此仍持謹慎態度。憂思科學家聯盟的物理學家Edwin Lyman警告說,核電的根本經濟邏輯並未改變,其成本依舊高於其他能源,川普所謂的「核電復興」更像是一座「紙牌屋」。
當前這股核電熱潮的核心驅動力,源自於資料中心和製造業回流帶來的龐大電力需求。 X-energy執行長Clay Sell直言,如果沒有核電,美國將無法在AI競賽中擊敗中國。儘管重啟舊電廠被視為增加電網容量的廉價方式,但現實是,全美只有少數停駛的核電廠具備重啟的條件。
大規模核電建設的歷史,充滿了成本失控的案例,讓投資人望而卻步。
T. Rowe Price的一份報告指出,要實現2050年的產能目標,美國從2030年起,每年需要新增15吉瓦的核電裝置量,這一速度甚至超過了1974年的歷史高峰。報告直指,「成本和可融資性」是該計劃的最大威脅。
喬治亞州的Vogtle核電廠計畫就是前車之鑑。其3號和4號機組直到2023年和2024年才投入運營,不僅比原計劃晚了七年,預算更是超支了180億美元。其建設成本飆升至每千瓦15,000美元,大約是韓國同類項目的五倍,也遠高於印度。
巨額虧損直接導致專案方Westinghouse在2017年申請破產保護。對此,Duke Energy執行長Harry Sideris態度明確:在聯邦政府提供超支保險或類似的財務保護措施之前,公用事業公司很難再投入大量資金建設新的核電項目。
為解決融資難題,川普政府正嘗試引入新的合作模式。
由商務部長魯特尼克推動的與Brookfield的80億美元交易,包含一項特殊條款:日本政府承諾從其550億美元的投資基金中,撥出高達1000億美元用於支持反應爐建設。該計劃甚至還包括利潤分享機制,並允許政府持有Westinghouse的股份。
能源部幕僚長Carl Coe曾暗示,在「國家緊急狀態」下,政府可能會直接出面購買並營運核電廠。 Santee Cooper執行長Jimmy Staton認為,這種新模式的本質,是將巨大的財務風險從公用事業公司轉移到私募股權和政府身上。
然而,Jefferies分析師Julien Dumoulin-Smith對此提出質疑:在公眾對電費負擔能力高度關注的背景下,如果沒有政府提供最終的兜底擔保,數據中心運營商是否真願意為這些耗資巨大的項目買單,依然是個未知數。
除了大型反應器,小型模組化反應器(SMRs)被寄予厚望,其優勢在於能夠降低初期的資本門檻。 Oklo、NuScale等新創公司已經獲得了巨額風險投資,並與AI公司簽訂了合作協議。
但一個關鍵問題是,目前全美還沒有任何一個SMR設計方案獲得美國核子監管委員會(NRC)的營運許可。
為了加快進度,川普政府正試圖推動放鬆監管,此舉在監管機構內部引發了激烈反彈。前NRC主席Allison Macfarlane擔憂,這種「政治幹預獨立監管」的行為,無論是削減監管開支還是改變審批流程,都將顯著增加核事故的風險。她直言,考慮到建設週期和高昂成本,到2050年實現產能翻兩番的目標「絕對無法實現」。
儘管質疑聲此起彼伏,但也有觀點認為今時不同往日。 Breakthrough Institute核能創新主管Adam Stein表示,目前的政府補貼、貸款支持以及激增的能源需求,共同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融資環境。這與21世紀中期那場被頁岩氣革命終結的「核電復興」相比,情況已大不相同。

美國總統川普近期再次公開表態,希望深化美國在格陵蘭島的存在,這讓美國官員們不得不緊急制定具體策略。這項議題原本在2025年初有所降溫,但隨著2026年1月3日委內瑞拉領導人馬杜羅被捕,華盛頓的興趣再度高漲,格陵蘭島也因此重回最高戰略優先事項。

儘管川普想收購格陵蘭島的說法並非首次出現——最早可追溯到他2019年的第一個任期——但最近的言論強度明顯升級,他甚至給自己定下了兩到三週的期限,要求看到進展。這種緊迫感表明,川普長期以來對格陵蘭地緣戰略價值的關注,已與他所感知的全球威脅緊密聯繫起來。
儘管言辭緊迫,但美國官員澄清,軍事接管並非一個嚴肅的選項。相反,美國政府正著力推動商業和基礎設施協議,希望透過這些方式在不引發直接政治對抗的前提下,擴大美國在島上的影響力。具體項目包括採礦、水力發電能源以及其他形式的資源開發。
這些措施旨在悄悄提升美國的影響力,同時避免直接的主權爭端。然而,官員也承認,這些提議尚處於早期階段,恐怕難以滿足川普對快速、戲劇性成果的期待。
丹麥自1953年起就對格陵蘭島擁有領土管轄權。對於美方的收購提議,包括川普第一任期內提出的正式報價,丹麥方面已全數拒絕。丹麥官員雖然允許美國擴大其軍事和經濟存在,但在主權問題上立場堅定,絕不讓步。同時,格陵蘭自治政府也明確表示,不願考慮與美國正式合併,讓任何談判都變得更加複雜。
歐洲官員對美方的最新言論表達了擔憂,並強調北約的一條基本原則是成員國之間不尋求領土擴張。丹麥議會領導人更是直言,川普的提議既“不尊重”,在北約圈子裡也“聞所未聞”,凸顯了這種討論可能帶來的嚴重地緣政治後果。
為了繞過直接收購的障礙,川普團隊正在考慮其他法律和政治替代方案,其中之一是「自由聯繫協定」。這種法律結構借鏡了美國與幾個太平洋島國的協議模式,能讓美國在不完全擁有主權的情況下,對格陵蘭事務施加重大影響力。然而,該模式的前提是丹麥必須放棄控制權,而哥本哈根目前拒絕考慮這項條件。
在公開場合,共和黨資深人士試圖緩和氣氛。參議員羅傑·威克爾澄清說,軍事手段不在討論範圍之內,任何主權移交都需雙方同意。然而,美國政府高層的內部訊號卻充滿矛盾。據報道,國務卿馬可·盧比奧曾在私下會議中討論過收購提議,但眾議院議長邁克·約翰遜隨後卻將這些討論斥為“玩笑”。這種混亂的訊號,反映出政府內部的嚴重分歧。
川普近期聲稱丹麥無力應對日益增長的威脅,這項說法遭到丹麥官員的反駁,他們認為這純屬誇大其詞,且帶有政治動機。一個值得注意的訊號是,丹麥情報機構首次將美國列為潛在的安全風險,這清楚地表明川普的言論已經開始侵蝕長期的盟友關係。
對於黃金市場而言,川普政府在格陵蘭問題上的系列動作——緊迫的時間表、從軍事轉向經濟的博弈模式,以及不惜損害核心盟友關係的姿態——正在為市場注入一種更具體、更可持續的地緣政治風險溢價。
這不再是一場遙遠的“政治秀”,而是一個可能引發連鎖反應的具體風險來源。因此,這項動態對黃金價格構成了明確利好。投資人應密切注意後續發展,並將其視為支撐金價的重要基本面因素,尤其是當市場出現調整時。通常,地緣政治事件對金價的影響是中長期且結構性的。
截至1月8日亞歐時段,現貨黃金價格在經歷獲利了結後震盪下行,日內跌幅約0.75%,但仍處於相對高位,報在4434.65美元/盎司附近。

回答記者提問的美國白宮發言人萊維特(1月7日,reuters)美國白宮發言人萊維特1月7日在記者會上,針對購買丹麥自治領地格陵蘭島一事表示,」川普總統和國家安全團隊正在積極討論」。美國和丹麥政府計劃於下週左右就格陵蘭島問題進行磋商。
萊維特解釋說:"美國一直表示,在北極圈遏制俄羅斯和中國的侵略符合美國的最佳利益。因此正在討論購買的可能性"。
她也表示:「購買並不是一個新想法。1800年代的歷任總統一直主張這對國家安全有利」。
1860年代的美國總統安德魯·約翰遜繼從俄羅斯購買阿拉斯加之後,又曾尋求購買格陵蘭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杜魯門總統也以當時1億美元的價格向丹麥提出購買。這筆金額相當於現在的逾20億美元,但遭到拒絕。
美國政府並未排除動用軍事力量奪取格陵蘭島的可能性。萊維特表示:「為了考慮最佳的國家利益,(我們)一直將所有選項擺在桌面上」。
美國國務卿魯比歐7日對記者表示,圍繞格陵蘭島問題,"預定下週(與丹麥政府高官)會晤"。他同時稱:"如果美國認為這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任何一位總統都有採取軍事手段進行應對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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