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呼吸：美國暴力執法的死結

從“古德之死”到“普雷蒂之死”，不到三週，相距不到兩公里的地方，美國聯邦執法人員的槍聲再次響起。這片土地，也正是近六年前喬治·弗洛伊德發出「我無法呼吸」悲鳴的地方。五年多過去，暴力執法的陰影從未散去，反而讓整個社會陷入「漫長的窒息」。

美國的暴力執法問題並非孤立事件，而是種族歧視、貧富分化、槍枝氾濫和製度偏袒等頑疾交織下的惡果。在兩黨無止盡的政治攻擊中，這個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愈演愈烈。

這幅漫畫辛辣地諷刺了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的行為，描繪其執法人員將象徵美國核心價值的自由女神壓在身下，暗示自由、法治等理念正遭到暴力侵蝕。

「街頭屠殺」：暴力執法悲劇重演

1月25日，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居民冒著寒風，悼念被槍殺的重症監護室護士亞歷克斯·普雷蒂。朋友形容他「溫和、善良，富有同情心」。然而就在前一天，37歲的他倒在了聯邦執法人員的槍下。

美國國土安全部的官方說法是，普雷蒂當時持槍靠近執法人員，並“暴力抵抗”，後者被迫“防衛性開槍”。但目擊者影片很快就揭穿了這一說法：普雷蒂手中拿的是手機，沒有任何畫面顯示他持有武器。

2026年1月25日，民眾在加州舊金山為亞歷克斯普雷蒂舉行燭光悼念活動，抗議暴力執法。

這已是當地當月第二起致命執法事件。 1月7日，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人員開槍打死了美國公民蕾恩·妮科爾·古德。她的死亡地點，距離佛洛伊德遇害處僅約1.6公里。

接連的暴力事件點燃了民眾的怒火，他們痛斥這是「街頭屠殺」和「冷血處決」。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莉迪婭·波爾格林寫道：“在明尼阿波利斯，我看見一場內戰。”

ICE只是美國暴力執法的冰山一角。根據「警察暴力地圖」網站統計，2025年美國警察共造成1,314人死亡，全年只有6天沒有發生警方致死案件。伊利諾大學的研究也顯示，每年約有25萬人在執法中受傷，超過600人死亡。美國《大西洋》月刊評論認為，美國的執法文化已經崩潰，殘暴和非人性化的理念深植於許多執法部門。

歷史與社會：暴力執法的深層根源

美國的暴力執法根植於其歷史，並與種族歧視、貧富差距和槍支氾濫等問題交織，形成了一個「自我強化的惡性循環」。

美國的警察制度最早可追溯到18世紀南方追捕逃亡黑奴的“奴隸巡邏隊”，他們被授權使用暴力。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指出，美國現代法律體系深深植根於奴隸制。這種歷史原罪，讓執法體系從誕生起就帶有系統性的種族歧視。

2022年5月25日，佛洛伊德的家人參加其遇害兩週年紀念活動，他的死曾引發全美性的抗議浪潮。

時至今日，種族主義的幽靈仍舊盤旋。統計顯示，自2013年以來，黑人被警察殺害的機率是白人的2.8倍。儘管「佛洛伊德之死」曾掀起大規模抗議，但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顯示，五年多後，近九成受訪者認為警察與黑人的關係並未改善，甚至變得更糟。

貧富差距是另一個關鍵視角。研究表明，社區的貧困率與警察暴力致死率成正比，最貧困社區的致死率是最富裕社區的三倍多。這揭示暴力執法也是美國社會制度性不平等的直接體現。

此外，槍枝氾濫也加劇了暴力循環。美國民間槍枝保有量估計高達4億至5億支，超過了3.4億的總人口。德州大學教授麥可‧謝拉-阿雷瓦洛指出，在這種環境下，警察會假定任何執法對像都可能攜帶武器，這深刻影響了他們的訓練、心態和武力使用規則。

「豁免權」護體：為何追責如此之難？

儘管對暴力執法的投訴層出不窮，但受罰的執法人員卻寥寥無幾。美國司法體系為他們打造了一件堅固的免責「護身符」。

其中最核心的是「有限豁免權」原則。該原則規定，只要公職人員的行為不違反“一個理性人應該知曉的憲法和法規”，就可以免責。在司法實務中，這通常要求必須找到「情節完全一致的判例」才能判定執法者違法，導致追責極為困難。

這層「盾牌」讓許多有「黑歷史」的警察得以長期留在隊伍中，行為愈發肆無忌憚。例如，在「跪殺」弗洛伊德之前，警察德雷克·肖萬已收到至少17起投訴，但其中16起都以不了了之告終。

近期，川普政府甚至主張射殺古德的ICE執法人員應享有“絕對豁免權”，這意味著相關指控在進入調查階段前就會被駁回。布魯金斯學會警告，這將從根本上改變執法規範，帶來更深遠的負面影響。

同時，美國警察機關層級分散，聯邦、州、縣、地方各自為政，導致聯邦層級的問責體系形同虛設，連準確掌握不當執法資訊都十分困難。

黨爭的撕裂：改革為何寸步難行？

從“我無法呼吸”到“為古德伸張正義”，民眾的憤怒一次次爆發，但暴力執法問題始終無解，背後是一個深陷黨爭漩渦的美國。

在最近的兩起槍擊案後，兩黨立刻陷入了互相指責。共和黨陣營將受害者定性為“本土恐怖分子”，而民主黨則譴責執法者濫用暴力。隨著期中選舉臨近，雙方都急於利用這一議題攻擊對手、拉攏選民，而公共安全再次淪為政治算計的犧牲品。

這種對立加劇了社會的「情感極化」。川普政府推行強硬移民政策，質疑少數族裔的合法性；民主黨則為爭取選票，將執法機構描繪成種族壓迫工具。這種「雙向妖魔化」的敘事，激化了執法人員與民眾的矛盾。

更嚴重的是，愈演愈烈的黨爭讓執法體系改革陷入停滯。佛洛伊德案後，民主黨曾提出旨在加強問責的法案，但因兩黨在國會互相掣肘，法案至今未能通過。改革被黨爭綁架，暴力執法的亂像只能在惡性循環中不斷重演。

正如《時代》雜誌所寫：「美國已成為一個被黨爭仇恨撕裂的國家。」層出不窮的暴力執法和無休無止的政治爭鬥，正是美國制度缺陷與治理失靈的又一例證，不斷加深著民眾對未來的迷茫與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