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殖利率飆升為市場帶來危險時刻：以下是應對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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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過去兩週，尤其是過去兩天，長期收益率大幅飆升。此舉為市場帶來了危險時刻，投資者應透過降低風險來為波動加劇做好準備。本文著眼於為什麼以及如何為收益率飆升的市場影響做好準備。

為什麼長期利率上升這麼快？

在最近的聯準會（FOMC）和歐洲央行（ECB）會議上，當他們決定強化「長時間維持較高水準」政策時，他們並沒有（像往常一樣）考慮到量化緊縮（減少資產負債表規模）和財政主導對收益率的連鎖效應。

從20,000英尺的高度來看，我們生活在一個以拜登經濟學或更精確地說是現代貨幣理論（MMT）為主導的經濟和政治世界中。現代貨幣理論（MMT）的前提是，政府可以無限發行債務，而不會對通膨或生產力產生後果，如果通膨上升，則可以透過調整稅率來減少過剩需求。拜登總統和歐盟已經實施了第一部分，但可能無法或不會引入稅收上升措施。

這意味著我們面臨一個市場，其中發行的債券（債務）超過了可用的資本，從而推高了邊際資本成本。市場不相信任何政府會願意回到謹慎的財政政策，不幸的是，他們是對的。民粹主義以及在綠色轉型和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方面的實踐不僅代價高昂，而且在其目前情況下，它對消費者和企業構成直接稅負，並對生產力產生負面影響。

對於未來的政策行動而言，這意味著什麼？

顯然我們已經到達了某種破裂的階段。實質利率過高，全球經濟即將趨於下行，而央行負責人卻置若罔聞。

我們預計，隨著「外部因素」惡化，FOMC成員將在2024年開始更多地談論降息。但更重要的是長期殖利率曲線的飆升。在那方面，聯準會將不得不進行某種間接或隱含的殖利率曲線控制（YCC），首先透過標誌著所需的政策轉變，將十年到三十年期限的殖利率限制在500-525個基點（5.0%）左右。

更實際的是，FOMC可以暫停QT，或從銀行體系中取消超額準備金的利息支付。後者對銀行來說是一種聯準會的補貼，因為它使得銀行能夠以非常有吸引力的水平將資金存放在聯準會。停止對過剩準備金支付利息將每年為聯準會節省1000-2000億美元，但也將迫使銀行購買短期債券作為監管資本。

短期利率市場的運作情況以及其變動速度清楚地表明，如果我們在這種環境中再停留一個星期，就需要採取某種行動。我們已經到達了某種破裂的狀態，同時也遭遇了一次「重擊」。各國央行又犯了一個政策錯誤，甚至在全球經濟成長即將放緩之前，市場就已經阻礙了它。（我們看到三分之二的全球經濟陷入衰退，三分之一處於穩定/小幅加速）。

在這種環境下應該有怎樣的交易和投資立場？

當波動性上升且風險蔓延失控時，一個問題是各種資產開始沿著風險上升和風險下降的分界線排列，其相關性接近1或-1，這取決於它們是“冒險”還是“安全” 。這使得對沖變得困難，但最簡單的做法是在風險方面進行減少，減少，減少。

話雖如此，投資人有以下的一些選擇：

1.現金為王，這是一句古老的格言在極度不確定的時期，現金是一種沒有風險且安全的投資方式。

2.在適當的情況下，透過做空單一指數掛鉤的ETF或其他工具，對長期持有的個別股票組合進行避險。例如，對於美國股票敞口投資組合，可能適合考慮SPY ETF（正式名稱為SPDR SP 500 ETF，是追踪整個SP 500指數的最常交易的ETF）或QQQ ETF（Invesco QQQ Trust Series 1），它追踪納斯達克100指數，可能是適合的選擇。

3、輪換為短期債券。這指的是到期日不到2年的政府債券，它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非常小，同時提供穩定的收益。在目前經濟週期中，實際利率過高。預計在實際利率下降（通膨降低或收益率降低，或兩者皆有）的情況下，短期債券的收益率將下降，而固定的票息收入（carry）將承擔一部分或全部的虧損，如果利率略有上升或保持不變，當然也會在收益率下降時受益。

4.確保降低槓桿使用。在動盪時期，應盡量減少或消除槓桿。

不過，最重要的是，不要驚慌！這是關於為即將到來的波動時期做好投資組合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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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有風險，投資需謹慎。本文內容僅供參考，不構成個人投資建議，也未考慮到某些用戶特殊的投資目標、財務狀況或其他需要。據此投資，責任自負。

評論

Samantha Luan

經濟

自2022年以來，為因應前期大肆借債、大幅放水帶來的高通膨，聯準會激進加息11次，極大收緊了市場流動性，美國國債利息償付成本增加，進一步推高債務風險，形成「惡性循環」。高通膨、高利率、高債務「三高」金融風險交織，負面影響甚廣（詳見圖1）。

圖1：美國「三高」金融風險

一、高通膨

目前，美國通膨整體較2022年的歷史高點下降，但仍遠高於2%的通膨目標，處於歷史較高水準。通膨高位難下、時而掉頭上揚，凸顯其頑固性。美國廣大民眾實際感受高通膨之苦。

美國通膨頑固。 2023年8月，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3.7%，儘管較2022年6月9.1%的40年來高點下降，但卻是連續第二個月反彈；其環比增速也由7月的0.2%加快至0.6%，創14個月來最大漲幅，物價壓力凸顯（詳見圖2）。

員工薪資漲幅不足。拜登政府不斷宣稱創造了「有史以來最強勁的就業成長」。但美國勞工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8月，美國員工平均時薪僅增加了0.2%，考慮到通膨因素、經過季節調整的實際平均時薪下降了0.5%。過去一年，美國所有員工實際平均時薪也時有下降，薪資漲幅未跑贏通膨（詳見圖3）。

整體壓力趨升。分行業來看，相較於2020年1月，當前專業和商業服務、製造、教育和健康服務等行業實際薪酬出現下降；家庭方面，美國人口普查局最新數據表明，2022年美國經通膨調整後的家庭收入中位數較2021年下降2.3%至74580美元；個人方面，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調查顯示，約70%的美國人認為其個人財務壓力很大。考慮貧富分化等因素，美國一般民眾生活壓力將更大。

二、高利率

為因應高通膨，聯準會自2022年3月開啟升息通道以來，升息11次，累計升息525個基點，直接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上調至5.25%—5.5%，達22年來最高水準（詳見圖4）。數十年來罕見的激進升息，衝擊金融市場穩定。

高利率直接引爆美國銀行危機。升息之下，市場流動性快速收緊、融資成本迅速上升，美國銀行業直面衝擊、數家中小銀行暴雷。根據美國聯邦儲蓄保險公司（FDIC）數據，截至2022年底美國銀行業持有債券的帳面損失總額達到約6,200億美元，存款總額也在2023年第二季連續五季下滑。資產、負債雙重衝擊下，美國矽谷銀行、簽名銀行、第一共和銀行暴雷，加州銀行與西太平洋銀行合併，心臟地帶三州銀行近期也因資不抵債被監管機構下令關閉。多家美中小銀行的信用評等遭到標普、穆迪下調，並受到惠譽降級警告。不僅美國廣大納稅人間接為美國政府救市資金買單，多家退休基金也在銀行危機中「大出血」。同時，負面影響也向房地產市場外溢，不少中小企業面臨融資困境。

高利率衝擊新興市場。高利率下，全球流動性快速收緊，新興市場與美國利差縮小，遭遇資本外流。根據國際金融協會最新數據顯示，新興市場持續經歷近20年來最長的資金流出，8月外國投資者再度撤資155億美元，創一年來最大單月流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警，超半數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已經或很可能陷入債務困境，實則為美國激進升息所累。

三、高債務

截至2023年9月21日，美國公債總額已超過33兆美元，平均每名美國人負債高達9.87萬美元。

誰持有美國國債？根據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文章，截至2022年末，美國約22%的債務為政府間債務，而約78%的債務為公眾持有；拆解上述公眾持有債務，約三分之二為美國國內持有，其中聯準會佔據大頭，剩餘的國內債權人包括共同基金、州和地方政府、退休基金、保險公司、美國儲蓄債券等。投資收益，關乎美國民眾切身利益。

哪些海外債權人持有美國公債？根據美國財政部最新數據，截至2023年7月，美國國債前五大海外持有國家和地區分別為日本、中國、英國、盧森堡、比利時（詳見圖5）。其中，日本是美國最大海外“債主”，約持有約1.11兆美元的美國公債。一旦美國國債出現任何風吹草動，不僅上述國家和地區的利益會直接受到影響，全球經濟也將受到波及。

可以說，美國激進多變的貨幣政策、「寅吃卯糧」的財政政策，不僅直接傷及美國民眾、美國企業，也向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傳導壓力，實質上讓全球為其金融風險買單。

文章來源：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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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n

政治

經濟

根據中美近期達成的共識，兩國將成立經濟領域工作小組，定期且不定期地就經濟、金融領域相關問題加強溝通與交流。這被普遍解讀為中美關係「變暖」的最新訊號，當前兩國經濟面臨不同程度風險挑戰，恢復並加強政策溝通協調具有重要意義。但整體而言，中美經貿關係仍處於緊張狀態，其中主要原因在於美國所謂的「經濟戰略轉型」。這套策略轉型的關鍵字包括「國家安全」「供應鏈韌性」「友岸經濟」以及「去風險化」等，主要目標當然就是指向中國。

美國以所謂「國家安全」為由推出一系列有關先進技術的進出口、投資和經營限制，試圖封鎖中國利用外部資源提昇技術實力的管道，其中尤以圍繞晶片的限制最為嚴苛。但華為最新手機刺穿了美國晶片圍堵的關鍵環節，使其進退兩難。被迫戰略後撤，美國反華政客仍不甘心。但現實是，中國消費了全球70%以上的晶片成品，美國封鎖戰略再頑固推進的話只會促使中國加快晶片自立，從而使美國及其追隨者的晶片產業丟失全球最大市場。

美國打著“提升供應鏈韌性”的旗號糾集14個亞太經濟體組成“印太經濟框架”，旨在遏制中國在地區的影響力。但從包括美國智庫最新報告在內地的一些數據來看，這個「框架」推進相當艱難。有分析說，美國政府推行的關稅和技術限制只是部分降低了美國對中國商品的依賴，但降低的部分又被越南、印度、印尼和墨西哥等國取代，這些國家增加了從中國的中間品進口。中國企業也透過擴大對越南、墨西哥等國的直接投資，繞過美國對原產地的限制。在新的貿易路徑下，美國表面上求得供應鏈“去中國化”，但自身產業和貿易結構沒有發生實質轉變，仍依賴從亞太地區的進口，其中包括從中國“繞道而來”的進口，美國消費者承擔了加徵中國關稅的大部分成本。美國希望的「友岸」供應鏈「去中國化」不進反退，亞太地區國家與中國的經貿聯繫更加緊密。

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今年稍早發表長篇講話，闡述拜登政府的經濟戰略「新想法」（又稱「新華盛頓共識」）。當時有評論說，那番講話意味著「過去40年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將不復存在，全球化在中美競爭加劇的烈焰中被焚燒，已經奄奄一息」。「新想法」主張的製定策略性產業政策、有韌性的供應鏈體系、超越傳統貿易協定的新型國際經濟夥伴關係以及投資新興經濟體與「一帶一路」競爭等，既是針對中國，也在藉鑑中國，顯示美國要大幅修正全球化、市場化策略，加強政府對經貿的干預，彌補市場缺陷，以因應與中國的競爭。美國對吸收中國經驗看起來是認真的，但“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美國與中國國情不同、文化不同，借鑒成效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從川普到拜登，美國的經貿政策一直是在加緊遏制中國的道路上狂奔。雖然屢次被警告逆全球化、反自由貿易和違背市場選擇的操作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但石頭什麼時候落地，不僅需要時間檢驗，還需要政治力量的直面接納。現在看來，時間的檢驗正在逐步顯現，但政治立場和利益固化形成的偏見和執念卻難以去除，要讓美國政壇承認基本的事實，恐怕需要耗時更長的博弈。

當前，全球治理正遭遇空前危機，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老三件套”越來越淪為“觀察統計機構”，難以發揮宏觀協調作用。而次第出現的一些新機制整體上仍缺乏協同。世界經濟和發展前景面臨成長放緩、地緣衝突、疫情後續影響、能源和糧食危機以及供應鏈動盪等“多重危機”，意思是世界面臨複雜多變的挑戰並發時刻，整體衝擊大於單一危機簡單加總。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大國想憑一己之力應對危機確實是不可能的。

美國也越來越缺乏繼續打經貿戰的底氣。到9月中旬為止，美國政府未償還債務總額突破33兆美元，政府負債率已超過130%。兩黨妥協將債務上限問題延後到2025年1月解決，但財政爆雷風險仍處於臨界值。美國財政部報告顯示，本財年（截至今年9月30日）前11個月的赤字為1.5兆美元，年增61%。至9月末，3月/10年期美債殖利率倒掛創下至少60年來最長紀錄，衰退警鐘長鳴不息。事實顯示，美方挑釁拖著世界兩大成長引擎陷入激烈博弈，世界經濟整體受損顯而易見。

去年11月，中美元首在印尼峇裡島會晤中達成重要共識。但落實元首會晤的進程一開始就被美方蓄意炒作的「氣球事件」打亂節奏。今年6月以來，美國政府幾大高官相繼訪華，王毅主任和沙利文助理兩次無預告的“深度長談”，加上成立經濟領域工作組等一系列操作，為雙邊關係止跌企穩帶來一絲希望。美國雖然釋放一些緩和信號，比如強調堅持一中政策，不追求與中國“脫鉤”而只是“去風險”，甚至“小院高牆”範圍很小，限制的部分只佔雙邊貿易很小比例等等。但美國政府實質上仍沒有推出任何政策上的轉向動作。我們認為，以當前美國的政治氣候，對華遏制打壓的大方向、遏華法案推進等雖然難以改變，但行政分支在削減甚至取消加徵關稅、「小院」縮圍、「高牆」變矮等方面仍可有所作為。這對處於挑戰中的中美及世界經濟均有益。

翻閱經濟史，鮮少有過貿易戰、金融戰在經濟層面真正奏效的例子。當今世界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整體，中美作為最大兩個經濟體雖有利益衝突，但維護世界經濟和市場穩定的共同利益遠大於零和博弈下勝出方可能獲得的利益。兩國經濟政策操作都應針對市場波動本身，以經濟基本面和經濟回報為依規，如果為了政治目的而採取反市場化、逆規律操作，必然難以達到設想的效果。

文章來源：環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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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Adams

經濟

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最快將於歐洲中部夏令時間10月9日（週一）中午11:45正式揭曉。

諾貝爾經濟學獎可追溯至1968年。當時，瑞典中央銀行(Sveriges Riksbank)為紀念諾貝爾獎創始人阿爾弗雷德·諾貝爾設立了經濟學獎。自1969年至2022年期間，諾貝爾經濟學獎共頒發54次，誕生92位得獎者。

今年的諾獎是否會爆冷門？

「預測諾獎是挺難的一件事，會有一些大家覺得可能性很大的熱門，但諾獎委員會好像也喜歡時不時發給相對'冷門'的領域或學者，增加不可預測性和'驚喜'。」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經濟系長聘副教授包特向澎湃新聞說道。

在熱門領域裡，包特首先看好收入和不平等的經驗研究，對應的經濟學家是巴黎經濟學院教授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伊曼紐爾·塞茨(Emmanuel Saez)。

「收入分配和不平等是目前世界一等一重要的話題。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皮凱蒂和塞茨確實把我們的認識從『庫茲涅茨曲線』帶著向前更進了一步。」包特表示，諾獎晚些頒發給他們也可能更合理，因為兩位學者都比較年輕（50歲左右），其中皮凱蒂在很多問題中都做了非常好的觀察和分析，不過給出的答案似乎還未達到讓一個領域“脫胎換骨”，或者讓所有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在近些年的競猜中不那麼熱門的領域，包特看好公司金融和公司治理的研究。這方面代表人物包括美國金融經濟學家麥可‧詹森(Michael C. Jensen)，以及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安德魯‧施萊弗(Andrei Shleifer)。「公司金融和資產定價是金融學兩個最大的領域。在資產定價已經出了那麼多諾獎的情況下，和公司金融有關的諾獎少之又少。而且從影響力來說，特別是引用率，詹森是整個經濟學界最高的學者之一。”

在包特自己較為熟悉和比較有感覺的領域中，他傾向於合作、道德和社會偏好的經濟學研究。代表人物有瑞士蘇黎世大學經濟學教授恩斯特·費爾(Ernst Fehr)和美國麻薩諸塞大學榮譽教授塞繆爾·鮑爾斯(Samuel Bowles)。「我們都知道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本人也是一個道德哲學家。近些年，道德和社會規範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也得到越來越多人的重視。而且很多社會衝突背後起作用的也是道德觀和社會比較的力量，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

包特表示，除了上述領域，最近比較熱門的經濟學領域還有人工智慧、自動化對經濟發展和收入分配的影響。著名的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此外，“隨著西方社會各種和身份有關的社會運動的風起雲湧，身份認同(identity)的經濟學應該也是一個廣受關注的領域，代表人物有瑞秋·克蘭頓(Rachel Kranton)。”

與前年獲獎領域互補的結構性實證方法能否勝出？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永欽對澎湃新聞表示，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或有三種可能的組合。

以王永欽預測的獲獎機率排序，第一種組合是耶魯大學經濟系教授斯蒂文·貝瑞(Steven T. Berry)和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埃瑞爾·帕克斯(Ariel Pakes)，表彰二人在結構性實證方法和實證產業組織方面的研究。

第二種組合是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安德魯·施萊弗(Andrei Shleifer)，表彰二人在經濟成長的製度基礎（政治和法律）方面的研究。

第三種組合為法國經濟學家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 、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吉恩‧格羅斯曼(Gene Grossman)，以及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經濟學教授、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埃赫普曼(Elhanan Helpman)，表彰他們在創造性破壞、熊彼特式成長方面的研究。

「目前，這三個領域都很活躍，得獎的機率比較高。其中第一個領域機率最高，結構性估計方法與2021年得主喬舒亞·D·安格里斯特(Joshua D.Angrist) 、吉多·W·因本斯(Guido W.Imbens)和戴維·卡德(David Card)透過自然實驗來識別因果關係的方法可以互補。”

王永欽指出，安格里斯特等人的方法有一個局限性，需要在一定的數據裡面給定自然實驗來識別因果關係，因此外推性比較差；同時對於沒有發生的事情，由於缺乏數據，無法進行估算。然而，結構性估計方法克服了這一點，能夠預測沒發生的政策的影響（所謂的「反事實分析」）。「這個領域是期待已久的，因為相對比較成熟，在產業組織、反托拉斯政策、國際貿易、公共經濟學等眾多領域都已有了廣泛的應用。結構性估計方法領域的兩位著名代表人物帕克斯和貝瑞是師徒關係，是這一領域的創始人物。”

王永欽預測的第二個領域關於經濟成長背後的製度基礎。「由於現在的世界經濟發展情勢，諾獎委員會可能會關注經濟成長的製度因素。」其中，研究這一領域的施萊弗特別強調法治在金融發展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阿西莫格魯的貢獻則聚焦在政治體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王永欽預測的第三個領域也與經濟成長有關，但偏向創新的重要性，特別是熊彼特式的創新。

在上世紀上半葉，熊彼特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理論，即“創造性破壞”，將現代經濟看成一個動態的過程，其中創新扮演著關鍵的作用。王永欽表示，創新是現代經濟的驅動力，有很強的經濟和社會後果，因為一項新的創新，相關的傳統產業可能就倒閉了。熊彼特認為，社會發展的動力是創造性破壞，以新的產品、新的組織、新的市場等，去顛覆傳統的傳統產業。

「在這個發展過程中，會產生很多問題，包括經濟成長、收入差距、經濟波動等問題，所以要理解現代經濟，最重要的一個視角就是看不同產業創新的重要性，創新會出現新的產品、新的產業、新的組織形式。熊彼特的思想直到1990年代初才被經濟學家正式化，隨後有了更多的理論和實證研究，一直是活躍的研究領域。”

王永欽提及，有四位經濟學家對熊彼特的理論進行了現代拓展，包括正式理論的建模與後來一系列實證資料的檢驗。 1992年，阿吉翁與合作者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寫出了題為《透過創造性破壞實現成長的模型》的論文，奠定了熊彼特式經濟成長的理論。另兩位教授格羅斯和赫爾普曼1991年的論文與阿吉翁建模的略有不同，他們後來也在貿易與成長等方面做一些拓展。

「阿吉翁本人也有一些傳奇色彩，他曾長期在哈佛大學任教，後來在母親Gaby Aghion去世後，他回到法國在巴黎經濟學院任教，並管理母親創辦的著名時尚品牌Chloe。諾獎還有一個特點，比較偏愛歐洲人，加上阿吉翁的歐洲背景，因此阿吉翁獲獎的機率很高。”

除了上述領域，王永欽補充道，「有關槓桿週期、抵押品在金融和宏觀經濟學中的作用方面的研究（代表人物John Geanakoplos，清瀧信宏和John Moore）非常重要，應該得到認可，當然不在今年了，因為去年剛剛授予了金融相關的經濟學家。”

近年來諾貝爾經濟學獎偏年輕化、重實證

近年來，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獎有何規律可循？王永欽表示，現在的諾獎可能更年輕化。「早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偏理論，要等很久才有可能驗證這個理論正確與否。現在還有一個特點是與實證方法緊密相連，最近幾年的諾獎好幾個都是研究實證的，要么是實證方法的，要么是應用實證的。”

此外，王永欽認為，現在的經濟學研究與現實問題、政策關係非常緊密，都是與現實高度相關的問題，對現實具有指導意義，具有很高的社會價值。

包特表示，諾獎比較長期的一個規律是一般兩年之間的大領域（宏觀、微觀、計量）是不重複的。「去年給了計量，一般認為今年不大會再給計量。諾獎有時會把看起來是一個領域的獎分開給，比如對於行為經濟學，先給了一次卡尼曼和史密斯，後來隔了一段時間又給了塞勒。相當於前者是給行為經濟理論，後者是給它的應用和政策實踐。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詹森在這幾年得獎應該是個大概率事件。”

包特提及，雖然有些做純理論的學者可能覺得詹森的研究是委託-代理理論或不完全資訊經濟學的應用，相對不夠基礎性，但從理論到實踐是學科發展很重要的過程。 “作為金融學'半壁江山'甚至大半江山的框架奠基人之一，我覺得詹森理應獲獎。”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王學博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早期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大都頒發給經濟學理論方面的重大創新，而近些年經濟學理論研究日漸式微，近幾年的諾獎更多地頒發給了在實證和政策分析領域中做出突出貢獻的經濟學家。

王學博預測，如果今年是發展經濟學領域得獎，有可能頒給阿西莫格魯。 “阿西莫格魯每年都是熱門，早晚肯定會得，但是他比較年輕，他應該是當今世界最具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如果他不能獲獎會是諾獎的遺憾。”

王學博認為，如果是公司金融領域得獎，可能頒給施萊弗。「也有可能頒給宏觀、實證、發展、政策分析等其他領域，例如史丹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勞伊·切蒂(Raj Chetty)在公共政策方面就非常有影響力，他的研究對美國教育政策、公共政策的製定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力。只是他還太年輕，如果獲獎也會有些爭議。”

王學博指出，最早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都是頒給做理論研究的學者，要有重大的理論貢獻。但近期由於微觀理論領域已相對成熟，宏觀領域仍缺乏一個統一的框架，經濟學的理論研究進入一個發展的瓶頸期。因此經濟學學術研究的價值導向也不再單一強調理論創新，而更突顯政策分析等面向的應用價值。近年來的一些獲獎者並非因在經濟學理論方面做出重要貢獻而獲獎，都是實證研究了一些重要的現實問題，並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力，包括2021年頒給勞動經濟學家卡德、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三人，以及2019年頒給研究消除貧困的發展經濟學家吉特·班納吉(Abhijit Banerjee)、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麥可‧克雷默(Michael Kremer)。

「諾獎包括經濟學學術研究的價值導向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理論貢獻的單一價值判斷體系逐漸瓦解，更多有政策影響力、社會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獲得了肯定。這種變化趨勢有一定的合理性，畢竟經濟學是社會科學，應用價值也是其重要屬性。」王學博說。

文章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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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on

政治

美國國會眾議院原議長麥卡錫被罷免之後，共和黨內的議長“跑馬仔”正式啟動，不少頭面政客都或明或暗投入競賽，該黨議員將在10月10日“面試”各候選人，並於翌日投票選出議長人選，隨後交到大會作正式投票。由於美國在11月17日後即將再次面臨聯邦政府停擺的威脅，通過新財政年度撥款法案的「老問題」依然會是新議長的「新問題」。其中，應否/如何補充即將用盡的援烏撥款，依然會是兵家必爭之地。

議長「跑馬仔」的援烏分歧

聯邦政府之所以能在10月1日避過陷入停擺，其中一大原因是麥卡錫在臨時撥款法案之中去除了參議院提出的60億美元（約82億新元）援烏撥款，避免引起共和黨內的進一步爭議。當時，有心系烏克蘭的民主黨參議員就曾試圖拖延臨時撥款的通過，要求重新加入援烏撥款，擔心錯失讓烏克蘭問題搭上這項必需通過的法案的良機，不過最終卻被旁人勸退。

目前已知的眾議院議長角逐者中，也呈現出這種對於繼續援助烏克蘭的分歧。在支持援烏的一方，有共和黨的第二號人物、眾議院多數黨領袖斯卡利塞，其政策路線與麥卡錫相似，歷來支持援烏撥款（包括上週眾議院大會的3億撥款投票），不過黨內人緣遠較麥卡錫為佳，特別是其在2017年被反川普槍手射擊重傷、重回國會之後頗具英雄形象，但現時卻患上了血癌。

在反對援烏的一方，則有原屬於黨內極右的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喬丹（Jim Jordan）。喬丹是激進派「自由黨團」（Freedom Caucus）的創始議員之一，也是川普在眾議院的忠實盟友，與黨內溫和派時有衝突，不過在麥卡錫當上黨領導之後，喬丹則同麥卡錫打好了關係，某種程度上洗脫了過去的反建制味道。在援烏立場上，喬丹表明烏克蘭不是美國人的最迫切議程，上週在3億援烏撥款的投票中投下了反對票。

援烏撥款的阻礙：不在投票而是不投票

雖然拜登10月3日在美國國會抽走了60億烏克蘭撥款不作表決後，曾與G7國家、歐盟、波蘭、羅馬尼亞等核心援烏盟友通話，顯示國會山上的參、眾兩院都有跨黨的援烏共識，但他4日就公開承認他「擔心」美國會跟不上其援烏承諾。

拜登的兩種表態，其實沒有衝突。力挺烏克蘭，確實有跨越兩黨的多數議員支持。在最近的援烏投票中，參議院9月21日就曾以72票贊成對25票反對的比例通過包括60億美元援烏的臨時撥款，而眾議院在其3億援烏撥款（按：特別用於軍訓）的投票中，支持和反對的議員比例是311對117。在任何正常運用的議會，這種比例已經讓人們對美國援烏一事感到安心。

問題是，美國共和黨內，特別是在眾議院內，有超過一半議員對援助烏克蘭表示質疑，而正如麥卡錫在僅僅八位同黨眾議員反對下被罷免的案例所示，共和黨的激進派有能力騎劫全黨以至全個眾議院的意志，因此，當財年撥款爭議再陷泥沼，下一位議長很可能會抽掉烏克蘭撥款來緩減黨內不和，導致援烏投票根本不能送到大會表決（即使若然表決即有絕大多數議員支持）。

在此等危機之下，美國政界已有聲音提出在援烏的問題上要採取「一次過搞定」的策略，制度化美國對烏援助，又或者大幅增加拜登要求的240億美元援烏數額，直接一次過尋求通過有效至2024年底大選之後的援烏撥款，免得即使這次援烏撥款獲得通過，半年之後烏克蘭問題又再次成為國會山上的政治爭論點。

這當然是如意算盤。但如果國會真的通過不了烏克蘭撥款，拜登還有其他可以動用的板斧嗎？ 10月4日在表達他對美國援助烏克蘭受阻的擔憂之後，拜登還補了一句他有「其他方法」來繼續援助烏克蘭。這些「其他方法」到底是什麼？

拜登的“其他方法”

一是調動其他國防部或國務院撥款改作援助烏克蘭之用。此法只需國會相關委員會的領導階層同意即可。目前，這些委員會的領導階層都有兩黨的「援烏派」擔任，因此大概不成問題。而國會要表達反對的話，則需要兩院過半數才能通過決議。但現在美國的援烏障礙並不在國會投票，而是在眾議院的共和黨議長不讓眾議院投票，因此這也不太可能構成阻礙。

二是運用「總統撥款權」（presidential drawdown authority）來直接將國防部現有軍備送交烏克蘭。這其實是如今美國軍援烏克蘭的慣常做法，因為利用現有軍備輸烏更為直接，不少援烏撥款其實只是用來重新補充這些送出去的軍備。不過，總統撥款權在2023年財年的上限為145億美元，常態使用之後所餘空間不多，而且如果國會明確不通過撥款補充拜登決定送出去的軍備的話，這也會在國防部內摧生阻力。

三是向國會要求名義上不是用來援烏、實際上卻是用來援烏的國防部或國務院安全援助撥款。兩個部門向來都有各種名目的國際安全援助撥款，例如在國務院的2023年相關文件中，就列舉了反毒、反恐、去地雷、反核擴散、維和、軍訓、外國軍事融資等各種類別的撥款要求。由於不少共和黨反對援助烏克蘭的呼聲其實也是一種政治表演（「難道烏克蘭比阻止邊境難民湧入重要嗎？」、「烏克蘭比集中製止中國威脅重要嗎？」），如果新財年的撥款能去除「援烏」名義，再將實際上的援烏撥款「暗渡陳倉」到這些「安全援助」之上，此等包裝將有可能獲得共和黨反對援烏派別的默許。

四是利用國務院的外國軍事融資計畫去借款給烏克蘭，期望日後的國會再另行透過撥款幫助烏克蘭還款還息。美國國務院向來都有提供此等借款計畫的權力，2014年就曾在伊拉克急需軍援去打擊ISIS的時候運用過，而在本年的9月25日，華府也才剛跟波蘭達成了20億美元的貸款協議，用來支持波蘭的國防現代化。此法雖然會在短期中加重烏克蘭的負債，卻不失為一個可行的出路。

五是利用官僚主義味道非常濃厚的「國防剩餘物資」來援助烏克蘭。美國每年慣常地將一些武器和軍事物資指定為「國防剩餘物資」再來輸送給其盟友，從戰機到帳篷都有。國防部各軍事部門只需要認其此等物資超出其所需即可，其後就可交由國務院決定要送給誰，不過這跟美國的「前院售物」（yard sale）做法差不多，送出方不包運輸，烏克蘭要拿到這些軍備，大概就要自己找方法從美軍的倉庫將軍備運回烏克蘭。

這種做法看起來頗為取巧，當然會引起人們反對，但在法律上應該是無可挑剔的。而即使是相傳拜登在9月澤連斯基到訪後才決定提供給烏克蘭的ATACMS地對地長程飛彈，美軍的「專業」判斷也可將它們判斷成「剩餘物資」（ATACMS本年起正被另一款導彈取代）。因此，「國防剩餘物資」一途的廣度其實不低。

拜登口中的「其他方法」大致上脫離不了以上幾項。

從這些「其他方法」的存在和可行性來看，其實就算美國國會山莊政鬥嚴重，尚餘一年多任期的拜登當局依然還有不同手段可以持續在軍事上和財政上支持烏克蘭。其援助規模可能不如以往，但在歐盟的對烏援助承諾已超越美國（不計歐盟國家的自行撥款）之際，俄烏戰爭的可持續性並不會因為美國的遲疑而迅速消失。

文章來源：香港01，作者：葉德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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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Devin

大宗商品

圖：圭亞那（Guyana，印地安語意為「多水之鄉」），位於南美洲北部，西北與委內瑞拉交界，南與巴西毗鄰，東與蘇利南接壤，東北瀕大西洋。

石油帶來的財富浪潮改變了一個南美國家，並賦予了它一個舉世矚目的頭銜：2023年全球成長最快經濟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的預測顯示，圭亞那今年的經濟將成長38%。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 Corp. ）在2015 年首次鑽探出的大量海上石油儲藏，使圭亞那的經濟規模在過去五年裡翻了兩番，預計快速增長還將持續一段時間。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一份報告中說：「中期成長前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好。」石油產量將繼續迅速擴大，因為三個新批准的油田將在2024-27年間投產，第六個油田預計2028年上半年將投產。

相對於圭亞那的80萬人口而言，圭亞那的石油儲量是如此之大，以至於一些預測顯示，圭亞那將超過科威特，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人均原油生產國。

圭亞那是南美洲唯一一個講英語的國家，據圭亞那政府稱，該國已通過法律設立主權財富基金，並正在增加教育、衛生和基礎設施方面的支出。

分析也顯示，到2028年，圭亞那經濟成長率可望達到100%以上。

Fitch Solutions研究部門BMI拉丁美洲國家風險主管Andrew Trahan稱，圭亞那的實質GDP將在未來五年內成長約115%。他補充說：“確切的增速將取決於石油的開採速度。”

隨著埃克森美孚主導的財團在圭亞那開闢新的海上油田，圭亞那的石油產量將從今年的每天約39萬桶躍升至2027年的每天超過一百萬桶。

儘管如此，看漲的前景並非沒有風險。隨著時間的推移，油價會出現相當大的波動，最終維持在低點。

與任何依賴石油收入的國家一樣，圭亞那也面臨著風險，尤其是腐敗問題和“荷蘭病”，即新發現的資源帶來的快速發展會對該國產生負面影響，損害經濟的健康發展。

政治風險也不容忽視。在圭亞那，印度裔和非裔圭亞那人之間存在著深刻分歧。腐敗和組織犯罪問題也同樣嚴峻。石油利潤的湧入可能會加劇利益分歧。

文章來源：i商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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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Damon

政治

經濟

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目前的全球經濟成長速度仍然“相當疲軟”，遠低於疫情爆發前3.8%的平均水平；抗擊通膨仍然是首要任務；通膨將在一些國家保持高於目標水平，直到2025年；贏得抗通膨的戰鬥需要利率“長期保持較高”，不要過早放鬆。

IMF總裁的演講，事實上是為全球「擠泡沫運動」打氣，與聯準會是一個鼻孔出氣。以長期高利率控制通膨的結果大機率是全球經濟成長超預期下滑，且不排除爆發危機的可能性。事實上高通膨問題並非僅源自國際貨幣的惡意超發，還有兩個主要成因，分別是美國推動地緣戰略與重塑國際產業鏈。

而後兩者所造成的惡果一點都不比美歐貨幣超發的危害小，因為俄羅斯是全球超級資源大國，中國則是全球製造業中心，美國一面封鎖俄羅斯，一面與中國產業鏈脫鉤並破壞中國的出口環境，從資源供給與商品供給兩方面割裂了國際供應鏈與產業鏈，所以全球的通膨壓力更大。

事實上美歐透過和平手段與全球化可以更快更容易解決通膨問題，但美國不會這樣做，因為高通膨是金融資本所需的必要條件，高通膨可以倒逼聯準會與歐央行激進加息，唯有如此才能刺破全球歷史性的資產高泡沫，有利於美歐富人集團取得暴利，有利於華爾街金融資本收割天下財富。所以高通膨-高利率-刺穿全球資產泡沫-華爾街做空全球經濟，這是華爾街收割閉環中的後半程的程序，沒有這個流程，華爾街就無法達成收割目的。

從這個過程可以看出，當資本主義發展到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時，西方的掠奪性又再次增強，其主導的金融遊戲也越來越瘋狂，為了掠奪世界財富，他們根本不會顧及世界經濟安全乃至自己國家的經濟安全，甚至對美歐國家的債務體系與貨幣體系所潛伏的巨大危機也視若無睹，他們事實上在美歐社會之中建立了一個國中之國，建立了一個金融帝國，之後利用金錢置換公權力，並打造國家機器，透過人才、科技、經濟、軍事、美元等戰略為金融賦能，形成金融霸權，進而瘋狂地掠奪全球財富。

當前的國際金融市場，已經成為了美國全球戰略的主平台，成為了全球兩極化的加速器，成為了發達經濟體向發展中經濟體高速轉嫁債務危機的工具，成為了新興經濟體的金融木馬，成為了全球實體經濟的收割機，成為了世界經濟高波動的推手，成為了全球債務高增長的主要原因，成為了金融危機的製造者，成為了全球安全的嚴重威脅，所以今天的世界經濟風險在不斷抬高，地緣風險也同步走高。

金融策略更具滲透性、隱蔽性、迷惑性、腐敗性與攻擊性等特點，而在中美博弈的過程中，金融博弈無疑是重中之重，若不能堅守金融防線，中國就容易被華爾街所收割，所以國內金融市場要加速清理不穩定因素，積極調降系統性風險，以因應美國的金融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