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抗通膨，哪些有效，哪些注定失敗？

經濟

摘要:

通膨捲土重來，貨幣政策失效？本文剖析通膨的深層原因，挑戰傳統認知，揭露財政與貨幣政策的複雜博弈，警惕政治穩定風險。

通膨現像不僅是一種貨幣現象，也涉及信仰、社會習慣和信任。政府往往難以抵抗選擇通膨的誘惑，即使最後以失敗告終。貨幣和財政安排可以相互獨立，但在實踐中卻常常陷入伯頓和泰勒般的相互依賴與衝突的循環中。這種循環會加劇社會中深層的不平等，害怕錯失機會而採取的行動常常威脅政治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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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要擺脫通膨可謂難上加難。儘管人們不願忍受通膨帶來的種種惡果，但也擔心抑制通膨的後果，政治領袖也是如此。就像身患多種疾病的病人一樣，正在經歷通膨的決策者們可能會選擇推遲根治疾病的手術：他們寧願在短期內忍受不作為的後果，也不願承受可能更痛苦的術後恢復，因為作為國家領導人可能會受到指責。

直到後疫情時代通膨加速上升，央行圈還普遍認為這些難題只存在於圖書館書架上佈滿灰塵的教科書裡，而不是在我們身邊。標準的觀點很簡單：只要有正確的機構和政策，通膨就沒有理由持續。的確，通膨有時會暫時偏離目標，例如全球金融危機前石油價格的上漲；但只要政策制定者的決策可信且透明，暫時的偏離就不會惡化。

家庭、公司和金融市場的參與者都明白，在通膨可能失控的局勢下，可靠的央行會提高政策利率，從而控制第二輪工資- 物價螺旋上漲。整體而言，升息的預期本身就足以平息通膨的擔憂，讓值得信任的央行能夠稍微調整官方利率。

曲線和理性

這個框架可以追溯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有關通膨的討論。那段時間，政策制定者認為他們找到了經濟學界的聖杯。許多經濟學教科書所推崇的菲利普曲線似乎表明，失業和通膨之間存在著一種可利用的權衡：減少失業就能換來更高的通膨（反之亦然）。

同時，凱因斯主義共識認為，財政政策是唯一有效的需求管理手段（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下，貨幣政策通常扮演輔助穩定匯率角色，只有在外匯存底不足時，利率政策才會暫時佔據主導地位）。

然而，從政策層面來說，菲利普曲線存在明顯的問題。菲利普曲線認為人們會被「愚弄」而接受高通膨——從而導致更低的「實際」薪酬——以換取更低的失業率。然而，如果通膨率長期維持在高位，這種新狀態很快就會反映到人們的預期中。

工人們開始要求「加上預期通膨率」的薪資上漲。經過多年的重複，任何試圖透過宏觀經濟政策刺激將失業率維持在所謂「自然」水平以下的嘗試，都只會加速通膨，無法長期降低失業率。從這個角度來看，長期的菲利普曲線是垂直的：所謂的「權衡」不過是統計數據的幻覺。

在1960年代後期，米爾頓·弗里德曼和埃德蒙·費爾普斯得出了相同的結論，與其說他們找到了衡量人們預期的方法，不如說擁抱了大衛·李嘉圖的先驗精神，正如金銀本位主義爭論那樣。他們認為政策制定者的主張是愚蠢的事前行為。為什麼有人會忽略通膨升高而真實薪資下降的可能性呢？在這種情況下，只要有機會，價格和工資都會上漲。這一觀點似乎比傳統的凱因斯主義更好地解釋了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災難，凱因斯主義透過實行各種形式的收入政策來限制通膨，但推動這一過程的顯然是社會中不同的權力中心，如公司和工會，而非不當的貨幣政策。

這又催生了由羅伯特·盧卡斯和托馬斯·薩金特領導的「理性預期」革命。他們認為，如果人們的行為正如弗里德曼和費爾普斯所描述的那樣，那麼世界就會以「前瞻性」的方式運作：今天發生的事情取決於人們認為明天會發生什麼。如果每個人對於經濟如何運作的看法都一致，那麼政策制定者所能實現的目標將受到嚴重限制：尤其是當公眾認為政策制定者將採取一項不可持續的政策時，他們會立刻調整預期，導致這項政策真的變得不可持續。

對於宏觀經濟學家來說，可能得出兩個結論：第一，悲觀的結論是，接受政策沒有顯著效果，讓經濟處於「隨機漫步」的狀態；第二，樂觀的結論是，從隨意的決策變成深思熟慮的政策規則，可能會帶來顯著的好處。

薩金特的大通膨

1982年，薩金特又邁出了重要的一步。由於對根除通膨所需成本的預測感到失望，他透過研究歷史案例指出，如果有可靠且充分被人理解的機構安排改革，就有可能以更低的代價實現低通膨率。在《四次大通膨的終結》中，薩金特發起了挑戰：

一種替代的「理性預期」觀點否認當前的通膨過程存在任何內在動力……人們之所以預期未來會有高通膨率，正是因為政府當前和預期的貨幣與財政政策證明了這些預期是合理的……實際上，是政府長期持續大幅赤字和高速創造貨幣的政策賦予了通膨率動力。

薩金特的焦點是20世紀20年代歐洲的四次大通膨：魏瑪共和國創傷，以及奧地利、匈牙利和波蘭的通膨經歷。他基於對每個國家詳細的量化評估，提出了一些關鍵論述。

第一，在這四個案例中，過度通膨與嚴重而持久的預算赤字有關。讓我們回到第三章的伯頓- 泰勒關係。

第二，由於深思熟慮且嚴厲的財政和貨幣措施，通膨很快就結束了。

第三，鑑於這些“措施”，國內和外匯市場的價格立刻實現穩定。

這些「魔法」措施是什麼？一是建立獨立的央行，有法定權力拒絕政府進行額外無抵押借貸的要求，（也就是說無法透過印鈔進行赤字融資）。二是讓政府財政走上永續的道路，任何借債最終都可以透過未來的稅收收入資助。實際上，薩金特意識到了伯頓和泰勒的問題，贊成透過一系列規則和禁止性規定來定義財政和貨幣政策的關係，認為這樣就能以相對無痛的方式對抗通膨。

對價格管制的需求重新出現

新冠疫情發生後，通膨迅速攀升，各方再次呼籲實施價格管制。最主要的理由是俄烏衝突後俄羅斯受到了製裁，普丁反擊，減少了向歐盟輸送管道天然氣。從2021年初到2022年末，天然氣的批發價格上漲了10倍，導致通膨率達到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準。另一個理由是，提高利率以應對供應衝擊而非貨幣因素所造成的物價上漲並無實質意義。這與中央銀行家的說法相符，即通膨上升是“暫時的”，與貨幣政策無關。

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的伊莎貝拉·韋伯和羅斯福研究所的托德·塔克支持價格管制。韋伯的論點基於這樣一種觀點，即公司正在利用供應短缺提高價格，從而增加利潤，這與二戰結束時的情況相似。她認為：“政府可以針對推動通膨的特定價格採取措施，而不是採取可能引發經濟衰退的緊縮政策。”

塔克也主張針對新冠疫情對供應鏈造成臨時短缺問題而實施「選擇性價格管制」的產品。他認為，在寡占和壟斷的市場環境下，即大多數企業是價格製定者而不是價格接受者時，政府有責任介入，為消費者提供更公平的結果。特別是在戰爭或封鎖等限制解除後，可能會出現各種供應中斷，貪婪的公司可能會趁機抬高價格，此時政府的干預尤其重要。

表面上看，這些主張都很有道理。畢竟，疫情結束後出現了無數的供應短缺。但更進一步來看，數據與政策主張並不完全一致。第一，在2000年前後，企業利潤在美國國內生產毛額中的比例呈現上升趨勢，但此後通膨率有所回落：顯然，定價權並非利潤成長的唯一因素。第二，即使在疫情發生後利潤大幅上升，但美國工業中利潤最高的領域恰恰是那些價格漲幅最小的領域，而非漲幅最大的領域。第三，如果價格漲幅最高的是家具、汽車貨車租賃、旅館和汽車旅館等領域，對通膨進行「精準」或「選擇性」控制並非易事。的確，在2021年和2022年，隨著通膨在美國蔓延，越來越無法實現所謂的「精準」控制，原因很簡單，政府最後幾乎需要控制所有領域。

這並不意味著價格管制從未發揮作用。正如休·羅科夫在《激進的措施：美國工資與價格管制史》一書中指出的，控制有時能緩解各項限制性宏觀政策所帶來的痛苦。然而，重要的是「沒有貨幣約束，控制就會失敗」。事實上，這也是韓戰期間控制措施有效，而越戰期間控制措施無效的原因之一（在韓戰期間，聯準會有權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而在越戰期間，出於某種原因，聯準會選擇不實施貨幣緊縮政策）。

此外，「實行全面控制的效果最佳。如果不控制關鍵領域的價格，需求就會轉向這些領域，導致價格大幅上漲並扭曲生產」。這表明，選擇性的價格管製成功的機率極低。總的來說，雖然「現代國家在面臨總需求巨大擴張的情況下有權控制價格……但這只有在嚴格管理經濟生活的情況下才能實現」。這種結果在戰時條件下或許可以接受，但在其他大多數情況下則不然，20世紀70年代中期，哈羅德·威爾遜政府在付出巨大代價後領悟了這個道理。

預期應有的作用

中央銀行家通常辯稱，只要通膨預期保持穩定，通膨就不太可能成為持久性的問題。不難理解為什麼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畢竟，弗里德曼和費爾普斯批判菲利普斯曲線時都把預期作為批判的中心論點，而盧卡斯和薩金特則認為正確的製度框架有助於錨定將來的通膨預期。此後，衡量通膨預期的指標層出不窮，從與指數掛鉤（通膨保護）的債券市場，到對企業、消費者和金融分析師的調查，尤其是許多職業經濟學家提出的正式預測。理論上，這些衡量方法都可以用來評估貨幣政策是否處於正確的軌道上。

然而，在實踐中，有些政策可能並未發揮應有的作用。以大多數預測經濟學家採用的標準方法為例，一旦得知央行的通膨目標和實現目標的時間範圍，他們就很可能會「預測」出一個接近這一目標的通膨率。這更像是一種假設而非真正的預測（雖然在形式上看似預測，但往往是基於信念，而非對現有數據的嚴謹分析）。影響通膨的因素眾多，但預測經濟學家常視而不見。

公平地說，在價格穩定的時期，這種策略確實非常有效，但過去的成功並不能保證未來的成功。儘管2021年的通膨動態變化是幾十年來前所未有的，但未來兩年的預測幾乎沒有變化：他們似乎更願意簡單地假設過去是未來的最佳指南，而不考慮新出現的通膨威脅。這其實重演了20世紀60年代末期遇到的問題。當時，即使實際通膨已經持續上升，一個初級經濟預測團體仍堅持美國通膨會「回歸平均值」。

通常情況下，即使了解人們的通膨預期，也無法預測這些預期將如何變化。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提出合理的理論來解釋宏觀經濟層面的預期是如何形成的。儘管預期從概念上來說十分重要，但在衡量通膨的最終走向時，它的作用卻十分有限。 20此外，典型的經濟模型中的預期很奇怪——它們與經濟現實相悖，有時甚至完全脫離實際——這表明經濟學界尚未完全掌握這一至關重要的主題。

當經驗法則改變

改變人們的經驗法則需要大費周章。首先我們並不知道法則是如何形成的，所以央行必須尋找人們對未來想法的預警訊號。但通膨預期不是正確的切入點。只有世界觀變化引起經驗法則改變時，預期才會隨之改變。例如，曼聯在與實力較弱的球隊比賽時多次輸掉比賽，加上股東和管理團隊的變更，人們對該球隊獲得超級聯賽冠軍的預期就改變了。

就央行而言，2021年後通膨意外大幅上升，央行並沒有立即採取大刀闊斧的改革措施來緩解物價壓力，人們對於央行保障長期價格穩定的經驗法則的看法也隨之改變。

這引發了一個關鍵問題。如果民眾逐漸產生懷疑，而央行未能及時察覺這種態度的轉變，認為公眾還是高度信任以往的貨幣政策，繼續沿用已經過時的經驗法則，在通膨上升時採取過於保守的貨幣緊縮措施；更糟糕的是，如果央行無法找到通膨上升的有力理由，只是將其視為過渡性、暫時性變化、疫情引發或經濟性的困境反映，而忽視了本新的經驗法則可能會變成“這些中央銀行家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就像曼聯球迷在老特拉福德球場上高喊的那樣：“如果你恨格雷澤家族，站起來！”

「政策規則」的框架至關重要。只有當民眾了解央行在不同情況下會採取什麼措施時，貨幣政策才能更有效。此外，公眾必須明白，貨幣政策框架不太可能被財政過度控制：人們也知道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之間存在類似伯頓和泰勒的關係，如果政策制定者採取完全相反的方向，顯然是不可行的。

貨幣當局必須控制財政當局；至少，貨幣政策必須主導財政政策。薩金特的惡性通膨之所以結束，正是因為預算赤字的貨幣融資結束了。如果情況顛倒，尤其是堅持量化寬鬆政策，都有可能破壞這條簡單的規則。

物價和工資控制在歷史上以及宏觀經濟政策中有其作用，但這種作用非常有限，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會限制和平時期享有的自由，這是大家所不能接受的。更重要的是，控制（如果有用）只能透過支持已經緊縮的貨幣政策來發揮作用，並不能取代央行採取的行動。

從理論上來說，預期的確重要，但人們對於預期形成的機制了解甚少。大多數人依賴經濟的經驗法則來生活，只是偶爾進行調整。然而，關鍵是一旦這些經驗法則發生變化，將徹底顛覆大眾對貨幣當局的看法。如果貨幣當局未能察覺公眾經驗法則的變化，那麼實現通膨目標的機率將大大降低。換句話說，那些對自己對抗通膨宣傳過於自信的央行，往往是最不稱職的。

在了解這些之後，我們該如何理解新冠疫情發生後通膨的再度上升？通貨膨脹的根源是什麼？我們該如何應對通膨？接下來，我們將檢視政策制定者在這個過程中的得與失。實際上，反通膨的宣傳極具吸引力。

來源：大勢看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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