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央行連續第二次會議降息，使指標利率降至3.00%，參與調查的38位經濟學家中只有四位預見了這一結果。韓國央行七位委員中五票贊成兩票反對。

韓國央行週四意外降息，並暗示繼續降息，因經濟成長乏力，決策者謹慎關注川普第二任期帶來的貿易風險。

韓國央行連續第二次會議降息，使指標利率降至3.00%，參與調查的38位經濟學家中只有四位預見了這一結果。韓國央行七位委員中五票贊成兩票反對。

行長李昌鏑表示，由於前總統川普的回歸給韓國依賴出口的經濟前景蒙上了陰影，三位委員對未來三個月進一步放寬政策持開放態度。 “與主要國家的出口競爭似乎在加劇，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川普勝選後未來的貿易環境存在不確定性。”

週四的降息是自2009年初以來首次連續降息，在通膨壓力似乎已得到控制的情況下，政策制定者希望重振經濟成長。韓國面臨關稅提高的風險，而其最大的貿易夥伴亞洲大國可能面臨高達60%的關稅。

2023年，韓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達到了創紀錄的444億美元，超過其他任何一個貿易夥伴。對尹錫悅政府來說，川普的當選也加劇了保護關鍵成長引擎的迫切性，其中就包括本土晶片產業。韓國政府週三宣布了加強對本土晶片產業的支援計畫。

新韓證券分析師Ahn Jae-kyun表示：「雖然有兩名委員反對降息，但有三位委員對近期降息持開放態度，這意味著李昌鏑實際暗示未來將繼續降息，尤其是他在一定程度上強調了支持經濟成長。

由於民間消費復甦放緩和出口停滯，韓國第三季經濟僅成長0.1%，逆轉前季萎縮態勢，勉強避開了技術性衰退。當地媒體上週報道，韓國政府正考慮明年初制定追加預算，以因應消費支出下滑和經濟成長放緩的問題。

當被問及該央行是否已準備好應對韓元進一步下行壓力時，李昌鏑表示，他將與政府合作，在必要時穩定外匯市場。韓元是今年亞洲表現最差的貨幣。

韓國央行下調了今年經濟成長和通膨的預測，將2024年的成長預測從先前的2.4%下調至2.2%，將明年的經濟成長預測下調至1.9%，低於先前預測的2.1%。韓國央行現在認為今年的通膨率為2.3%，低於先前預測的2.5%。

來源: 中國金融資訊網

川普在經濟政策上組建了一個可以被稱為「對手隊伍」的團隊。但當談到川普議程的關鍵部分——關稅時，投資者應該關注川普本人。

首先，讓我們來回顧一下川普經濟團隊的候選人名單：對沖基金經理人貝森特（Scott Bessent）被提名為財政部長，儘管馬斯克為Cantor Fitzgerald執行長·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進行了遊說，但貝森特還是得到了這個職位，盧特尼克被選為商務部部長。據報道，在財政部的職位上發生了激烈的爭鬥。

Pangaea Policy創始人特里·海恩斯（Terry Haines）在最近的一份報告中寫道：「川普團隊在經濟政策上是『對手團隊』的說法幾乎名副其實：貝森特與盧特尼克之間的強烈對立現在已被公開報道。

川普也選擇了格里爾（Jamieson Greer）擔任美國貿易代表，並任命哈塞特（Kevin Hassett）為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為貿易談判和延長減稅計劃安排了關鍵職位。

這些人選對關稅的看法各不相同，但有一點是非常明確的——川普正在推進徵收關稅的提議，儘管內閣的一名關鍵人選貝森特最近在10月份表示，川普提議的增加關稅是可協商的。他後來在福克斯新聞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更有力的增加關稅的理由。

Beacon Policy Advisors在周三的一份報告中寫道：「雖然貝森特被提名讓市場得到安慰，但他對川普的關稅計劃幾乎沒有控制權。盧特尼克將會有更大的影響力，但考慮到他們兩人被選中的部分原因是川普認為如果出現分歧，盧特尼克和貝森特二人不會阻礙他的決定，這意味著在關稅等問題上，川普將擁有最終決定權。

與此同時，格里爾和哈塞特被提名向投資者發出了一個信號，即川普並沒有緩和他在關稅問題上的強硬立場。

Veda Partners的亨麗埃塔·特雷茲（Henrietta Treyz）在周三的一份報告中寫道，格里爾“支持川普在第一任期內和競選期間提議的關稅和保護主義貿易政策” 。她也指出，哈塞特是川普關稅和貿易策略的支持者。

當被要求就川普的經濟團隊發表評論時，川普-萬斯過渡團隊發言人卡洛琳·萊維特（Karoline Leavitt）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美國人民以壓倒性的多數重新選擇了川普，這給了他履行競選承諾的授權，他的內閣人選反映了他的'美國優先'原則。

除了貿易和宏觀經濟政策外，川普還提名眾議員洛麗·查韋斯-德雷默（Lori Chavez-DeRemer）為勞工部長，查維斯-德雷默得到了像AFL-CIO這樣的主要工會的歡迎。

AFL-CIO強調，雖然該組織主席指出了查維斯-德雷默在國會中的“親勞工記錄”，但工會對於她在川普政府下能取得什麼成就持觀望態度。

來源: 金十數據

站在相似的起跑線上——幾乎同時進入現代化，大約同期對外開放，都擁有豐富的人口資源禀賦，甚至連對外開放時的GDP總量都旗鼓相當，但在不到半個世紀後，中國經濟體的規模已經是後者的近五倍（18兆美元vs3.7兆美元）。

在全球化分工中，兩國也扮演了截然不同的角色：中國崛起為製造業大國和「全球工廠」；而印度在服務業取得了顯著成就，尤其是在軟體服務和資訊科技領域，成長為「世界辦公室」、全球最大的資訊產業外包提供國之一。

是什麼導致了這種分野？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傳統是重要原因之一，例如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西莫格魯就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裡分析，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度更容易實現經濟政策的集中實施，例如工業化和基礎設施建設，而印度的民主制度在資源分配和改革執行上更加冗長；也有學者指向文化因素，認為中國「家國一體」的概念讓政府與民眾合作推動了經濟發展，相比之下，印度的多元文化和宗教分化，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經濟政策的統一性。

上個月剛發表的一項研究另闢蹊徑，為此找到了一個新的解釋——從現代化初始，教育路徑的不同選擇。儘管先前學者早就認識到人力資本差異對經濟的深遠影響，但巴黎經濟學院的世界不平等實驗室的Nitin Kumar Bharti和Li Yang關注的不只是短期和動態的人口紅利的變化，而是聚焦於兩國從1900年到2020年長達120年的教育體系的歷史演變，從研究數據、教育文書和統計年鑑中解構兩國人力資本變化，及其對兩國經濟道路分野的影響。

在這項論文中，他們總結了中印教育路線的三個主要不同點。首先，中國採取的是「由下而上」的路徑，優先普及基礎教育。教育資源最早是集中在小學教育階段，到了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重心轉移到了中等教育；從這之後到現在，高等精英教育獲得了更多關注。

印度則正好相反，更關注高等教育和菁英教育，教育普及是「自上而下」的過程。延續了殖民時期的傳統，印度的教育資源主要集中在中學和高等教育上，直到1990年才“後知後覺”，開始大力普及小學教育，2009年才開始實施義務教育，相比中國晚了近25年。

（資料來源：The Making of China and India in 21st Century:Long-Ru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from 1900 to 2020，by Nitin Kumar Bharti and Li Yang。製作：介面新聞/髕桂花）·

由此帶來的結果是，中國的文盲率從建國初期的80%多快速下降，到1988年達到22%，然後到2018年左右降到了5%；而印度文盲率雖也在下降，但到了2018年時仍高達29%，其中女性文盲率尤其高，達到了38%。

兩國對教育「質」與「量」的權衡也採取了正好相反的做法。中國直到入學率超過70%以後才開始提高師生比，並在1980年開始增加教師相對收入；印度則採取了不同的策略，透過增加教師薪資和創建示範學校的做法來提升教學質量，直到1990年後才改變立場，將目光更多放在了提高入學率上。

兩國教育路徑中更大的差異在於學科選擇的差異。在中國的高等教育體系中，工程學、電腦科學、材料科學和相關技術領域長期佔據主導地位，據統計，高等學校中近半所學生主修這類專業；相較之下，文學、歷史、哲學等文科類專業在中國高等教育中相對受到了忽視，而近年來這種分化尤為凸顯。但在印度，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法律和政治學，以及商科，如工商管理、會計學，在高等教育中佔據顯著比例，選擇這類文科的學生佔比達到了60%。

另外中國的教育體係也比印度更為多元，職校生在中等和高等教育階段佔比達到四分之一，而印度只有約2%。

(來源：The Making of China and India in 21st Century: Long-Ru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from 1900 to 2020，by Nitin Kumar Bharti and Li Yang。其中社會學科包括人文、法律和商業。)

作者稱，印度選擇「自上而下」的路徑、偏重質而非量以及更重文科的做法，可能跟英國殖民時期讓教育服務於精英和公共管理的歷史傳統有關。

中國的低文盲率、高入學率、發達的職業教育，以及工科佔優的高等教育，都為製造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高品質的人力資本；而文科教育和發達的資訊產業（以及該論文中未提及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對英語的重視），則讓印度成了國際服務業尤其是軟體和外包產業最有競爭力的玩家之一。

這些教育體系的差異，又如何影響了兩國的經濟發展路徑？作者認為教育體系的差異從三方面導致印度的經濟發展速度落後於中國。第一，極低的勞動參與率，尤其是女性勞動參與率。 2018年，印度20-60歲成年人中不工作的比例高達40%；而同期中國為23%。這部分可以歸咎於基礎教育不足、文盲率高企，因為通常來說，接受教育的年限越多，不工作的比例就越低，但在印度，哪怕是在高學歷女性群體中，工作的比例也很低。第二，基礎教育發展緩慢，掣肘了印度從農業轉型為製造業和服務業的進程，因為大量人口因沒有教育而只能被困在生產效率更低的農業。不僅如此，在農業、製造業各領域，中國的勞動力所接受的教育程度平均而言都要高於印度。

1980年代兩國相繼實施對外開放，進一步放大了這三大效應。彼時，年齡大於20歲的成年人中印度有60%是文盲，而中國比例只有22%。教育不平等也加劇了印度的城鄉和貧富差距，論文數據顯示，該國約25%的薪資不平等源自於教育的不平等，相較之下，中國該比例只有2%-12%。

「中國勞動參與率更高、更多勞動力聚集在更有生產力的部門，更高水準的教育，也因此，並不奇怪1980年代以後中國經濟表現更好。」作者寫到。

當然，印度的精英和服務業導向的教育發展模式也並非全無優點。大量科技和管理人才從印度理工學院等精英學府畢業，在矽谷和全球科技公司擔任要職，成了印度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那有沒有可能因為兩國不同的經濟發展類型──前者更關注商品，後者關注服務──促使兩國策略性地調整了他們的人力資本發展模式？作者認為不太可能。因為兩國這種教育理念的差異在1980年以前就已經存在。 1960年左右，中國的畢業生中35%專攻工程專業，而同期印度，人文和社科領域佔比達60%，工程專業的畢業生比例不到5%。

長期以來，經濟學界一直在討論教育如何影響經濟發展。一個共識是，對科技和工程領域的高等教育的重視可以支撐經濟成長，例如有研究顯示，一國在工科領域的畢業生佔比高，經濟成長會更快；相反，法學院畢業生佔比高可能拖累經濟成長速度。

然而在經濟的不同發展階段可能需要適應不同的教育體系，而對此，經濟學家尚未達成一致。一些研究表明，當一個國家更接近技術前沿時，普通教育更能促進成長；相反，當國家遠離生產力前沿時，職業教育被認為更能促進成長。也就是說，在一個國家的早期發展階段，「自下而上」的教育擴張，結合強大的職業教育體系，可能更能促進成長。然而，作者指出，也有研究顯示增加高等教育比擴大中小學教育對成長的影響更大。

龐大的人口規模都曾為兩國都帶來了人口紅利，尤其是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大量受過教育的人才湧向勞動力市場，在短短幾十年時間裡將中國變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工廠」。

但近年來中國人口老化加劇、新生人口數量下降，以及，伴隨經濟從高速發展轉向高品質發展，中國開始面臨薪資上漲、生產力提升緩慢和產業升級困難等挑戰，人口紅利也已成為過去式；更重要的是，中國也面臨著從投資驅動型經濟向消費驅動型的艱難轉型，在這個過程中，製造業升級的同時推動服務業的發展至關重要。

過去幾十年的教育取得了非凡成果，但眼下也面臨著諸多挑戰，無論是職業教育與產業需求的脫節，還是教育的日益內捲以及教育回報率的降低，以及產業升級背景下應試教育體系創新需求的未達等等，教育的改革還需提上日程。

來源: 界面新聞

【技術分析】

歐日天圖，昨天行情收出一根陰線但下影線較長，雖然跌破低點支撐但幅度卻不大，跟其他日系差盤的波動不成正比，後市或有補跌的可能，日內密切注意再度出現的合理空頭形態。

歐日4小時圖，行情大幅震盪調整後從高位一路下跌走弱，跌破159.95一帶支撐後目前進行了回測壓製作用，目前的市場流向和運行仍然保持利空發展，後市憑藉壓製作用關注遇阻走弱的可能。

【交易思路】

【風險提示】

【要聞速覽】

【要聞詳情】

【今日關注】

圖：法國內生成長動能持續減弱，過去八年國內公共債務加速攀升。圖為汽車製造商斯特蘭蒂斯的員工，為e-GMP電動引擎進行組裝。

經濟成長的內部挑戰

經濟成長的外部風險

國策宜重新回歸多邊主義

來源：大公報