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阿根廷VS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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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3年盧拉再一次當選巴西總統，面臨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任務，他將實施什麼政策？但阿根廷新總統米萊已經給了明確的答案，他的實驗能成功嗎？

阿根廷和巴西都是南美洲的主要國家，兩國經濟成長幾乎同步，但匯率是天壤之別。 1994年至2004年這十年兩國兌美元匯率走勢較為一致，但2004年後阿根廷匯率呈現單邊貶值趨勢，且越往後貶值速度越快，2022年6月至2024年6月美元兌阿根廷比索已經從100貶值到了900。阿根廷發生了什麼事？

貨幣快速貶值的阿根廷

2023年11月19日，阿根廷右翼自由派候選人哈維爾·米萊在總統大選中獲勝，成為史上最具爭議的總統。這位70後的經濟學教授，在競選總統之前經常對社交媒體發表激烈言論，提出了很多極具爭議性的經濟觀點，並且主張“休克療法”，當上總統之後，便開始大幅貶值本幣比索，削減政府部門開支。一系列改革措施遭到部分國民極力反對。阿根廷是個歷經滄桑、國家命運浮沉的拉丁美洲國家，曾經的輝煌和如今的沈疴讓阿根廷人不斷反思，米萊能否如他所言：今天，是阿根廷墮落時代結束的開始。

身為南美洲的一員，阿根廷慶幸沒有捲入“二戰”，讓其一度成為世界富裕國家。 1962年阿根廷的人均GDP（美元）是日本的1.8倍，墨西哥的3倍。但在「二戰」後亞洲和歐洲進入快速發展階段，阿根廷卻像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一樣陷入成長的泥淖。日本於1967年超過阿根廷，新加坡於1975年超過阿根廷，韓國於1987年超過阿根廷，直到現在阿根廷還未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作為礦產資源豐富的拉丁美洲礦業國之一，阿根廷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一樣實施了錯誤的發展策略。根據《對外投資合作國別（地區）指南》（2023）的介紹，阿根廷主要礦產資源有石油、天然氣、銅、金、鈾等，現已探明主要能源礦的蘊藏量：石油23.89億桶，天然氣3716億立方米，可開採頁岩氣22.71兆立方米（位居全球第二），可開採頁岩油270億桶（位居全球第四）。作為發展中國家，一般工業化的路徑是進口替代戰略、出口擴大戰略及至已開發國家。

在1980年代之前，阿根廷的儲蓄率和投資率都較高，推動了進口替代策略。但這些投資並沒有促使工業結構升級，並轉型成為出口擴大策略。雖然在90年代之前阿根廷一直是貿易順差，但工業品一直較為低端，至今仍需要傳統的農牧業產品出口創匯，以償還外債並為工業發展積累資金，而這種依賴性正是深化進口替代工業所想要根除的。 80年代後，阿根廷工業佔GDP比重持續下降，儲蓄率也降至投資率以下，讓阿根廷走上依賴外債的發展道路。最高時阿根廷的外債佔GNI達到150%，也醞釀了較高的金融風險。 1987年和2002年都出現了債務違約，資金大幅外流，經濟遭遇重大創傷。

從工業結構來看，雖然人均GDP已經達到13,000美元，但食品菸草產業的人均附加價值依然高於機械運輸設備和化學品，且後者的人均附加價值並未隨著人均GDP的成長而成長，明顯出現了工業升級的停滯。從出口產品來看，初級產品一直佔有較高的出口份額，只是從原來的小麥、牛肉轉變成大豆。這種出口產品無法提升世界份額，根據阿國際商會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過去40年中，阿根廷的商品出口貿易全球排名已從第33位下降到第55位，處於歷史最低水準。數據表明，1983年至2023年間，阿根廷佔世界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已從0.47%下降到0.27%。

阿根廷也經歷了持續的高通膨和快速貶值的貨幣。從阿根廷統計局首次公佈物價數據的1944年到2023年，只有16年的CPI年比是個位數增長，其他63年均在兩位數以上，甚至有一些年份在三位數以上。造成這種結果的直接原因是貨幣供給量的快速成長，背後是赤字的長期貨幣化，同樣導致的結果就是匯率的持續貶值。 1992年最後一次貨幣改革後，美元兌阿根廷比索從1持續貶值到900，這是全球貶值速度最快的國家。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

作為南美洲第一大國，巴西國土面積851.58萬平方公里，是第二名阿根廷的三倍。人口2.15億，是阿根廷的4.7倍。人均GDP卻是阿根廷的0.65倍，要知道十年前，兩個國家的人均GDP都達到過1.3萬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現在只有阿根廷重回高點，努力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而巴西卻越陷越深。

兩國都是資源型國家，根據《對外投資合作國別（地區）指南》（2023）的介紹，巴西的石油探明儲量153億桶，居世界第15 名、南美地區第二位。鈮、錳、鈦、鋁礬土、鉛、錫、鐵、鈾等29種礦物儲量也都位居世界前列。其中鈮礦儲量已探明520萬噸，產量佔全球總產量的90%以上。鐵礦儲量333億噸，居世界第五位，產量居世界第二位。

巴西同樣是農產品的重要出口國。 2022 年農產品出口額1,590.9 億美元，佔總出口的47.6%。巴西的大豆、蔗糖、咖啡、柑桔汁產量居世界第一位，牛肉產量居世界第二位。中國是巴西大豆、食糖、牛肉、豬肉、雞肉、棉花和花生油的最大出口目的地。

巴西在工業化過程中，同樣遭遇初級部門的抵制，進口替代策略失敗。 1984年之後工業佔GDP比重就開始快速下降，這點和阿根廷非常的相似。但機械運輸設備的人均附加價值成長已經顯示疲態，化學品人均附加價值也見頂回落，阿根廷卻在人均9,000美元時仍在成長。巴西的儲蓄率和阿根廷很接近，但一直低於投資率，造成其貿易順差多數時間為負。和阿根廷不一樣的是，巴西的外債佔GNI的比重並沒有那麼離譜，基本上都在50%以下。這就讓巴西的金融風險低於阿根廷，匯率基本上保持穩定。

在出口結構上，巴西除了農產品是主要出口品種之外，礦產品佔比更高。 2022 年鐵礦石銷售額佔巴西礦業總收入的69.3%，巴西的前五名出口目的地為中國、美國、阿根廷、荷蘭、西班牙，前五名進口來源為中國、美國、阿根廷、德國和印度。 2022年出口中國的份額達26.76%，對華貿易順差達到474億美元，是「金磚國家「中第二個對華貿易順差的國家。

兩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巴西和阿根廷之所以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先前的分析總結為民粹主義，認為在收入分配上過於保護了低端工人和農民，造成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工業結構轉型放緩。但這只是從經濟角度來分析，為何拉美國家會出現經濟上的民粹主義呢？這不得不提其政治進程。

拉丁美洲國家在獨立之前都有一段殖民和反殖民的鬥爭歷史，人民生活艱苦，很容易萌生出蘇聯式的經濟發展道路。在獨立之後，各國政治經濟體制一直都在摸索之中，尤其是阿根廷，在「威權-民主」之間來回搖擺。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又反過來影響生產力。在經濟水準較低時，威權會比民主有更高的生產效率，過早民主化會讓社會變得不穩定。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在其著作《難以抉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中從發展、平等和參與三者互動的角度對此作了分析。他認為，一國在發展過程中，都必然會面臨都市中等階層和都市貧民、鄉村農民的政治參與問題。在經濟發展的第一階段，社會經濟的發展為政治參與的擴大提供了基礎，而在第二階段，政府面臨兩種選擇：一是高速經濟成長與低政治參與結合的技術統治模式，二是社會經濟平等和較低經濟成長結合的大眾模式。這其實是假設發展、平等與參與之間是「不可能三角」。他提出：在發展的初期，較高的政治參與可能造成較低的社會-經濟平等。隨著產業的升級，人們收入等上升，政治參與度才會跟著增加。

反觀阿根廷和巴西的發展歷史，都出現過經濟發展初期政治鬥爭劇烈的殘酷時期。庇隆的上台是依靠勞工的基礎，為了維持其統治地位，庇隆加大對勞工的保護和福利政策，勞工在阿根廷經濟發展中一直是重要的政治力量，干涉著經濟政策的製定和政權的更迭。初始資源分配格局造成阿根廷以農牧業出口集團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團的產生和壯大，庇隆主義、選票政治和進口替代工業化進程共同造就了規模龐大的城市勞工和底層民眾這一政治利益集團。 1910-1943年，阿根廷一半的內閣部長都是農村協會成員。 1930年代後期，阿根廷工業協會所擁有的企業數僅佔總企業數的1.4%，卻生產了57%的產品和僱用了60%的工人。美國學者劉易斯（1990）認為，阿根廷20世紀國家發展的失敗，主要責任在於庇隆經濟政策的失當，特別是庇隆主義經濟政策將勞工再分配的訴求置於農牧業和工業發展需求之上，遭到工業家、商人和農場主的反對和抵制，最終導致其疏遠政府並撤回投資。而對未來發展的穩定預期一經破壞就很難恢復，這正是阿根廷危機的根源。

經濟成長率的變慢，導致社會政治不穩。 1930-1983年，阿根廷共出現25位總統，平均任期僅2年，其中選出的18位總統全數被軍事政變推翻。這反映出其建國初期政治體制設計的弊端。阿根廷仿照美國制定了第一部憲法，也設立了聯邦制和三權分立的總統制，但並沒有實質上權力製衡的機制。儘管憲法賦予最高法院法官終身任職的權力和其他保障，但無論是官僚-威權政府還是普選產生的文人政府，新的總統上台都會驅逐異己法官，確保對司法權的控制。總統權力過大，產生了威權的製度基礎，讓「二戰」後，阿根廷經歷了幾次政治社會動盪。庇隆就是靠民主選舉上台的，但上台之後加強了威權統治。在此後的經濟發展中成長起來的資產階級經常與總統/軍政府產生衝突，一個擁有強大的經濟基礎，一個擁有法理上的官僚機構和軍隊支持，背後反映的是民主和威權的鬥爭。

巴西依靠勞工上台的盧拉政府要等到2002年後，但那時巴西已經完成了從威權到民主的轉型。從1964年4月初軍事政變到1985年3月15日文職人員擔任總統，在長達21年的軍事威權統治下，巴西出現了七年的「經濟奇蹟」：從1967年年末到1974年，工業和農業生產以及出口都快速成長，國內生產毛額幾乎每年都超過10%，出口翻了兩番。這也證明了經濟發展初期威權可能更有利於經濟發展。由於工業轉型的速度較慢，附加價值仍較低，在隨後的70年代全球石油危機和80年代拉丁美洲債務危機中巴西經濟抵抗能力較弱，受到嚴重衝擊。雖然經濟情勢變差，但政治情勢明顯改善，因找不到經濟的解決辦法，80年代末期軍政府主動放權，過渡到民主政府。

巴西民主轉型屬於亨廷頓所說的“變革模式”，即由溫和的威權統治者主動讓步並實行自上而下的變革。由於1988年的憲法有效限制了總統的權力，之後的巴西民主過程一直很順利，沒有再出現過向威權退步的現象。

隨著盧拉的上任，巴西經濟出現了快速發展，不僅人均GDP趕上了阿根廷，更在國際舞台上發揮了更大的作用，成為「金磚國家」之一。但由於盧拉的反美情結較重，錯過了美國提出在2005年1月1日建立美洲自由貿易區的機會，沒有出現像墨西哥一樣的經濟起飛。當然2002-2008年，中國、阿根廷、南非這些發展中國家都進入快車道，盧拉政府趕上了好時期。 2023年盧拉再一次當選巴西總統，面臨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任務，他將實施什麼政策？國際社會正在拭目以待。

但阿根廷新總統米萊已經給了明確的答案，身為經濟學教授的他已經全面倒向西方。和90年代的梅內姆聽取華盛頓共識的建議實施自由主義一樣，他的這次實驗又有何不同？有別於梅內姆脫胎於庇隆政府，沒有權力基礎的他能成功轉型嗎？

文章來源：財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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