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與沙特在印度大打“油價戰”

日本各電子零部件企業的庫存正在增加。8家大企業的2022年4～6月期末盤存資產為月銷售額的3.1倍，2年來首次超過新冠疫情擴大導致需求急劇減少的2020年4～6月（2.9倍）。除中國採取城市封控措施外，智能手機出貨減速和汽車生產受到製約也吹來逆風。

村田製作所和太陽誘電降低了開工率，如果最終需求繼續放緩，可能需要進行深度的生產調整。

8家主要企業的2022年4～6月財報於8月3日全部出爐。8家企業的合計銷售額僅比1～3月增加2％，而盤存資產卻增加17％，達到2.7256萬億日元。盤存資產周轉月數（相當於月銷售額的多少倍）也高於1～3月（2.7個月）。村田製作所在4～6月為3.7個月，比1～3月增加2週。

庫存水平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上海實施封控。截至6月底，太陽誘電的盤存資產為1106億日元。剔除匯率影響，仍比3月底增加86億日元。該公司的取締役常務執行董事福田智光解釋說：“封控導致無法出貨，造成庫存增加”。阿爾卑斯阿爾派（ALPSALPINE）就車載零部件業務表示，“封控和半導體短缺導致新車銷量減少，剔除匯率影響，出現了實質性減收”（取締役常務執行董事小平哲）。

在供應鏈的混亂狀態尚未平息的情況下，最終需求迅速惡化。減速幅度較大的是智能手機和個人電腦（PC）等電子產品。

據美國調查公司IDC推算，4～6月智能手機的全球出貨量同比減少8.7％，個人電腦減少15.3％。村田製作所董事南出雅範表示：“我們改變了看法，認為智能手機（用零部件的需求）會比期初預期減少10％”。

7～9月是為年底商戰大力生產電子零部件的時期。但在經濟減速感增強的情況下，很難預測最終需求。圍繞今後的電子零部件需求，預計初秋上市的蘋果新款iPhone的動向和汽車挽回產量的情況將成為焦點。

iPhone在智能手機出整體貨量下滑的背景下仍保持堅挺。據香港調查公司Counterpoint統計，iPhone的4～6月出貨量僅同比減少5％。不過，在單價持續上漲的背景下，此次的新款機型能否保持跟以前一樣的出貨水平還不得而知。

另一方面，汽車生產受到限制，但也已進入恢復通道。TDK等的未交貨訂單也不斷增加。不過，整車廠商及各零部件廠商在新冠疫情下不斷增加庫存。也有可能為調整庫存水平，壓縮採購量。目前，“汽車廠商還沒有出現去庫存的動向”（該公司），但仍有令人擔憂的因素。

如果風險因素越來越顯著，業績下滑壓力就會增強。截至2022年4～6月，在8家企業中，村田製作所和太陽誘電2家的營業利潤同比減少，其餘6家企業的增益幅度全部縮小。TDK的446億日元營業利潤中，126億日元來自匯率的貢獻，日本電產446億日元營業利潤中，87億日元來自匯率貢獻。

日本各家電子零部件企業“正根據最終需求和客戶的庫存情況，保持高水平的生產”（摩根士丹利MUFG證券的佐藤昌司）。村田製作所7月以後已由之前的滿負荷生產，恢復到正常情況（9成負荷）。太陽誘電考慮7～9月把電容器生產的開工率由5月公佈的95％下調到85％左右。

日本的電子零部件行業之前面向家電、PC、智能手機等增長領域，通過改變產品結構，實現不斷增長。在拉動業績的智能手機減速感越來越強的背景下，也需要抓住純電動汽車（EV）及工廠自動化（FA）等新增需求。

目前，需要面向未來增長期待高的EV進行設備投資。TDK決定在岩手縣投資約500億日元建設積層陶瓷電容器（MLCC）新工廠。太陽誘電將在群馬縣投資50億日元建設生產MLCC材料的新廠房。為了應對EV需求增長，將把完成品的產能增強10～15％。如果最終需求大幅惡化，還有可能影響今後的戰略投資。

【導讀】 2022年8月初的佩洛西竄訪台灣事件，使中美關係更為緊張。儘管成因複雜，但一個普遍的觀點是：美國國內的社會政治分裂，促使其政客鋌而走險，將矛盾引向國外，並由此為自己博得政治利益。

近期，美刊《外交事務》發表文章，基於調研數據，專門分析為什麼美國內部經濟、政治分裂會對美國外部局面造成長期不利影響。作者指出：長期以來，人們往往忽略一個國家內部的社會等級體系（特別是社會分裂問題），對該國國際地位的影響。當前，世界範圍內的不平等都在加劇，美國尤其深陷社會極化；而一個國家內部的階級、種族、性別和宗教不平等，將很大程度上影響其國際政治實踐。研究表明，加劇的不平等，不僅損害經濟增長，也導致政治不穩定和極端主義思潮。對美國而言，國內分裂本應成為一種警示信號，但其民主體制不僅未能消除不平等，反而被政治利益所利用，以至於國內的緊張關係也會在國際層面體現出來。這些深層問題若不解決，政治極端行為恐怕會更多。而如果美國及其盟友想要維護和重塑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秩序，就必須先解決內部分裂問題。最後，作者呼籲：消除國內社會的不平等，有助於一個國家獲得長期的政治穩定和國際影響力，既然各國都被社會分裂所傷害，改革的努力，也應該指向人類的共同挑戰。

在美國總統喬·拜登上任的一年半時間裡，國際秩序似乎被再次興起的大國衝突所主導。中國和美國仍就保持激烈的對抗態勢。隨著俄羅斯對烏克蘭發起特別軍事行動，華盛頓及其北約盟友捲入了一場使“自由”的西方和“專制”的俄羅斯對立起來的歐洲大規模戰爭中。許多分析家指出，在這個動蕩的世界中，軍事和經濟再次成為最重要的權力類型：美國持續限制“專制”對手威脅的能力取決於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世界最先進的武裝力量，同時美國也要確保其經濟力量能夠超過中國。

然而，人們經常忽略的是，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是如何依賴於國內社會的穩定的。拜登的民粹主義前任特朗普，曾利用日益增長的階級、種族、性別和宗教分裂來達到其政治目的。他還有意迴避了多邊聯盟，退出了國際協定，並且與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和俄羅斯總統普京等建立了密切關係。所有這些，都是以拒絕自由主義精英和現存的西方權勢集團的價值觀，並提倡一個更加民族主義的“美國優先”願景為名的。這樣做的結果之一，就是今天美國的許多盟友對華盛頓維持現有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信心大減。儘管許多歐洲國家的政府歡迎美國重新參與到北約和歐洲的事務當中來，但是它們懷疑如果2024年美國選出另一個民粹主義領導人，那麼這種參與將無法持續太久。

美國並不是唯一一個面臨深度的社會極化（social polarization）的國家。在許多國家——包括西方世界和世界其它地區——階級、種族、性別和宗教方面的政治與社會分裂已經變得越來越明顯。自2008年的經濟大衰退以來，不斷加劇的收入不平等已經阻礙了經濟發展和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意大利、英國和美國等國，也發生在如芬蘭、挪威和瑞典等以更加平等的財富分配著稱的國家。自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以來，美國和全球的反亞裔仇恨犯罪率急劇上升。近年來，印度的收入不平等也在加劇，在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性別差距指數（Global Gender Gap Index）中，印度女性的健康和生存排在末位。印度、匈牙利和印度尼西亞的宗教自由得分也有所下降。

這些力量就是所謂的“內部權力”（power within）——國內社會等級（social hierarchies）決定了誰擁有這些權力，以及為什麼擁有。正如這些等級體係可以影響國家繁榮和社會穩定一樣，它們也能夠增強或者限制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對於一國的國際關係而言，內部的權力分配可能和外部的地緣政治與意識形態力量一樣重要，因為社會等級往往更加根深蒂固、無處不在、內生且持久。因而，如果美國及其盟友想要維護和重塑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秩序，就需要先解決國內的社會分裂問題。

多年以來，國際關係學者通常淡化國內權力關係在塑造國際秩序方面的作用。即使人們已經越來越關注軟實力和其它非直接形式的國際影響力，這種淡化仍然是事實：國際權力的概念——無論通過威壓、說服、誘導還是合作來行使——根本上仍然是國家間的外部關係問題。的確，政治學家們一直都知道外交政策的目標和結果會被國內政治所影響。美國政治家們常說“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強調處理好美國內部秩序是維護美國在國際事務中霸權地位的前提。拜登的說法是“為中產階級制定的外交政策”。但無論在美國還是其它地方，這些言論都難以促成系統性和實質性的，對“國內的社會等級是如何影響國際權力”的理解。

這種忽視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往往傾向於圍繞國家安全來塑造權力的概念。傳統上來說，國家安全被定義為“保護一個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使其免受外國的軍事威脅”。這種定義往往忽視了非軍事和非經濟的力量。其次，國際秩序的概念往往與各國間的軍事和經濟力量分配相等同，而沒有考慮到各國內部社會等級的變化。

但近來的歷史表明，對這些內部力量的忽視是很危險的。目前已有大量的數據表明，社會分裂——無論是階級、種族、性別還是宗教的分裂——對政治和經濟權力都有很大的影響。例如，獲得新技術和教育機會的不均等，加上經濟管制的解除和福利待遇的削減，已經導致了社會頂層和底層群體之間的階層分化越來越嚴重。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數據顯示，美國最高收入10%群體和最低收入10%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在1980年到2018年間增長了39%。這一模式在中等收入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比如中國和印度——被復刻，據估計三分之二的全球人口正在經歷著不斷加劇的收入不平等。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的一份報告指出，在2019年末，1%的世界成年人口控制著43%的全球私人財富；而另54%的成年人口只掌握2%的全球私人財富。

種族問題成為社會和政治分裂的另一源頭。種族差異在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中一直存在，但近年來受到了更多的關注。 “黑命貴”運動引發了全球範圍關注，社會活動家們開始廣泛開展運動。他們推倒了公共場所奴隸主和殖民統治者的雕像，為被殖民者的後代尋求賠償，並將公開的種族主義者的名字從聖堂中刪除。但這些要求同時也激起了美國和歐洲的本土主義右翼的反擊，種族暴力和極端思潮逐漸成為主流。在美國，旨在保護少數族裔經濟機會和投票權的法律已經被撤銷。

雖然與種族差異有所不同，但是種姓制度——基於職業或者血統的社會群體分級制度——也在世界很多地方持續影響著政治和經濟權力。亞洲達利特權利論壇（Asian Dalit Rights Forum）——一個致力於維護低種姓群體權利的組織——估計世界範圍內大約有2.6億人因為其種姓的身份遭到歧視，他們大多生活在印度和尼泊爾。在印度教民族主義政府統治下，印度的歧視和霸凌在近年來不斷加劇，這其中也包括對於低種姓女性的暴力行為。

性別差異和宗教壓制也繼續廣泛存在。儘管這些年來取得了一些進步，但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全世界仍約有24億工作年齡的婦女缺乏充分的經濟權利。在95個國家，女性沒有同工同酬的保障；在76個國家，女性的財產權被限制。在宗教方面，壓迫性的行為不但持續存在而且似乎愈演愈烈。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表明，2007年到2017年間，實施“高”或者“非常高”級別的宗教限制的政府從40個上升到52個；而經歷高度“涉宗教敵對行為”的國家從39個飆升到56個。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國家越來越多地提倡其文明歷史（civilizational past），並鼓勵對於少數群體和信仰的歧視。不妨看向印度，那裡對穆斯林企業和基督教學校的襲擊急劇增加；而土耳其則經歷著世俗價值觀被不斷侵蝕、對宗教少數群體的壓制日益嚴重的現實。

這些社會斷層對於國際關係有著直接的影響。一個能夠有效處理其社會等級分裂的國家往往能夠提高生產效率、經濟發展水平，並加強政治穩定，從而增強其在世界上的影響力。相反，一個不能很好處理其內部社會分裂的國家很可能導致其國際地位的下降和衰落，因為它削弱了其它國家對其國內穩定或其對社會和人權相關國際規范承諾的信心。此外，一個不平等或者社會限制性的內部權力分配可能影響一個國家長期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因此，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自由民主國家的國內社會差距居高不下甚至在某些情況下不斷擴大的事實是令人擔憂的。

國家內部的收益分配對於國際秩序至關重要，因為它具有深遠的經濟影響。例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一項2014年的研究指出，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加劇的收入不平等使意大利、英國和美國的經濟下降了6%-9%；對墨西哥和新西蘭來說，這一損失甚至超過了10%。相同的研究也發現，法國、愛爾蘭和西班牙這些對收入不平等問題控制得較好的國家，獲得了較高的GDP增長。

許多國家也被種族差異所阻礙。雖然奴隸制的實施曾經推動美國和西方獲得世界的主導權——通過壓低勞動力價格和促進整體出口的方式——但目前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這一不公正系統的長期影響已經導致了經濟增速變緩、社會不穩定加劇以及持續的“種族等級”（racial hierarchies）問題。麥肯錫諮詢公司（McKinsey Company）預計，在2019-2028年間，美國黑人與白人間的財富差異將會使美國經濟喪失1萬億-1.5萬億美元的消費和投資。在印度，種姓發揮了類似的作用。儘管種姓制度在短期內可以通過種姓內部的網絡和相互支持帶動經濟活動並提高效率，但其創造的嚴格的社會等級限制了資本和勞動力的流動。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持久的種姓制度很可能會降低印度的增長，因為它破壞了減輕貧困和實現進一步收入平等的努力、並且拖慢了印度向成熟的工業經濟進行轉型的進程。

性別歧視在國家產出上的影響也是一樣大的。限製女性進入教育、商業、政治和其它的經濟活動領域，也會限制勞動供給。發展中國家的農業部門尤其如此，因為女性在其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限製女性的勞動參與使低收入國家很難擺脫貧困。但是性別壁壘也會影響發達國家。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一項2016年的報告估計，性別歧視使全球經濟的損失高達每年12萬億美元，約佔全球GDP的16%。

宗教限制也使得許多國家的營商環境不那麼具有吸引力。例如，埃及經濟活動的主要來源是旅遊業，但是該部門受到宗教衝突的負面影響——包括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暴力衝突以及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和埃及總統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政權之間的暴力衝突。許多阿拉伯國家實行的廣泛的宗教限制——例如把金融工具置於伊斯蘭法律委員會武斷且隨意的監管之下——已經促使年輕的企業家不得不投奔海外。有些時候，國家所採取的壓迫性宗教措施也會干擾主要的國際商業協定。 1999年，在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U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建議對蘇丹違反宗教自由的行為進行製裁後，高盛公司不得不重組其與在蘇丹有投資的中石油公司的首次公開發行協議。重組交易後，高盛與中石油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只在中國運營。由此可見，在上述事項中，社會分裂可以對一個國家的經濟表現產生直接影響，從而成為影響國際權力的核心形式之一。

社會分裂的影響其實不僅限於經濟增長。當社會分裂開始擴散，它很可能會威脅到一個國家的社會、政治穩定。最近在緬甸、斯里蘭卡、敘利亞和也門等地發生的衝突都是由其內部的宗教衝突引起的。 2021年，學者蔣位玲和伊戈爾·馬泰克的研究指出，在74個發展中國家中，宗教緊張局勢是影響外國能源投資的四個“重要的政治風險因素”之一。在收入嚴重不平等的國家，公民也更可能起來反對政府，以實現經濟、社會和政治平等。促進或者維持種族和宗教歧視可能會鼓勵更多的暴力和極端主義。值得注意的是，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大流行中，平均每10分鐘就有一個低種姓的印度人成為犯罪的受害者。

基於性別的暴力在許多國家由來已久。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21年的報告，世界範圍內15-49歲的女性群體中，有27%在戀愛過程中經歷過伴侶的某種形式的虐待，無論是身體暴力還是性暴力。在發展中世界，女性由於傳統的社會習俗——如要求嫁妝和榮譽殺人（honor killing）等——遭受著特定形式的暴力。但是對女性的暴力不僅限於窮國。例如，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就已經把澳大利亞、瑞典和英國列入了性暴力報告率最高的國家的行列。而美國的強奸案發生率也明顯較高。

國內的社會緊張很可能在國際舞台上體現出來。經歷暴力和社會不穩定的國家將難以展現軟實力，也可能製造雙邊的緊張關係並且破壞自由貿易談判和其它形式的多邊合作。種姓緊張是印度政治暴力的一個長期原因，這削弱了印度的全球聲譽。

儘管在世界的許多地區，階級、種族、性別和宗教的分裂正在加劇，但是已有的證據已經表明，當這些緊張關係緩解的時候，將有助於提升一個國家的國際實力。例如，給女性提供強有力的法律權利和更好地獲取醫療、教育、金融服務和高科技的機會不僅有助於人權事業和社會公正，還有助於生產率的提高。根據樂施會（Oxfam）的數據，在2000-2010年期間，拉丁美洲地區有償勞動力中女性人數的增加為30%的減貧做出了貢獻。 2015年，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預測，到2025年，將女性完全納入有償勞動隊伍給世界經濟帶來的好處高達28萬億美元。

各國可以通過消除種族差異獲得類似的收益。智庫政策鏈接（PolicyLink）和南加州大學的一份研究表明，消除不同種族群體之間的收入差異將使得美國經濟增長14%；公平成長華盛頓中心（Washington Center for Equitable Growth）預計，減少種族、民族和性別差異將可以使美國GDP每年增加7.2萬億美元。這些收益需要與政府為實現平等而付出的成本相互權衡，但回報仍然是巨大的。

增強宗教容忍度和宗教自由也能夠影響國家的經濟競爭力。值得注意的是，被皮尤研究中心列為具有“非常高”宗教限制的國家——包括阿爾及利亞、埃及、伊朗、馬來西亞、馬爾代夫、敘利亞、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等——都不在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競爭力指數（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前20名的國家之列。

意識到內部的權力結構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外部實力，為國際關係提供了重要經驗。對西方來說，不斷加劇的社會分裂應當是一種警告。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西方式的民主並不必然導致基於收入、種族、性別或者宗教的等級體系的減少。西方民主國家在這些方面都沒有做好。恰恰相反，西方民主制度掩蓋了社會分裂並且允許這些分裂被政治利益所利用，近年來在美國和其它地方就出現了這種情況。此外，隨著社會分裂越來越顯，有學者已經發現，不斷增加的收入不平等已經使得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吸引力越來越弱。

這些趨勢並非不可逆。與它們的“非民主”對手相比，發達的西方民主國家有能力自我糾正並且挑戰長期以來存在的社會等級。由於西方民主社會有更高的透明度、更自由的表達能力和更開放的文化辯論，西方民主社會可以曝光這些分裂，它們的選民可以改變那些被認為不願意或者不能解決造成社會分裂根本原因的政府。然而，在美國、歐洲和其它地方，西方民主已經被政治極化和不斷興起的右翼民粹主義所限制，它將越來越難以形成一個政治共識，來解決由階級、種族、性別和宗教所導致的社會分裂。與此同時，許多發達國家都有既得經濟利益，而這些利益可能加劇現在這些做法。

誠然，內部的權力結構也限制著許多非西方國家。巴西、印度和南非是非常令人矚目的例子，這些國家擁有龐大的經濟，但由於種姓、性別和宗教身份而存在巨大的社會經濟差異。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南非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國家，南非最為富有的1%的人掌握了全國80.6%金融資產。這是非常重要的，不僅因為收入不平等和低增長之間的聯繫，還因為它刺激了腐敗和社會不穩定。此外，在很多國家，不同類型的社會等級體系往往同時出現，並且相互強化。例如，收入不平等往往和種族、種姓、性別和宗教歧視相聯繫。種族偏見是宗教不容忍的誘因，反之亦然。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須制定一種策略，來超越特定的差異，解決所有導致社會等級化的問題。

減少社會分裂，並不能消除國家間權力和地位的差異。但那些以更公平的工資分配和減少歧視的做法，來更好地發展和利用其內部權力——從而實現最大化增長——的國家，更可能保持長期穩定和影響力。這樣的努力需要從國內開始，包括在美國國內和其許多的歐洲盟友國內。但考慮到這些分裂在許多國家都已經氾濫，單靠國內政治，也不太可能獲得長久進展。我們需要加強國際合作，包括加強國際人權協議和其它旨在防止基於種族、種姓、性別和宗教信仰歧視的國際規則的集體努力。既然所有的國家，無論貧富，都被這些分裂所傷害，改革的努力，也應該指向人類的共同挑戰。

本周公布的數據顯示，歐洲經濟下行風險正持續加大。當地時間8月3日，歐盟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經季節調型，2022年6月，歐元區零售貿易額環比下降1.2%，前值為增長0.4%；歐盟國家則下降1.3%，前值為增長0.2%。同比來看，6月歐元區零售銷量下降3.7%，歐盟國家則下降2.8%。 8月1日公佈的數據也顯示，歐元區7月Markit製造業採購經理人（PMI）終值為49.8，自2020年6月以來首次低於榮枯線50。製造業新訂單指數從45.2降至42.6，這是自2020年5月以來的最低水平。歐洲消費業和製造業的承壓，使得投資者更為關注，在經濟下行風險加劇的情況下，歐洲央行未來的加息之路將走向何方？歐洲央行9月持續激進加息的可能性有多大？

針對高溫難退的通脹，7月21日，歐洲央行自2011年以來首次加息，且首次加息就選擇了50個基點的幅度，將其指標存款利率上調至0%，打破了其自己此前作出的加息25個基點的指引，反映出歐洲央行想抑制高通脹的迫切以及想盡快進行貨幣政策正常化的決心。根據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在記者會上的表述，這一決議得到了所有委員們的一致支持。本次加息後，歐洲央行三大利率已經“一步到位”式脫離了負利率區間，歐元區零利率時代終結，結束了11年超寬鬆貨幣政策。

拉加德隨後還明確表示，歐洲正向企業、員工和投資者發出明確信息——通脹在中期內將回到該行2%的目標值，而至今所採取的措施“已經對整個歐元區的利率產生了影響”。她說：“讓通脹回到我們的目標水平需要加息多少，我們就加息多少。”拉加德表示，價格上漲主要是受不在央行控制之中的因素影響，歐洲央行的行動旨在確保通脹不會長期保持高位。歐洲央行在7月大幅加息同時宣布推出傳導保護工具（TPI），該工具將維持貨幣政策的一致性，有助於在中期內維持價格穩定。

聽上去，拉加德在應對通脹問題上的態度，與前任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在應對歐債危機上的態度如出一轍。回顧歷史，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不斷升級之際，歐洲央行於2008年10月開始實施低利率政策，將主要再融資操作利率下調50個基點至3.75%，並在隨後持續降息，直到2009年5月達到1%。這一水平一直維持到2011年4月。歐洲央行在2011年4月將其主要利率提高了25個基點至1.25%，因為歐元區通脹在2011年3月達到了2.6%，超過了其2%的目標。隨後，受困於歐債危機的突然爆發，臨危受命的德拉吉發出了“不惜一切救歐元”的呼籲，並一路大幅降息至接近零利率水平：2012年7月，歐洲央行將存款機制利率下調至0%，自此，歐洲央行一直實行量化寬鬆貨幣政策。 2014年6月，歐洲央行將存款機制利率下調至負0.1%，開始步入負利率階段。此後，歐洲央行多次降息，存款機制利率達到負0.5%。考慮到歐元區已經在超低利率“呆”了很長一段時間，不少投資者擔憂歐洲央行如果本輪過快、幅度過大地加息，可能難以讓企業和投資者適應，最終將歐元區經濟拖入衰退的“深淵”。

然而，從當前局勢看，俄烏衝突緩解大概率在年內難現曙光，歐美也將持續推動對俄製裁。隨著歐洲供暖季的逐步臨近，如果歐盟仍未找到能源替代供給來源，通脹壓力將進一步抬升，歐洲央行年內繼續加息的概率較大。畢竟，歐洲央行的首要任務是維持歐元區物價穩定，確保中期通脹不會超過2%。其他職責包括監管歐元區的銀行、監控金融系統、印刷歐元鈔票、確保消費者通過銀行卡或在線支付歐元的安全以及調查加密資產。因此，在控制通脹問題上，歐洲央行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

歐洲央行下一次利率會議將在9月8日召開。目前，絕大部分分析師認為，歐洲央行將在9月繼續加息，且加息的幅度可能仍將高達50個基點。荷蘭國際集團（ING）全球宏觀主管卡斯滕·布爾澤斯基表示，預計今年夏季或10月歐洲央行將總共加息100個基點。凱投宏觀則預計，歐洲央行將在9月和10月再次加息50個基點，然後在12月加息25個基點，使利率在年底前升至1.25%。 “事實上，由於歐洲央行提前加息，我們不會對9月加息75個基點感到意外。這種相當快的加息速度可能會對外圍國家的利差造成進一步壓力，最終迫使英國央行使用TPI。”凱投宏觀首席歐洲經濟學家安德魯·凱寧漢姆表示，明年歐洲央行將把存款利率提高到2%左右。資產管理公司王國木倫的投資策略師湯普森預計，歐洲央行9月將加息50個基點。

除此之外，美國銀行在7月18日歐洲央行利率會議前的一份報告中預測，歐洲央行9月和10月將加息50個基點，12月將加息25個基點。荷蘭合作銀行也預測，歐洲央行9月將再次加息50個基點、10月加息75個基點、12月加息25個基點。該銀行的預測基於兩個假設:一是TPI將有效降低歐元區的分裂風險，二是未來幾個月經濟前景不會顯著惡化。不過，儘管荷蘭合作銀行上調了對歐洲央行2022年的加息預期，但同時認為，假設歐元區經濟將最終衰退，這會阻礙歐洲央行進一步實現利率正常化。因此，歐洲央行的加息週期可能會相對較短。

阻力位2：1.0300

阻力位1：1.0250

支持位1：1.0200

支持位2：1.0150

美聯儲高官繼續放鷹，且數據顯示美國經濟未陷入衰退，通脹有見頂預示，提振美元，但在本週五美國非農公佈前，市場情緒謹慎，美元維持在反彈高位拉鋸。非美資產中，歐系貨幣在關鍵支持附近整理，仍等待方向明確。由於本周非農為美聯儲利率決議表態以數據說話後的首個重磅經濟數據，市場期望從中尋求未來加息線索，在此之前，市場波動可能謹慎。日圖歐元兌美元在1.0100 -1.0280區間支持附近拉鋸，隨機指標傾向走低，但需要向下破位才能明確進一步方向。 4小時圖小幅波動，動能有限。預料數據前，歐元兌美元都將局限在1.0150-1.0280的區間內，以等待數據公佈後做出方向性的選擇。

阻力位2：1.2300

阻力位1：1.2220

支持位1：1.2100

支持位2：1.2050

週四(8月4日)19:00，英國央行如期加息50個基點，創1995年以來最大單次加息幅度，但預測通脹峰值更高，經濟四季度衰退。加息幅度雖有所加大，但帶之而來是市場對於英國的經濟發展前景是悲觀的，因此英鎊並未受加息消息而產生太大的刺激抬捧作用。盤中一度下墜90個點子，尾盤由於美元下跌，英鎊收復一些失地，縮減了當日的跌幅收盤於1.2160附近。日圖在MA10一線整理，隨機指標傾向走低，若下破MA10才能打開進一步下行空間。 4小時圖小幅下行測試1.2100，但整體上行勢頭仍未破壞。小時圖在MA200附近企穩，但上行動能缺乏。上方只有徹底刺穿1.22並企穩該水平之上，方有望繼續向上攀高。

阻力位2：134.15

阻力位1：133.40

支持位1：132.30

支持位2：131.40

週四（8月4日）數據顯示上周美國初請失業金人數增加後，美元兌大多數主要貨幣週四走軟，因為美聯儲傳遞鷹派信息帶來的提振消退，投資者將注意力轉向備受期待的美國就業報告。如果數據顯示強勁，那麼按照美聯儲一眾官員的加息鷹派傾向，9月份繼續加息75個基點的概率將會提高，貨幣市場消化了美聯儲在9月會議上加息50個基點的可能性，認為再次大幅加息75個基點的可能性約為44%。一切都要看今晚美國7月非農的表現了，一旦數據差於預期，恐對美元的打擊會不小。美元兌日元日圖在MA100企穩連續兩日反彈，隨機指標回到中性區域，有進一步反彈的空間，關注10日均線阻力。 4小時圖由多轉跌，當前測試前高134.70附近出現受阻回落態勢。小時圖陽線拉升後缺乏跟進，對進一步上行保持謹慎。

• 中國8月降準降息預期仍接近冰點。

• 預計8月降準機構佔比僅約5%，政策利率降息亦難期。

• 房地產風險未散，五年期LPR下調預期猶存。

• 7月新增信貸和社融料大降至1.5295萬億和1.8262萬億。

• 7月CPI預期同比漲幅為2.4%。

2022年第八期中國固定收益市場展望調查顯示，主要金融機構對於8月中國央行降準降息的預期仍接近冰點，全部受訪機構依舊認為近三個月存款基準利率將持穩，預期8月及未來三個月將降準的機構佔比分別降至約5%和不足兩成。

政治局會議淡化今年經濟增長目標，結合最新PMI的疲弱，均進一步印證了經濟復甦乏力的現狀。疫情散發不斷，樓市回暖難持續，房企債務危機拐點未至，而台海緊張局勢加劇又成為新的風險點。

穩增長和防風險均需貨幣政策支持不輟，不過進一步降準降息餘地已有限，繼續保持相對寬裕的貨幣環境、以推動各項寬信用舉措落實到位，可能是下半年貨幣政策的常態。

預期8月一年期中期借貸便利（MLF）、七天期逆回購利率以及一年期LPR(貸款市場報價利率)下調的受訪機構仍微乎其微，不過對五年期以上LPR的降息預期猶存，若房地產風險遲遲不能被有效遏制，市場仍對政策支持加碼抱有希望。

8月初流動性充盈局面仍無改變跡象，隔夜回購利率跨月後再度逼近1%，七天回購利率連刷逾兩年新低。更值得關注的是，一年國有和股份制銀行同業存單發行利率已跌破2%，甚至已明顯低於七天逆回購利率，貨幣市場利率全線進入超低波動區間。

展望結果顯示，8月全月銀行間存款類機構隔夜質押式回購加權平均利率和七天期該利率，以及三月期Shibor的預測均值分別為1.3668%、1.6871%和1.9621%，分別較7月全月實際均值上漲15.9個基點(bp)、12.8個bp以及1.6個bp。

8月預測值明顯反彈的主因是調查數據多數在7月下旬收集，而7月末8月初資金利率和債券收益率均加速下滑。從當前政策走向看，寬資金仍未見盡頭。

多重風險因素環伺之下，經濟偏弱恐難有實質改觀，進入8月以後，積極貨幣政策以及資金寬鬆持續時間將拉長的預期愈發穩固。近日債券強勢已蔓延至中期品種，短期內債市依舊難有調整觸發點，8月料仍處安全港。

展望結果顯示，參與機構對10年期國債收益率估值的預測均值，8月末為2.7796%，較7月末實際值高2.4個bp。

對於7月新增人民幣信貸和新增社會融資，受訪機構預測均值分別為1.5295萬億和1.8262萬億，均較6月實際值大幅回落；此外，參與機構對7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預期同比漲幅為2.4%，略低於6月的實際值2.5%。

匯率方面，參與機構對8月末外匯交易中心公佈的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匯率16:30的官方收盤價預期均值為6.7114，較7月末的實際值6.739升值276點，預期的區間為6.62-6.85。

2022年第八期中國固定收益市場展望參與機構共有81家。其中，銀行類參與機構28家、包括保險資產管理公司在內的資管類參與機構14家、證券類參與機構20家，以及包括私募債券基金在內的基金類參與機構19家。

俄羅斯和伊朗對中國和印度的報價以及原油折扣增加了對伊拉克石油出口未來的擔憂，該國95%的預算融資依賴於石油出口。

此前的報導表明，伊拉克將成為這些猜測中最大的輸家之一，對其各類石油產品的需求不斷下降，此前中國和印度使其最大買家；而其他人則認為這為伊拉克增加利潤開闢了新市場。

經濟學家艾哈邁德·薩達姆博士表示，俄羅斯降低出口到印度和中國的每桶石油價格的決定很自然會導致需求方向發生變化，對俄羅斯的需求增長了15.5%，相應地，從伊拉克進口石油的水平下降了10.5%。此外，伊朗還決定將國際價格降低10美元，從而成為伊拉克的強大競爭對手。

薩達姆向半島電視台表示，這種需求水平的變化並不意味著其他石油市場被放棄，尤其是伊拉克市場，這是繼沙特阿拉伯之後印度的第二大石油來源地。儘管油價有所下降，從俄羅斯進口的份額僅佔印度每天約500萬桶總需求量的19%，印度每天從俄羅斯進口約95萬桶，中國每天從印度進口86萬桶，從伊朗進口70萬桶。

薩達姆補充說，在這種情況下，伊拉克別無選擇，只能將出口渠道多樣化，特別是向歐美大陸出口，據估計，對美國的石油出口因此增長了11%。

他認為，儘管亞洲對伊拉克石油的需求下降，但在烏克蘭危機前後伊拉克的局勢仍然良好，但薩達姆認為，這方面的重點是，即使俄羅斯降價，技術上仍將存在和經濟障礙，最重要的是距離和時間，這限制了從俄羅斯進口石油的桶數，這意味著伊拉克對中國和印度的石油出口份額下降幅度不會很大。

經濟學家馬達赫特·卡扎米·庫萊希博士認為，總體上，油價上漲最初是由於對俄羅斯的禁運，然後由於歐洲和世界經濟衰退而下跌。

庫萊希在對半島電視台的聲明中指出，由於存在負面和正面因素的影響，石油市場仍然不穩定，因此無法預測與烏克蘭戰爭及其影響有關的石油市場會發生什麼。

他指出，生產商之間的競爭導致價格下跌，此外，儘管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拒絕了美國總統喬·拜登的壓力，但美國對歐佩克的壓力可能會產生些許影響。

經濟學教授阿卜杜勒·拉赫曼·馬什哈達尼博士警告新的危機可能發生，因此我們不應該對當前的油價上漲感到樂觀，因為它們不是真實的，伊拉克政府應該在合理的範圍內行動。

他向半島電視台網補充說，自1979年第一次危機以來，他一直在關注石油及其價格問題，當時油價上漲並超過每桶30美元，然後是1984至1985年的崩盤，然後這種情況每4到5年反復一次，主要是出於經濟動機的價格暴跌。

根據計算，馬什哈達尼認為，新的危機將在2024年發生，但政治發展和美國對俄羅斯的製裁可能導致危機在明年發生，原因有很多，包括生產商之間的競爭。

這位經濟學教授解釋說，俄羅斯以低於世界水平35%的價格將石油賣給中國和印度，此舉犧牲了波斯灣的石油生產國和伊拉克，並使得這些國家為了享有競爭力而不得不降價更多，因為俄羅斯與這些國家的石油類型和規格具有相似性。

他補充說，其他原因與運營費用、新冠大流行風險的回歸以及歐美超過9%的通貨膨脹率有關，這些因素導致燃料成本上升，汽車和交通的使用減少以降低成本，並可能導致對石油的需求減少。

馬什哈達尼認為，即將到來的石油危機造成的損害程度會有所不同，因為海灣國家已經用主權基金來加強自己，他們轉向這些基金來彌補石油收入的緊急短缺，因為這是暫時的短缺，其影響不會超過一年。

他繼續說道，“如果價格出現任何下跌，伊拉克將是受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原因是支出擴大，而且除了中央銀行的儲備外，該國沒有主權基金和政府儲備。”

他表示，相信俄羅斯與伊朗兩國的和解和聲明將導致油價大幅下跌，因為這兩個國家每天向以中國和印度為首的東南亞市場輸送約700萬桶石油，中國和印度是俄羅斯與伊朗銷售的石油的兩大進口國。

馬什哈達尼不排除伊拉克石油將在歐洲成為俄羅斯石油的替代品，他表明，這將迫使伊拉克解決一些問題，包括承擔運輸成本、確保質量規格和贏得國際競爭。

石油專家哈姆扎·賈瓦希里認為，俄羅斯和伊朗油價下跌的效果及其對伊拉克經濟的影響要到幾個月後才會顯現，而且不會很大。

賈瓦希里在接受半島電視台採訪時指出，世界消耗的石油數量是固定的。當俄羅斯或伊朗的石油被阻止進入歐洲並被中國和印度接收時，歐洲將開始尋找另一種選擇，並且也許伊拉克或沙特的替代方案是最合適的。

賈瓦希里提到伊拉克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競爭市場份額，從伊拉克到亞洲的石油數量可能會發生變化，中國和印度將向歐洲轉口大量重油和中油，但價格會比俄羅斯或伊朗設定的更高，加上中國和印度到歐洲的距離造成的價格差異，因此伊拉克將從中受益，也許還有很小的折扣，使伊拉克石油與從印度和中國轉口到歐洲的石油相比具有競爭力。

賈瓦希里不認為伊拉克即將出現經濟危機。相反，由於出售石油，該國即將獲得比以前更大的財務回報，但問題在於公共資金的管理方式以及如何處理石油出口業務的資金盈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