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脫鉤斷鍊”威脅全球供應鏈安全

文章來源：華爾街見聞

債務上限問題讓美國政治極化加劇、治理體系失靈、政治信用透支的嚴重弊端暴露無遺，若不能有效解決，不僅將對美國經濟造成進一步衝擊，其外溢效應還將擴散至全球，威脅世界經濟復甦和全球金融市場穩定。

美國政府距離可能出現債務違約的日期漸行漸近。然而從目前形勢來看，美國兩黨仍就債務上限問題僵持不下，雙方互相扯皮纏鬥，拿著“美債炸彈”大搞黨爭。從結果看，若不能有效解決這一問題，不僅將對美國經濟造成進一步衝擊，其外溢效應還將擴散至全球，威脅世界經濟復甦和全球金融市場穩定。

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近日再次發出警告，美國一旦債務違約，將對經濟和金融產生“災難性影響”，引發全球經濟下滑。

引發債務上限危機

今年1月份，美國聯邦政府債務規模觸及31.4萬億美元的法定債務上限。為避免債務違約，美財政部隨即開始採取一些“非常規措施”，如暫停某些例行開支以維持關鍵支出等。耶倫此前警告，如果國會不能及時調高債務上限，按照當前聯邦政府舉債速度，債務違約最早將在6月1日發生。

所謂債務上限是美國國會為聯邦政府設定的為履行已產生的支付義務而舉債的最高額度，觸及這條“紅線”，意味著美國財政部借款授權用盡，除非國會調高債務上限，否則白宮無權繼續舉債。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經濟室主任羅振興表示，這一制度設計的初衷是讓美國財政部發債時保持最大的靈活性，同時讓國會不喪失最終控制權，通過權利制衡來加強財政自律、控制債務增長，然而在美國社會矛盾加劇、政治極化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債務上限問題已日益淪為黨爭的工具。

在美國黨爭極化的時代，圍繞債務上限的政治戲碼輪番上演。執政黨為了取悅選民，大幅透支財政預算，下台之後作為在野黨又極力阻撓債務上限法案通過，為對方施政製造障礙，為自己勒索更多好處，將黨派利益凌駕於國家和多數民眾利益之上。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前美聯儲高級經濟學家胡捷指出，美國債務問題由來已久，僅自1960年以來，美國就提高債務上限78次，平均每10個月一次。寅吃卯糧已經成為常態，近年來，由於美國兩黨多次選擇減稅和推動政府支出計劃，導致國債餘額反复觸碰上限，使得如何應對這樣的局面成為國會面臨的周期性問題。

以拜登政府為例，其上任以來簽署了《2021年美國新冠紓困救助法案》《2021年美國基建法案》《2022年芯片與科技法案》等一系列巨額法案。分析認為，這直接導致不到兩年時間債務違約的風險便再次壓到美國頭上。

專家指出，美國政府之所以敢無節制支出，其背後支撐是美元霸權。長期以來，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助長了美國濫發鈔票行為。美聯儲大規模量化寬鬆，助長了美國政府債務的增加。

兩黨博弈前景堪憂

債務上限問題，讓美國政治極化加劇、治理體系失靈、政治信用透支的嚴重弊端暴露無遺。從過往經驗來看，兩黨往往要拖到最後一刻，迫於種種壓力和反復權衡利弊後，才會達成某種妥協。

談及目前兩黨僵持不下的矛盾點，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副研究員孫立鵬表示，共和黨方面把《2023年限制、節約與增長法案》作為談判的底線，要求拜登政府從2024年開始，將聯邦政府預算年均增長控制在1%。具體包括：撤銷應對疫情為國稅局提供的資金；廢除學生貸款豁免；廢除或修改可再生和清潔能源、節能財產、替代燃料和電動汽車的稅收抵免等。“這些都是拜登政府經濟政策核心內容，相當於對其過去幾年經濟成績的否定。”

“拜登政府方面則要求不附加任何條件提高債務上限，因為一旦讓步將被民主黨看作是軟弱表現，恐影響其2024年參選的黨內支持率。而且美國經濟正面臨多重挑戰，大規模削減政府開支將不利於拜登推行經濟政策。因此，拜登不得不採取強硬立場。”孫立鵬說。

這是最考驗定力的時候。但作為執政黨，民主黨人明顯更等不起。有消息稱，部分被拜登“打招呼”的商界、金融界領袖轉而勸說拜登妥協，“不那麼乾淨地提高債務上限也未嘗不能接受”。事實上，以往執政黨和聯邦政府都接受了。拜登近日也表示，若債務上限問題得不到解決，可能會取消日本七國集團(G7)峰會之行。

兩黨博弈之下，美債問題後續將如何演繹？在羅振興看來，有幾種可能的走向：一是兩黨達成部分妥協，在債務違約日前通過法律提高或暫停債務上限；二是拜登政府讓步，削減部分開支，提高債務上限；三是共和黨妥協，無條件提高債務上限；四是白宮使用非常規手段解決，如援引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第四條款避免違約，動用行政令強行提高債務上限，但這會引發憲法危機；五是談判破裂，聯邦政府債務違約。“目前來看，前兩種情況最有可能實現。”羅振興說。

分析認為，美國債務違約對兩黨都沒有好處，當前兩黨最主要的分歧，並不在於對債務上限本身的討論，而是要為明年大選獲取民意增加更多籌碼。

債務違約風險幾何

債務上限危機是美國多年來的老問題，直接影響美國民眾醫療報銷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時，本次危機發生在美國經濟衰退預期增強之時，美國經濟前景由此蒙上陰影。

美國兩黨經濟學家一致認為，即便是非常短暫的違約，也會給股市帶來衝擊，並導致利率飆升，增加從企業到個人的各種借貸成本。穆迪分析公司預測，如果債務違約持續6個星期，美國可能失去超過700萬個工作崗位，失業率將飆升至8%以上，美國經濟將下降4%以上。

羅振興表示，雖然兩黨常常能夠在債務違約前達成協議，但正如耶倫在致國會的信中指出的，即使在最後一刻得到解決，避免了技術違約，也可能會對國家造成損害。從歷史經驗看，在非常措施耗盡之日前，債務上限問題久拖不決，曾經導致2011年美國信用評級下調，2013年美國政府短暫關門16天。

長期來看，美國債務上限危機也將嚴重透支美國政治信用、削弱美國國債信譽和美元儲備貨幣地位。胡捷表示，一些國家正著手推動外匯儲備資產構成多元化，逐步減少對美國國債的依賴。瑞士信貸銀行研究所發布報告認為，在過去20年裡，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下降明顯，未來美元的重要性很可能繼續減弱。

羅振興認為，債務上限問題如果不能及時妥善解決，不僅對美國而言是一場巨大的災難，也將給全球經濟帶來前所未有的動盪和危機。當前，全球經濟陷入低迷，世界亟需穩定性、確定性，而不是被美國的債務危機所綁架，更不想為美國的揮霍埋單。

美國智庫兩黨政策研究中心預算分析師沙伊·阿卡巴斯指出，美國“又一次”面臨幾週或幾個月內陷入債務違約的風險，“這與一個被視為金融體系壓艙石的國家不相稱，只會給已經搖擺不定的經濟增添不確定性”。

孫立鵬表示，對發達經濟體而言，僅美國中小銀行業動盪就已經引發瑞士信貸集團的同頻共振，一旦更嚴峻的金融風險形成，歐洲將難以獨善其身；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美國債務違約引發的利率高企將使其債務負擔進一步加重，難以從全球資本市場融資，還會面臨更加困難的經濟局面。

文章來源：經濟日報

餐館行業的反彈

旅遊可以促進公園和賭場的發展

文章來源：幣海財經

文章來源：日經中文網

風險對沖新工具加持

離在岸IRS利差或收窄

文章來源：路透

日本央行新任行長植田和男呼籲人們對寬鬆政策要有耐心，但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忠實追隨者似乎已經失去了耐心。有分析人士表示，那些堅持加息的鷹派人士與其執著於認為日本央行10年來的首位新行長意味著貨幣政策將發生重大變化，不如領會日本央行新任行長傳遞的總體信息:政策暫時不會發生重大轉向。

日本央行在上個月將基準利率維持在歷史低點-0.1%，並維持十年期日債收益率目標區間上限為0.5%。日本央行表示，將對近十年來的貨幣政策進行回溯與評估，目標是在一年至一年半的時間內公佈結果，更長的時間框架與過去僅在幾個月內進行的評估形成鮮明對比，並引發了人們對政策變化何時到來的猜測。

評估期內日本央行利率政策難以有實質性改變，但YCC調整可期

農林中金研究所經濟學家Takeshi Minami表示：“這一結果意味著植田和男將在一段時間內繼續沿著前任黑田東彥設定的道路前進。在一年半的時間裡，日本央行不會改變貨幣寬鬆的主要框架。與此同時，日本央行仍可以通過調整YCC政策來應對經濟和物價的發展。”

據了解，在日本央行上個月向市場釋放“鴿派”信號後，高盛和美國銀行將日本央行調整收益率曲線控制(YCC)政策的預期時間由此前的6月往後調整至7月。此外，這兩家大行還預計，日本央行將把其收益率目標對象由十年期日本國債調整為五年期日本國債。

高盛和美銀對日本央行政策前景的快速重新評估表明，6月或許不再是日本央行調整政策的最有可能的時機。而4月初的一項調查顯示，6月是分析師們此前普遍預期日本央行將調整政策的時間點。

特別是在日本以外，許多人仍然堅持植田和男提名前的說法，即日本央行迫切希望放棄其前任黑田東彥的收益率曲線控制政策(即YCC政策)，並將在一有機會轉向更高利率時放棄多來年的貨幣寬鬆政策。

考慮到植田和男一直直言不諱地強調需要繼續堅持寬鬆貨幣政策，要維持這種信念需要做一些政策解讀。在啟動對政策的長期評估時，他進一步淡化了改變的可能性。儘管如此，上週當植田和男說他將考慮結束對收益率曲線的控制時，市場還是短暫地興奮了一下——但他可能沒有註意到(或忽略了)他在講話中提到的只有當央行達到長期2%的通脹目標時才會這樣做。

這是顯而易見的——當工作完成後，工具箱就被收起來了。但日本央行顯然認為自己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它仍然不僅致力於達到2%，而且還致力於創造一種環境，使物價上漲是由更高的工資而不是進口成本推動的。在上個月的會議上，一個沒有被充分報導的變化是，央行明確地將其目標與加薪聯繫起來，稱其目標是“以可持續和穩定的方式達到2%，同時增加工資”。這句話借用了黑田東彥的說法，但此前並未包括在聲明中。

這種設定預期的語言的興起，是過去幾十年經濟政策中最重要的發展之一:官員可以通過提前數月甚至數年傳達他們的意圖來產生預期的結果。植田和男本人在1998年至2005年的第一個董事會任期內，率先在日本使用了前瞻性指導預期。

這種做法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效果最好，當時通脹水平非常低，借貸成本可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以一定程度的信心進行預測。指引——也可以描述可能引發轉變的經濟環境，在2008年金融危機和歐元債務危機後美國和歐洲開始的量化寬鬆時期最為成功。

政策措辭發生微小的改變，但日本央行寬鬆立場難撼動

儘管在過去的18個月裡，隨著通貨膨脹的加速，幾週甚至幾天前的聲明都無法實施，這項政策受到了一些打擊，但它的影響仍然存在:幾乎每個單詞和句子的結構都要經過仔細審查。因此，當日本央行在英文翻譯中使用“耐心”(patience)而不是“堅持不懈”(persist)時，這些詞在分析每句話的經濟學家和投資者中引起了轟動。

但是，如果將一個微小的方面歸零，就會模糊整個畫面。自從植田和男被選為黑田東彥的繼任者以來，他所說的幾乎所有話都應該打消這一種市場觀點：即央行的人事變動，意味著政策一定發生改變的這一想法。

其中包括多條央行成員的評論，指出有必要觀察到2024年及以後的工資增長。與許多評論春季薪資談判的人士不同，日本央行意識到，今年的加薪可能只是一次性事件，目的是安撫受通脹打擊的工人。或許最引人注目的評論是:“由於倉促調整貨幣寬鬆政策而錯失實現2%目標的風險，要比通脹率繼續超過2%的風險大得多。”

沒有人比植田和男更清楚這種風險，當日本央行在2000年過早提高利率時，他曾表示反對。他將會明白，命運給了他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讓日本擺脫籠罩了一代人的通縮心態，而這可能是最後一次這樣的機會了。因此，他選擇通過政策審查來解決問題。

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前段時間訪問日本時曾表示，植田和男對過去貨幣政策的評估是個好主意。拉加德對回溯與評估並不陌生，美聯儲主席鮑威爾也不陌生。在新冠疫情期間，這兩大央行都進行了自我政策評估，允許採取更寬鬆的政策。

在物價上漲已被宣佈為頭號公敵的情況下，雙方都沒有過多談論這些調整。他們曾為長期寬鬆政策提供了邏輯上的理由，而當時的條件正醞釀著通脹爆發。日本央行的政策審查至少需要一年時間，如果說全球在通脹降溫和全球範圍內的經濟放緩有理由回歸限制性較低的寬鬆利率之際，然而日本央行的預期和市場反映反而為鷹派人士提供了口實，使得日本央行難以返回寬鬆的路線，那將是不幸的。借用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的話來說，我們必須耐心等待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文章來源：智通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