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對華科技戰，存在一個臨界點

中美戰略博弈已整體進入相持階段，美國作為綜合實力佔優的一方，謀求削弱中國的長期發展潛力。因此，與生產力最為密切相關的科技領域自然成為美國對華戰略的著力點，對華科技戰也自然成為美國面向中國極限施壓和實力封鎖的首選方案。科技戰的關鍵詞是“戰”，它是戰爭邏輯在科技領域的投射。所謂戰爭邏輯，就是以絕對安全為目的、以破壞性策略為手段的思路。目前，美國對華科技戰主要圍繞四個問題組織發力，其基本思路是“以壯大美國、限制中國為原則，贏得科技權力優勢，並將其擴大為綜合競爭優勢”。這一思路涵蓋四個方面的問題。

問題一：科技優勢能在多大程度上確保經濟發展？美國正在努力提昇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明確提出長期投資清潔能源、電子製造業與生物科技的科學研發，以保持未來競爭力；還提出推動高新科技優勢與先進製造業相結合，尋求在諸多技術上拉大與其他國家的相對優勢。同時，美國正在通過綜合性手段防止技術、資金、人才流向中國。美國禁止獲得聯邦政府資金支持的企業10年內在中國建設擁有“先進技術”的工廠，大量投資併購項目被迫叫停；基本禁止美國公民支持中國芯片及其生產設施研發，許多美籍高管、專家被迫從中國離職。

問題二：科技項目能在多大程度上塑造規則？美國正在海外電信基礎設施建設中輸出西方價值觀與規則。從“藍點網絡”計劃到“重建更好世界”（B3W）倡議，再到“全球基礎設施與投資夥伴關係（PGII）”計劃，美國不斷在全球市場強化所謂“民主”“透明”“高標準”等西方意識形態下的“規則正義”。同時，美國屢屢將中國的5G設施、智慧城市等項目污衊為“數字威權主義”輸出與侵害“隱私”“數據安全”的“戰略行為”，試圖對中國實施“規則封鎖”。

問題三：科技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帶動“外交團結”？美國正在將科技合作與同盟體系“融會貫通”，一方面加強本國與盟友國家在科技產業鏈上的分工合作，另一方面將這種合作與軍事、外交、製造業、技術偵查、人文交流政策相互綁定。同時，美國正在拉攏、脅迫盟友國家服從美國科技戰略，阻斷這些國家同中國的科技合作與人文交流。荷蘭、日本在半導體領域，英國、加拿大在電信領域均已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與中國企業的“脫鉤斷鍊”。

問題四：科技手段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美國國內政治？美國正在藉科技投資與新興技術在國內創造就業，並在選舉政治中進行輿論操控。同時，美國正在以人工智能、網絡攻擊等技術對中國發起認知戰、輿論戰，試圖通過塑造和引導中國國內輿情，挑撥政府與社會關係，並給中國優化製度政策製造阻力。

自2017年以來，美國幾乎所有重要戰略文件均將中國描述為“威脅”和“挑戰”，“你死我活”的霍布斯式思想戲劇性地在本應集自由探索、交流合作之大成的科技領域復活。美國的技術民族主義傾向以及受其支配的對華科技戰還能走多遠？這取決於兩種邏輯的博弈結果。一是科學技術自身的發展邏輯，二是權力政治的鬥爭邏輯。生產力向前發展是人類延續的基本需求，其他邏輯只能起到推動或阻礙的作用。目前，華盛頓正在以權力邏輯扭曲、壓制發展邏輯，這給美國自身造成了巨大傷害。由於政府限制信息、人員和市場反饋的政策，美國科研成果的產業化速度連年下降，美國企業利潤的增長越來越多地依賴與科技進步無關的收益，美國部分主要盟友也對遭受的脅迫多有不滿。當這種扭曲突破一個臨界點，美國將被迫從權力邏輯向科學邏輯進行政策回擺。從這一角度來看，美國正在進行一場賭博——賭的是在自身承受力的臨界點到來之前，中美科技實力差距發生質變。

面對美國的攻擊與賭博心態，中國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超越與重塑。一是美國越趨封閉，中國越應開放；美國越趨結黨，中國越應普惠；美國越趨破壞，中國越應建設。二是為對外合作創造更好環境，中國要一邊不斷降低他國對華科技合作的製度、規則和政策成本，一邊加速提升他國技術、資金、人才流向中國市場的回報率與共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