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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連斯基稱烏國家安全局正在規劃新的對俄行動】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當地時間1月28日表示,烏克蘭國家安全局正在持續規劃新的對俄行動,這些行動將改變俄烏衝突進程。當天,澤連斯基聽取了烏國家安全局有關作戰行動的匯報,這些行動包括前線作戰情況,特別是烏國家安全局“阿爾法”特種部隊的行動,以及烏國家安全局為回應俄打擊而在俄境內採取的行動等。
LME期銅收漲80美元,報13,086美元/噸。 LME期鋁收漲50美元,報3257美元/噸。 LME期鋅收漲13美元,報3364美元/噸。 LME期鉛收跌3美元,報2017美元/噸。 LME期鎳收漲101美元,報18,270美元/噸。 LME期錫收漲1,075美元,報5,5,953美元/噸。 LME期鈷收平,報56290美元/噸。

美國里奇蒙聯邦儲備銀行製造業綜合指數 (1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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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諮商會消費者現況指數 (1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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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里奇蒙聯邦儲備銀行製造業裝船指數 (1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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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諮商會消費者信心指數 (1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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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央行截尾均值CPI年增率 (第四季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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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GFK消費者信心指數 (季調後) (2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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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工業生產指數年增率 (12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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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央行利率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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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央行總裁麥克勒姆召開貨幣政策記者會
俄羅斯PPI月增率 (12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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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準會公佈利率決議及貨幣政策聲明
聯準會主席鮑威爾召開貨幣政策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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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失業人數 (Class A)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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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非農單位勞動力成本終值 (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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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匹配數據
美元持續疲軟,歐元兌美元飆升至2021年高點,市場看漲情緒濃厚。強勢歐元讓歐洲央行陷入政策困境:它既可能抑制通膨,也引發提升歐元國際地位的討論,決策者正密切關注這一複雜局面。
美元持續疲軟,將歐元兌美元匯率推升至2021年以來的最高水準。本週,歐元一舉突破1.20美元的關鍵心理關口,而選擇權市場的數據顯示,這波漲勢可能還沒結束。
歐元的強勢表現,正讓歐洲央行陷入政策困境。一方面,貨幣升值會抑制通膨,可能迫使央行採取更寬鬆的政策來刺激物價;另一方面,這也讓提升歐元國際地位的討論再次升溫。
「強歐元一直是歐洲央行中立政策前景的一大威脅,」荷蘭國際集團外匯策略主管 Chris Turner指出。他認為,近期的匯率走勢“讓央行內部的鴿派官員有理由擔憂,歐元升值可能導致通膨率持續低於目標。”
貨幣升值通常會壓低進口商品價格,對整體通膨構成下行壓力。如果歐元持續走強,歐洲央行可能需要重新評估其貨幣政策,以確保通膨能回到預設的目標水準。

種種跡象表明,歐元的上漲動能依然強勁。據外匯交易員透露,宏觀投資者和對沖基金本週已大量增持歐元看漲期權。
美國存管信託和清算公司的數據也顯示,過去一週交易的歐元選擇權中,約有十分之一押注歐元在6月底前升至1.25美元上方。
標準銀行G10策略主管史蒂文·巴羅(Steven Barrow)預測,假以時日,歐元匯率可能觸及「1.25至1.30美元區間」。但他補充說,這需要歐洲經濟基本面走強,並吸引大規模資金流入歐元區資產。他同時指出,來自美國的貿易威脅和中國出口的轉向,也可能共同推動這項進程。
歐洲央行內部,決策者已經開始警惕匯率的快速變動。
管理委員會成員 François Villeroy de Galhau重申,歐洲央行沒有匯率目標,但在製定政策時會充分考慮歐元升值帶來的影響。
奧地利央行行長馬丁·科赫(Martin Kocher)也表示,央行必須警惕歐元進一步升值。值得注意的是,當他發表這番言論時,美國總統川普還未發表關於美元疲軟的言論,而後者進一步助推了歐元的漲勢。
去年,歐洲央行副總裁路易斯·德·金多斯(Luis de Guindos)就曾警告,歐元升破1.20美元可能會給政策制定者帶來麻煩。
法國農業信貸銀行外匯策略主管瓦倫丁·馬裡諾夫(Valentin Marinov)認為,後續發展至關重要。如果歐元走強沒有伴隨著資本回流歐洲股市和債市,那麼央行很可能會將此輪升值視為一個問題。
同時,這次事件也可能讓推動歐元成為美元替代貨幣的努力獲得更多關注。
“如果拉加德行長在下週呼籲提升歐元全球地位的同時,也對近期歐元兌美元的激進漲勢表達更多關注,我不會感到意外,”馬裡諾夫說,“在某種程度上,歐洲央行應該謹防事與願違。”
不過,並非所有人都認為匯率走強會改變貨幣政策。馬德里西班牙對外銀行(BBVA)外匯策略主管羅伯托·科沃·加西亞(Roberto Cobo Garcia)表示:“只要避免無序波動,我們認為歐元走強不會像2025年初那樣產生鴿派影響。”
策略師文·拉姆(Wen Ram)則認為,儘管強歐元引起了歐洲央行一些官員的警覺,但這並不足以阻止其繼續走高。他分析稱:“美國飄忽不定的政策正促使投資者拋售美元。考慮到對日本政府財政狀況的擔憂,歐洲貨幣目前更有條件吸收這些流出的資金。”
歷經近20年談判,印度與歐盟的自由貿易協定終於落實。 1月27日,雙方在新德里舉行的第16屆印度-歐盟高峰會上正式簽署了這份被譽為「史上最大」的貿易協定。
在全球地緣政治與貿易局勢日益緊張的背景下,這份協議的達成並不輕鬆。據稱,雙方直到26日才敲定所有細節。最終,對穩定性和合作空間的共同追求,促使雙方都做出了一定妥協。
根據協定,歐盟商品在印度的市場准入將大幅改善。例如,歐盟出口到印度的汽車關稅將從目前高達110%的水平,逐步降至10%。作為回應,歐盟將在七年內逐步取消或降低對99.5%印度輸歐商品的關稅。印度總理莫迪表示,紡織品、珠寶、皮革製品及服務業等多個行業將從中受益。
復旦大學南亞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民旺分析稱,美國總統川普的貿易政策是促成此事的直接外部變量,起到了「最後一腳」的作用。印度此前雖參與了多輪RCEP談判但最終退出,而這一次,來自美國的壓力反而成為了印歐達成協議的重要推力。

1月26日,印度舉行「共和國日」閱兵式,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和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作為主賓,站在莫迪身邊觀禮。第二天,印歐自貿協定就正式官方宣布。
這份協議的分量極重。雙方稱之為“所有協定之母”,其覆蓋人口約20億,經濟總量佔全球的25%,貿易量佔全球三分之一。莫迪稱其具有歷史意義,是印度「史上最大」的自貿協定。歐盟委員會貿易和經濟安全委員謝夫喬維奇也確認,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貿易協定」。
印歐自貿談判最快於2007年啟動,但因在汽車、農業等領域的巨大分歧而擱置了九年之久,直到2022年才重啟。近半年來,受美國關稅政策和全球貿易動盪影響,談判進程明顯加速。
目前,歐盟是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印度則是歐盟第九大貿易夥伴。歐盟數據顯示,雙方2024年的雙邊貿易額已達1,200億歐元,佔印度貿易總額的11.5%。
協定的核心在於市場准入和關稅減免,但同時也為敏感產業設定了保護期。
歐洲商品迎來重大利好
根據協定,印度將對近97%的歐盟商品降低甚至取消關稅。具體來看:
• 汽車:在每年25萬輛的配額內,整車關稅將從110%逐步降至10%,這對德國汽車業是重大利好。目前歐洲車在印度市佔率不到4%,隨著印度市場預估在2030年成長至年銷600萬輛,歐洲車企已開始醞釀新的投資計畫。
• 酒類與食品:歐盟葡萄酒關稅將從150%降至75%,並最終降至20%左右;橄欖油關稅將在五年內從45%降至零。
• 工業品: 44%的機械關稅、22%的化學品關稅和11%的藥品關稅也將大幅降低。

印度本土產業的保護條款
為保護本土產業,協定也設置了一些例外:
• 電動車:為保護印度本土電動車企發展,電動車在未來五年內被排除在降稅範圍之外。
• 農產品:為保護農民權益,乳製品等敏感農產品也排除在外。
目前,該協定仍需印度聯邦內閣和歐洲議會的批准,印度方面希望在年內生效。
外界普遍認為,若沒有川普政府的關稅威脅,印歐或許仍缺乏達成協議的最後動力。在川普獨特的貿易政策下,許多「中等大國」開始尋求建立新的貿易聯盟,以抵禦地緣政治衝擊。
德國財長克林拜爾對此表示歡迎,並表示這開啟了歐洲貿易政策的新篇章。他強調:「在動盪時期,我們正有意識地專注於開放、可靠性和強大的伙伴關係。」馮德萊恩也表示,世界第二大和第四大經濟體選擇合作,傳遞了「合作是應對全球挑戰的最佳答案」這一強有力信號。
最直接的導火線是2025年8月,美國以印度進口俄羅斯石油為由,對印度輸美商品加徵懲罰性關稅,將整體關稅稅率提高至50%。此舉重創了印度的紡織、服裝、皮革等勞力密集產業。與歐盟達成自貿協定,無疑有助於這些產業尋找新的出路。
對此,美國貿易代表賈米森·格里爾評論稱,由於川普將國內生產置於優先位置,其他國家正在為其過剩產能尋找替代市場,歐盟因此轉向了印度。
儘管與歐盟達成歷史性協議,印度仍高度重視美國市場。美國至今仍是印度最大的出口市場。 2025年,印美曾就貿易問題積極磋商,但最終談判破裂。值得注意的是,印度駐美大使館近期聘請了一家由川普前顧問領導的遊說公司,以協助未來的貿易談判。
在美國共和黨內部,對印貿易也有分歧。一段外流的音頻顯示,參議員克魯茲稱自己正為推動美印貿易協議與白宮“激烈博弈”,而川普等人則在阻礙協議簽訂。
除了貿易,印度與歐盟在27日還簽署了安全與防務夥伴關係協定,涵蓋人工智慧和太空等新興國防技術合作。
對印度而言,這項協議是繼與英國、阿曼和紐西蘭達成協議後的另一個重大成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印度今年將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在新德里看來,這份與歐盟的自貿協定,是其邁向世界經濟前三名的另一個重要基石。
在美國政策引發全球不確定性的脈絡下,歐洲正掀起一輪密集的「訪華潮」。繼西班牙、法國、愛爾蘭、芬蘭領導人之後,英國首相史塔默也於1月28日開啟了訪華行程,這是英國首相時隔八年再度到訪。
這一系列高層互動,不僅是簡單的外交禮節,更深層反映出歐洲在全球新格局下的戰略再定位。面對動盪的國際情勢,歐洲國家正主動尋求與中國的穩定合作,試圖為本國經濟和民生尋找新的出路。
對於此次訪問,英方的核心訴求是為中英關係尋找一個更穩定的錨點,擺脫過去的「波動性」。
英國駐華大使魏磊(Peter Wilson)明確表示,英方希望以「穩定局面、建立機制、務實行動」的方式來推動雙邊關係。他特別強調,英國追求的是一種著眼於長遠發展的「具備一致性」的關係。為此,他甚至用中文「一起幹事兒」來形容這種務實、前瞻的合作路徑。
這種務實的轉向,與史塔默領導的工黨政府自2024年上台後的對華政策調整密切相關。復旦大學中歐關係研究中心主任簡軍波分析認為,工黨政府基於國內經濟需求和國際環境變化,採取了更務實的對華政策。透過加強與中國的經貿和政治合作,既可以緩解來自美國的外部壓力,也能有效提振本國經濟。
史塔默本人也曾表示,英中作為世界重要經濟體,過去七年間缺乏足夠的高層互動。因此,此訪的核心目的就是「增強高層接觸」。
史塔默並非孤身前來。隨行的龐大代表團涵蓋了50餘家英國大型企業和機構的代表,涉及金融、醫藥、製造、創意等英國的優勢領域,這充分體現了英方深化經貿合作的迫切期待。
中英互為重要的經貿夥伴。 2025年,兩國雙邊貨物貿易額已達1,037億美元,服務貿易額可望突破300億美元,雙向投資存量接近680億美元。
未來,雙方的合作空間依然廣闊。英國駐華貿易使節倪樂思(Lewis Neal)認為,成長點可能來自兩個維度:
• 擴大合作:鼓勵更多英國中小企業透過電商等管道進入中國市場,與中國擴大消費和進口的政策方向高度契合。
• 結構優化:利用英國在服務業的全球領先優勢,為中國企業的「出海」保駕護航。他指出,目前服務貿易在雙邊貿易的佔比較低,是未來優先突破的方向。
除了傳統的金融合作,復旦大學教授丁純也指出,中英在綠色能源、醫療健康、智慧製造和創意產業等方面也存在著巨大的合作潛力。
史塔默的北京之行並非個案,而是歐洲地緣政治邏輯變化的縮影。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直言,當前世界「根本性再定位的最大變化」發生在大西洋兩岸,跨大西洋關係的根基已被撼動,「歐洲已不再是華盛頓的主要重心」。他認為這種變化是“結構性的、非暫時性的”,歐洲必須“挺身而出”。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她強調歐洲需要建立一種新型的獨立模式,並批評了美國近期的關稅政策,重申「協議即承諾」。
在這種背景下,歐洲各國主動接近中國,意圖對沖美國保護主義政策帶來的負面衝擊,並尋求新的合作機會。如同簡軍波所分析的,加強中歐、中英經貿合作,有利於維護國際經濟的穩定與發展。
史塔默對此也給了一個清晰的表態。他承認英國與美國有緊密的經貿聯繫,但英國不想「做二選一的選擇」。他表示:“面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其中蘊含的商業機遇,如果只是像鴕鳥一樣'把頭埋進沙子裡'而無視中國,那絕非明智之舉。”
聯準會本週三將公佈最新的利率決議,而在此之前,美國總統川普已多次公開呼籲降息。他不僅在1月21日的世界經濟論壇上批評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行動太晚”,還認為儘管去年9月以來已有三次降息,但央行的行動仍然過於謹慎。
然而,市場的預期似乎與川普的願望背道而馳。
根據CME FedWatch工具的數據,截至週二下午,市場認為聯準會基準利率在4月之前維持不變的機率高達72%。
這意味著,聯準會的利率制定委員會(FOMC)預計將在周三的會議上,把基準聯邦基金利率維持在3.50%至3.75%的區間。這個利率水準直接影響一般人的房貸、信用卡以及各類商業貸款的成本。
那麼,為什麼在總統的持續施壓下,聯準會仍可能選擇「按兵不動」?背後主要有三大理由。
理由一:通膨警報仍未解除
控制通膨是聯準會的核心使命之一。目前,關鍵的通膨指標仍高於其設定的2%的年度目標。
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12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為2.7%;而聯準會更偏好的個人消費支出價格指數(PCE)截至2025年11月為2.8%。儘管這些數字已從2022年6月疫情後9.1%的高峰大幅回落,但通膨風險猶存。
鮑威爾在去年12月的記者會上就曾明確表示「通膨風險偏向上行」。聯準會最新的「點陣圖」也反映了這種謹慎態度,決策者們的中位數預測顯示,到2026年底,聯邦基金利率也只會降至3%區間的低到中段。
理由二:經濟基本面依然堅挺
同時,美國的勞動市場和整體經濟展現了相當的韌性,失業率維持在歷史較低水準。
金融服務公司Vested的首席經濟學家米爾頓‧埃茲拉蒂指出,經濟雖然可能不如以往強勁,但「似乎並不急需救助」。在經濟不需要緊急刺激、而通膨又高於目標的情況下,聯準會缺乏立即降息的充分理由。因此,埃茲拉蒂預測,“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很可能將推遲進一步降息至4月,甚至更久。”
理由三:關稅政策帶來通膨隱憂
川普的稅收政策是另一個讓聯準會保持警惕的因素。根據聯準會發布的「褐皮書」報告,許多企業反映,現有的進口稅正在推高其生產成本。
此外,未來可能出現新進口稅的不確定性,也讓企業的規劃和投資決策變得更加複雜。埃茲拉蒂向CNBC表示,儘管進口稅不像市場一度認為的那樣具有通膨性,但它「仍構成通膨威脅」。
這場關於利率的博弈,最終指向了聯準會的獨立性問題。
聯準會肩負著控制通膨和支持健康就業市場的雙重使命,其主要工具就是調整聯邦基金利率。較高的利率會抑制投資和借貸,進而為經濟降溫,對抗通膨。利率決策由12名成員組成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投票決定,聯準會主席雖然主持會議,但也僅持有其中一票。
現任主席鮑威爾由川普在首個任期內任命,任期將於今年5月結束。川普已表示計劃提名新的人選,並公開稱下一任主席應該是「堅信利率應大幅降低」的人。
同時,司法部的一項調查也讓局勢更加複雜。 1月11日,檢察官就聯準會總部一項約25億美元的翻修工程成本超支問題,向大陪審團發出傳票,要求調取鮑威爾去年6月就此事向國會作證的相關記錄。
對此,鮑威爾發表了罕見的視頻聲明,稱這項調查應被置於“政府威脅與持續施壓的大背景下看待”,並警告這可能會損害央行的獨立性。他在1月12日與NBC新聞的通話中否認知曉這項調查。
鮑威爾強調,核心問題在於,“聯準會是否能繼續依據證據和經濟狀況制定利率——抑或貨幣政策將受政治壓力或脅迫主導。”
全球金融體係正經歷一場歷史性重構,美元匯率的重定價,已遠不只是周期性調整那麼簡單。歷史一再證明,長期的貨幣弱勢背後,往往是深層的製度與政策變局。
在演算法交易和機構持股主導的今天,趨勢一旦形成,便會被迅速放大。當美元跌破關鍵技術位,資金流出的慣性會形成「突破-跟風-再突破」的循環。
因此,要讀懂目前的美元走勢,必須同時看清短期催化劑(如通膨數據)和長期結構性力量(如央行政策分化),這二者共同決定了交易的勝率與盈虧比。

目前美元交易的首要邏輯,就是全球央行的政策分化。市場定價的重點已從“絕對利率水準”轉向“相對收益率差”,這直接催生了高勝率的利差交易機會。
聯準會在緊縮路徑上的謹慎,與澳洲儲備銀行(RBA)、歐洲央行等同行的激進立場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種政策落差,是驅動美元走弱的核心技術推手。
例如,近期澳洲通膨數據超預期後,市場對RBA的升息定價機率迅速突破70%,直接推動澳元兌美元(AUD/USD)持續走強。這背後正是拋補利率平價機制的現實應用:投資人買入高利貨幣(澳元)、賣出低利率貨幣(美元),在賺取利差的同時,也捕捉匯率升值的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在聯準會決議(市場預期利率維持3.50%-3.75%不變)公佈前,美國公債殖利率維持區間震盪。這表明市場已提前消化了聯準會的「耐心」。然而,與其他已開發經濟體不斷抬升的收益率預期相比,美國的「穩定」反而成了相對劣勢,為做空美元、做多高息貨幣的策略提供了堅實基礎。
來自美國官方的政策表態和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為美元交易注入了顯著的風險溢價,成為短期波動的核心催化劑。
當美國總統公開表示對弱勢美元的容忍時,這直接動搖了美元的估值錨,改寫了國際投資者持有美元資產的風險回報模型,可能引發機構資金的被動減持。多項訊號表明,維持美元強勢已非美國經濟政策的優先選項,官方甚至希望美元在一定限度內貶值。
這種轉變,迫使交易者必須重新評估政策因素對美元指數的影響權重。政府停擺威脅、貿易政策反轉等事件,都可能引發美元的短期跳空。
同時,地緣政治緊張局勢進一步放大了這種不確定性。交易員需要將潛在的領土爭端、國際制裁等因素納入考量。例如,在地緣風險升級時,可透過做多黃金(XAU/USD)或瑞郎(USD/CHF)等避險資產,來對沖美元的貶值風險。
面對政策幹預風險和收益率劣勢,外國機構投資者已經開始建構「風險剝離」式的對沖策略。這項行為直接切斷了資本流入對美元的傳統支撐,構成了其結構性弱勢的底層邏輯。
從交易角度來看,這種資本流動的重構並非短期現象,而是會持續改變美元的供需格局。
過去,投資美股等資產的邏輯是「買入美元配置美股」。但現在,由於美元持續貶值的預期,投資人必須在追逐美國資產高收益的同時,對沖美元下跌的風險。具體操作上,這意味著市場上會出現大量用於對沖的美元遠期賣單。遠期價格的下跌壓力,最終會傳導至即期匯率,形成一個自我強化的下跌循環。
對趨勢交易員來說,這種資本流動的慣性是美元長期下跌趨勢的核心支撐,不應輕易逆勢操作。
美元的結構性下跌,正在引發全球資產的系統性重定價。從貨幣到大宗商品,不同資產的受益邏輯和優先順序各不相同。
從交易性價比來看,受益於美元弱勢的貨幣可依「利差空間+政策確定性」劃分為不同梯隊。
• 第一梯隊:澳元(AUD/USD)和歐元(EUR/USD)。澳元受惠於RBA升息預期和商品價格上漲,歐元則有歐洲央行的緊縮立場和經濟韌性作為支撐。二者皆具備「利差支撐+趨勢明確」的交易屬性。
• 第二梯隊:瑞郎(USD/CHF)和日圓(USD/JPY)。作為傳統避險貨幣,當美元波動加劇時,它們具備對沖價值,適合用於建立資產組合。
• 黃金(XAU/USD):作為美元的經典對沖資產,黃金在此次下跌中表現突出,價格已突破每盎司5280美元的歷史新高,正衝擊5300美元關口。
• 原油等商品:同樣受惠於美元貶值。交易者可透過與商品價格正相關的貨幣對,如加幣(USD/CAD)和澳元(AUD/USD),間接佈局,以捕捉「美元弱勢+商品漲價」的雙重收益。
• 股市:美國出口導向企業(如科技、製造業)的股價與美元指數呈負相關。可以透過做多相關ETF間接受益。
• 債市:美國公債與非美國公債的利差變化,可透過國債期貨套利交易捕捉機會。
當前美元交易的一個核心特徵是「趨勢加速」。當機構部位達到臨界點(如CFTC非商業淨空頭持股佔比超30%)時,匯率波動可能呈現非線性特徵,短期內迅速突破關鍵技術位。交易員應密切注意CFTC持股報告,追蹤機構資金流向,避免在趨勢加速階段逆勢操作。
同時,必須警惕潛在的反轉風險。如果聯準會在周四凌晨的會議中意外釋放緊縮訊號(如上調通膨預期),或地緣政治局勢降溫,美元可能出現技術性反彈。屆時,可考慮透過選擇權組合來應對波動率上升,或暫時減倉觀望。
總之,美元的結構性弱勢提供了明確的趨勢機會,但成功的交易不僅需要掌握驅動邏輯,更需要建立嚴謹的風控體系。

從技術面看,美元指數已跌破96.97的關鍵價位,目前在96.15壓力位附近震盪。下方支撐位關注95.32,上方阻力位仍在96.97附近。
截至北京時間21:06,美元指數報96.18。
歷經近20年漫長談判,歐盟與印度終於就自由貿易協定達成協議。在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加劇的背景下,這被視為歐盟增強自身供應鏈韌性與政策空間的關鍵一步。面對擁有超過14億人口、GDP約3.4兆歐元的印度市場,歐盟此舉的一個核心目標,就是扭轉在雙邊貿易中的逆差局面。
根據歐盟測算,協定落地後,歐盟對印度96.6%的出口商品關稅將被取消或下調,預計將推動其對印貨物出口額在2032年前翻倍。更直接的利多是,這每年能為歐洲企業節省約40億歐元的關稅成本。
這筆節省對企業而言,相當於直接提升了毛利空間。但能否轉化為實打實的淨利潤,仍取決於企業在印度市場的定價策略、通路建設和在地化投入。畢竟,在一個競爭激烈的市場,降價並不等於銷售的必然成長。

同時,歐盟也承諾在七年內對99.5%的印度進口商品降低或取消關稅。這意味著,歐洲出口商迎來機會的同時,本土市場也將面臨來自印度產品的更激烈競爭。這本質上是一場結構性調整,部分產業將顯著受益,有些則需直面衝擊。
協定中最受關注的,無疑是汽車、機械、化工和醫藥等高障礙產業。以汽車業為例,印度目前對歐洲整車徵收高達110%的關稅,是全球最高的貿易壁壘之一。
新協定規定,整車關稅將在五年內逐步降至10%,零件關稅則在五到十年內完全取消。此外,印度同意每年給予最多25萬輛歐洲製造的汽車優惠准入,這筆配額遠高於先前印英協定中的3.7萬輛。理論上,歐洲車企的價格競爭力將大幅提升。
然而,關稅降低只是第一步。印度乘用車市場長期由日韓品牌主導,合計份額超50%,而歐洲品牌目前佔比不到3%。即便價格更具吸引力,歐洲車企仍需克服通路覆蓋弱、售後網路不全、本地配套不足和品牌認知度低等一系列「非關稅障礙」。資本市場可能提前反應樂觀預期,但實際績效的兌現仍需時間。
如果說削減關稅是看得見的短期紅利,那麼協定中關於服務、規則和氣候合作的框架,則蘊含著更深遠的長期價值。
協定內容將延伸至金融服務、專業諮詢、資料流和數位化解決方案等領域。這意味著,歐盟企業的高附加價值業務預計將在印度獲得更穩定的市場准入。這類業務通常利潤率較高,波動性較小,有助於提升企業的整體估值。
此外,統一的跨國資料流通規則和趨同的智慧財產權保護標準,將顯著降低企業的合規成本,為長期資本投資創造更穩定的環境。協定也設立了專門的氣候行動合作平台,支持印度實現減排目標。
儘管談判完成,但協定要真正生效,還需經過法律文本審校、歐盟理事會審批及歐洲議會批准等多個環節,任何一步都可能出現變數。歷史經驗顯示,這類協定從簽章到全面實施,往往耗時數月甚至數年。
在此期間,市場情緒可能從最初的樂觀預期轉向對實施細節的觀望。交易員正密切關注汽車、醫藥等敏感產業的分階段降稅路徑,以及原產地規則等具體條款。例如,過於嚴格的原產地要求,可能導致部分產品無法享有關稅優惠。

分析家認為,印度國內的政治環境、產業保護主義傾向以及政策執行效率,都是不可忽視的風險。從中長期看,該協定對歐盟經濟的直接拉動行為或許有限,它更像是一顆為未來埋下的「制度種子」。面對全球需求波動和日益激烈的產業競爭,高度依賴出口的歐盟仍面臨挑戰。
貝萊德高層里克·里德爾(Rick Rieder)本是接替聯準會主席的熱門人選,但一份政治捐款記錄,可能讓他與這個職位失之交臂。
紀錄顯示,里德爾曾資助川普的政治對手和民主黨高層,卻從未給川普的競選活動捐過一分錢。這對極度看重下屬「忠誠度」的川普來說,無疑是個棘手的難題。
根據聯邦選舉委員會(FEC)的數據,里德爾的政治捐款歷史悠久且橫跨兩黨。
具體來看,他曾為尼基·黑利(Nikki Haley)的2024年總統競選活動捐款,在2020年資助過民主黨人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和科里·布克(Cory Booker),並在2016年支持過傑·布什(Jeb Bush)——這些人都是特朗普在不同時期的主要政治對手。
更關鍵的是,在2016年、2020年和2024年的三次美國大選中,川普的競選陣營從未收到過里德爾的任何資助。
FEC的記錄還顯示,里德爾的捐贈名單上包括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查克· Schumer(Chuck Schumer)和眾議院民主黨領袖哈基姆·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此外,他還資助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和保羅·瑞安(Paul Ryan)等早已被川普版共和黨邊緣化的建制派人物。
儘管里德爾的捐款策略覆蓋面廣,但以華爾街頂級金主的標準,其總規模並不算大。自2020年以來,他最大的一筆捐款是2023年12月向一個支持黑利的團體捐贈的15,825美元。
對於這些捐款事實,里德爾和貝萊德的代表都拒絕置評,但並未提出異議。
近幾週,里德爾競逐聯準會主席的勢頭依然強勁。他憑藉對聯準會的改革計畫和深厚的華爾街背景,給川普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而,他在政治捐款上的「站隊」問題,讓這條原本順暢的提名之路變得複雜起來。這凸顯出川普在尋找一位既符合專業要求、又具備政治忠誠度的候選人時所面臨的困境。
川普已多次公開強調,「忠誠」是他挑選聯準會掌門人的關鍵要素。
“他們在面試時總是挑我想听的說,一旦拿到工作,這六年的任期就像進了保險箱,”特朗普上週在達沃斯發表演講時抱怨道,“真讓人驚訝,一旦坐上那個位子,人就變了。這某種程度上就是背叛。”
白宮發言人庫什·德賽(Kush Desai)則回應稱,川普將在「合適的時機」宣佈人選,在此之前的任何報道都是「浪費時間」。
在目前的聯準會主席候選人短名單上,還有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哈塞特、現任聯準會理事沃勒以及前理事沃什。與里德爾相比,這些競爭對手的捐款記錄似乎「乾淨」得多。
• 凱文沃許(Kevin Warsh):自2003年以來僅有11筆捐款記錄。但他有一個強大的「加分項」:他的岳父羅納德·勞德(Ronald Lauder)是共和黨的超級金主,曾向支持川普的團體捐贈數百萬美元。
• 凱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自2001年以來僅有兩次捐款。
• 克里斯多福‧沃勒(Christopher Waller):沒有任何捐款紀錄。
當然,川普對候選人過往立場的態度並非一成不變。例如,現任財長貝森特也曾資助黑利,但他同時也是共和黨的長期大金主,並資助川普。然而,川普在人事任用上通常會設立嚴格的“純潔性測試”,常常否決那些曾與黨內挑戰者結盟的潛在人選。
對於大型金融機構的高階主管而言,同時向兩黨候選人捐款是常態,通常被視為一種商業對沖。
但對現任聯準會官員來說,政治捐款雖然不被法律禁止,卻極為罕見且高度敏感。 2016年,時任聯準會理事萊爾·布雷納德(Lael Brainard)因向希拉蕊·柯林頓捐款而引發巨大爭議,被批評損害了聯準會官員的政治獨立性。
不過,許多聯準會高層在加入央行前都有捐款紀錄。現任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曾向小布希、麥凱恩和羅姆尼捐款;負責監管的副主席邁克爾·巴爾(Michael Barr)則資助過歐巴馬和希拉蕊。
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的聯準會董事會成員中,只有去年由川普任命的史蒂芬·米蘭(Stephen Miran)是唯一一位曾向川普競選團隊捐款的成員,金額為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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